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丽达的这个夜晚·上半夜
我想我是哭了。我不止一次这样想。我的想法是以眼眶里拼命打转的泪水为依据的。而哭的依据是什么呢？
显而易见的是，我的泪水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值得我流泪的事越来越少了？还是我的心越来越硬了？我找不到答案。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软弱的女子——当我能勇敢而坦然地称未婚的自己为“女子”，而不是“女孩”就能说明，我除了不软弱，还有，就是不隐瞒，当然也不包容。
我不隐瞒自己的恋情。我不隐瞒学生时代那些朦胧的情感，就像那些大胆的男生从不隐瞒对我浓厚的兴趣一样。尽管我知道他们只是对我硕大的前胸感兴趣，但我仍觉得这是女孩的一种骄傲。我正为这种骄傲沾沾自喜时，他们却冲我喊：女流氓！女流氓！
我炫耀自己的身材被认为是耍流氓。我第一次清楚地记得，我哭了。
现在想来，我不可原谅这次哭泣，也许正是由于有这种想法，我特别憎恨那些当年盯着我的前胸涎着水的男同学，而且原谅了我当年抬头挺胸的样子——虽然有些造作和夸张，但很真实，我喜欢真实的东西。
长大后，我保留了抬头挺胸的姿态，我双肩耸直，腰部绷紧，臀部就自然而然地翘起，前胸也就呼之欲出了。
我很喜欢这种状态，我觉得世上没有长得不好的女人，只有不敢自信走路的女人。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想这样走路，但大多数女人做不到，自己不去做，还用一种嫉恨的眼光看着别人。
我才不去理会，让那些隐晦的目光，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霉变腐烂掉吧。我才不会去理会，我有没有朋友，凡是不愿与我做朋友的，都是不自信的女人，我不想与这样的女人为友。
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究竟有多大。曾经有一位男士说，我的心是后海。我想，他说的“后海”应该是北京的什刹海吧。那里碧波荡漾，但也灯红酒绿，热闹非凡。他把我的心形容为“后海”，是因为博大辽阔呢？还是因为喧嚣不止呢？不管它，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其实，很多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内心也看不大懂。但我有坚持的东西。我痴迷波伏瓦，我对波伏瓦与萨特的情感如数家珍。有一阵子，我甚至把自己当成了波伏瓦，但后来，我对波伏瓦产生了怀疑，其实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原以为：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爱情是最纯粹的。他们的爱情是依约进行的，条约的内容大致是：保持亲近的、永不结婚的爱情关系，同时相互给予对方完全的性自由，不吃醋，不争吵。
这是一个看起来多么平等的条约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极为不平等的，尤其是对于女性。作为女性读者，你的想法是不是与我一样？
但我还是波伏瓦的崇拜者，我只是不想像波伏瓦那样委屈自己。我这种“委屈”很难说是出自自愿还是无奈。假如有一天，我们生活中闯入一个“萨特”，我会怎样做呢？我也不知道，所幸这个社会是注定产生不了像萨特那么优秀和经典的男人的，那些男人们只继续了萨特好色的本性，才华和精神世界却不及萨特的万分之一。
你说，波伏瓦会不会流泪？我认为，是女人就会流泪。女人，不管她的内心多么坚强，她都会流泪。流泪与我们女人，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事，我会在恰当的时候说出来的。现在，我不想说，我只是回想，我从昨天晚上想到今天晚上。其实，我长到三十六岁了，又是一个文学硕士，没有什么事情想不通的。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或许，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
我在大脑里不止一次地搜索着一些熟悉的名字，他们像一个忽远忽近的符号，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丝毫没有停驻的意思。
我莫名地想哭了。眼泪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打转的。就在它想奔突出眼眶时，我倏地想到了一个人。
