社会学批评方法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概念，有着其特定的理论内涵。其特定性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其理论内核，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历史状况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物质的经济的分析是一切社会历史问题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故而经济基础对于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决定的作用。于是导引出四个理论逻辑链： 其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需从研究社会经济状况入手，需从社会的大环境、作家家族与作家的生存状况入手，由社会之外到文学作品之内。其二，由每个人经济状况的差异而使人群分为阶级和等级，所以文学必然反映阶级间的斗争。既然文学反映阶级间斗争，那么文学分析，特别是人物关系分析便演化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其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的本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以文学的分析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文学作品中寻找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其四，正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故而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便成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尺度。于是文学的功能便成为只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这样一来，经济的、政治的、群体的、道德的评判将文学的、个体的、情感的、审美的评判排挤到次要的乃至边缘的地位，文学的独立性也因之而弱化了。
早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传入中国。但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则较晚，直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出版的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方开始运用“阶级意识”的字样，到1944年2月，在《新认识》第八卷五、六期合刊上刊载的《红楼梦与中国经济》（署名王增宝、高祥樟、李明璐、劳瑞新、李国梁、邓树坪等六人），可以说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研究《红楼梦》的一篇力作。这两篇文章有一共同特点：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都是部分地接受，部分地否定。即只承认在经济上的阶级划分，却不承认在中国有阶级斗争。李辰冬说：“这里‘阶级’二字，只在示明由经济关系而产生的某一时代或某一社会集团而言，绝无其他意义。现在一般人提到‘阶级意识’时，往往联想到阶级斗争，在我看来，阶级斗争绝非历史演变的条件，且在我国既无阶级斗争之可能，也无实行此斗争之必要。”而后一文观点则与李长之如出一口：“我们有阶级，而没有斗争”，并将这一理由讲得更具体了。但是这两篇文章毕竟用了阶级分析的眼光，毕竟由经济基础来观察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察《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的渗透，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开始登上红学研究的舞台。
《红楼梦与中国经济》一文两万余言，共分五部分： （一） 楔子——从一部文学巨著看一个中国社会； （二） 18世纪的中国——《红楼梦》时代； （三） 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红楼梦》时代”的社会经济； （四） 王熙凤与贾探春——两个理财家； （五） 从贾太君到刘姥姥——《红楼梦》时代的社会阶级。仅从这五个小题目，就可以看出此文的特点是学术思维方向发生了大的变化： 由内到外，从文本到社会，即由《红楼梦》中的情节看它所反映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而对中国社会的说明则着眼于社会经济状况。该文是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开端之作。文章的论者明确地表示：“从一部文学巨著中的写作年代，作者的时代意识，与观念形态等等线索的根据来推测某一个时代里的社会实况： 有时反比某些主观的历史家所说的来得实在。”“以我们在经济的观点上说，《红楼梦》不只是中国一部光辉的文学遗产，而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某一社会经济的实录——它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证据，使我们在今天能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有较深切与充分的了解。”
正是从这样的认知出发，文章提出了《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庭日常生活的缩影：“作者在他的著作里，介绍给读者们一个大家庭的兴盛和没落，在这家庭里一切繁琐复杂的事件，事实上就是当时（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国社会上每个同样家庭所日常发生的缩影。……同时还告诉给读者们这样的家之所以衰败的原因。”正因为如此，《红楼梦》这部书便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社会小说：“透过艺术的造型，《红楼梦》实含有无限深长的社会意义，这意义与它的文学价值同时存在。”
文章对《红楼梦》里所描写的经济情况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分析，并对其中人物的阶级等级及其思想也做了初步的划分，这种眼光与分析的周详是以往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里所从未有过的。于是人们从书中人物的言行中，从那些感人的故事里，发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另一世界——经济生活的世界，发现了它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不过该文有两个致命的毛病： 一是经济分析方法对被研究对象的文学性的侵蚀。《红楼梦》作者一把辛酸泪浇灌成的语言情窟，被分析家剥蚀成干瘪瘪的经济术语。这种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说明是以牺牲对文学的感受体悟为重大代价的。二是只承认阶级，而否定有阶级斗争，同样存在着理论上的逻辑错误。中国建立于封建家族血缘关系之上的受等级制度制约着的阶级关系与西方建立于工业生产关系之上的阶级关系存着差异性不假，但同样有共性也不假。关于这一点到20世纪60年代后，虽得以补充纠正，但又走向了另一极端。这两个致命的毛病给《红楼梦》研究带来了不可否定的副作用。
另外，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可算是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这篇文章的写作主旨很明确，就是要发掘《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及其巨大的历史意义。“我们从《红楼梦》里面，同样看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它的发展脉络；从这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原载1995年1月9日《人民日报》，见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那么，《红楼梦》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呢？那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萌芽的时期。”《红楼梦》“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通过贾宝玉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新兴市民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生活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表现了新兴市民的反封建意识。“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处处痛骂封建道德、功名、利禄和等级制度，痛骂那些虚伪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痛骂那些凌辱别人的个性自由的残暴行为。”同上书，第390页。这与其说是在研究文学，不如说是在研究社会历史，只不过是以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素材为依据罢了；与其说是在研究社会历史，不如说是借用文学中的故事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社会发展状况的流行的理论观点而已。
