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农业之国民经济的地位
从原则上说来，资本主义愈发展，则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上的地位愈降低。但是，这个原则，决不否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资本主义商品所需要的贩卖市场，资本的投放场所，原料食粮的供给，劳动力的来源，无一不仰给于农村。故在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美国，农村人口仍占有职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据一九三〇年的数字，农村人口占有职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一·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远在美国之后的日本，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可不言而喻。例如：以日本农业人口而言，在一九三〇年仍占有职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七·七。其次，以贸易额而言，一九三六年食料品输出额达二亿元以上，原料品的输出亦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再次，以日本农业生产每年的总价格来说，纵然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恐慌时期也好，每年平均，只是内地（日本本部）即达二十七亿元，若加上外地（殖民地），则每年达三十八亿几千万元之巨。不用说，这个数字，若与工业生产价额的内外地合计达七十七亿元的数字，未免相差太远。但据专门家的推算，在工业生产上，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及建筑物的偿还费等各种费用，要占百分之六十六左右；但在农业生产上，肥料、种苗、蚕种、饲料、农舍及农具等所要的费用，只需百分之三十。这样，从纯粹的生产价格总额看来，农业生产力是和工业生产力势均力敌的。只就平时而言，日本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上，已占重要的地位了。若到战时，尤其在长期消耗战中，决定一国胜负的粮食、兵士、马匹等，更无一不靠农村供给。故日本当局，鉴于世界大战时德国之败于粮食缺乏，农村经济之严重的意义，早已出“建设农村，是建设广义国防”的口号，想动员日本农村的物力、人力作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但是，日本农村，真能担负这种严重的“任务”吗？为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从日本农村的基本构成的分析开始着手。
（二）日本农业的构成及其缺陷
和中国的情形极端相似，日本农业的生产力，也是在零细农的过小经营与地主的土地所有的桎梏的束缚下，渐趋微弱。
根据日本的农业统计，在一九三五年末，农家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田五·七段（每段约合一·六一四一五华亩），地五·一段，共仅一·〇八町步（一町步等二·四五〇六四爱克）。这如果从耕作规模的大小的区别来看，则不满一町的耕作农家，竟占全体的百分之六八·一一。再据日本农林省的调查，日本农家每户的标准耕地面积，换言之，凡农家只靠农业收入，不陷于借债过活而能维持下去时所必需耕地面积，为一町六段。这样，如无其他收入，则百分之六八·一一的农家（耕地面积不满一町），不能不在平均生活线下过其生活。其次，不耕作的地主，占耕地所有者总户数的比率为百分之二十五，但因不满一町步的耕地所有者户数占有百分之七四·九八，故一町步以上的耕地所有者，大部分是寄生的不耕作地主。和这个数字相照应的，是在耕地农家中，有百分之六九·一三是佃农与自耕农兼佃农。像这样特别的地主的土地所有，和零细农的过小经营，不用说，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的产物。这两种特征，互相关系，在商品生产社会，又由苛酷的土地资本利息及租税田赋所束缚，变为使生产力停滞与微弱下去的重要原因。
例如：日本本部，每一町步的米收获量，如以五年的平均来表示，则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为一石九斗四升三合，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则为一石九斗九升三合，其间仅仅增加了五升；至于小麦，近年因日本当局的“增产奖励五年计划”的实施，其商品化的程度愈加提高，而每反的收获量也跟着增加了；其他大麦、裸麦或食用农产物、园艺用农产物，却大都减少了下去。栽培的技术，只有一部分有点进步，劳动的生产性，显明地降低下了去。
