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走红之后，李翰祥在邵氏的地位已经无人能及。他是邵氏公司的第一导演，呼风唤雨，连邵逸夫也不得不听他几分。
但当此之际，李翰祥却打起了跳槽的主意。
李翰祥打算离开邵氏，原因是多方面的。
李翰祥未出道的时候，也曾说过：“只要有人让我做导演，别说八年的合同，八十年我都签。”那时候，他甘于在邵氏旗下，听从调遣。但时过境迁，他渐渐成为不只邵氏，而是整个香港最有名望的导演，如果还让他享受当初的待遇，他自然会心生不满。
邵氏公司，虽然有规模宏大的清水湾影城，看似气势不凡，但究其实，仍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公司。在公司内部，实施的不是股份制，而是“老板制”。也就是说，公司一切都归老板所有，公司一切也由老板说了算。公司所有职员，无论是明星、导演、高层决策人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实行传统的雇员工酬制度。其能力大小、成绩好坏也由老板一人说了算。说到底，邵氏公司的所有人员，都是在给邵逸夫打工。老板会为了公司需要，对哪个人特别好一些，也无非多发些奖金、送几个红包，或者替谁包装、推销一下，但说到底，还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
这种制度的弊端，就是导致公司任何人，都不会在公司里找到主人的感觉。无论是想法，还是待遇，在这里都受到一定的压制。同时，也造成人员的容易流失。既然此处不是我家，自然哪里合适便到哪里去。很多人都抱有这种想法。
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走到哪里，也无非是做一个拿薪水的打工仔，邵氏实力雄厚，待遇尚可，所以公司人员流动性并不强。
但那只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作为李翰祥，想法自然不同。蛟龙岂能久困池中？如今李翰祥名气地位都有了，更有许多电影公司明里暗里邀他加盟，他在心里暗暗作着比较，已经不甘心再仰人鼻息。况且李翰祥是个很有想法的导演，对艺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邵逸夫虽然器重他，尊重他，却终不能完全由他说了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翰祥开始有了自己的打算。
老板与雇员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靠金钱维系，我干活，你付钱。李翰祥眼见得自己导演的影片频频获奖，并为公司带来丰厚的票房收入，使邵逸夫名利双收，自己却有名无利，只拿很少的片酬，感觉这和他所创造的价值是不相符的。
多年以后，李翰祥回忆说：“岳枫拍《红娃传》，光导演费就两万三万的，我才八千港币一个月，他们拍一部等于我拍三部。算算，我替邵氏大概赚了3600万元，等于我替它擦亮了招牌。”
岳枫、陶秦等导演，是邵逸夫重金挖过来的，邵逸夫给他们开出的片酬很高。这种随意性较强的付薪方式，大约也让李翰祥心生不满。
其实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皆属公司制度问题。老板一人说了算，自然随意性强。邹文怀曾对邵逸夫指出过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进行改革，实行分红制度或股份制度。但邵逸夫没有接受，只答应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大牌导演、明星等有功之臣的片酬。
可是，没有严格的制度，就很难让人信服。尤其对于李翰祥等既有能力，又确实给公司带来巨大效益的人们来说，就更是这样。李翰祥从邵村人时期就在邵氏公司，从一部《貂蝉》开始，为邵氏屡建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越是如此，李翰祥心中越不平衡。他为邵氏如此卖命，挣得如此多的票房与荣誉，在他看来，邵氏理应给他更高的待遇。而他得到的，却只是一些虚衔，比如“名导演”、“邵氏第一导演”云云。虽然在邵氏他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从老板到员工，都对他言听计从，但也不过是把他看成一个赚钱的工具，因为有用，才如此对他。所以这种尊重和信任，终是虚名。
基于这种种原因，李翰祥心生去意。他觉得自己在艺术上已经成熟，名声也有了，邵氏已经不能提供给他更好的空间。他不想再为谁打工，而是想另立山头，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虽然他非常感激邵氏兄弟的知遇之恩，是邵氏公司给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但李翰祥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离开邵氏，自己创业。
李翰祥要走，邵逸夫自然不舍。放走李翰祥，就等于放走了邵氏公司最优秀的导演，也等于放走了一棵摇钱树，放走了他最为倚重的心腹。
