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悲壮也最辉煌的三年。他们的开拓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团结协作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受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尊重与珍爱。
那时，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按粮食定量生活，因此，每当科学家们云集在西华厅开会到深夜，总理出钱请大家吃夜宵，每桌一大盆白菜豆腐肉片汤，四碟江苏风味小菜，每人二两饭或二两馒头。饭后，由秘书收粮票不收钱。一次，周总理委托陈毅和聂荣臻两位元帅召集自然科学家会议，王淦昌等科学家步入会场时惊疑地发现，会场原来是宴会厅。两位元帅呵呵笑，对大家说：“总理得知各位也受饥荒，生怕各位身体衰弱，委托我们召集这个会议，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科学家们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酸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都戒荤了呀，为何单单给我们举行一个吃肉的会？古今中外，何曾有哪一个国家专为科学家举办以吃肉为主旨的餐会呵！
他们相邀入席时，周总理来了。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致意后说：“这个会，只请大家来补补营养，希望大家吃好吃饱，请！”便请钱学森、钱三强坐在他身旁。他给同席的科学家夹菜后，即和两位元帅出席敬酒。
陈毅来到王淦昌席前，抱拳问：“教授同志，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呀？”
因为保密，王淦昌只是笑着点点头。
陈毅便意味深长地笑道：“各位，我陈毅可是指望你们撑腰呵，你们搞响了，我这个外长说话才硬，才响亮哩！”
党中央为了科学家们的健康，还多次安排他们去疗养院休养。王淦昌等几位科学家被请去广东从化温泉疗养院时，他万想不到，朱老总、陈老总、聂老总正在那儿迎候他多时。陈毅元帅一见面就笑着问：“教授同志，那个东西几时响呀！一年？两年？那么三年吧？”
王淦昌只能回答快了，快了，我们在加快研制进程呵！”但是，比战争还更残酷的灾荒和饥荒仍在磨难着中国。在王淦昌领导的实验部紧张地进行聚焦波实验的同时，饥荒似乎也聚焦到那个半沙漠地带。秋风好像故意戏弄人，它把一个红果刮落到老百姓院墙外，一个技术员检起，正要在地上压上一角纸票，被民兵抓了。那时的人，可以忍受饥饿，但不能容忍偷窃的行为，当他们了解到他想买去送给浮肿的同志吃时，即带上一篮红果，送他回实验场。为了对付饥饿的烦扰，王淦昌的学生们常在深夜坐在漠风拍打的帐篷里举行“精神会餐”，描述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而后进入梦乡去觅食，却不知饥肠在发出辘辘的震波。
“精神会餐”的主持者，常常是陈能宽博士。
一天，陈能宽去密云水库管理处办事，办完公务走在湖岸上时，忽然萌发童年时代摸鱼措IF的兴趣，便借来一根手竿，试着钓鱼。他会钓，下钩不一会儿，就钓到一尾近两公斤重的鱼脆。
陈能宽钓到一尾鲤鱼的喜讯，好比他拿出一个方案激动人心。深受饥饿煎熬的青年学者们欢笑着来回观看，无不看得馋涎欲滴。于是，他们的学术带头人陈能宽学着欧洲大物理学家希尔贝特的口气征询大家的意见：“那么，同志，就是你吧，请准确地告诉我，这条鱼该取什么样的价值走向？”
大家的回答，正合他的心思。
“让它给淦昌师补补营养。”
然而，要使王淦昌接受这尾鱼，恐怕比复杂的物理实验困难万倍。陈能宽又像主持攻关小组会那样，请大家围着在水桶里游动的鲤鱼献计献策，半小时后，他们对淦昌师说师母烹调技术高超，为了对得起这尾鱼，应该被送到老师家去，然后，大家一同到导师家，共进一次美餐……
王淦昌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和他的学生们沐风浴雨，共渡苦寒，在一年内为祖国进行上千次爆轰物理试验。一次接一次的波动，振奋着古老的长城。长城，再不像九龙壁上的龙，中华民族囿于那块石壁上几百年的猛威萌动了。
这是科学的胎动。
祖国的腹地感觉到那个胎儿的呼吸。
核武器研究院突破理论设计难关之际，我国的经济也从困境中探出头来，吐了一口气，那口气，便吐出一个仍打寒战的春天。1963年的春天虽然乍暖还寒，孱弱了些，毕竟在姹紫嫣红中透出朦胧的生机，朦脑的美。
三年灾荒中，周总理一方面忙于其他国务，一方面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他深知，国防尖端科技不仅能增强新中国自已的武威，更能带动国民经济腾飞。因此，他再忙，也一定要与科学家讨论，具体指导研制工作的每一段进程，并且统领全国大协作，为科研所需开绿灯。有一次，总理接见外宾后准时赶来参加讨论会，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总理一边当茶喝，一边倾听大家发言，竟忘了喝。会后，还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让倒掉，带上车去，又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