耕作一町步以下的田地，耗费了许多生产费，因购入商品价昂而缩减生活费，收获后即须变卖成钱，廉价出卖农产物，甚至连自己吃用的米饭也非放手不可的许多贫农，在金融上，在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办法，他们的收获就是负债（根据统计数字，日本全国农家的负债总额，达四十亿到六十亿元之巨，日本全国农家每户平均负债额，约有九百元。见富民协会编一九三八年度，日本农业年鉴，九八页），这就是日本多数农民的现实的姿态。然而，这许多的贫农，正是担当日本的农业经营的基石，他们所缴纳的高额的地租（约当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就是使地主的土地所有及寄生的不耕作地主，得以根深蒂固地维持其存在的基础。
其次，我们分析日本的米谷生产费，也可知道：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在零细农的过小经营，与地主的土地所有之土地的关系的桎梏下，逐渐衰弱了下去。
是一九三六年度帝国农会关于米生产费的调查。依据这个调查，我们知道日本米每石的生产费，是二十五元八十钱，这较之一九三五年的二十七元六十六钱，要少一元八十六钱。在这里，我们须注意，这个调查的对象，不是过小农，却是站在中平地位的自耕农，故不能认为这是平均形态。在零细的过小农经营，无疑的，生产费的支出，不能不多许多。
根据上面的调查数字，可知每反的生产费是七十一元一钱，其生产价格，加上副收入，则为七十七元八十七钱，结算后纯粹利益金为六元七十钱。一九三六年每石米的价格（在农场贩卖出去的全国平均价格）为二十七元七十钱，在这里（调查表上）的每石米卖价为二十八元三十六钱，这不能不认为是相当余裕的农家。最近发表的一九三七年度的米生产费，自耕农每石为二十五元八十七钱，这较之田农的二十八元七十一钱，要少二元八十四钱，即佃农的米生产费，每石要比自耕农的多二元八十四钱。而贩卖出去的米的价格，却成反比例，这样，盈余者与亏地者有明显的区别。这样是在日本政府拼命维持米价，其效果渐次显现了出来的前年，而且只是在富农经营才得以维持平衡，这种事实，就是使一町步以上的耕作者，放弃了农业经营，转变为寄生的不耕地主的理由。这是因为与其劳心劳力地经营农业，当农业企业家，还不如坐收租谷的安全愉快。其反面，佃农愈加穷困，农业生产力在这种土地关系的桎梏下，愈趋萎缩。恰好，也可以说不幸，正值这种情形越加深刻化的时候，“七月”的战事突然爆发了！
（三）战争与农业生产力
战争给予农业生产力的打击，是非常深刻的。最好的例证，是欧洲大战时德法等国的农业生产衰颓的情形。例如在德国，一九一七年的小麦与祼麦的收获量，较之战前几乎减少了一半，饲料的生产量也减少了一半；法国的小麦产额，也减少半数。详细的数字，请参照。
欧洲大战时农业生产衰退的第一个原因，不用说是军事动员的实施，不只减少了许多农业劳动者，而且劳动者的质量也降低了下去。在欧战期中，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因为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子被召集了去，熟习农耕的劳动者，差不多在农场上看不见了，剩下来有几分可以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妇孺之辈。显明地，这在筋肉的劳动上也好，在技术的智能上也好，都是非常无能的。农场的耕作面积之减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加以军需工业以较高的工资，吸收了农业劳动者去，越加助成这种倾向。
第二个原因，是从来农业必需的生产手段，突告缺乏，因而使农业生产力降低了下去。这就是指马、农具、肥料，等等的不足。例如以马而言，在战争时，凡士兵一百人，在战线上就使用三十七匹马。因此，征发了许多马上战场。这样，从来号称“没有家畜，就没有农业”的欧洲农业，不能不发生极大的变动与恐慌。即农业的劳动，既不能由家畜的劳动转变为人的劳动，而且没有厩肥可用肥料，农业生产不能不为之锐减。家畜的价格，因供给不足而昂贵，家畜的价格愈昂贵，则诱引农民贩卖家畜的力量愈大，这甚至使农民把繁殖马匹的牝马也贩卖了出去，形成家畜的急激减少。
加以农具工厂转变为兵器的工厂，肥料工厂转变为火药与毒瓦斯的工厂，使农业用机械、农具、肥料等的供给，愈加困难。
这些原因，像山崩似的突然倒了下来，终使交战各国的农业生产日渐衰颓。
（四）日本战时农业政策及其缺陷