用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反映社会生活广度和深度的价值尺度评论《红楼梦》的代表作，当是李希凡、蓝翎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该文是继《红楼梦与中国经济》之后有意识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评论《红楼梦》的一篇力作。该文用当时流行的文学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与《红楼梦简论》一文中所表现的非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与批评方法，并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文阐述了如下观点： 像巴尔扎克“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一样，曹雪芹也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俞平伯赞扬《红楼梦》所具有的“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风格，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企图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定其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红楼梦》不是‘色’、‘空’观念的具体化，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宝钗、黛玉是两个对立的形象，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是对现实主义人物创造原则的歪曲；俞平伯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源本于《西厢记》”，“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而从俞平伯的实际分析里，我们只能得出《红楼梦》的作者是个抄袭家的结论；俞平伯继承、发展了旧红学家考证的方法，并将其用到了艺术形象的分析上来，结果“在反现实主义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客观地讲，该文代表了那个时期用现实主义理论评论《红楼梦》的较高水平，其中一些观点，如关于《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钗黛对立论、宝黛叛逆说等直接影响了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红楼梦》评论。不可否认，这篇文章也表现出论者在理论上的稚嫩与分析简单化毛病譬如： 文章中说：“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按照这种推理，就是写色空观念的作品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红楼梦》写了色空观念，《红楼梦》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除非这样解释： 色空观念是不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不是来自于生活。若不然写了它，怎么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了呢？然而事实上，色空观念正是来自于生活，正是人的真实的思想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在人们的现实生活普遍地存在着，文学作品反映这种观念，怎么就成了反现实主义的了呢？这在逻辑上和理论上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论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狭隘浮浅的理解造成的。至于分析的简单化的毛病也绝非仅一处。譬如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列举《红楼梦》直接引用《西厢记》的几个明显的例子，接下来又举出了脂批中点明《红楼梦》的有些境界描写有化用《西厢记》的地方。如第二十五回，宝玉隔花见龄官画字的场景，脂砚斋批道：“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俞平伯说：“《红楼》源本《西厢》。”这句话中的“源本”二字的意思，不过是说典故或诗句源于《西厢记》，是说出处的意思。而李、蓝的文章却批驳说：“现实主义作品，它源于现实，而绝不是源于某一作品，否则，就无从称它为现实主义作品。”这至少是对被批评的对象没有认真地搞清楚人家的意思，就想当然地批评了。，体现出机械的历史唯物论在评论小说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核心论的社会学批评天生的弱点，故而有些结论（比如说俞平伯是继承了旧红学考证的方法、钗黛对立论、封建主义与反封建主义、阶级对立论等）是难以立足的。但是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篇充满理论与思辨色彩的视角新颖的社会学批评的文章，且出于两位在当时还是青年学者之手，它对于提高当时红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与思辨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一场学术争论便转变为政治性事件。在学术界自上而下地形成了批判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方法与思想的运动，更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晶便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四本《红楼梦问题讨论集》。收在讨论集中的文章，其所运用的理论、概念大概不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民性与反人民性”、“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范围。胡适与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统统受到批判而被推翻，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譬如考据的方法也被涂上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受到极大冲击。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同时，研究的范围也较胡、俞等扩展了许多，特别是涉及不少《红楼梦》的艺术领域，加深了人们对《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理解。
1956年以后，《红楼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已逐渐淡化，出现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力作，如茅盾《关于曹雪芹》见《文艺报》1963年第12期。该文的价值在于其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分析。，刘大杰《红楼梦引论》见刘大杰著《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版。该文价值在于他对《红楼梦》所以写得成功的原因的分析。，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的主题》原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该文立意在于强调其反封建主义的主题思想。，郭豫适《论红楼梦思想倾向性问题》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该文提出两个主要观点： 对《红楼梦》社会背景的分析不能代替对《红楼梦》本身的分析，《红楼梦》一书所写主要矛盾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曹雪芹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作家，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原来阶级的影响。等。其中尤以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原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最为全面、新颖而深刻，可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红楼梦》的一篇代表作。而章培恒的《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原载《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更是看到了被人们忽略掉的《红楼梦》中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侧面，可谓当时反封建主义声浪中的异响。