我拨通了他的手机：向达利吗，我是俞丽达。有空吗？我想约你出来聊聊。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给向达利打电话呢？
我打完这个电话后，心里隐隐后悔：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向达利呢？想想，他是我在这座城市里联系最少的人，虽然我们以前曾经是同学。但关系的疏密与是不是同学有什么必然联系呢？何况，什么叫做“疏密”？心与心相连，但不见面，是疏还是密？一个眼神，一次对撞，然后相偎相依，立马上床，之后，穿起衣服各奔东西，算疏还是算密？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怎么想起给他打电话呢？或许只是脑瓜里一闪念的想法。说实在的，向达利的手机号码，我只是处于“仔细想想，大概记得”的阶段，但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是不容易的事。记得去年同学会上，他给了我这个号码，我当时只是在心里读了一下，时隔一年多了，我怎么还能准确无误地记下来呢？想想，真是奇怪的事情。
这个号码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初的安全感？以后的期待？开玩笑！我没想得那么复杂，甚至自从那次同学会见面后，我就再没有想到过要与他见面。
但我现在的的确确打了他的手机，而且他恰好也在外面，还没有回家，他答应马上赶过来，并要我定个地方，聊聊。
我的心有一点点紧张，不是因为马上要见到他的紧张，而是为选择一个聊天的地方而紧张。
我往往在这样的小细节上被磕撞住，我为此烦恼不已。
我使劲地想啊想啊，越想心越硬，没有一个地方能与我的心发生关系。我站在街头，朝向达利有可能出现的方向张望。我望着望着，便干脆不想了。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找向达利出来聊天了。我觉得只有在向达利面前，我可以不想，而且相信不是没有地方可去。
我看见一辆泛着黑光的轿车朝我的脚下悠悠地滑过来，我本能地朝车挥挥手，果然，从车窗里摇出了一张脸，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我看见他侧着身材去开另一侧的车门，我急急地奔到另一侧去——这样的事情，我希望不依靠男人，但我使劲地拉时，却怎么也拉不开，当车门被我拉开时，他在车里一笑，说：这车门要在里面开了才打得开。
我坐进车里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去哪里？
我听见向达利反问我：你没有想好吗？
几十秒钟后，我听到向达利随口说了一个地方。
是的，向达利说的是“空山”，不过，他表达的时候好像说的是全称，全称是：空山风景区——他怎么这么啰嗦，我又不是外地人，他说两个字我也知道的。
但我还是被这句话心动了一下。准确地说，是被“空山”这个词动心了，虽然我以前听别人无数次地提及它，但在这样的时刻，听到这两个字，我被轻轻地拨动了一下，我感觉我的心一下子找到了位置——不错，它在空山中坠落，一直在坠落，坠落于深不见底的空山。我们现在就去空山，去我心坠落的地方，去寻找我的心。
我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去空山。
我的心被轿车轻轻地摇晃着，我的心像要轻轻地飞起来，我知道，是窗外的风在托举我。我快要摸到它的时候，车适时又晃动两下，心倏地又坠落了下去。
我问向达利：你经常去空山吗？
我现在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但意思我记得，就是，他去过很多次很多次了。
我想：他应该是很多次很多次了，因为他要陪客户去那里玩，那里离市中心又不远，自己开车，最多五十分钟的路程。
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去呢？
我看着向达利轻车熟路，把车放在风景区的大门口时，已是夜里一点二十多分钟了。
我看见风景区的大门像一尊神一样的站着，我相信我此时的感觉，我为自己在这个时候想到我并不十分相信的神而笑了一下。
我顺口说了三个字：落山风。我拂了一下我纷飞的长发，把前胸挺了挺，又说：好清凉的风啊。
大门左边的窗口是黑的，关上了，大概没人售票了。但奇怪的是，窗口与大门中间的小门却没关。我看见向达利打了一会儿电话后，便走了进去，他左看看，右看看，向我招手。
我紧跟了进去。我跟在向达利的身后，我的眼睛左看右看，左边是树，右边也是树，我看不清是什么树，我自信我看到的是树，而不是什么影子。风继续吹来，好像也认识路似的，与我们走着同样的路，所不同的是，我们是上山的路，而风好像是下山的路，我们迎面相撞。
