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幢干打垒平房，像写在半沙漠地带的几组负数，摆在荒滩上。王淦昌到此之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博士和张寿齐、陈常宜、刘长禄等工程师已来这儿安营扎寨了。
据说，此地是由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九所朱光亚副所长，陪同外号叫“哑巴和尚”的苏联援华专家来“定点”的。哑巴和尚一到，就摆出几条理由反对朱光亚在此建场的意见。不轻易改变主意的朱光亚教授笑了笑，很礼貌地带他视察了几处，转回来时，他累得一屁股坐在滚烫的沙地上，叹一声说：“朱，您是对的，还是这儿最合适。”
朱光亚是最先到任的教授级副所长。
有人说，李觉将军与这几位教授级副所长的组织领导才能远胜于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与罗伯特·奥本海默。而善于选择进攻道路，不多话的朱光亚教授，简直准确得像原子钟的时针。
研究所八个室的领导，则是天才统帅部下设的天才将领。他们都善于攻关夺隘。王淦昌十分珍重这个才华横溢的科研群体，一来就与大家肝胆相照。
刘长禄工程师回忆道：“我们都叫他王老，当我们遇到难题时，王老一来，大家便都觉得心里有谱了，王老的实验天才，会使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他待人亲切，不像“哑巴和尚’……”
说起“哑巴和尚”，核武器研究九所的科技人员都能讲起一两件耐人寻味的往事。青年人曾多次向他探询有关问题，他先是守口如瓶，被问急了，才列出读书清单说，你们读了这25本书再谈原子弹研制问题。由于他有经不念，大家便谵称他为“哑巴和尚”。他不仅不念经，也不让中国学者念。刘长禄工程师曾带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请教，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他居然拂掉《火工品》，生气道：“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他无时无处不对中国学者锁密。仿佛最高级的科学秘密，都必须锁在神秘的天国里，上帝只把钥匙交给他所宠爱的外国人。
刘长禄说，好在我们有王老这样的大师。
王淦昌教授春末夏初来时，实验队的帐篷还支在干涸的河床里，连生蒸气溶化炸药块的小茶炉也在河床浅岸的工棚中。连年大旱，不要说陈能宽带领的实验队，就连当地的几家老住户，都忘了这二三百米宽的铺遍砾石的地带曾是河床。他们甚至遗忘了雨。
不想，暴风雨突袭而来，哗啦啦下到半夜，山倾地塌般的洪峰从上游隆隆而来，浪推着风，风卷着浪，狂涛浊浪瞬息吞没帐篷和工棚。那大油桶般的茶炉也被漩涡卷走了。原先宽阔的河床，变成数百米宽十多里长的黄龙，翻滚着，怒号着，将牛羊死尸房梁楼柱破管烂筐树木草垛，一路推向下游，狂涛裂岸之声，不绝于耳。到天亮时，那狂涛怒浪如同出山的群狮已奔向远方，好像闹腾一夜的鬼怪已于黎明前销声遁逃，一切如故，这半沙漠地带死一般沉寂，唯有淤泥和三五片闪光的水洼证明，昨夜流过洪水。
实验队的科技人员倒不因顿失滔滔的长河而惋惜未能饱览其波澜的景观，而是因为洪水夺走他们的实验设备感到痛心。他们在陈能宽的带领下，个个卷起裤脚，分头在河床中寻找失物，直至日落，才在五公里远的下游河湾处找到茶炉。又借老乡的毛驴车，将茶炉运回实验场区。翌日上午，下游的老乡又送回两三只拌桶。
年轻人在这场自然界的浩劫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赤诚和勇敢精神，深使教授感动。他不因位尊年高袖手旁观年轻人与洪灾斗争，坚持以坚强集体的一员，参与重建实验场。在离河岸稍远的坡地架工棚，砌炉灶，锅炉和简易工棚造起来了，也比先前的故址安全了，但离河床里的水洼却远了。蒸炸药急需用水时，科技人员听到一声号令，无不放下手头的课题研究，拿出各自的脸盆排长龙到水洼中去舀水、传递水。
遇到这种情况，德高望重的教授决不会放过参与的机会。他甚至像爱游戏的孩童一般，把这种集体劳动视为难得的娱乐。他爱与青年人分享劳动的欢娱，仿佛心有青年人一样的逸趣，人也变得年轻了，笑眼里泛动童稚般的波光。
爆轰物理实验用的炸药元件，在爆炸时产生均匀的波长，以便高度聚焦波的内聚力，达到同一时间击发点火中子源，使铀核瞬间产生亿万对快中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王老来后，与陈博士仔细研究实验方案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的症结在炸药颗粒的均匀度上和模具的精度上，以及炸药主件的光洁度上。这样，就要在实验中不断改善制作流程和制作工艺。比如蒸药的时间，搅拌的力度等等。教授凭借多年的实验经验和丰富的数理化知识进行指导，帮助青年人逐一解决技术难题。
站在蒸气腾腾的拌桶前搅拌药泥很辛苦，有毒气体不仅侵蚀人的皮肤，也会伤肝害肺损脾。总之，是损害人的内脏。担此重任的，多半是复转军人。王教授见他们个个鬓黄面黄眼黄且肌瘦，心里隐隐作痛。为了爱护他们的健康，他规定全体职工务必戴双层口罩上岗，每岗搅拌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安检人员到时务必责令他们换岗。但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复转军人，个个劳动热情饱满，往往拒绝执行规章制度不肯换岗，他就向行政领导和党总支建议将规章定为法规和纪律，三令五申必须严格遵守。实验队是个团结友爱的坚强集体。科技人员看到搅拌工人人手少，过于劳累，都抽空去换几班岗，人多了，得排人去替换岗上的同志。王教授为获得这一光荣的劳动权利，常持搅捧“加塞儿”。他“加塞儿”的“伎俩”实不亚于某个时期欲抢购紧俏商品的人。