在第二节我们已经说过，日本农业生产力，在平时已经因为零细农的过小经营，与地主的土地所有的土地关系之桎梏，日益衰颓，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则农业生产力的微弱化，当更加显著。日本当局，鉴于构成日本国民经济之重要部分的农业，同时，也是日本国民经济最脆弱的部分的农业，在此次战事期间，有彻底救济的必要，自抗战爆发以来，已采用了下列种种对策。即：应召农山渔家的生活安定。于农山渔村的勤劳供奉施设。盂对出征者与应召者的家族廉卖政府米谷。榆自给肥料增产奖励。虞硫酸阿摩尼亚输入损失补偿。愚临时肥料配给统制法。舆大麦增加产奖励。余国有林产物的增产计划。俞兔毛皮增产奖励。逾马的移动限制。訛輥輯关于征发马的对策的设施。訛輥輰关于米谷的应急措置的法律。
上列各种对策，不一定全在实行，有许多有名无实，或者国家只是指出方案，其实行则推诿到道府县或市区乡村。从皮面上看来，这些对策，都好像是不能缺少的，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疗法，决不能说是救济战争对农业的打击的根本方案。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只把注意集中在以直接的军需工业为中心的生产力扩充上面，使跛行的变态的状态越加显著，而对于农村的关心，却限于军需品的农产物配给及其价格统制，这只是弥补一时的苟且政策。例如，以《米谷应急措置法》而言，这是改正《米谷统制法》，准许米价不达米谷统制法所规定的最高最低的公定价格时，也可以购置米谷，这完全是为军需地购买米谷的应急措置。以日本现状而言，主要粮食的自给自足的基本政策，是必要的，然而迄今仍旧没有。其次，以《临时肥料配给统制法》而言，这是补救内包许多缺陷，以肥料价格之行政的统制为目的的重要肥料统制法的法案。这个法案的目标，是设立硫酸阿摩尼亚的一手独占的贩卖公司，由日本政府指挥命令，以期价格与供求的元滑。这个应急对策也好，在肥料生产已达独占的阶段的现时，要想统御肥料的生产，进而想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所贡献，是极难如愿的。
（五）战时日本农业的种种困难
（1）劳动力不足——战争给予农业的打击颇多，其最深刻的，是由劳动力的不足所惹起的生产力减退与农业的荒废。日本农业，是极端的零细经营，而且这不伴随着资本的增加，却以人类劳动力的大量使用为基础的家族劳动形态。因此，或许有人以为由战争而发生的劳动力不足，对于日本的农业没有较大的影响。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见解。诚然，通观一年四季，是有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但是，稻作的单一经营，占支配的地位的日本农业，在一定的时期，例如春季起荒、整地、栽秧等，都需要定量的、熟练的劳动力，战时征发马匹，更使人类劳动力的需要迫切数倍。根据日本帝国农会的“关于农作业别劳动的调查”，稻作每反田，从播种到收获后脱壳装入米袋为止，必需二十二三人的劳动力，一日的马匹劳动，一基罗瓦特时间的动力（机械）。我们试从主要米作地新泻的情形，观察作业别的劳力分配，则可如：
在插秧时如需两人的成年劳动力，则劳动力一人不足，其结果是雇用千人的工厂，减少了五百劳动者的时候一样的。在这里，或许有人以为每年还有四五十万的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到都市去，如用这些人来补充，则日本农村不会发生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但此见解，只看见事物的一面，而未看见别一面。因为日本工业，尤其是军需工业之吸收农村劳动力，是非常之多的。在纺织业与织物业方面，虽有失业的劳动者存在，但军需工业对此决不注意，只顾吸收农村出来的新鲜劳动力。这样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形成铁一般的具体事实，其结果，留在农村里的劳动者不能不更加努力于劳动强化，如尚不足，则只好任农业经营粗放化，而影响到农业物的总生产的减少。
（2）畜力的不足——日本农业，由马匹的征发所受的损失，较之劳动者的动员更为严重。在近代战争，马匹的需要，随机械化的进展，装备的重化，愈趋增加。据说如果动员百万士兵，即需动员三十万马匹。这个数目，恰当日本马匹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如以牡马匹总数之半，则约当百分之四十，而且马匹的军事的需要，不仅马匹的数目，还需优秀的良马，这对于农业经营的影响，远在马匹的数字所表示者之上。
在日本，马匹被征发后还能毫无障碍地继续经营农业的农家，为数不多。饲养一匹马的农家，是不用说的了，就是饲养二匹马的农家，如失去一匹，必发生极大困难。因为从劳力上看来，就要受极大障碍。拖曳犁耙，虽能用人力来代替马力，但厩肥生产的减少，也会使农业经营为难。这样，只有饲养四五匹马的农家，才能忍受征发一匹马去作战。然而，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这种农家，在日本全国百十万的饲养马匹的农户中，不过五万户，即不过百分之五以下。