我紧赶几步，跟上向达利，问：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家？你从哪里来的，那么快就接到我了？
我也听到向达利问我：你找我有什么要聊呀？我很愿意做个倾听者。
向达利的这个夜晚·上半夜
我说，我是向达利。我听到俞丽达的声音时，开着“北京现代”在谭城大道上狂奔。
我的心此时像一匹狂奔不止的野马。我长期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中。
大道两边是刻意营造的景观工程——这座城市父母官最得意的手笔。那些树木被深绿色的灯光渲染得更绿了，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地面上埋着黄色的灯管，在转动的车轮下排列成不到零点零一秒的直线。
城市的繁华在我眼里，只是一闪而过的画。那些画面注定不会在心里划下履痕。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心放在哪里。它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在寂静的时候被我倾听了。
我长期奔跑在酒桌、舞厅、桑拿按摩城里。那些地方是能取悦心情的地方，但不是收留人心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待的男人，都是丢了心的男人，都是不知道心丢到哪里去了的男人，都是不想去找心，让心放纵、让心流浪的男人。
我在一间出租房里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我照例又是说，在陪客户谈生意。我奇怪，这句几乎在所有的电影电视、小说戏剧中用过了无数的谎言，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我同所有的男人一样，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妻子说出这句话后，便一头扎进轿车的驾驶室里。
从那间出租房里出来时，我的心就已像被抽去了丝的茧一样，赤裸而坚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进入。
我已习惯了这些。我不认为这是“包裹”，也不是“拒绝”，更不是“警惕”，那么，是“本能”？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我逐渐学会了用眼光看人，用手段整人，当然，也学会了用下体对待女人。连我自己都惊讶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始于何时？我也不知道。刚开始时，我感觉到有人从我的血管里抽血，从我的神经系统中割断神经末梢，是的，我能感觉得到。那时的我，彻夜难眠，我的灵魂不属于我自己，我听到了它出窍的声音，那是飞离的声音，凄厉而惨痛，无奈而伤心。接着，就是狞笑和蔑视，那么的毅然决然，仿如坏天使的声音，深深地镶入到我皮肉的每一寸。
我还是一个人，但好像没血了，没神经了。我偏不说那个成语，我只说我周旋在各个有可能挣到钱的场合。当然，我不做“鸭”，也不贩卖毒品和军火。除此——天啦，我都不知道我还干了什么。
我习惯了跌宕，我想，我是离不开跌宕。我认为，如果我的生活没有了跌宕，就没有了欲望，没有欲望，就没有了呼吸，没有了呼吸，我就不存在了。我想，我还是存在的，从我此时能感觉到双手在握着方向盘就意识到，我是存在的。我存在于谭城大道，至于更准确的位置，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的。
我以前也做文学梦的啊，我以前也是有健康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啊，我以前在班上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啊，记得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胸部特别大的女生，在去饭堂的路上，遭到四五个大班学生围攻，他们叫着“女流氓！女流氓”！我觉得实在没道理，明明是他们耍流氓，为什么说她是流氓呢？我冲过去，骂了他们一句：你们才是流氓！
事实证明，他们才是流氓。他们听了，马上围住我，不由分说地踢了我几脚，我不但没哭，反而冲着操场的方向喊了一句：刘校长，他们打人。把那帮流氓吓跑了。
