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学者中，余秋雨是前后遭遇反差最大的学者之一，几乎没有一位学者像余秋雨那样曾经受到过如此多的推崇和赞美；与此同时，也没有一位学者像余秋雨那样受到过如此多的攻击和质疑。他取得了巨大的名声，同时也经历了深深的磨难。
余秋雨自身性格气质的两面性反差也很大，一方面，他有明显的柔的一面，他是个多愁善感且心灵脆弱的人；而另一方面，他也有明显的硬的一面，他是一个不安于现状且执拗顽固的人。这两方面，余秋雨都表现得那么充分……
１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对于余秋雨的散文作品，有评论家说是“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混合物”，是“中国文化沉沦的标本”。的确，在余秋雨的很多文章中，经常弥漫着悲情和哀婉的氛围。作品中无所不在的感伤情绪，让一些评论家甚至给他贴上“煽情”“滥情”的标签。
一篇文章的个性，其实也是作者性格气质的某种反映。一篇有着真情实感、原创性的文章，是作者对事物的主观看法和心灵感受，必然会打上作者性格气质的烙印。就散文来说，作者的心理感觉叙述更多，在创作上呈现出更强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倾向。因此，散文中浓郁的忧伤情结，折射出余秋雨那细腻、丰富而又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
文章反映作者的性格气质，一方面是说文章的观点、看法和行文风格反映作者的性格气质，另一方面是说，作者选取什么事物以及选取事物的什么角度等审美情趣，也是作者性格气质的反映。
在余秋雨的散文代表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中，他所选取的素材，很多都是充满感伤的人物和地方，无奈、悲愤、矛盾、凄楚和沉重等感伤元素充斥其中，文章弥漫着凄风苦雨般的氛围。因此，按照余秋雨的气质脉络，长歌当哭的苏东坡、凄楚流放的柳宗元等等这样的人物，冥冥中就成为余秋雨散文写作的必然选择。
就像人的禀性难移一样，余秋雨的这种散文风格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变和转型的。如果不把自己多愁善感的、细腻的情绪调动出来的话，余秋雨可能写不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对于作者来说，也许只有沉浸在自己所本真的某种情绪氛围中，才能流淌出别具风味的散文。风格，是一个作家安身立命之所在。
实际上，在一些评论家眼中并不待见的散文，却总是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一部分人读起来觉得是多么矫情的文字，却有另外一部分人为之起鸡皮疙瘩，与之心有戚戚焉。这是因为，从历史或者人生的角度来看，悲情中的浪漫，或者是浪漫中的悲情，是任何时候都有市场的。比如南唐李后主李煜，在政治上完全失败，是个亡国之君，但他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式的浪漫悲情，却被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视为具有一种永恒艺术价值的瑰宝。
２一个心灵脆弱的人
从情感逻辑来看，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心灵脆弱的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面对十几年来不停歇的质疑声浪，余秋雨总是陷入痛苦之中。来自各路的包抄和不绝于耳的批评，真真切切地触动了余秋雨那颗敏感而又脆弱的心，击打着他那孤傲的心灵，不断摧毁着他的自尊。他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他有时也大力还击。而余秋雨的大力反击，又让人有一种这样的解读：他反击得越犀利，说明他伤得越重。着实可悲的是，那些真正把利剑指向他的人，都看到了他已陷入到痛苦之中。
在他的诸多控诉和反击言论中，最能直接地折射出他自身的悲情和脆弱。在几年前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们到处都是人，但是优秀的创造者被各种各样的麻烦困住了。被各种人事关系、某种体制、谣言、争论、麻烦事，一下子困住了。”“如果海明威、贝多芬生活在这个时代，被很多绯闻困住，那也完全没有办法出来”。
在余秋雨诸多类似的言论中，他把文化人的心灵脆弱扩大化了，把影响文化创造的负面环境也扩大化了，实质上这也更能从一个侧面暴露他自己的敏感和脆弱。其实，他一直把文化人的心灵脆弱当作普遍现实，这种扩大化的思维定势很明显。在《霜冷长河》
中，他写道——文化人的习惯，加上令人嫉妒的成果和名誉，太容易成为箭靶了。世人以为，他们有名声保护，一定不会受伤，其实这是太大的误会。名声不是盔甲，反而是他们受箭面的扩大，越是重大的名声就越会有开阔的受箭面，文化又强化了他们的敏感，每一箭都会使他们痛彻肺腑。
这一段话，与其说是为“文化人”代言，不如说是他这几十年来的感受。余秋雨可能没有看到，当代有一些文化人心理素质挺好，脸皮超厚，“无耻者无畏”，并不会如此敏感和脆弱。但就余秋雨自己来说，确实如这段话中所述说的一样，每一箭都会使他们痛彻肺腑。