陈能宽博士一旦发现教授“加塞儿”，总是要请他出列。其他年轻学者，也不忍心让他们年高的导师去吃那份“苦”无不拦阻社但是，无论陈能宽还是他的青年伙伴，都不免有疏漏规使得他有可较隙。他一旦得逞，就快乐得像个顽童。
换岗，他视为光荣的置换。
此事传到城内的研究所，李觉急得从嘴里拔掉须臾不离口的古巴雪茄，指示办事人员，要他们传话到实验场，绝对禁止王教授“加塞儿”。
在大局决策上，李觉是原子弹研究所的主将；在实际工作中李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艰苦的生活里，李觉是大家的好友；在科学攻关的战役中，李觉既是指挥员又是战士；在生活待遇面前，李觉是专门利人毫不利已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总之，这位物理大师从李觉身上看到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因有李觉这样的众多的党员和干部，必将能克服任何困难，能办成任何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从而深信，中国能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大国。
具有大学学历的李觉将军，一直保持敬师尊长的品德。他像年轻学者们一样尊称教授“王老”他有时不得不以行政命令表示他对这位大科学家的尊敬与爱戴。他深知，在绘图板上绘制向富强之国进军的战线上，科技队伍将是我国夺取强国位置的主力兵团。他因而认为，凡是有时代感的共产党员干部都应尊重科学。怀着为国图强的共同愿望，他这时与王老大笑而言“彼此彼此”是不言而喻的。
贫穷的环境还真能逼出人的智慧。中国人是最能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发展自已的。几位技师终于依靠他们的才力和体力，铺设好锅炉用自来水管，还能将余热输送到干打垒住房。
由于要试验题目增加，必须开辟新的实验区。他们又在紧张地开挖地沟，埋电缆，架设电线。沙石地，一镞一窝烁石，硬碰硬，镢头进迸射火星，震得手臂发麻。架设高压线的设备和器件短缺，技术人员为此要跑很远的路去寻觅，为此吃尽苦头才小有所获。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新一轮爆轰物理实验准备。
冬天是追着他们的行踪到来的。
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了北国的崇山峻岭，古老长城宛若银鳞闪闪的巨龙蜿蜒盘绕于北国大地。严冬封冻不住物理学家们的工作进程，爆轰物理实验即使在寒夜里也进行。
那个供给蒸气的锅炉，日夜炭火不熄，挑灯夜战的爆轰物理学家们，似乎还有“大跃进”那股劲头，但现在的跃进，是飞跃在科学轨道上。
一天，张爱萍将军来访，绕着小锅炉转了两三圈，对张寿齐工程师说：“这个锅炉功劳不小呀，叫它什么锅？”
“米海哈依尔锅。”张寿齐回答。
张寿齐向将军解释，米海哈依尔是苏联劳动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流传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
“米海哈依尔是苏联的劳动英雄，你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英雄，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口锅呢？”将军沉思片刻，用食指弹弹炉壁道，“就叫它争气锅吧。”
将军在锅炉房里谈话时，听到几次“炮”响，说到争气锅时，又一次“炮”声做注解似的，响了，从场区波动到锅炉房地面。这好像给他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査画了个句号。
他笑道，王教授准在那儿。
果然，王教授“加塞儿”在爆轰实验队里。
他与教授热烈握手，此刻已不必问教授关于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还需问教授研制原子弹的决心么，不必了。他对教授笑道，炮声已告诉我。
传说，这是将军与教授历史性的会晤。传说这次会晤之后，将军满怀信心地将调査报告呈交中央军委，并转呈中央书记处，传说书记处邓小平阅过，由罗瑞卿大将写成一页半纸，呈毛主席批阅。
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于是，同样饥饿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他们身体力行的美德，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国“一盘棋”的精妙阵势上架炮走马出车拱卒，向困难进军，向科学进军，把中华民族这股伟大的力量，放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人人都急国家之所急，人人都将己有奉献给国家之所需，甚至正在发育成长过程中的少先队员，为了支援科技攻关战斗，也节省早餐的二两粮票。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
当时，诗人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是学生们最爱朗诵的诗篇。