周恩来总理可谓是全国的楷模，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风范。
1963年初，实验部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要上青海高原。临行前，张爱萍将军来送行，做了个诗意的报告，说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真个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他还给大家改了唐诗，“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已度玉门关”。别说那边无故人，不，“西出阳关有故人”。我们要有“不斩楼兰誓不还”的决心，去赢得攻关的大胜利。他只讲了几分钟的话，却能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话音一落，李觉院长即迭声道，带头上胃原去。
此前，李觉多次上青海高原和吴际霖副院长在那儿筹建科研、实验、生产为一体的核武器研究院基地。那时的金银滩草原，还有野驴群、黄羊群、狼群。野畜们都不怕人。创业者燃起篝火时，旱獭即钻出草地立起，前腿垂胸，好奇地围观他们。深夜，狼群的突然造访，比抢头条新闻的记者还更热烈，足见那儿的荒凉。
尽管荒凉，李觉还是带领建设者建起了一座新城，为科技人员的到来，准备好必备的条件。由于人多，楼房不够分配，
李觉带领机关行政干部住进地窝棚，而让科技人员住进暧楼。
李觉住的地窝棚没有什么特别，也是半截在地下，也是黑毛S盖顶，也是土木围墙，也无暧气，这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无异于住冰窖。李觉将军直到调离核试验研究院去任二机部副部长之前，都住在那个地窝棚里。
王淦昌行前也给年轻人做思想工作，他说，做爆轰物理实验，不像玩“二踢脚”的孩子，可在街头巷尾、在自家门前玩，
我们必须到最荒凉的地方去。不去，就做不成大事。勉励年轻人多出去走一走，到大世界去实践。
他大半生都是在大世界里走的。他从离乡去沙溪小学读书至今，生活一直流动着，唯其如此，他的科学思维才像潺潺的山溪为着美的憧憬而奔涌不息吧。
这次，由于严格的保密规定，他不能告诉家人将去何方，只对夫人吴月琴谎称，去兰州出差，要在那儿工作一段时间。
他用美丽的谎言抚慰了挚爱着他的夫人，便上了青海高原。
高原基地处于冰山雪岭环抱的金银滩草原，九曲八弯的湟水流经祁连山深处的密林里，银线般地穿过绿草滩，流入蓝波闪闪的青海湖。
当时，先登上高原做实验技术准备的一位核测量专家，就是曾师从王淦昌在杜布纳工作的唐孝威。几年前，教授要他做的课题，现在派上了用场。甚至教授在杜布纳宿舍里给他出的计算题，如今也得到应用。唐孝威在核测量理论上的造诣和实验制备的天才构思，深受这位大师的赞赏。教授曾说：“唐孝威的中子点火测试工作给他印象极深，就是因为这种实验难度很大。”而中子点火技术，是促使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关键技术。“这几次中子点火实验的成功，是理论工作和实验工作密切配合的结果。整个进程中邓稼先领导的理论计算和唐孝威负责的实验测试配合得非常好。”(引自周发勤《蘑菇云在东方升起》）
王淦昌到达高原时，唐孝威已和测试组成员准备好了试验条件。唐孝威身体虚弱，又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到了高寒地带工作后，病情已加重到走动艰难的程度。但他们像自己尊敬的导师那样，顽强地工作着。
正被病痛折磨的唐孝威见老教授亲临高原指导实验工作，万分高兴。同时，也为教授的高血压病患担忧。这座建设在世界屋脊上的原子城，空气稀薄，饭煮不熟，肉煨不烂，等于吃生饭菜度日，许多年轻人由于环境不适，过来不久身体就垮了。由于高原缺氧，年轻人走路都气喘，将近花甲之年的王教授能坚持下去么？
这并非“杞人忧天”李觉将军就曾电令西宁办事处，务必延留40岁以上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像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都应先在海拔1800米的西宁多住几天，适应后才许上金银滩。电令里特别强调他们是国宝，国宝是应该倍加爱护的。
但是，谁都不能阻拦“只争朝夕”的王淦昌教授。他一到西宁就叫警卫员备车，连夜赶路。
翌日，他在原子城的暖楼醒起，出去散步时，见李觉钻出地窝棚，甚为感慨。李觉却乐呵呵地笑指刚钻出地面草窝的一只鸟说，高原无树，鸟儿也都住地窝呢。李觉带领行政人员为科技人员让房的事，给王淦昌以深刻印象。1993年1月14日李觉80大寿，年岁已高的王淦昌向他祝寿时说：“你是原子弹第一功臣呵。”彭桓武教授即席作诗，日：
忆昔睁嵘岁月稠，花园餐食励同俦；草原棚内排兵马，戈壁滩上献彩球。喜值新春联老友，寿臻八秩祝千秋；长髯厚直将军健，犹有豪情作远游。
在我国受王淦昌、彭桓武、陈能宽、唐孝威等众多的中科院院士祝寿的将军，不多见。据说，王淦昌教授当时将诗写成横幅，并署彭桓武诗、王淦昌书。
其中第三行“草原棚内排兵马”的“棚内”，指将军住宿与办公的那个地窝棚。如今，科学家们每当回忆那段生活，无不认为应该保留李觉将军住过的地窝棚，既为铭记历史，也为警示未来。那是高原一美饰呵。
