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知画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地方来的。这个地方弥漫着与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气息和味道。天地间流动的风，轻携草木、花朵，还有纸砚，以及笔墨的呼吸，掠过瓦片屋顶旧砖的墙，拂拭灰黑的木地板，沿着一汪水池回旋。
画家每天在画室前，坐着时，大半是品茗。画家微眯着眼，不知道他的心思是在风中，还是在茶里。
站起来时，画家就是画画。画家的画很多人看不懂，有人说是水墨山水画，典型的中国风格；有人说，中国画怎么使用颜料呢？应该是油画，有西方的技法，是西方的画。
画家画画的时候不说话，他时而用手笔蘸着笔墨描几笔，时而用排笔调着颜料点几下。画家在画完了之后，爱说一句话：怎么好怎么画。
画家的画室，准确地说，是一幢小别墅，建在离城市五六公里远的一座山上。山是土山，除了不知名的花草，还有荔枝树和龙眼树。
这里原叫“水果山庄”，牌子钉在山口一棵一人合抱大的龙眼树上，钉牌者是个有钱的暴发户，听说承包公路工程，赚了大钱，把这座山承包了下来，说要在这里修身养性。
他在山上大兴土木，把几棵特别大的龙眼树和荔枝树用水泥围了起来，又沿山腰铺了一圈水泥，搭了一排简易棚，添置了很多桌椅。
不久，“水果山庄”冒起了烟，有了划令猜码声，各式各样的车辆神神秘秘地来，醉醺醺地走。
又不久，山上的林子里有了蒙古包，说是“爱情驿站”，招了几十个女的，侍候客人住在里面，说是“促进生态旅游”。
后来，有人举报“水果山庄”提供色情服务，老板不待公安人员公布处理决定，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画家来的时候，把那些水泥地、蒙古包和棚盖全拆了，搬了一些木头、砖瓦、竹片来，叮叮当当几天，搭了一幢小别墅。画家给它题名“自然斋”。
2
白鹭飞来时，画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白鹭站在树枝上，画家把他们当成一幅画。
白鹭振翅飞起，树枝摇动，摇动了画家的心。
画家放下茶杯，从藤椅上慢慢站起来，他的脑海和目光随着“一行白鹭上青天”。
白鹭有点弯曲的脖子，和浑身雪白的羽毛，在画家的心湖撩拨起层层涟漪，以后，又有一些飞翔的意象飞进画家的瞳仁。
画家目不暇接，他持笔的手久久放不到纸面，他分不清他们的种类，他把他们统统称为“鸟”。
画家开始用他的情怀去看待那些鸟。那些鸟，有的飞得高，有的飞得低；有的扑棱着，有的站立着；有的在树枝上，有的在水边；有的啾啾叫，有的叫唧唧；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沉有的飘，但山上看不出“满”，只品得出“和”。
画家想：那些鸟呵，是我的朋友。
风，时缓时急；树，时摇时静，花草也仿佛有了精神，水也是活泛不已。
画家觉得血液流得更顺畅了，他在夜里睡得很香，白天呢，很想画画。他仍是毛笔和排笔一起用，水墨和颜料互相渗透。
画家的纸上从此多了一些鸟，什么鸟都有。有人问：那是什么鸟？画家说：我也不知道，山上的呢。
那些人左看右看，先是摇摇头说：有些鸟不认得；接着点点头说：画得真好，把鸟儿画得像要从纸上飞下来。
画家很高兴，把画一张张地小心地卷起来，然后，带那些人去看鸟。
那些人与画家是朋友，朋友们在画家面前很随意。朋友们来自各行各业，画家与他们很谈得来。
朋友们很爱画家的画，他们都想得到画家的画。朋友们得到画家的画后，有的不给钱，有的给钱，有的给得多，有的给得少，画家从不说什么，好像那些画不是他画的，好像他不是一个画画的。
偶尔，画家会说：你们喜欢我的画，就够了。
朋友们说，你的画真的画得很好。
画家笑笑：不说画了，不说画了，大家去看鸟。
3
画家实在太喜欢那些鸟了。
朋友们看出来了，纷纷说：你那么喜欢鸟，不能让他们跑了。
画家说：是啊是啊，我真的要好好对待他们，我要把他们留住啊。
画家没怎么想，他从城里的花鸟市场，买来一些虫子呀蚯蚓呀之类的，倒在草地上、水池边和小别墅的周围。他要那些鸟来吃。
鸟儿原来是分散的，画家以前好像没有感到他们是如何觅食的，只是感到了他们的存在，又好像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现在，画家的眼里全变了，画家看到鸟们都是在吃食，除了吃食，就是摇头晃脑地梳理羽毛。梳理完了羽毛，歇一会儿，鸟们继续吃食。
画家看到那些鸟越来越集中，各种各样的鸟，都是同一种动作。在画家心里，那些鸟很模糊，他们像斯皮尔伯格大片中复制的外星人，全是一副模样。他们用一律的嘴，牵引着脚，一步一步，不由自主地朝食物靠拢。
鸟离画家越来越近，画家知道，是他撒下的食物离自己太近。
画家把食物撒得远点，鸟们也离画家远点。
画家为能控制鸟们而开心不已。他觉得那些鸟们真是可爱极了。
画家没有觉得每周开车进一次城，为鸟买食物有什么不好，就像他认为鸟们每天来吃他撒下的食物没有什么不对一样。
山上飞来的鸟越来越多了，画家更加快乐，他手中的食物撒呀撒，他觉得心情就像那些鸟儿一样飞起来了。
画家跑城里的次数更多了，由原来的每周一次，改成了一周两次、一周三次，有时一周四五次，最后，一天一次。城里花鸟市场的老板问他：你养了那么多鸟呀？
画家说：是啊，我恨不得世界上所有的鸟都是我养的。
画家继续买，那些鸟吃得多香啊，画家渐渐发现，每种鸟儿在吃食物时，有各自的姿态。画家画鸟的时候，由原来的画体态、画翅膀，转到了画嘴脸。
一天早上，丽日和风，一只鸟趁画家去屋里端牛奶时，飞到画家的小饭桌上啄画家的面包。
画家认得，是一只小麻雀。画家端着牛奶，看呆了。他看着那只小小的麻雀疾风劲草般地在那块面包上用力，他尖而弯曲的喙像缝纫机上的针，不大一会儿，那块巴掌大的面包就被他啄得支离破碎了。
画家看着面包由方块变成一摊粉末，然后，由粉末变成零星的碎屑，画家仿佛受了神谕一般，他奔向画室，铺开画纸就画。
画家从此只画鸟的嘴，各种各样的鸟的嘴。画家的朋友说：你画的嘴太有特点了，每一种鸟的嘴都不一样。
画家说：所有的鸟的嘴都是一样的。而且，画家画得很快，寥寥几笔，跃然纸上。
向画家要画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懂不懂画的人，都说画家的画又有进步了。不管给不给钱，画家说：拿去吧拿去吧，都拿去吧。
鸟们好像也合着画家的画笔和心律，欢快地吃呀、享用呀。画家把食物丢到水池时里，鸟们不假思索地扎进去，画家看到鸟游泳，乐开了花。
4
鸟们把这里当成乐园了。山上除了风声、树叶的摩擦声，又多了鸟的鸣叫声。这种声音在画家听来，既熟悉，又陌生。乍一听，是鸟声，再一听，又不像，是一部交响曲，画家听着听着，觉得自己是这部交响曲的指挥。