在长城脚下，王淦昌把试验场当作课堂，把课堂当作试验场，他既给青年人讲课，又常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一条路走不通，他提出走另一条路，并且通过爆轰试验诊断各种方案。一方面做到物理实验与理论设计的吻合，一方面以精确的数据去修正理论设计。
因此，每天要做若干次爆轰试验。有时，半夜里也做。谁稍有点疏忽，都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怎么能这样马虎呢？知道不，测不到数据等于白做一次试验，白花一次钱你不心疼么？”谁若不按时完成他提出的课题，他会叹息一声说：“唉，进度被延误了呀。”这比批评还锥痛人心。有一次，他回城请邓稼先计算一个方程，邓称因别的课题缠身，请求他宽限，他说：“好，我等你半天吧。”这是对邓稼先例外的照顾。
他当然得经常回城参加理论设计的方案论证会。王淦昌极为尊重主持理论部的彭桓武教授，笑道：“答案在彭桓武教授的口袋里呢，请掏他的腰包吧。”
谁都知道，彭桓武与程开甲，都曾就学于马克斯·玻恩门下，都是博恩的高徒，而博恩的门徒奥本海默、泰勒、海森堡、福克斯等人，又都曾是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者。
无论爆轰物理试验还是理论设计部，都有“拦路虎”大师们同样要在陌生领域里摸索研制原子弹的途径。彭桓武也会遇到难题。有一次，他把他的乒乓球球友、数学天才和玩桥牌的“魔术师”周面扯到食堂的一角去，请教存在定理的不动点证法。说：“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我陪你打三局乒乓球。”他有时独自在街道上边啃高价油条边思考，以致引起责任心极强的警察生疑，很礼貌地请他进派出所喝杯热茶，受到审讯，他还以为那是很有意思的神侃呢。
王淦昌的思维活跃程度并不亚于他的学生们。在那个曾种过高粱的大院里，他无论遇到谁，都要提出问题，不然，就带问题去敲门。他兜里揣着一个记事本，他每次掏出本子飞快记录的情景，给年轻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大师有时像个小学生一一位姓杨的同志回忆道，正因为淦昌师勤学好问，爱提出各种问题，他才那么有学问，也像尼尔斯·玻尔，是新观念的助产婆。
也许如此吧，实验部的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教授一个突破性的方案，深受他的推崇。
他领导的实验部出现了一批功勋卓着的科学家，比如胡仁宇、唐孝威、龙文光、钱晋、陈常宜、张寿齐、华欣生等等。有的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的是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攻关主将，有的成为大学里的大教授。
陈能宽方案的突破，为第一颗原子弹艰苦的研制工作铺设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
王淦昌教授也常关注中子源的研制工作，他不时驱车去房山县，一下车，就沿着荒坡小径走去，进入王方定领导的中子源研制小组的工棚。
那个工棚，原是存放农具的工具房，房子原先无墙，也没有门，因为周边的老百姓即使饿坏了，也没有谁来偷摘菜园里的萝卜，谁会去偷窃农具呢。社会是个无须防盗的好社会。但做中子源，要保密，王方定他们才扎起芦苇墙，再糊上泥，便成为可挡风雨又可遮人耳目的墙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避免那位援华专家的干预才躲到这个小屋研制中子源的。王方定的得力助手罗德群说，我们不能按照那位顾问的时间表行事，只好偷偷干。不过，在这片荒坡上做实验，冬天如在冰窖里受冻，
夏季像在火炉里被烤，还要被成团的蚊虫轮番袭扰。谁想得到，燧人氏的后代，在如此简陋的工棚里从事尖端科技研究，制造中国神火？
没有中子源，就不能引起核爆炸。中科院十分重视这个关键部件的研制工作，由何泽慧教授主持，让傅依备、王方定等分三路攻关。这个工棚尤其受到重视，据说，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以及朱光亚等教授，常来关照，他们每次到来，都有个生动的故事。
罗德群说，当时生活极为艰苦，饿狠了，也没空采灰灰菜来煮汤充饥，王方定因此饿坏了胃，往往在做关键性实验时胃痛发作，痛得浑身汗湿，仍坚持做，及至昏倒在桌旁，还想到一个程序。在组里，罗德群算是身体强壮了，也饿得干瘦，但与放射性物质和活泼元素打交道，他不敢有半点疏忽，甚至渴得唇焦舌燥也不敢喝一口水。因此，常听到饥肠轰鸣。一次，淦昌师突然到来，连防护服都忘了穿就问他有什么难题，接着，指导他做实验和测试，告诉他问题的症结所在，教他如何解决颗粒均匀度和气密度的方法。淦昌师正在详述问题呢，罗的饥肠叫了，叫得那么响，那么放肆，甚使他难堪。教授似未听闻，只借口歇一会儿，让他出门去透透气，解解乏。
罗德群说，淦昌师每次来传授制备技巧和实验方法都忘却时间，直到夕阳被饥饿的大地啃掉大半，夜影爬到门前才离去。临别时慰勉地说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
淦昌师其实也饿，但他坚持赶去实验场。长城脚下1000多次的炮轰物理实验，不时波动着死寂的荒漠，宣示着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为国图强的精神。
自古以来，7K灾旱灾白灾黑灾，几乎每年都降临我们的国土。三年“困难时期”，旱灾闹得最狠，烈日高悬，赤地千里，连续三年，颗粒无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