美饰，也是标志吧。在这支科技队伍中，最年长的王淦昌教授的榜样，也影响他四周的年轻人。他很少住在暖楼里，经常深入实验室和试验场区各个工号，和大家研究试验中的难题，犹如几年前在杜布纳教导中外学者以“有意义”事例去捕捉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迹象，如今他指导本国青年学者如何进行校测量。人们如果不会运用巧妙的测量方法和测量标准去探测核爆炸情况，无异于瞎子放炮，谁能正确描述核爆炸瞬间的复杂现象呢？
所幸的是，胡仁宇、唐孝威等年轻的核测量专家以他们的才智和严谨的作风，甚使这位物理大师欣慰。
他作为实验与技术的领导，要关照的事情自然很多，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甚至一颗螺丝的加工和一个小小的焊点，都要严格把关。有人说，一颗原子弹的构造，几乎用上20世纪全部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学科和工业技术，其复杂而又精妙的工艺更是像个迷宫。王淦昌作为技术总管，却并非是万能的。但他如果有一点不知，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他都要看，要问，要学，要记录，要思考，要亲自督察，周到细致地査看每一个工艺流程。
他经常告诫做爆轰物理试验的同志：“雷管一定要保证质量，必须安装到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如果有一个质量不好，或者有一个插不到位，波形就不好，最后就达不到理想的目的。”
有一种新研制的雷管在运输途中突然爆炸，一些同志被这事故炸蒙了头，找不到原因，忧心如焚。而新的试验又急需这种预制雷管，怎么办？
王淦昌凭借他渊博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经验，迅速判断这是静电积累所致，当即要技术人员进行验证和实验，结果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类似这样的事，不胜枚举。他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能从原理到方法给大家上一堂实验物理课。人说他是物理诊所的大夫。
其实，他那奇异的“神功”，多半是学来的，他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另外，则是勤于思考，这既是出于他的习惯，也是出于“责任心驱动”在空气稀薄的高原，患高血压症的人常常失眠，责任心也不许他安眠，他便撒开思维网去捕捉实验工作中的每一个疑点。一天，他在半夜里想到一个问题，即叫醒警卫员任银乐要车，同去总装车间。工人师傅们见他半夜来工作，深受感动，都劝他休息，劝不走，他们就抬来行军床摆在机床旁，让他半卧在床上看他们操作。他们说，王老您年事最高，可不能与我们年轻人熬呀。
那时，他已56岁，血压常常高达临界。
有些实验工号离原子城远，得乘车去。他往往不等派来小车，就搭卡车跑。路况不佳，有的路段像搓板，车颠人也颠，有人说俏皮话，说王老与我们颠簸，也变得年轻了。
“那么，我就多颠簸吧。”他笑道。
他一到，就与大家进工号车研究问题，之后和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围在一起进餐。管理员念他太辛苦，见他来时，都吩咐炊事员多做一两个菜，年轻人每次围着他用餐，都像孩子般高兴，笑道：“王老，您多来呵，您一来我们就能打牙祭。”
“我会多来的，会的。”他笑着劝年轻人吃饱吃好，鼓劲儿把工作做好。
那些年轻人若干年后，都成了专家、课题带头人。他们说，在高原上，李觉院长和淦昌师最受大家敬爱。他俩是圣城原子城里的两大天尊。
核武器研究院的赵子立说，王老工作忙，忙得棉衣剐破了，露出破絮来，全然不知，初上高原的技术员都把他当作工厂里的老师傅。星期日，他们在草坪上打排球，球滚下缓坡，恰恰滚到他面前，他们就喊：“喂，老头儿，劳驾……”他检起球，抱到球场，看了看表笑道：“再玩10分钟，回去做实验呵。”他们才知道这位师傅原来是世界着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忙鞠个躬，跑回实验室。
那个实验室，离原子城有5公里多远，专事实验人体与“球体”之间的感应。被用作实验的“人”，通过测试仪是个仿真“人”那人有“内功”你控制他的内功，看他在和球体接触的过程中出现何种感应。这是测试人与球体的亚临界状态。因为，到全球总装时，人难免接近或接触球体。事先做了这种实验，好采取防护措施。
这种实验，马虎不得。
美国曾有两三个因辐射致死的科学家。
1945年8月21日，26岁的青年物理学家哈里·达尼安，在用小量可裂变的物质做实验时，不慎接触十分之几秒的链式反应，右手碰上很强的核辐射。住院不久，手指隐痛起来，接着出现红肿，体内无一处不剧痛。头发脱落了，白血球激增。事件发生24天后，哈里·达尼安痛苦死去。
哈里.达尼安死后八个月，曾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做临界质量的物理学家斯洛廷也因辐射致死。
路易斯·斯洛廷还算幸运，当局还允许他的好友和亲人探视和陪伴。另一个神秘死去的名叫威廉.特维切尔的放射学家，则被警卫隔离在旧金山的莱特曼医院里，谁都不许接近。
这些核辐射造成的死亡事件，过许多年之后才能解密透露于媒体。1949年，美国报刊又透露出一些惊世骇俗的秘密，美国当年居然在某地用飞机撒播放射性物质，用活人做效应实验。此一秘密事件的揭露，对于谆谆教导他国尊重人权的美国政府，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