我不能确认，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事，我还会不会站出来。但我敢肯定，假如我再遇到一个像俞丽达那么大胸的女孩，我一定会很喜欢的。但在那时，我不敢喜欢，我没有意识到喜欢不喜欢。我只记得俞丽达向我表示感谢时，我脸红了。
此后，我见了俞丽达就一直脸红。这样一直伴着我们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巧的是，俞丽达念的是中文专业，我也是。只不过，是不同的大学。
毕业后，我们又回到了同一座城市，感觉是同一个起点，但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几番风雨，文学将我彻底遗忘了，而俞丽达，我隔三差五能从本地的报刊上读到她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观念大胆的评论文章，有两次，我公司的招聘广告与她的评论文章被安排在同一个版面。
接到俞丽达的电话时，正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还没想好回不回家。我的家不需走谭城大道，谭城大道在这座城市的南面，我的家在北面，我是故意拐到南面的。我还没想到去北面。
此时，我在地理上是有方向感的，但在心理上是没有的。
俞丽达给我打电话后，我希望她给我方向。
想不到俞丽达也不知道要去哪。
我想了想，随口说：空山吧。我为什么要去空山呢？一是因为那里离市区比较近，我想，不远的地方对方应该不会拒绝吧？二是因为那里确实不错，上次开同学会时，就有人提出来说吃了饭后去空山玩，记得当时第一个表示赞同的就是俞丽达，她是跳起来表示赞同的，好像还高兴地叫了一声。只不过大多数同学不想去那里玩，说去腻了，还是去唱卡拉OK吧。
那次虽然没去空山，但我知道俞丽达很想去，可能是从没去过吧，不然不会那么想去的。
我又说了一句：空山风景区，你没去过吧？
俞丽达不假思索同意了。
俞丽达同意了，我便变得从容、自然了一些。我马上想到了空山风景区我的一位朋友，他是风景区的办公室主任。我已经两三个月没去空山了，这两三个月我也没打电话向他问候过。我觉得好朋友是不需要虚情假意、例行公事式的问候的，而是实打实的，只有见面看行动才看得出是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平时虽然很少电话联系，但一旦见了面，两人都是掏心似的为对方做事。比如我到空山去，爬山呀，求签呀，安排吃喝呀，哦，对了，还有晚上在美容美发城找小姐呀，我不用向他使眼神，他都会抢先一步为了安排好。有时，我带女孩子去，他滴水不漏替我隐瞒。当然，他到城里来，我也是一样地待他。
其实，这也是我选择到空山的另一个原因，或者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到了空山，不但门票可以省了，吃喝玩乐不用愁。
我把车子尽量开得平稳，但我还是看见俞丽达的身子在轻轻地摇摆，像一首寂夜里的摇篮曲。我想起了学生时代，想起了俞丽达的胸部，我尽量地克制着像学生时代一样不去想，但我没法不让自己不去想，我感觉我的心被一点点地吊起来，越吊越高，看不到尽头，打不到顶点。
车身摇晃了几下，我的心也跟着晃了晃，而且狂跳不已，我看见俞丽达对着敞开的车窗，一些黑色的丝状物在我的后视镜里迎风飞舞。
我停了车。我听到俞丽达说了三个字：落山风。
我接了一句：是的，落山风，好像是琼瑶的一部小说吧？还拍成了电影，宋佳主演的。大致的内容是：一个女人囚在山下的一幢房子里，不知是为了逃避一个男人，还是因为没有男人，总之，她的心情很抑郁，她每天傍晚走出房子，站在房子外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对着山上的方向，任凭风儿吹拂她的秀发……
听了我的讲述，我记得当时俞丽达笑了我一下，说：你虽然开着轿车，锦衣华服，但还是中文系的，还有股酸不溜秋的味道。
我也笑了，没有接嘴，我径直朝风景区大门旁的售票窗口走去。
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在门口走动，我问她：韦文康在吗？
她问：韦文康是谁？
我说：这里的办公室主任啊。
黑暗中，我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大得惊人，她说：哦，山上办公的人全走光了。
我睁大眼睛：为什么？他们去哪里了？
她说：你不知道吗？上个月出了一个案子，山上的“叶子美美容美发城”一个小姐被打死了，案子还没破，山上那些宾馆、酒吧和美容美发城以及娱乐城全被勒令关门整顿。风景区的管理人员也都撤到县城去住了。
我问：现在山上还有人吗？
她说：就我们两三个人守着。
我打通了韦文康的手机。韦文康首先骂了一句什么，不知是骂他自己，还是骂我，接着，他说：风景区现在基本上瘫了，晚上没人守，白天没人去。一个三陪小姐把一个好端端的风景区闹废了。