画家撒鸟食，他的脚步牵着那些鸟们，脚步就是指挥棒；画家铺开画纸，一边听着鸟声，一边流畅地作画，他手中的画笔成了指挥棒；更多的时候，画家什么也不做，只坐在小别墅前的空地上，让鸟声飘到他的耳朵里来，不知不觉，画家微闭上眼，双手支在胸前，头轻轻地，一点一点，画家想象着那些鸟们疯狂啄食的场面，画家把鸟声当成献给他的至高无上的颂歌。画家的头点着点着，完全融入到了这片恢弘的交响中，他的头也成了最伟大的指挥棒了。
鸟声越来越宏大，以不可阻挡之势掩盖了整座山。
画家撒下的鸟食越来越多，他因激动和兴奋而不能自己。
画家每天喂鸟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乐此不疲。
有一天，画家喂食的工具由原来的小篮子，变成了大竹筐，他把大竹筐放在草地上，转身去屋里拿勺子，回来时，鸟们扑向了竹筐，他们把竹筐围得水泄不通，画家赶都赶不走。
鸟越来越多地飞来，层层叠叠地垒上来，画家顿着脚，喊：别急别急，都有都有！
但无济于事，有几只鸟甚至跳到画家的脚上，啄沾在他皮鞋上的食物。
画家大笑，冲过去，把大竹筐抢过来，用勺子舀起食物，向天空飞撒，他的动作洒脱豪放，他想起了画画时的心态。对，就是这种感觉，他仿佛羽化成了鸟，要飞起来了。
画家觉得，看那些鸟，是在舞蹈。的确，那些鸟真的在画家面前舞蹈了，他们吃饱喝足后，便大摇大摆踱到画家的脚下，有的跳到画家的画桌上。有一次，画家差点生气，一只鸟趁画家不注意，在一幅没创作完的画上拉了一坨屎，幸亏是一小坨，画家用画笔沾了一点水，一推，那一小坨屎融入了山水之中，了无痕迹，画家为此感到会心和得意。
如果这坨屎是拉在卧室里的落地玻璃上呢？画家有点生气了，他面对着那些密密匝匝、因阳光的烤晒，变得坚硬无比的鸟粪，画家第一次皱起了眉头。
画家开始注意是哪些鸟干的，他知道这是徒劳的，但他还是要这样做。几天之后，他开始认得一些鸟儿了，他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壮，再慢慢地发福。
画家怔怔地看着他们，猜想着他们的年龄，画家想着想着，有时低头看自己圆鼓鼓的肚子，站起来，有点迟钝地转了两下身子，再摸摸肚皮，莫名地笑了。
5
有一天，画家看见一些飞远的鸟儿很快又飞回来了。画家想着，他们才吃饱呀。画家看见鸟们仓促的翅膀像是受了惊吓。
画家正想着，耳边隐隐听到一阵狂风暴雨般密集的声响。画家仔细一听，他听出来了，好像是鞭炮的声音。鸟们飞回来的身影像鞭炮燃放后四溅的纸花，飘入画家的瞳仁。画家内心被炸开了，他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后，向放鞭炮的方向走去。
放鞭炮的地方在离山不远的一个乡村，放鞭炮的人家在办喜事，画家对办喜事的人家说：不要放鞭炮。
办喜事的人家说：奇怪了，碍着你什么啦。
画家说：你们惊着鸟了，知道不知道？
办喜事的人家说：我们放鞭炮关鸟什么事？
话音刚落，有个小孩从里屋又搬出一盘石磨大的鞭炮，要放起来。
画家把他拉到怀里，小孩吓得哭起来。
办喜事的人家向画家围上来：你怎么不讲道理？你有什么权力不许人家放鞭炮？
画家摸了摸口袋，掏出两张一百元的纸钞来，说：城里人不放鞭炮不也结婚吗。
见了钱，小孩连同鞭炮一起被大人收了回去。
6
鞭炮声打破了山的宁静。鸟们变得惊慌失措、心神不宁。画家担心狂风暴雨似的鞭炮声会随时骤然响起。画家愈是担心，鞭炮声愈是不合时宜地响起。每当这个时候，画家就去那个小乡村。
每家每户总有放鞭炮的理由，要么说是过生日，要么说建房上梁，要么说结婚生子，要么说死者奔丧。
画家送上红包，说：不要放鞭炮好不好？惊着了鸟。
从此，村里的人一见到画家，就知道他是来送红包的，他们放鞭炮好像是欢迎画家似的。
一天，一位乡人拎着一只鸟找到画家，说鸟跑到他的晒场上偷谷子吃，乡人把那只鸟高高地拎在画家面前，说，足足吃了半个小时呢。乡人说后，还狠狠地掐了一下鸟的脖子，又说：你看，撑得都伸不直了。
画家脖子涨得通红，他冲上去，想抢回那只鸟。
乡人说：我看见，是从你这座山上飞过去的。
画家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什么你的山上我的山上，不都是我们的山上吗。
乡人说：我不跟你说大道理，是不是你的鸟？不是，我就拎回去炖了吃了。
画家连忙说：好好好，我不跟你讲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钱。
乡人接过钱，才把鸟往天空上一丢。
画家抬头看着天，那只鸟使劲地扑扇了几下翅膀，挣扎了几下，飞向了天空。
画家说：我没喂饱你吗，还吃里爬外！
画家想尽力把鸟们留在这座山上，不让鸟们飞离这里。
画家花在买鸟食的钱更多了，但这只是他开支的一半。乡村里的红白喜事越来越多了，鞭炮声越放越繁密，越放越长久，越放越响亮，画家听得胆战心惊。
那些鸟们听得也胆战心惊，他们在山上把树枝摇得乱成一片。画家不得不疲于往小乡村跑，红包一个一人地送出去，求他们不要放鞭炮。送着送着，画家看出了端倪，有的人家放鞭炮纯粹是为了好玩，画家觉得是在戏弄他，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要画家的红包，说得更严重一点，就是敲诈勒索！画家很气愤。
村民听了，也不恼。有人嬉皮笑脸地说：我们放鞭炮又不犯法。
画家一脸浓密的胡子一抖一抖地，说不上话来。
画家除了送钱，对那些村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粗略地算了一下，半年不到，他送给村民的红包不下三四千元，比买鸟食还多一两千元。
画家觉得实在没有精力和财力去应付那些村民了。画家只好任那些村民放鞭炮，他们爱怎么放就怎么放！
鞭炮声又密集地响了起来，画家不理。一段时间过去了，那些鸟儿好像习惯了。恢复了以往的数量。鞭炮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显出惊慌，只是比以前小心了，他们要么把身子藏到树叶下面，要么只围着画家的小别墅，哪里也不去。画家听得他们的叫声也小了，显得不那么清亮。
7
画家觉得对不起那些鸟儿，非常对不起，没本事保护好鸟。一件这么小的事都做不了。他认为，要买更多的食物给鸟们吃，他把喂食的次数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他要安慰那些鸟，补偿鸟们的精神损失。
整座山又成了鸟的天堂，山上的荔枝树、龙眼树，被鸟们踩得枝叶乱颤，山坡上的草地上全是鸟粪，有些草地被鸟们肥胖的身躯踩得倒伏了，提不起精神。画家小别墅周围的一个小花园里，鸟们驱赶着蜜蜂，争夺着地盘，一些花瓣，被鸟们啄得千疮百孔。