当然，对一些与余秋雨相同气质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能也感同身受。
３一个总想突破现状的人
一个多愁善感、心灵脆弱的人，与无欲无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伤感脆弱的余秋雨，同时也是个总想突破现状的人。在他文静的外表下，内心却有一团欲望的火焰，纠缠着他，也推动着他，使他从不轻易认命。
十多年前，余秋雨文革时期的同事胡锡涛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余秋雨是否从此摆脱一切干系、冲出重围了呢？没有，反而又陷入困境。1977年，是他“三十而立”之年，但他无法“立”起来，原因是被“揭、批、查”运动拖住了，有些人非要把他整倒不可。
他曾三次上书华国锋，申诉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均无下文。对上海写作组的小萝卜头、业务骨干分子“揭、批、查”，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进驻康平路89号的工作组换了三批。受到牵连的余秋雨也被审查了三年，对他的文章、修改稿及言论、表现等等，翻来覆去不知查了多少遍，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余秋雨不甘心这样不明不白地消耗时间，于是，他悄悄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为着书立说做准备，为重新站起来而奋斗。
抛开一切其他的角度来解读，单从张扬人的奋斗精神层面来体味，这是一段令人震撼的话。这段文字，充分体现了余秋雨身上那种强烈的摆脱现状并渴望成名成家的雄心，说明他有一种善于“人生突围”、善于打人生翻身仗的强者品性，从中也折射出他还有一种出人头地的能量。
看来，他获得的功名绝非偶然！
余秋雨的硕士研究生马小娟，在她自己的着作《吾师余秋雨》
中写道：余秋雨的灵性与聪颖，还有潜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强者基因，注定他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注定他会成为《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中的余秋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
余秋雨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往往是一种“儒雅外表”。而作为余秋雨的学生，马小娟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潜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强者基因”，这种感受和评价，确实比其他人的远距离感觉更内在、更真实一些，余秋雨确实有一种别样的强者气质。
二十多年前，余秋雨坚决地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个所谓的“正局级”职务。这件事，也很能说明他那种不安于现状、总是有着更强烈的人生目的的本性。
教授和院长头衔，对很多学者来说，可能都是学术人生的终极目标了。但对余秋雨来说，这虽然是他十年寒窗奋斗得来，得之非常不易，但一旦达到人生阶段性的目的之后，他那不停歇的雄心和欲望，又会使他不甘于此。在那时，他已年过四十，而与很多在四十过后容易随遇而安的人不同，他的内心力量，总在召唤着他突破现状，总在推动着他不停地跋涉，总在催促着他获得更大的声誉和地位。
余秋雨曾经在一些文章中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描述了他在获得学术地位之后的厌倦和失望。这一种思想脉络，也可以看出余秋雨是一个极不容易满足的人，也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他总是有着更大的欲望，总是有着更强烈的人生目的。
４ 一个执拗固执的人
这些年来，余秋雨一直处于来势凶猛的抨击当中。在中国当代学术界，他受到的批评和攻击，比任何一位学者都要严重。只要留意一下网上有关他的言论，就可感觉一二了。
外界对余秋雨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是否有污点，以及文章中的错误。实际上，对于他的文革经历，经过一些媒体多年的争论和调查，以及余秋雨自身的说辞，还有就是他的极个别对手身上明显的人格弱点，使很多人渐渐地会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
余秋雨在“文革”中不是一个恶人，没做过整人害人的事，只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写过几篇文章而已。而对于着作等身的余秋雨来说，他被人指出来的错误，实际上都是一些细节性的东西。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余秋雨老是受到如此大面积的攻击和质疑？这与他性格中的执拗顽固有密切关系。批评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对余秋雨自始至终不善于圆融的顽固态度反感。