我问：究竟怎么回事？
韦文康说：还不是几个男人争一个女人，争着争着，就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有人倒下去了。那几个男人是外地游客，打完就跑了……
我问：我不知道这些事，傻乎乎地跑来了，现在正在风景区大门口了，你过来吗？
韦文康说：过去有个屁用？山上什么都没了。
我说：既然来了，我想上去逛一下。
韦文康说：这么晚，还上山，一定带了个女的吧？
我说：是有个女的。
韦文康说：你让守门的听一下电话。
我们进得山门，没走几步，我听得俞丽达问：你为什么这么晚还没回家？你从哪里来的，那么快就接到我了？
我听了这样的问话，心里有点反感，那种口气就像我妻子，她就这样无数次地问过类似的话，可以说，我们婚后的日子，就是在这样无聊的问话中极度无聊地度过的。
我不想回答她，反问她：你找我有什么话要聊呀？我很愿意做个倾听者。
俞丽达的前一个夜晚
我现在开始说前一个夜晚发生的事情了。其实，我不是一个倾诉欲特别强的女人。而且，我也不是那种絮絮叨叨的女人，我讨厌所有的繁文缛节，我对多说一句废话的男人都讨厌无比。是不是这样的要求太高呢？我感觉充斥在我周围的男人都那么令我生厌，这让我在大部分时间里对男人敬而远之。这种感觉常常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最要命的是，我没有一个同性朋友，或者说，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长期以来，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思考、写作，这六个字足以耗去我一天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除此，我的头脑里真的装不下其他东西了。
我与这个世界建立着一种持续紧张的关系，我与单位、我与周围的人、我与环境，甚至我与厨房里、卧室中的每一个物件，有时都会让我无所适从、一筹莫展，甚至手足无措。然而，我的内心又那么坚硬，我认为我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得过去。困难总是暂时的，窘态也是暂时的，我自信，凭我个人的能力，总有一天会潇洒自如的。
“但关键是，那一天何时才会到来呢？”刘伯伦这样问我，我当时正在读波伏瓦的《一代名流》，当时，卧室里的灯光尖锐而明亮。放下电话，我再把刘伯伦的话想了一遍。竟想出了淡淡的暖意来。我还想出了他语气中淡淡的关心和担心。我合上书本，再次看着灯光时，发现它竟是柔和的。
这种感觉很少有。为什么这种感觉会投放到刘伯伦身上呢？是不是我对别的男人也有这种感觉呢？好像没有。绝对没有。
刘伯伦是我的领导，不是那种直接的领导，也不是顶头上司，而只是我这个行业的负责人。按理，是属于那种管我们所有人、但又具体管不到某一个人的领导。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对我办公室的领导都不在乎，何况刘伯伦那样的领导。
我对待刘伯伦就像对待别的男人一样。别的男人一般都不能容忍我这般动不动就训他的。但刘伯伦从来不发火，这样就显得极为独特和可敬，你想想，他是万人之上的领导呀，平时总是坐在主席台上训别人，却甘愿主动打电话来受一个女下属的训。
他不发火的奥妙是：从来不与我正面交锋。他只是说别的事，比如说，手下某个人找他办事，他会说：我不会办那样的事，那样的事不符合规定。他的口气总是那么平稳，不紧不慢，一字一顿，像是早刻在舌头上，现在适时把它弹出来而已。
这样的口气往往让我平静，发不起火来，尽管我对他的话题不感兴趣。
有一次，他突然说：我们要离婚了。那种语气也是平稳的，像是一位阅尽风霜的老人倚在门前说：天要下雨了。
后来，刘伯伦不止一次这样地说这句话，这让“离婚”二字走进了我心里。
我倒不是关心刘伯伦为什么离婚，也不是对离婚后的刘伯伦有什么希望。我只是觉得他可怜——是的，我对世间所有不幸的人和事都感到心软、可怜。我认为刘伯伦值得我同情或可怜，因为他说出这句话时很平稳，他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这种深思熟虑背后一定蕴涵或意味着牺牲，但他没有表现在语气上，我觉得这样的离婚不但值得同情、可怜，还值得敬重。
我敬重所有离婚、不离婚的男女，我为他们的付出、牺牲、忍让感到由衷的佩服。
昨晚，刘伯伦又打来电话，像遗落了什么，他把上次的话接了上去：哦，对了，今晚我想请你喝夜茶，有空吗？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空，反正我出去了。
我没想到刘伯伦搞得那么隆重，他在“新故事茶庄”包下了一个最大的包厢，四张大大的沙发，加上一张大大的茶桌，我感觉一走进，便陷入到一种浓浓的拘束之中。