大的鸟小的鸟，长脖子的鸟短脖子的鸟，嘴长的鸟嘴短的鸟，白的乌黑的鸟，高腿的鸟矮腿的鸟，他们围着画家，画家像个机器人一样喂养着他们。
画家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喂养那些鸟们身上。
画家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时候拿起画笔，怔怔地看着那些鸟，像是想从中寻找灵感，又像是排遣内心的苦闷。
那些鸟只只脑满肠肥，能飞的，懒得振翅了；叫得勤的，好像也不怎么开口了，画家看到他们的目光呆滞，没有了机灵清澈的神采。
画家涌出一股悲凉，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那些鸟。
画家开始怀疑喂养那些鸟值不值得。
那些鸟依然站在画家的画桌上，画家死死地盯着他们，盼望他们会屙出一小坨屎来，他盼望着以此为墨，推散出一片美极的山水来。
但大多的鸟们只用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画家，用嘴儿捅了几下屁股，摇了几下尾巴，慢慢地踱开了。
画家失望极了，他把画笔丢开，去赶那些鸟，要他们离他远点。
依然有人来向画家求画，画家拿得出手的画越来越少了。有的是画家觉得画得不好，不好意思送人。还因为根本没画，没画送人。
求画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得到画的人，奇怪画家的画风跟以前比，有了变化，至于什么变化，他们也说不清。有人说少了灵气，有的说少了神韵，总之，看上去不够从容洒脱；没得到画的人，在心里对画家有意见，认为是不是起价了，成大家了，吝啬了？我们不是不给钱，开个价，我们买呀。
画家说：真的对不起，没有画，真的，没有了。
求画的人见他一脸歉意，只得作罢。
8
画家知道他们很失望，他自己对自己也感到失望，他看着搁置在画桌上的画笔，干枯而硬化，那只调墨的器具满是说不上是什么颜色的渍痕，他算了算，已经一个多月没动笔了。
鸟们不懂画家的心思，他们依旧在山上玩耍，玩累了，反正有画家如约而至的美食。尽管现在画家懒得撒播了，但鸟们自觉极了，他们认得那些装食的大竹筐，饿，他们就会踱过来，毫不客气地吃。画家看不出哪只鸟是真正饿了，哪只鸟根本没饿，画家只是看到他们条件反射似的一只接着一只来，好像谁来迟一点，就抢不到一样。
画家斜着眼看着那一张张贪婪无序的嘴，忍不住冲了上去，向他们大喊了一声。
那些鸟伸长了脖子，怔了一下，不到两秒钟时间，又低下头抢吃起来。
画家觉得那些鸟的羽毛不洁净，他甚至有点厌恶，他为自己的这种变化暗自吃惊，他不知道，这种想法始于何时，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他不知道这种自责对鸟，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和同情。
是我害了他们！画家这样想。鸟们抢完每一顿食物会不会也这样想：是我们害了他？画家替鸟猜心思，他笑了，笑自己的幼稚。
画家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烦恼之中。他仰望天空，那些鸟把天空完全蒙蔽了；画家放下目光，俯视花草，花草上全是鸟的爪子，画家的目光无处停留，他痛苦地发出一串比鞭炮还凄厉的喊声：啊——啊啊——啊啊啊——
喊声对鸟似乎丝毫不起作用，他们甚至连头都懒得抬一下，吃饱了的鸟以为是画家兴奋得不能自己，觉得有责任为画家助助兴，于是，有的鸟一头扎进水池里，然后探出头，甩了甩湿漉漉的羽毛，仰天也叫了几声。
画家捡起一块小石头朝水池中扔去。
画家感到浑身疲乏无力，像病倒了一样，他只想睡觉，浑浑噩噩地睡觉，他的眼前没有任何色彩，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线条，他勾勒不出任何图案，他的心地整片整片，全是荒芜。
画家躺在床上，他懒得去城里买鸟食了。
画家听到他卧室的落地玻璃上“乒乒乓乓”的声音，他知道，那是鸟们催促的声音。
画家拉开窗帘，他看见那只大竹筐被无数双饥饿的嘴巴掀翻在地，他们的嘴巴推动着大竹筐，大竹筐痛苦无助地翻滚。
画家甚至能听到大竹筐的呻吟，他一下子愤怒了，他穿着睡衣冲向草地，他声嘶力竭，他感到了崩溃和毁灭。
9
画家开始真正为那些鸟担心了。
画家开始驱逐那些鸟，把他们往天空、往更远的地方驱赶。
画家想让那些鸟去做真正的鸟，而不是他的鸟。
画家不想害那些鸟，当然，他也不想让那些鸟害了自己。
画家再也没进城买鸟食了，那些曾经放鸟食的大竹筐已支离破碎，散落在地，像瘫痪的经脉。
山上乱成一团，那些鸟们叫嚣着，狂乱着。当然，有的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
山上的鸟声扰得村民不得安宁。
有一天，一个村民冲到画家面前，他先是指了指那些鸟，再就是指向画家的脸，气得有点语无伦次：我，我是村长，我，我可告诉你，如果你不管好你的鸟，我组织村民把他们赶尽杀光！
鸟们不听村长的劝告，他们仍然成群结队地去偷吃稻谷。
村民们组织起来，打枪的打枪，拉网的拉网，不断有捕杀鸟的消息传到画家的耳朵里。
有一天，画家在当地的党报上，读到一条新闻，说城东郊的山上，人为地吸引了大量的鸟，鸟的叫声、偷盗，严重地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安全，政府正在考虑如何采取措施，不让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
画家觉得不能在这里等了。
画家也没有回城里，他移居去了国外的一座城市。
画家到了国外，不敢再养鸟。但总是有鸟飞到他家的阳台上来，画家看着鸟儿飞来又飞走，飞走又飞来。
画家对国内的朋友说：我一看到鸟，就有一种本能的、彻骨的恐惧，我要废了丹青，可不知该逃往哪里去？
据他的朋友们说：画家终于难觅踪迹，音信全无，从此不知所终。
画家的画真正有收藏价值了。人们时时能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前妻、现任妻子，以及前妻的两个儿子还有现任妻子的两个女儿之间，为争夺画家的画，闹得不可开交。
前两天，有一个模特突然跳将出来，说：她是画家的红颜知己，画家的画，她也要分一份……
布老虎
他说：祝你无灾无难，吉祥平安……十二年前的一天，刘文刚手里拿着只老虎，一只布老虎，一只橘子色的布老虎。布老虎用棉布和丝绸缝制而成，表面柔软、光滑，像从容蜿蜒的河流。那只布老虎放在我书桌上，他身上的纹饰，和额头上的“王”字，还有用鲜红布块隆起的鼻子，以及尾巴，都活灵活现。他的语气也是活灵活现，他学着老虎的神态，撑着嘴，把双手弯成利爪，他左右看着身旁的其他几位同事，点了头，说：大家一起，来，祝你无灾无难，吉祥平安……