但当此之际，邵逸夫弃诸多可以挽留李翰祥的方法不用，而是非常强硬地与李翰祥说到合同。
当初，李翰祥与邵村人签了一份八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后，他又与邵逸夫续签了合同。那时候，李翰祥深得邵逸夫倚重，在公司内说一不二，得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并没有想到离开，所以毫不犹豫地续签了合同。但是，如今要离开公司，这一纸合同就变成了紧箍咒。因为众所周知，邵氏的合同历来刻薄，合同一共30多条，都是站在公司立场上说话的。如果你一直业绩平平，随便从合同里拿出一条，就可以算你违约，没有任何条件地让你走人。但如果你走红，则只能老老实实按照合同办事，不能有丝毫逾越，否则合同中的每一条都是捆绑你的绳索。
见李翰祥要走，邵逸夫便拿出合同来，试图制约李翰祥。这一节，李翰祥事后回忆说：“我想离开邵氏，邵逸夫并不是不知道。我跟他说我要离开了，邵逸夫说有合同啊，你一走我就告你。完全用这种方法对付我。我就是吃软不吃硬，你就是打官司，我也死也不干。”
邵逸夫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恼怒。他认为，当初是邵氏公司给了李翰祥出人头地的机会，捧红了他。如今羽翼丰满，就想远走高飞，这令邵逸夫心生不满，所以采用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这一来反倒激怒了李翰祥。一纸合同，对于普通员工自然是铁的束缚，但对于有名望、有社会影响力、有经济实力的大牌导演来说，却无可奈何。李翰祥下定决心：合约没有到期，即使毁约，也要离开。
邵逸夫见来硬的不行，找到邹文怀，让他去劝说李翰祥。并对邹文怀面授机宜，暗示他，可以答应李翰祥提高片酬，并赐尚方宝剑，告诉邹文怀，只要不是很过分的要求，他可以自己做主答应李翰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让他留下来。
可是，李翰祥和邹文怀，与邵逸夫一起，是邵氏公司的铁三角，是邵逸夫的左膀右臂。邹文怀负责公司内务，李翰祥负责技术，都是公司最重要的、邵逸夫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为了让二人死心塌地，邵逸夫搞君王平衡术，时而冷落一个，重用另一个，时而反过来。所以邹文怀和李翰祥，表面上和平共处，心中却都对对方颇有怨言，早有罅隙。
所以，邹文怀此刻虽然希望公司能够发展壮大，从私人感情上，却隐隐希望李翰祥离开。他受命前去劝说李翰祥，心中并无多少诚意。其实，邹文怀非常清楚公司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也非常清楚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令李翰祥留下来。但此际他并不向邵逸夫建议改进制度，见到李翰祥，也只是机械地传达了邵逸夫的意思。而他明明知道，邵逸夫的允诺，并不是李翰祥所图。
果然，李翰祥对邵逸夫所说适当增加片酬不以为意，而是要求，要在邵氏入股，做一名股东。如果邵逸夫答应，他就继续干下去，如果不应，就只好告辞了。
事实上，李翰祥本人也知道，这是一个决不会被答应的请求。邹文怀当然更清楚这一点。他知道李翰祥这是在斗气，提了一个邵逸夫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他也知道事情并不是完全不可挽回，如果由他向邵逸夫建议，或者干脆他自己就做主，承诺将李翰祥的片酬提高一倍，而不是笼统地说增加片酬，按照当时的薪酬水平，是可以留住他的。但邹文怀没有向邵逸夫提这个建议，也不肯使用自己的权力对李翰祥做出承诺，而只是客观地传达邵逸夫的话。他和李翰祥都清楚，大局已定，李翰祥是非走不可了。
邵逸夫是一个商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大幅增加片酬，才是留住李翰祥的办法。但是，他作为公司老板，须有全盘考虑。一个李翰祥尚不要紧，其余导演、演员如何安排？倘众人都以辞职不干为要挟，总不能都一一加薪。所以，邵逸夫见劝说不成，只得作罢。他当初拿出合同来，只是要挟李翰祥，想震慑住他，并不真的想打官司。果然诉诸法律，不论输赢，结果都是两败俱伤。于是邵逸夫私下同邹文怀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一定要走，就随他去吧。
就在邵逸夫准备网开一面、不再追究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李翰祥要带走凌波。
这个消息确有其事。李翰祥离开邵氏，并不是投靠其他公司，而是打算另立山头，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一个电影公司，没有人马是不行的，尤其不能没有被观众认可的演员，所以李翰祥想到了凌波。
李翰祥选中凌波，一则因为她正在走红，无须再下力气培养，已经有了很旺的人气。二则认为，自己创办公司，远不能与邵氏的规模和实力相比，所以其他演员未必会跟随自己。但凌波不同，凌波是他发现、他培养、他捧红的，是李翰祥让她从一个无名小演员一举成为大明星，凌波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