我把整个身躯掉了进去，沙发柔软而细腻，像不知名的迷局；我说：随便点，说话就行了。
刘伯伦说，怎么能随便呢，你俞丽达肯赏脸跟我出来喝茶，你肯定是不随便的。
如果这句话由别的男人说出来，我可能会反感，但它是刘伯伦说的，刘伯伦说的，就让我感觉不一样。他说这话也是平稳的，很结实，有分量，让我觉得没有散发出别的什么意思出来。
我也无所谓了，我坐着，只等服务员泡茶，刘伯伦只看了服务员两个动作，水还没倒进壶里，便接过水，自己往壶里倒水。服务员呆呆地坐了两三分钟，见没有接手的必要，便点了两下头，退出了包厢。
我看着刘伯伦泡茶。包厢里的灯光很暗，但我仍然看得见领导刘伯伦的动作很平稳，我猜想他的脸色也是很镇定的。我想着他开会时一边讲话一边翻着讲话稿的情景。
对他的这些动作，我不反感，但也不吸引我。我不懂茶艺，我只管喝我的茶。
刘伯伦的茶杯端到了嘴边，突然拿开，说：是她要离的，她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有吃有穿，我每个月都把钱交给她，难道她还不满意，她要什么呢？
我说：你的女人想要什么，你还不知道？
刘伯伦说：不知道。
我说：你想知道她要什么吗？
刘伯伦说：想呀，可我哪有时间听她说，每天各种工作、应酬，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我说：难怪你不知道了。
刘伯伦问：你们女人究竟想要什么？
我说：你们男人知道的。
刘伯伦说：我想听你怎么说。
我说：我想要的你又不能给。
刘伯伦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给？
我说：你们所有的男人也许都不能给。
刘伯伦说：说出来听听。
我说：领导，你就是靠我再近，我也不会跟你讲的。
刘伯伦说：她要的东西太浅，档次太低了，我不屑于给她。
我说：女人总是最满足那些浅和档次低的东西。
刘伯伦说：可你不同，从你那些激越万分、张力十足的文字中，我感觉到了你深不可测的世界。
我说：是吗？我的世界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准。说完，我笑了起来。我只想喝茶，我突然不想听刘伯伦讲话了。我以前只听到过“领导”刘伯伦，或者“负责人”刘伯伦讲话，从没在与他单独在一起面对面讲过话，而且谈的不是工作上的话题。
刘伯伦继续说：你为什么那么高高在上？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男人这样认为而已。
刘伯伦又说：你总是高高在上。
我说：没有啊。
刘伯伦突然坐到我的沙发上，他整个庞大的身躯陷了进来，使我的身躯比以前陷得更深。我忙支撑起身躯，我拿起了放在身边的包。
刘伯伦以为我拿包是为了清除我们之间的障碍，便一把抱住了我。
我当时确实喘了粗气，但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兴奋，我本能地说：刘主任，刘主任，你怎么这样？
刘伯伦说：我就这样。
我说：你不能这样，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领导，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你不能这样！
我冲出了包厢。
讲完这件事，我还对向达利说：这几年，我与男人交往得很少，但总是遇到这样的男人。
向达利问我：难道你真的没有遇到一个动心的？
我说：那些男人总是把我看得很高，其实，我的要求很低很低的。
向达利的前一个夜晚
我说：其实，男人也是要求很低很低的。
我接着说：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个女孩的住处。那个女孩是我在一家美容美发城认识的。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把玩着手腕上的一只淡绿色的玉镯。我奇怪当时没有问是真玉镯还是假玉镯，也没有去问多少钱买的？而是问：谁送的？
我听到从她嘴里吐出三个字：我妈妈。
我霎时忘记了是在什么地方。我闻到了一种清朴的芳香，我知道，只有“妈妈”存在的地方才有这种芳香。
我没有问她：你妈妈知道你在这里干活吗？
我只问她：你家在哪里？
她说了一个地名，那是一个村屯的名字。我想起她割稻谷的场景。我看到她的手上有细细的红线。那是被稻草割过的痕迹。她说她刚回了一趟家，在田里待了十几天，然后洗脚上田，来到了这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会等到她下班，并且开车送她到她的住处。她显然对这一切不太适应，她一直不相信是真的。她见我坐在那里一直不走，她问了我几次：真的送我回去吗？当得到确定的回答后，她急忙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我从她眼神里看不到不信任，看到的全是感激。