那只布老虎，蹲在我的书桌上，耸着额头，撇着眉毛，天真，稚气，完全是一副儿童般的可爱憨态。他盯着我的书房，盯着我满是书籍的书房；盯着我的新居，盯着我一九九八年的新居，脸色绯红。我从来没有见他在同事面前如此大胆过，特别是说着祝福的话。他可能是动真情了，动不了一般的真情。在与他同事六七年中，他很少有这样的时候。但奇怪的是，他什么也不说，我们也觉得他很亲，像大哥一样亲，而不是我们的领导。他把布老虎送给我，他把他放在我的新居。其他同事说：祝我的乔迁之喜，刘主任说不知送什么好，还是送布老虎好，刘文刚在路上嘀咕了一句，说送布虎好，祝你无灾无难，吉祥平安……
此时，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微寒的阳光照在那只布老虎身上，我一遍遍地抚摸他，像是抚摸一件无主之物。我把他捧在手里，细细端详，我突然想把他送到某个地方去，就像把今天的太阳送还给昨日的苍穹。
我在心里寻找他原来的地址，却没有一个周详的目标，我感觉心被挖走了一块，就像一个椭圆形蜂巢上的一粒蜂穴，动他不得，一动，里面便会飞出一只硕大的蜜蜂，用他尖利的毒针，狠狠地蛰来，让头脑膨胀，让皮肤肿大。
书房的窗玻璃冰凉而坚硬，阳光若有若无，在去年的最后一抹寒气中，蒸发殆尽，那只布老虎，蹲在书桌上，他的尾巴耷拉着，像一根无力的鞭子，抽打着我的目光。但他的目光却是勇猛的，他黑色的胡须苍黄卷曲，他的嘴巴紧抿而不言语。而我相信，他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张大嘴巴，利齿丛生，热气腾腾，把过去的每一个瞬间捕获，就像抓紧每一段悲喜，每一个牵挂，每一道光絮，和每一个期许。
12年了，一个轮回。我无法一天一天地看着他的变化。他变化了吗？时光像星河里汩汩的逆潮，一些或忧伤或幸福的鱼儿迎面而来，穿校在耳畔，低语着，嘟哝着，而此时，他紧抿嘴唇，沉默不语。
此时，一缕晨光从仄仄的窗玻璃那边穿过来，像一首不知名的歌曲，第一个音符产生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迎接，或者该如何去拒绝。
我突然坠入一片无边的迷蒙中，眼前的布老虎静静地注视着我，问候我，他像一个附体灵魂，他学着十二年前的那个声音说：祝你无灾无难，吉祥平安……
倏地，我突然想知道，他来自何地，去往何方……
虎头
如果把刘文刚比作一只老虎，那他就是一头大老虎，一只温柔的大老虎，一头领头虎。
当年，刘文刚把那只老虎放在我书桌上的时候，他羞涩地再也没说话，直到那只老虎盯着他足足有三四十秒钟，他才侧着脸，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左右的几位同事，他把肩上的挎包颠了两下，其他三位同事合上他的节奏，问了我一句：有扑克吗？我也以为刘文刚是在寻找扑克，我连忙说：刘主任，我马上出去买。刘文刚说：不用，我随便看看。他一边说着，一边四处张望，像个局促的小孩。我说：您不用客气，随便看看。我这样说时，神色相当自然。自然代表着某种真诚。当然，刘文刚微红的脸就不自然，不自然并不代表不真诚，有时不自然代表着一种更大的真诚。
在那一年我们杂志的第一期“编辑虎年寄语”中，刘文刚是这样写的：“近视癌症，奇难怪病，新闻线索——找我没错。您的健康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读到这样的寄语，你一定会认为我们是某种医学、或某种健康指南类的杂志，其实非也，我们是一份省团委主办的青年刊物。读到这样的寄语，你一定会感到怪异，甚至会笑出声来。但我没有，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妥，我相信他的这份认真和真诚，就像我相信他对疑难杂症无所不能，更像我相信他健硕的体魄会给所有人带去健康幸福的前景一样，尽管这些内容离我们杂志的宗旨远了一些，但我丝毫没有讥笑他，我甚至觉得这是他的本分。
他似乎也乐于接受、并行使这个本分。他不停更换的笔名，就像不同医院的医生在开着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处方上写着不同的姓名，他在我们杂志上发表着各种“神医”的专访，总编也不说什么就签发了，这让我们更加相信，他平时与我们交谈的那些医学知识是得了某些高手的真传。他坚定的表情和刚毅的眼神，让我相信，就算我的身体在健康上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也会保护我。
有一次，我与另一位女同事同他一起出差，我看见他在上车后，头枕着一把一尺多的长刀。明晃晃的长刀照亮了他那张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他笑了笑，说：听说这条路线不太安全，经常有车匪路霸拦路抢劫。他这样一笑，那把刀倒成了一位戏子手中的一件道具。我见全车的人都笑了，独独他没有笑。奇怪的是，一车人怎么就不怀疑他是车匪路霸呢？
女同事睡中铺，我睡上铺——这是他吩咐的。他自己睡在下铺，他没有说这样安排的理由，但我想，他总有理由，我没有问他这样安排的理由。我探下头，对中铺的同事说：现在可以安心地睡了。同事笑一下，点了点头。
刘文刚这次来我家，除了挎一只被磨成灰黑色的黑包，和拿了一只橘红色的布老虎外，还拎了一只墨水瓶大小的袋子，袋子口用一根红丝线扎着，那只袋子拎在他手上，晃晃悠悠，把另外几位同事的笑意全荡到了脸上。
他却一直没笑，他一直嘟哝着，没人能听清他说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说，或者他只是自己对自己说着什么。直到他把布老虎放下，直到他合唱完那句祝福的话，他的脸色一直是严肃的，我想，他一直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奇怪和不妥的。直到一位女同事对他说：文刚，你还不解开来呀？这句话没有打断任何节奏，那只布老虎一直盯着他，一副不言自威的样子。当我把目光投向刘文刚时，我突然觉得他更不言自威，那只布老虎在他面前，反倒缩成了一只小兔子似的。我笑了，我看了一眼那只布老虎，又看了一眼刘文刚，笑得更大声了。我知道，我们的刘文刚、刘主任又有什么奇招妙数了。
只见刘文刚不慌不忙，抽开了那根红头绳系着的结，然后，轻轻地抖了一下袋子口，那只口袋像突然惊醒的鸵鸟，一下子拉长了脖子，刘文刚耸了两下肩，把滑下来的皮包带子捋了两捋，侧着肩，缩着脖，歪着身，一只手往袋子里爬去。我的目光沿着他的手，像一条吞在鹧鸪颈里的鱼儿一样，让袋子膨胀了一下，然后又往回缩，他的手握成拳头钻了出来。