余秋雨在对待批评来源的判断上，与把“文化人的心灵脆弱”
扩大化一样，他也把批评者中“妒忌的人数”扩大化了。他有着为数不少的关于妒忌的评论文字。比如，在《霜冷长河》中，他写道——再来看看周围那些愤怒批判我的人，除了其中极少数几个我无法原谅外，大多不能深责。他们长期生活在“文化大锅饭”的环境中，无法想象改革开放以后居然会有几个年纪并不太大的人那么有名。社会的无序使他们怀疑成名者大多是投机钻营的胜利者，长期的大批判又使他们未能养成实证调查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舒服无处发泄，于是把我当作了出气筒。
他几乎把批评他的人，都说成是妒忌他的名声的人！这个判断实在是有失公允的。还是在《霜冷长河》中，他甚至把大量写批评文章的人，判断为“大量害怕辛劳的青年人”的成名捷径，这种“扩大化”的偏激言论，这种高高在上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怎么可能不招致大面积的批评和攻击呢？
而余秋雨对于此问题的判断，十几年来却一直未曾松动，真是顽固不化到了极点。他的这种顽固态度，其实正中了少数真正要搞臭他的人的下怀。他为此招致的如滚雪球般的批评，正是他所说的“其中极少数我无法原谅”的人所最想看到的。他那“防卫过当”
的言论，把本来同情他的人都赶到了对立面去了。
而对于有些文人批评指出他文章中的细节性错误时，他的态度也十分固执己见，总是过于“爱惜羽毛”，总是高高在上，反击起来不遗余力。他在《掩卷沉思》中，曾有过狂妄的反击——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而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去做化学鉴定的时候，当有人借口要清除桥本身上的污泥、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余秋雨的这段反击文字，看似很“高屋建瓴”，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为了所谓的“建造精神整体桥梁”。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这与一些官员口口声声“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一样让人反感。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正是身上那执拗顽固的禀性，为他招致了一波接着一波、更大成分上是情绪上的反感浪潮。
对于余秋雨的麻烦和痛苦，在2004年4月8日的《文学报》上，着名评论家韩石山讲了一段颇有智慧的话——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余秋雨若是聪明点，不等别人说，自家先写上一篇《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把什么都说清了，看他谁还敢再说你一个不字。就是参加了写作组，就是写了那么几篇文章，谁去了不也是做这样的事？这样一来，别人只有敬佩，什么都不好说了。硬不承认，就难怪余杰抓住不放了。你不承认，余杰当然就有理了。在这上头，我们不能说余杰有什么不对，年轻人，就要这样较真。是余秋雨自己把事情搞僵了，怨不得别人。
至于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惹起的麻烦，就更不是个事了。要是我，只要说一句，我学问浅，全是我的错，谢谢，下次出书时改过来，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校对去！
我觉得，对余秋雨的事儿，没必要再追究了，再追究也不会追究出多大的事儿。至于余秋雨自己，也没必要再说什么话了，好时机耽搁过去了，再说什么都迟了。别吭声是最好的处置。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余秋雨是成功的，是毫无愧色的，这就行了。
想想历史上，这样的文人还少吗。再说什么，你总没当过汉奸吧。
或许是局外人，韩石山先生的话，还真有点“四两拨千斤”
的智慧。余秋雨的执拗和顽固，实在很不适宜。他的性格的这一面，注定他要经历各种攻击和磨难。余秋雨写出那么多的好文章，但一涉及自身问题，对世事人心的把握就大失水准。不少的局外人，都会同意韩石山先生所说的，以余秋雨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此顽固不化的余秋雨，恰恰在对待一些过火的攻击上，也显现了一种少有的硬骨头气质，他的反击有时也颇具有一种镇静和逻辑的力量。对于像他这样内心如此敏感、脆弱和孤傲的人，我们其实都可以想象得到，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攻击，他在私底下是如何默默地舔自己的伤口。但令人敬佩的是，在公开场合，他依然保持一种自尊和克制。因此说，余秋雨的顽固不化，虽然缺少人生智慧，让人颇感无趣，但有时也显现了一种颇有精神力度的固执。
名声虽已失去，但尊严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