但那天晚上，我的确开车送她到了住处。到她老板娘同意她下班时，已是深夜三点多钟了，那晚我好像向妻子编了一个什么谎言，说正在外地出差，赶不回去了。
我开着车，从容地载着她，往她的住处赶。
空气有种沁人的清凉，我的车先是穿过棕榈树，再就是榕树，然后是灌木丛，街道把我们从城市的最深处送到城市的表层。她住的地方是市郊，所有的房子都是八层，连续十几幢，我的轿车无声地从头到尾数了一遍，最后在她的指引下来到了一堵围墙边，停在这些房屋的最后一排。
她坐在车上一直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这正合乎我的心理。白天我说话太多了，而且都是伤人的话、说谎的话，我其实不想说，但是没办法。现在，我终于可以住嘴了。
此后，我就这样无声地在她上班的美容美发城和住处往返了几次。她始终没有说一句“上去坐坐”、“上去看看”之类的客套话。很奇怪的是，她越是这样，我越想送她。我觉得难得遇上这样的女孩。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打电话给她。但每次除了问我“吃饭了吗”，便没有什么话讲。
就在昨天晚上，我饥肠辘辘找遍吃的时候，她打我电话，问：“吃饭了吗？”
这次，我说没吃。对方好像也没觉得异常，很自然地接口说：那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有面条、鸡蛋和青菜。
我第一次走进她的房间，是一间大房，从门口往里走，我目光遇见的东西依次是：门口的鞋、梳妆台、饮水机、床、挂衣柜、门帘、灶、液化气瓶以及洗手间。
我说：很干净、很整洁，像个家，虽然小点。
她正在厨房忙乎，隔着薄薄的门帘，我能看见一团团雾气围着她转。
我不想进去看她是如何煮面条的，我当时饿极了，我想不管她是怎样煮的这碗面条，我都能吃得下。
我重新打量房间，我坐在梳妆台对面的床上打量，我一边打量，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抚摸床上的床单，我丝毫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无聊才这么做的。我又看到了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塑料小篮子，篮子里放着两个苹果和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刀子旁边还有一个明晃晃的东西，但比刀子小，我伸手去拿，是一只打火机，不是那种所有小卖部都有的、花一块钱就可以买到的一次性打火机，而是一只很奢侈的打火机，那种奢侈是与一种奢侈的名酒扯上关系的，说得清楚一点，就是，那个打火机是随那种名酒赠送的。如果单单是一只打火机，我也不会太注意的，我还看到了一包烟，哦，对了，那个打火机就躺在那包烟上面。
我问：你抽烟喝酒呀？
她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向我走来，她怔了一下，说：没有啊。
我没有再问下去，我快速地吃面。我不知道味道如何，反正我很快就吃掉了一大碗，满满的。
吃完了，我就想走。
她拉了我一下，说：他在深圳，半年才回来一次，我的房租，房间里的东西，全是他给我买的。
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不关我事。
她说：这么晚，还去哪？
我说：我哪也不去。
她说：那就留下。
我和衣躺了下来。她俯下身子为我解开衣扣。我说我不想。她笑了一下：你不想洗个澡吗？我也笑了一下，配合着把外衣和裤子脱了。
她去洗手间为我放水，“哗啦啦”的声音流进我的心里，我想，那一定是温热的。
她从衣柜里找了一件背心，我本能地闻了一下，还有一种汗味。
她见我有点犹豫，说：他是当兵出身的，你穿不一定合适，将就一下吧。
我套上背心，躺在床上。这时，我才发现，墙壁上挂着空调，空调开着的声音到这时我才听到，我是侧着耳朵才听到的。其实，是她还把电视的音量减小了。
她靠了上来，她抱住我的头，让我的头紧靠着她的头。
她把一头腿放到我的腿上，我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她穿着的柔软光滑的睡衣。
我摸着她的头，从下巴摸到鼻子，从鼻子摸到额头，然后是耳朵、颈脖，我不停地摩挲着她的头发，等我再循回过来摸她的脸时，感觉到了湿漉漉的一片。我睁开眼，侧过头，看见她的眼角还有一大颗眼泪，正想掉下来。
我用手掌轻轻的一推，那一大颗眼泪，把她整只眼睛都淹没了。