其次，更使农民感受极大痛苦的，是马匹被征发了去所得到的代价，还没有从新购买的价格贵。例如：在日本东北地方，一匹用二百五十元征了去的马，如需购买同样能力的回来，则必须三百元到三百五十元，有时甚至须出二倍的代价，这不能不使农民受很大的损失。在这里，或许有人以为可以用牛来代替马，但在日本，普通农家大半用马，而且牛与马的使用条件与习惯，各有不同，因地势及其他关系，用牛来代替，是很困难与不方便的。
马匹的大量征发的结果，以及为征发的必要所规定的马匹移动的禁止，使一般农家更难于补充马匹的需要，而惹起农业生产力的降低。固然，日本当局为补充人力与畜力的不足，有劳动供奉班与家畜共同使役等等设施，但此办法，既无持久性，而且对于大量的劳动力缺乏，实等于杯水车薪，难于期待较大的效果。
（3）肥料问题的严重——日本农业，号称世界第一的多肥农业，生产力的维持，大半依靠肥料的补给。在零细的过小农经营下，农具与农业机械的发达，因经营规模的限制，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肥料的使用，在零细的农民也有可能。肥料的使用，和农具与机械不同，毋须一定的经营规模，不论怎样少，也可以分割使用，零细的农民为增加收获，只有实行多肥农业之一途。故从日俄战争的时代起，日本农业的肥料的使用量，约增五倍。再看近年种稻与种麦的多收获竞争的结果，可知用较多的肥料，能得较多的收获，因而使单位的地租减少，生产费降低。这样，代表日本农业的生产力的，不是机械，却是肥料。这种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来，是在说明日本农业生产之一般的形态，不在充分的宽广的土地经营形态，却是零细的过度的集约经营。
所以，维持日本农业生产力的根本办法只有两个，即：使现在集约农业更高度化，即使多肥农业更彻底化。于消灭零细耕作，实现合理的农业。第二个办法，如果日本现时的土地关系不彻底改革，很难办到，故在现状下，只有第一个办法，还可以实行。但在国际危机极端深刻化的今日，肥料的供给，也不能不发生很大的问题。因为加里是从欧洲输入的，燐酸的原矿也是从美国及南洋输入的。占肥料中百分之七十的窒素，是大豆粕与硫酸阿摩尼亚，但在战时经济编制下，窒素的供给，也发生了困难。以直接军需品为首要问题的汇兑管理，贸易统制，不只是外国的输入，就是从东三省输入大豆粕与饲料，也愈趋困难。而且运送肥料的船只，也不充分。窒素质肥料，有厩肥及其他自给肥料，但因农民与马匹的大量动员，其生产已急激减少。一面军需的粮食需要，日渐增加，一面上述各种肥料又供给不足，这不能不迫切地要求窒素工业生产设备的充实。但化学工业上战时统制，却限制石灰窒素的生产，而转向于军需品的生产。而且在产业的自由竞争的状态下，虽能为适应上述需要而扩充生产设备，但日本窒素工业，现刻已达独占的阶段，这种扩充，却人为地被阻止了。独占资本家，常努力于使日本国内的肥料供给不足而获得较多的利润。日本政府，鉴于今日肥料，是以硫酸阿摩尼亚为中心，农家所支出的肥料费（包括硫酸阿摩尼亚），要占现金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故特公布《肥料统制法》，使农民消费者对肥料问题也有发言的可能。但其实际，独占化了的肥料资本家，有权左右一切，使法律也归于空文。例如：硫酸阿摩尼亚的公定价格已决定，而市价却常比公定价格高。这是因为肥料资本家与肥料商人狼狈为奸，减少供给以维持昂贵的价格。此后，在战时编制下，日本政府虽然公布了《临时肥料配给调整法》，便这也不过是对流通过程的弥缝策，而最重要的生产编制，却毫未顾及。这样，肥料问题，也不能构成为日本农业的一个严重问题。
（4）农具与农业机械的不足——日本的零细农过小经营，是妨碍农具，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与农业之合理的经营的。在日本经济的战时统制下，农具、农业机械工厂，渐次转为军需工厂，加以输入的限制，更使农具、农业机械越加不足，而惹起农业生产力的降低。
（5）农业资金的梗塞——人们知道，日本农林省的预算，随战局的进展而被削减，地方财政调整交附金，也遭遇同样的运命。不但这样，在日本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下，一切的农业金融机关，也把资金动员到公债消化上面去了。其结果，本来应该流入农业的资金，也流到别的方面去了，因此而惹起的农业金融的梗塞，加以生产力降低的影响，使农村负债的整理过程趋于停滞，而农民生活的安定，也受了极不好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劳动力、畜力的不足、肥料问题的严重、农具农业机械的不足、资金的梗塞，无一不使日本农业生产力降低。农业生产衰退，若再加上农产物与工业品的铗状价格差的问题，农佃争议等等问题，则构成日本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一环的农业，前途是怎样的困难，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