刘文刚的手从袋子里出来时，抓住了什么东西，我从他指缝里漏出的颗粒，猜出是大米，那一颗颗的大米弹跳在地上，像顽皮的孩童在做着莫名其妙的游戏，或跳着莫名其妙的舞蹈。
刘文刚的手指慢慢展开，先是大拇指，然后是第二只手指，然后是中指，他的手在空中划着弧线，弧线在我的书房中划割着地块，或者挥写着图案，除了我的床上，和书桌上，地上不一会儿撒满了洁白的米粒。那些米粒蹦蹦跳跳，我仿佛听到“叮叮咚咚”的响声，把整个书房营造得热闹非凡。
另一位同事说：刘主任又来了，又来搞那一套了。又有一位同事问：刘主任，有用吗？这样做有用吗？
刘文刚仿佛没听见，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以后你家宅会没事的。他的眼睛发出某种灼灼的光芒，像某种力量在升腾。我不忍心不相信，也不由地相信，最后，我是坚信。我又笑了一下，说：你的布老虎也会保我无事的。
一个专为别人制造“没事”的人，我们谁都相信他自己更会没事的。此后，我们一如既往地听到他在闲余饭后，讲着他当在农村当知青时遇到的各种事情，这些事情无一例外，都与人的生命和健康有关。他讲起自己给妇女接生，好像一个城里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他的语气是沉着冷静的。而我们这些听者则是把眼睛瞪得田螺那么大。刘文刚鼓着肥厚的腮帮，说：我不到房间里去，我只是给她喝一点我熬的汤，一小碗，不到五分钟，就生出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一只手，拢成一个圆窝状，像稳抓了一只田螺。有一个女同事问：不会是蓖麻油吧？我在医院里也喝过。刘文刚这时脸就慢慢涨红了，他支吾了两三下，说：唔，不告诉你。
我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各种组稿会和发行会后渴酒，抽烟。他抽烟喝酒时，更是豪情满怀，好像那些烟呀酒呀，就是为了他而存在。我相信那些酒呀烟呀是他健康和力量的源泉。我听到他酒醉后的呼噜地动山摇，我把它听成精神万丈的光荣写照。
但奇怪的是，当别人把烟递给我时，他会马上说：他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没学会。如果有人硬塞一根来，他会用手挡着说：不是抽得玩的。如果有人劝酒，他也说：他喝不了酒。他为了让别人相信，又补充一句，说：他有多少斤两，我还不知道吗。万一别人还不相信，他干脆接过杯子，“先斩后奏”，把杯子倒空了，亮在对方面前，说：我替他喝了，可以吧。
虎腰
这副像武松一样的身体，谁也不会想到会生病。直到他去医院检查身体，我们都没人相信他会有事。但他的检验报告单还没拿到单位来，人已经先住进了医院。
刘文刚住院，现在想来，在二00七年的我们单位是个大事件，甚至在全省团系统引起了震动。很多团县委、团市委书记拎着土特产赶到省城，他们起初个个脸皮绷得紧紧的，眼睛呆呆的，身子僵僵的，在我们单位的每一个记者、编辑身上打听有关刘文刚身体状况的消息。他们步履沉重，赶到刘文刚的病床前，他们看到刘文刚同志满脸笑容，跳下床给每位探视者让座，他们也跟着笑了。他们好像被某位神仙的指挥棒点了一下，马上换了神情，他们也变得轻松无比，他们甚至找不到带去的土特产放在哪里了，他们只知道烟放在哪里，他们慌忙在口袋里掏香烟，各种牌子的香烟像急驶的火车铁轨下的枕木，一根根递到刘文刚手里。有的还说：我说不信呢，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就是一只老虎也扑不倒，怎么自己说倒就倒了？刘文刚接口说：是啊，没什么，医生说就是血压有点偏高，支气管有点发炎。
我发出了疑问：那医生为什么要你住院呢？刘文刚说：医生见我有点气喘，说留院观察几天。我说：是吧，那你还是有问题，还是要注意。刘文刚反问我：搬家那天，我撒了米，住得舒心吧？我说：当然舒心。刘文刚又说：还有我们的布老虎，一只，不多不少，正好一年，可保你一年四季，平平安安。那些米与布老虎一样，可以驱邪避灾，好得很。我说：是啊，好得很。我旁边有人插进话来：是啊，刘主任，上次你到我们县里去，上山采了两副药，我妈服了，心脏好多了，再也不感到闷了。刘文刚说：是吗？我还是有点办法的吧？刘文刚看了看我，拉了一下身上的病号服，衣服上那些青色的横线挺了挺，变得笔直笔直的，病床也跟着“吱呀”叫了两下。
据了解，凡是去看望过刘文刚的人都认为病房里的气氛是轻松、热烈的。他们把现场的气氛带到单位来，意思是，我们亲爱而尊敬的刘文刚主任是打不倒的，他出院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甚至在回来时，还讲着他大口吃饭、大口抽烟的样子，他们说着笑话说：如果在病房里能摆一桌酒席，他一定能一口气干三四杯酒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人人都熟悉刘文刚的样子，所以，他们不用花太多的形容词，我们都能想像得到。我在心里有点想发笑，我仿佛看到刘文刚昂着高贵的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在医院里也是这样。
那些去看望他的人把那句当着医生不敢说的话当着我们说，那些团委书记、副书记呀，临走时，都握着我们的手，啧着嘴巴说：改天，等刘主任出院，跟他下来，我们继续喝！
他们的言语自豪地充斥在编辑部里，酒气乱飞，像祝福的雪花，飘飘洒洒，我们都能想像，这种祝福的话语，如果在刘文刚的病房里响起，他脸上一定会乐开花的。我们对他们说的话表示感谢，表示由衷的感谢，表示十万分的感谢，我们握着他们的手，一个劲地说：一定一定。我一边说一边也盼望我们的刘文刚刘主任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出院，不，一分钟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立马就能跟在那些团委书记、副书记屁股后面，直杀到他们的县里面，把他们喝得地覆天翻。