我问：怎么啦？
她不说话，把我抱得更紧了。
我说：讲你妈妈的事吧，我喜欢听，我妈妈也在乡下，听起来很熟悉。
她有点讶然地抬起头，问：真的？
我说：真的。
她就开始不停地讲啊讲啊，当然，她还讲到了她爸爸，她讲她爸爸老是跟她妈妈吵架，但过后第二天，两人又一起走向田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还讲她弟弟，讲她弟弟读书没她好，因为是男的，她爸爸把她从学校赶回来，让她弟弟一个人读，她说她弟弟现在在广东一家技工学校读数控，但不学好，每个月都打电话来给她要钱花。
她讲啊讲啊，不知什么时候天亮了。
我迷迷糊糊说：你还讲啊。
她说：不讲了，够了，天也亮了，睡吧。
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又是一个夜晚，已经是今晚了。我对俞丽达说。
俞丽达与向达利这个夜晚·下半夜
俞丽达和向达利一边说着，一边继续往山上走。
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吧，也不知在山上会得到什么收获，也许，在他俩朦朦胧胧的意识里，山上总是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他们的？
他俩禁不住仍要往前走。
清风潇潇，这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种声音落在树叶上，偶尔有“扑通扑通”打动树叶的时候。树叶中有路灯，惨白惨白的，往路的左边看去，开始有一排房子，掩映在林木中。向达利记得，那是办公区，他曾经去过韦文康的办公室，好像是那排房子的中间一间屋子。
向达利突然站住了。
俞丽达说：干什么？别吓我啊。
向达利辨了辨方向，说：再往上走，向右拐，就是餐饮娱乐区了。看来山是上不了了，太荒凉了。
俞丽达说：我跟在你后面，再上去看看吧。
向达利说：现在都关门了，不对外营业，没什么看的。
俞丽达笑了一下：去看看你们男人吃喝嫖赌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向达利说：哪里都有这种地方。
俞丽达又笑了一下：我跟你走。你要保护好我。
向达利说：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三更半夜约出来，就是要寻求保护的？
俞丽达说：这荒郊野外的，你现在想怎么样，我也没什么办法。
向达利“啪”的一下，拍了手臂，说：山上的蚊子很厉害。
俞丽达说：我不怕，带了六神花露水呢，你这样一说，倒提醒了我，我要喷一点。
向达利看见俞丽达把一条腿搁在一块山石上，往那条搁起的腿上喷花露水。
向达利说：这几年我跟过不少女人，但真正动心的没有。
俞丽达说：在大学同学里有吧？不然，上次召集同学会你不会那么积极的。
向达利说：也算有吧，可不知人家看不看得上我？
俞丽达说：看上了你就大胆表白嘛。
向达利说：可我就是不敢。
俞丽达把另一条腿也放下，说：走吧。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下来。风，好像也没有了。树和灯光一副昏昏欲醉的样子，只有虫子叫得更尖锐了。
往左看，山上的树影无声地压下来；往右看，盘旋的路不知弯到了哪个漆黑的深处。如果不是惨白的淡光引导着她的视线，俞丽达还不知道前面是一块空地。
向达利说：这是山腰的停车场。游客在此歇息、食宿。
俞丽达这才敢把视线稍微往前伸一点。她一放眼，看见停车场的另一头是一幢楼房，挂在屋檐下的两盏红灯笼放着血样的光，把楼房拔得很高大，把山腰一下子架空了。
远远的，俞丽达看见楼房的玻璃门上横着一根粗粗的东西。
向达利说：真的关门了，锁上了，什么都没有了。
俞丽达说：不要说得那么凄惨，听了让人瘆得慌。
向达利说：想想以前灯红酒绿的样子。
俞丽达说：你就没想那个被打死的女子吗？
向达利的眼皮耷拉了下来：下山吧，天快亮了，我困死了。
俞丽达说：等等，我要照一张相，不然，觉得白来一趟。
向达利说：你站楼房那里吧，我跟你照。
俞丽达从包里拿出了数码相机，说：你站在楼房前，我先给你照。
向达利又挥手又摇头，说：我不照了，你照。
俞丽达趁机按下了快门。然后，把相机递给向达利，说：给我照一张。
向达利说：我还没在这么暗的光线下照过相。
照完相，两人下山。
俞丽达在相机里翻着照片，突然，她惊叫一声，说：你这张看不清脸，只有一双眼睛在发光。
向达利拿过相机，一看，说：你的脸也看不清，而且，身材怎么这么弱小？
两人同时回过头，往那幢楼房望去，他们看到大门的左侧站着一个女人，扭动着腰肢，一脸的血红……
向达利一把拉起俞丽达的手，说：快，快走！
俞丽达说：你根本没照到我，你照的是大门左侧的那尊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