凌波也确实打算跟李翰祥一起离开的。对李导演的知遇之恩，她一直心怀感激，再者，她对李翰祥的才华也比别人更清楚，她相信李翰祥倘自己创业，是能够打出天下来的。所以李翰祥跟她一说，凌波就答应下来，准备跟他一起离开邵氏，跟随他去创业。
邵逸夫见李翰祥不但自己要走，还要带走邵氏其他人，尤其是正当红的明星凌波，不由十分恼怒。他对邹文怀下了严命：无论如何要留住凌波。
与对待李翰祥不同，邹文怀是真心不希望凌波离开的。凌波人气正旺，是能为邵氏带来巨大利益的演员。邹文怀找到凌波，他知道用什么能够说服这个年轻的女子。
邹文怀并不劝凌波留下来，而是非常贴心地替凌波考虑。他告诉凌波：“你年轻，哪里有前途就在哪里干，李导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跟着他错不了，我不留你。不过，你要跟他要10万块钱。他给你，你就跟他签合同，不给，就不签。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对一家公司实力的考验。你想，一家公司连10万块都拿不出，你去这家公司还有什么前途？况且你现在已经是大牌明星了，身价远远不止这个价。”
邹文怀出这一着，源自他对李翰祥实力的了解。他知道李翰祥创办公司之初，是拿不出10万块钱给演员的。
凌波年轻，闻听此言，就真的找李翰祥，要10万块钱。几十年后，李翰祥回忆此事，仍带有几分无奈地说：“凌波这事儿最好玩了。邵逸夫这人厉害，他要凌波跟我要求，‘我要10万块现款，有就跟你们签合同。’邵逸夫明知道我拿不出钱来。凌波不能来，我也骑虎难下，不能不出来，所以就组织了‘国联’。”
事隔多年，李翰祥已经可以笑看人生风云，回忆此事，只作笑谈。但当时，李翰祥见他一手捧红的明星为了10万块钱不肯跟随他，勃然大怒，大骂凌波忘恩负义，并发狠说：“你不跟随我，我就捧别人。”
李翰祥要走，最为高兴的，自然是“电懋”老板陆运涛。
李翰祥要离开邵氏的消息在圈内一经传开，许多公司都争着邀李翰祥加盟，但李翰祥都没有答应。如果还给别人打工，他就没有必要毁掉合同，离开气势如虹的邵氏公司了。李翰祥的理想，是自己做老板，完全不受限制地实施自己的想法。
陆运涛看明白了这一点。他不邀李翰祥加盟自己的公司，而是主动表示，可以由他旗下的联邦（台湾）公司，出资协助李翰祥创办自己的公司，成全李翰祥自立门户的愿望。
陆运涛这一步棋十分厉害，不仅成功瓦解了邵氏的力量，还无形中拉拢了一个强大的朋友。
在陆运涛的协助下，李翰祥的公司在台湾成立了，名为“国联影业公司”。凌波没有随他离开，但他仍从邵氏带走了不少骨干。其中之一，就是李翰祥对凌波宣布要捧的人：小演员江青。
江青原名江独青，原籍广东普宁人，1946年生于北京，后迁居上海。江青从小热爱表演，十岁入北京舞蹈学校受过六年的专业舞蹈训练。1961年随父母南迁香港，报考了邵氏公司的南国演员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江青已经凭借精湛的舞艺、秀丽的容貌崭露头角。
1963年，李翰祥在邵氏公司之时，曾写过一个剧本《七仙女》，也是黄梅调电影。在戏里，凌波反串男主角董永，由邵氏小演员方盈演七仙女。七仙女在剧中有许多翩翩起舞的镜头，方盈不会跳舞，李翰祥让江青教她跳舞。这时李翰祥发现，江青无论是舞姿还是身段，都比方盈更适合演七仙女，于是干脆用江青替下了方盈，让江青出演女主角。但后来因为其他事情，《七仙女》一剧暂时被搁置起来，直至李翰祥离开，也没有为邵氏拍成《七仙女》。
李翰祥离开邵氏，邵逸夫料想他会把《七仙女》作为“国联”的创业作。《七仙女》取材于众人熟悉喜爱的民间传说，天上神仙与勤劳朴实劳动者的爱情故事，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剧本邵逸夫看过，知道在李翰祥手下，必又是一部佳作，为了控制李翰祥，邵逸夫下令，把邵氏影城的所有影棚，都搭上《七仙女》的布景，要抢在李翰祥前面拍成此剧。
但《七仙女》本是李翰祥的编剧，他对于剧情的把握自然要强于其他人。李翰祥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拍成了此剧。事后回想起来，李翰祥不无得意：“‘国联’的《七仙女》，我们只用了17天半的时间就拍完了。邵氏公司打对台，用四个导演连夜赶，比我还慢，同一天在台湾上片。这戏在台北作了240万的票房，邵氏公司的凌波版《七仙女》比我少，只做了220万。”
但尽管如此，李翰祥归根到底，只是个艺术家，经营方面远逊于邵逸夫。且初组班底，缺少经验。国联的《七仙女》在香港上映时，被邵逸夫一直诉状告上法庭，理由是盗用邵氏的歌曲。两部影片均使用黄梅调，谈何盗用？所以法院经调查后，最后裁定邵氏告“国联”盗用邵氏公司《七仙女》的歌曲不成立。至此，“国联”版的《七仙女》才得以在香港公映。可是，在此之前，邵氏的《七仙女》已经放映数日，而新的影片又在不断出来，观众的兴趣早已转移了，戏院里观看《七仙女》的观众寥寥无几。
李翰祥事后说：邵逸夫做这种事，斗不过他。所以后来《七仙女》在香港再上的时候，生意就坏了。
李翰祥在“电懋”的支持下，执意离开邵氏，但邵逸夫只轻松出手，就让李翰祥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同时，也给了李翰祥背后的“电懋”老板以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