我们编辑部所有的记者、编辑也希望他早点出院，我们的稿件像高山一样，堆在他的办公桌上，等着他二审。总编在会议上宣布，团省委对刘文刚同志的任命也批下来了，我们的刘主任，不，我们的刘副总编不在，我们的杂志就要晚出版，我们杂志的发行量下个月可能就会少几千份。我们希望他的身体没事，我们坚信他的身体没事。我私底下希望他一滴酒都不要沾，一根烟也不要碰。但我管不了他，没法管，不能管，我知道，他不会听的，他只会说：到下面去约稿，去搞发行，你不喝酒，不抽烟，能与那些团委书记打成一片吗？他们会把你当朋友看待吗？他们会把最好的稿件给我们吗？他们会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有一次，在酒桌上，我亲眼看见，某位团县委书记当众对他承诺：喝一杯酒订一份杂志。我们的刘文刚主任不待他说完，头早早高高仰起，把一只小酒杯倒了个底朝天。接着，一桌人齐声地对着他的酒杯喊：一杯、两杯、三杯、四杯、五杯……而他一个人则喊：一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接着，他把手中的酒杯抓在掌心，另一只手指着一只大杯子，说：拿过来。他拎起酒瓶子，先是往小杯里倒酒，然后一杯一杯地倒进大杯子里。一桌人又齐声对着那只大酒杯喊：一杯、两杯、三杯、四杯、五杯……整整十杯。刘文刚说：十杯，没错吧？众人点点头。刘文刚在纷乱的点头中，仰起了头，把一大杯酒倒进了嘴里。
那桌饭吃下来，我的印象中只有酒，只有刘文刚和酒，我们杂志的发行量在那餐饭之后，上升了四十三份，他也倒在县委招待所的床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还没有醒过来。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像粗重的旋风，裹挟得让我喘不过气来。我胆战心惊几次起床，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宽厚的脸颊，像水泡过的面包，在高低起伏，奔跑快突，我的心律和着他的呼噜声，像将要起飞的机桨。我想起他送给我的布老虎，想起放在我书桌上的布老虎，此时，他也睡着吗？如果睡着吗？他也打呼噜吗？如果打呼噜，森林中的百兽会感到害怕吗？因为那是发自内心的力量冲击波呀，他们是在向羸弱者示威呀。此时，我仿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瘦弱的人，看着刘文刚隆起的、如丘陵般的胸肌，以及粗壮的、似大树一样的双腿，我的内心生出自卑，又生出放心。
那次住院，刘文刚到底没有马上出来，到我二00八年初离开那家杂志社，他还没有出院。他已经在医院里呆了两个多月了，我不停地打电话到杂志社询问刘文刚的病情。先是听说，医院现在才确诊，他有心血管疾病和支气管炎，已经转到心血管病房去了。后来，又听说他的心脏也有问题，需要进行观察。我第二次赶到医院去的时候，他的脸上已经没有笑了，据陪我一起去看他的原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对他的病一直是很乐观的，他的脸上一直是有笑的。末了，他顿了顿，说，他可能一是心急了，他总是说：老是呆在医院里，没有都会憋出病来的。二是，他对你离开单位有看法。当他知道你走了之后，连续叹了两口气，说了一句：我最看好他，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走呢。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呢？我想起与刘文刚在病房见面时，他没有与我说话，他一个劲地与他同事说，他的脸和眼睛一直对着他的那个同事，他说：杂志社下一步要招三个研究生。记者和编辑没有研究生学历怎么行呢？他说到这里，才用眼神斜了我一下，他的眼神突然而高远，锐利而浓厚，他仿佛站在苍穹之下，巨石环绕，青松低垂，我看见他的眼神从突起的大眼球里蹦出来，像一颗炸弹，飞过我的头顶，我连忙将眼光躲开，远远地躲开。
他又说：杂志社还要成立一个电脑设计部。我们要招三四个电脑高手，为我们设计杂志，把版式和封面质量搞上去。他这回是挥着手的，好像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毛泽东，从西柏坡到北京这段距离和走向指日可待、坚定无比，又势在必行。说到这里，我瞥了他一眼，看见他笑了，笑得像春水，翩翩然，吹皱了池水，一圈圈，一线线，从腮部推起，推到额头，已经密密麻麻，有条不紊了。我突然感觉这笑意已经与我无关了，尽管我知道他已经接到了被任命为副总编的通知，那也与我无关。我仿佛成了一个嫌对方贫穷，刚与他分手却得知他中了一千万的彩票一样。我受到了深深的打击，这种打击被他人为地夸大、扩充，此时，我把他想成，他迫不及待地化身为老虎，张开咬牙切齿的虎口，嚎叫一声还不算，还要扑过来，在我心头狠狠地撕划一道口子。但我又不能有所反抗，我想像对方一定希望我鲜血淋淋。我马上把脸色抹成灰黑，眉毛低垂，嘴角皱成腌瓜皮。这样还不算，我还挤出了一丝凄然一笑，说：刘总，杂志社一定会前途远大的，您出院后，可以大干一场了。那个陪我来看他的前单位的同事马上接口说：那当然。他的眼神与刘副总一样，也是放着光，像灼灼发光的星体。我避开他们的目光，盖下眼睑，拉了一下病床上的被单，说：那也要养好身体再说。
临走时，我对他说：等您出院，我请您喝两杯。他说：医生要我一滴酒也不能沾，他说我的心脏有很大问题，我的心脏怎么会有问题呢？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像一颗巨大无比的石头，吊着我弱小的心灵直往下坠，下面是深寒而幽暗的海底。我本能的、拼命地想往上把他拽起来，也是想把他拽上来。我说：还记得您送给我的布老虎吗？改天我送给您。他忙说：不必了，等下一个虎年吧。我说：一言为定。
之后，我又不停地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刚开始说他又转到心脏病重症病房去了，后来，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再后来，说到北京去治疗了，要安装一颗人造心脏，但目前找不到一颗合适的心脏，所以，他只能等……
刘文刚从我的身边越走越远，我不知道，究竟是我走得快，还是他走得比我更快，我不知道，他在北京等待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从哪天开始，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但我惟有希望他乐观。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过去的时光开始留恋，那些与他共事的日子，像那么一丁点、一丁点无情流泻的碎金，在空气中片片飞舞，就像湖畔上一位忧郁的小提琴手，在慢慢下坠的夕阳里，独自演奏。
迷茫中，我分不清，谁是那位忧郁的小提琴手。