何其芳的8万多字的文章（以下简称何文）思想视域开阔，以少见的气魄和胆识、诗人的灵感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对《红楼梦》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时议的极有价值和影响的见解。其中最为有价值的是对人类共性的认同，即对阶级论的大胆超越。何文在认定该书批判整个封建社会的同时，又认为书中“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的合理的幸福生活的梦想”。并进而提出典型性并非阶级的典型，而是具有世界的概括性，具有生活中的“共名”。典型也不能仅概括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更不能说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问题。他在分析贾宝玉形象时说：“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这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因此虽然他的时代和阶级都已经过去了，贾宝玉这个‘共名’却仍然在生活中存在着。世界上有些概括性很高的典型是这样的，它们的某些特点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他批评在不久前《红楼梦》问题讨论中十分流行的对典型的公式化简单化——阶级性、政治性等共性的强调，认为典型的分析，更应强调个性的差异见何其芳《论红楼梦》第四节。原文道：“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这样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公式在不久以前的《红楼梦》问题讨论中十分流行。许多论文都重复地引用这些公式。……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有阶级性的……然而，任何一个人都决不是抽象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的化身。”。认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并不仅是阶级的原因，“同一的阶级，同一的家庭环境，甚至是一母所生，而性格上仍可以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学术的胆识在当时阶级论成为指导思想的时代可谓石破惊天。正因如此，该文提出了许多直到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的卓见。如写宝玉与黛玉的恋爱，既细致、动人地写出了“儿女之真情”，而这种真情又没有超出封建社会的恋爱特点——曲折、痛苦的表达方式与缺乏冲破礼教的大胆： 同时他们的悲剧，“提出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主的要求，提出了以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为基础的爱情原则。”何文不赞成过分强调钗、黛的对立，在人们最敏感的玉、钗的结合上，何其芳认为不应视为宝钗用心计一意争夺宝玉的结果。因为它“既不符合书中的描写，又缩小了这个人物的意义”。花袭人之所以同宝钗一样让人感到讨厌，并非她的奸险，而是由于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封建思想。这种认识解决了人们心中一个普遍的疑虑： 如果在曹雪芹的心里，宝钗、袭人等人品都是阴险的，是与黛玉、晴雯相对立的一类人，那么他为什么将她们一并归入他所喜爱的“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的“女子”中呢？何其芳的上述说法，聊可解当时人们心中之惑。何文对于《红楼梦》在结构、人物塑造、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分析，也较之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的分析更加细致和深刻，更富于说服力。何文还批判了在《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对曹雪芹的“色空”、“梦幻”观念或过分强调或完全否定的两种偏向。作者认为那些安置于书的首尾或穿插于书中的所谓体现“色”、“空”的人物情节，多数是为了结构上的需要，或出于一种表现手法，或为游戏之笔墨，而非作者的主导思想。该文还批判了盛行于当时的“市民”说和“农民”说的不切实际和狭隘性，以及用名人的话来代替自己思考的教条主义的恶劣风气。
何文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红楼梦》的方法，既不是那种为了说明理论从文本中抽取所需加以举例的理论评论方法，也不是单纯的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为目的的形象赏析派的方法，而是将理论把握与人物形象分析结合起来，从分析主要人物与系列人物形象入手，由此抽象、概括出文本更完整系统的思想意蕴。这是自文本分析派中分化出来的又一种新方法——形象论析派。这种方法是从人物形象分析入手，然最终目的却是为寻找作者在整部书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倾向，进而把握全书的文化精神。以后许多论文都采用了这一方法。我们将在第七章《形象分析派的视角和方法》中，对此作专门的论述。
章培恒的《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一文所采用的也是这种形象论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论证的逻辑是《红楼梦》揭示了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没落，同时它所塑造的主要人物性格也都打着贵族阶级的烙印，宝玉、黛玉是如此，探春、宝钗、王熙凤更是如此，所以对她们的进步意义不能估价过高。这一逻辑论证指向了人们不大注意的《红楼梦》不足的一面——其所流露出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文化局限。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红楼梦》的研究却依然红火，然而文革期间的《红楼梦》研究已经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革结束后，《红楼梦》研究恢复了往昔的繁荣，各种理论也应运而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却因其本身的局限而受到冷落。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社会学批评方法，成为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
社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有其存在的价值和自身的不足。在中国近代《红楼梦》研究中，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又经常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有意或无意地带上了政治色彩。许多学者自觉地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及其在描写生活、塑造人物方面的艺术成就，作了比较细致深入的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泛政治化倾向的影响，许多研究暴露出简单化、粗暴化的弊端，迷失了对《红楼梦》文学的把握。这一方面与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缺陷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往往没有正确地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度占据了中国学术研究，也包括《红楼梦》研究的主导地位，随着西方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引进，人们对日趋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了一番清算，乃至完全抛弃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也否定了。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在倒脏水的时候，把洗澡的婴儿也泼掉了。社会学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不等同于政治批判。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失去其生命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被某些学者运用于学术研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第九章《文学和社会》，主要讲的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首先，有研究作家与文学这一职业和实践的社会学，即研究文学生产的经济基础，作家的社会出身和地位及其社会意识和整个问题。接着还有文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含义和社会目的问题。最后还有读者和文学的实际社会影响等问题。……总之，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 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他们还特地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因为上面所引的而完全否定经济学观点对文学研究的意义。马克思本人虽然偶尔也作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判断，但一般说来，他却敏锐地感受到了文学与社会之间那种迂回曲折的关系。”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108页。事实上，在新时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绝迹，而是有新的发展，以接受美学的理论去阐述一部作品的传播史和接受史、用经济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的经济分析法，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分支。
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兴衰沉浮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多元的，任何一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其价值和局限，都不能取代别的理论和方法而一统天下；学术研究应该保持其独立性，不能依附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功利性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