我又一次想到要送他一只布老虎，我又一次仔细端详书桌上的那只布老虎，在我的眼前，它被一层温暖而神圣的光环重重包围，他的眼睛透明，目光却迷离；他通体橘红：橘红的毛色，橘红色的姿态，透着橘红色的骄傲和橘红色的谜团。我浮在窗外透过来的光晕中，看见那只橘红色的布老虎，从书桌上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愈来愈靠近我的脸，看着他，我感到阳光变得繁多、无定，凄惨、耀眼，又迷人。那些词汇像各式各样的菜盘向我砸过来，使我仓皇躲闪。
我记得我最后看到的是：一只橘红色的布老虎正在吞食同一只橘红色的布老虎，时光在此时被巨大的黑洞吞噬，仿佛从未存在过。
后来，我听说杂志的发行量每况愈下，杂志社的总编兼社长调到省团校去当校长了，杂志的稿件和发行靠主管行政的副社长撑着，新的编辑部主任又迟迟没有任命。刘文刚一直待在北京。我偶尔会到杂志社去走走，杂志社以前的同事什么都与我聊，唯独不聊杂志的事，好像与他们无关。他们聊到刘文刚时，都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但同时又叹息：抽那么多烟，喝那么酒干吗，真是不要命，也不为他的家人和杂志社着想。说完，个个摇头晃脑。我看见杂志社大厅里挂在墙壁的钟摆仿佛也被摇晃得变了形，时间在此飘忽不定，诡异不已，仿佛只有夸张、扭曲的现在，从来没有过去。
我有越来越多的时间端详那只布老虎了，是刘文刚送给我的那只，有一次，不知出自什么原因，我把他尾巴末梢伸出的细线条，剪断了一根，当初我是不假思索地做这件事的，现在，我隐隐有些后悔，好像生怕会变成某种有暗示的意味。我长期以来，被哥特式的城堡里穿着黑风衣、戴黑手套的人的那种气息和声音所惊悸，我也分外留意尔虞我诈的宫廷中木雕人型赋予惑盅的传说，我总是刻意回避，极力躲避，坚决否定。我从不敢胡思乱想，我尽量让身边的阳光多一点照过来，我总是默念：无灾无难，吉祥平安……我是如此相信，又如此小心，还努力争取。我把别人的好话当成定义，我把别人的坏话当成狗屁，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我对这样想的人心怀感激。
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心存感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越来越多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不知道哪些是坏，哪些是好；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快，哪些是慢；哪些是有形，哪些是无形；哪些是高尚，哪些是卑鄙；哪些是我们想要的，哪些是我们不想要的。他们都来了，猛兽洪水似的，世界变得多快呀，只短短几年，我们的杂志发行量，从鼎盛时期的三十万份，跌到三千份，我们还来不及寻找到原因，就坠入一个永不见底的深渊，万劫不复。
心硬的变得更硬了，心软的变得更软了；也有心硬的，不知为何，变软了；心软的，不知怎的，变硬了。各种寺院道观里，香火旺了起来，各种大小、粗细不一的旗帜，亮着光，冒着烟，像坚强的擎天柱子，想顶起另一片天空。
我眼前的布老虎，一位曾经强壮如虎的大男人送给我的布老虎，一个长得健如猛虎的领导送给我的布老虎，他的屁股浑圆厚实，从几千年前的时空中跨越而来，在我眼前，他渐渐地幻化成了单头虎、双头虎、四头虎、子母虎、枕头虎，有彩绘的、剪贴的、挖补的，有头大的、眼大的、嘴大的、尾巴大的，但一律都是同一种神态，同一种恒永的喻意，让我心生宽喜。
虎尾
二○○九年底的一天，我正在一块站牌下等公交车，周围的声响，像粗粝的砂纸，我的耳膜起了充血的沙砾，它们高低不平、凹凸不一，在我的脑海中形成跌宕起伏的海啸。
道路成了一条流淌的车河，远远地，有几辆公交车笨笨的、高高的，匍匐在路面，却趴着不动。闲得无聊，拿起手机，有条短信：“感谢你几年来的关心，我不日将出院，届时聚聚”。
我的心一下明亮起来，嘴也咧开来了，我低着头，我看到一只浅黄色的高跟鞋放在我的皮鞋上，当对方意识到、把鞋移开时，我对她说了一声：谢谢！
我把目光再次投向远处的那几辆公交车时，我看见有一辆公交车突出了重围，轻盈地向我驶来。没有一个人会把它看成老虎，但我会。我把它看成了一只橘红色的布老虎，我真的看见了，在我目光的最顶端，他脚步轻盈、仪态端庄、气势健康，像漂浮在明亮的水面上，我感到了他的力量，他在无声地召唤我，让我确信他的存在。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从街道的边沿上滑下来，我让双臂自由地摇摆，我迎上我橘红色的布老虎。我看见他张开嘴巴，盯着温暖的气息。我情不自禁地向他张开的嘴巴走去，突然，他闭上了嘴唇，我拼命地喊：帮帮我，他把我咬住了。我的这句话，我相信没有人听得清，我只是在我自己心里喊。我刚喊出来，公交车的门重又启开，我抱紧我的胳膊，晃进了车里。我分明感觉到身体两侧隐隐生痛，但心里却很高兴。我很想知道，车里其他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不回答我，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
回到家，我与书桌上的布老虎足足对峙了三四分钟，我想象不出，刘文刚是如何在北京的医院里呆了六七个月的。我拼命地向原单位的同事们打电话，向每个人求证，他们都说：是啊是啊，他快要出院了，我们都收到他的短信了。我们又能与他抽烟喝酒了。我听到这里，他们又个个改口，像说错话了似的，连忙改口，说：以后再也不要给他烟抽酒喝了，有的人还说：他自己就是一个能治百病、能治千病的神医，他不懂得烟酒的利害吗？还用我们劝？我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他抽烟喝酒了。有人像鸡啄米似的应答：是的是的，这回即使我们给他抽，给他喝，他妻子也不会答应，他妻子早在省城的医院时，就曾指着我们的总编说：我家老刘的身体就是在你们杂志社搞垮的。是啊，现在，刘副总编都成这样了，真的不能再抽烟，不能再喝酒了，何况现在，靠抽点烟、喝点酒也不能把杂志搞上去？现在什么社会呀，那一套行不通了。如果真要再那样抽、再那样喝，那就应该给他一个总编兼社长！我说，他那身体当得了吗？对方说：我们都希望他能当，我们个个都要他当，我们要靠他领导我们得解放。
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具伟岸的身躯，还有他宽厚的络腮胡子，加上他有力挥手的动作，我看到他又笑了，笑眯了眼，两条粗大的裤脚一抖一抖，地动山摇的，向我走来，我托着那只橘红色的布老虎，双手捧到他面前，他说：你留着吧，我说，给你吧。我们正推让着，那只布老虎眨了一下眼睛，然后纵身一跃，消失在楼群中……
然后，他走进了我的梦中，他一蹦一跳，跟在我身后，我带他来到一家医院，我来到医院的病房，我看着空空如也的病床，问护士：刘文刚呢？刘文刚去哪儿了？护士说：刘文刚早就出院。我问为什么出院，那位护士白了我一眼，说：病好了，就出院了呗。听完这话，最先狂奔起来了，是那只布老虎，那只橘红色的布老虎，尾巴突然翘得高高，像一杆插在高地上的旗帜，我跟在他后面，跑呀跑呀，跑到一座水池边的台阶上，我看见一个背影很像刘文刚，我走过去，绕到他前面一看，果然是。那只布老虎比我早一步跳到他面前，他蹲下来，意思是，要刘文刚骑到他背上，刘文刚笑了一下，声音直冲九霄，他说：不是不要你出来吗？布老虎侧过头，看着我。刘文刚把目光转向我说：不是要你留着吗？我哭出泪来，我边哭边说：我不要，我用不着，还是送给你吧。我看见那只布老虎的鼻子在抽搐，像个无人认领的孩子。刘文刚笑得更爽朗了，他说：既然你不想要，我又不需要，那就让他走吧，他愿去哪就让他去哪，我们都别管他。谁要谁就收留他，他又不是没人要。说着，他猛地拍了一下布老虎的屁股，那只橘红色的布老虎拱了一下身子，摆了一下尾巴，调转方向，纵身一跃，往医院的住院部狂奔而去……
我拼命地喊，我不知道我喊的是什么，我的嘴巴里只是“嗯嗯呀呀”，当我醒来时，我知道是在梦里。我擦了擦眼角，泪痕还在，我疯了似的从床上爬起来，扑向书桌，朦胧中，那只布老虎还在，他静静地卧着，窗外的月亮，很清凉地泼过来，在他鲜红的尾梢上，镀上了一抹惨白的微光。
我的心也凉了下来，不知是为布老虎的存在，还是为了他不能回到刘文刚的身边。我突然真的希望他走得越远越好，走到人多的地方去，走到树多草多的地方去，走到虫多鸟多的地方去，总之，走到所有有生命的地方去，喊出他的心愿，让所有的心愿都能实现。
我把这个梦告诉别人，我说我有先验。对方却说：梦往往与现实相反……
我收到刘文刚短信的第九天，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按照新历，那时已跨到了2009年的元月。
我说他不是快出院了吗？快出院不是就快好了吗？我在电话里几乎是大喊起来的。电话那头说：是啊，他出院了，医生也说他可以出院了，他从北京回来第三天，就说要请大家吃个饭，我们怎么也不同意，要他先在家休养几天。他就像小孩似的嘟着嘴不高兴，我们只好说，要请也是我们单位先请，为您接风洗尘，祝您平安回来。他一听，脸色又活泛过来，朗声说：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听说，酒桌上（说“酒桌上”不合适，还不如说是“饭桌上”，因为没有酒）大家都很高兴。原总编兼社长也特地从团校赶过来，他只对刘文刚说了七个字：注意身体，好好干。刘文刚笑着问：我还能干杯吗？原总编兼社长也笑着说：我看能。
十几分钟后，刘文刚突然从椅子上滑下去，据现场的人说，他当时捂着胸口，仰着头，翕动着鼻子，整个身子像一堆泥石流，慢慢地滑到了饭桌下。
刘文刚与原总编兼社长的对话成了刘文刚妻子冲到单位来的原因。单位里的人第一次见到刘文刚的妻子，他们（包括我）在刘文刚生前，都奇怪我们的刘主任、刘副总编从来不谈他的家庭，从来不提他的妻子。我们只知道，他大学毕业，去了桂林插队，之后被杂志社招录到省城来做记者、编辑，至于他的婚姻，我们无从知晓。现在，刘文刚的妻子来到杂志社，第一次来到杂志社，仿佛是从某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钻出来的一样，刘文刚单位的人都用一种惊奇而又低沉的眼光看着她。
刘文刚的妻子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她高跟鞋的声音像铁锤敲击在坚硬而冰冷的岩石上，所有人的眼光看着她在大厅里转了三四圈后，终于看到大厅一侧一间房子的门顶旁挂着一面“总编、社长室”的牌子，她跑过去擂门，一阵阵“咚咚”声，震落了一朵白花，她伏下身子，拾起那朵白花，塞进衣服的口袋里，继续擂。终于，单位的莫出纳走了过去，她把脚步放得很低，她的一只手搭在了对方的肩上，说，现在杂志社没有总编和社长……
刘文刚的妻子停下擂门的动作，她的肩膀一抖一抖，她黑色的衣袖上，有一块比衣服更黑的围布抖着抖着，往下滑。莫出纳把那块围布轻轻地拎了两下，她看见了一颗雪白而明亮的回形针，便不再言语。刘文刚的妻子说：刚出院的病人，还要他干什么杯，你们领导有没有良心，？我们文刚算不算因公？莫出纳擦了一下眼睛说：领导早就调走了，他只是开玩笑，我们真的没有喝酒，也没有一个人抽烟，不信，你可以去调查……
这时，副社长从外面回来，他站在她们中间，足足了一分多钟，他在等她们把话说完。他对莫出纳说：你从账面上支出五千块钱给她。莫会计放低声调说：杂志社账面上现在总共才八千多块钱……副社长说：我不管。
追悼会在烈士陵园的灵堂举行，没有哀乐，灵堂的中央，是刘文刚的照片，照片的两边，是一张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封面，平平整整，花花绿绿，一个个生动活泼、青春亮丽的人头像朝左右延展，像一条时间的长河，在每一位现场者的眼前流过。没有人比自己更懂，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封面在往两边拉开，它们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的行程——在几万万年前。
后来，刘文刚单位的人流传：刘文刚在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后，先是住进了重症病房，一个多月后，转入无菌病房，又一个多月后，住到了普通病房，通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和观察，医生认为手术取得了成功，刘文刚坚持要出院。谁想在那天的饭桌上，突然发生了排异反应，回天乏力……
我后悔，我没有把那只布老虎带去追悼会现场。现在，是二0一0年的春节，我又看到了无数的老虎扑天盖地而来，有画面的，有纸张的；有肉身的，有布缝的；有无声的，有有声的；有仰啸的，有俯卧的；有强的，有弱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老的，有少的；有传统的，有现代的，他们有的周而复始地来了去去了来，有的去了永远不来，有的来了永远不走。
布老虎，橘红色的布老虎，我的橘红色的布老虎，我亲爱的橘红色的布老虎。他突然睁开眼，摆摆尾，对我说：相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