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李翰祥离开邵氏，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也让邵逸夫大受打击。而接下来的1964年，更是一个多事之秋，围绕着邵氏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
首先是邵逸夫的长子邵维铭遭到绑架。邵维铭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专修法律。毕业后来到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山客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
1964年2月5日，邵维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遭绑架。邵山客得到消息，心急如焚，立即致电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自然也焦急万分，但他久经沙场，此时仍能保持镇定。他分析，绑匪的目的无非是敲诈钱财。邵氏公司在南洋名气极大，到处都有邵氏的院线，树大招风，未免会引起一些人的觊觎。眼下绑架邵维铭，定是要拿他作为人质，想从邵逸夫身上大捞一把。
邵逸夫的猜测是对的。对方正是新加坡一帮黑道人物，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山客告诉邵逸夫：对方开价300万。
邵逸夫松了一口气。只要有价，事情就好商量。为了儿子的人身安全，他与三哥商量，最后决定，不报警，答应绑匪的要求。邵山客按绑匪指定的时间地点，将300万赎金如约送到，对方还算守信，见到钱，当下放了邵维铭。一场灾难，算是用钱买回了平安。
事情虽然很快解决了，却在邵逸夫心里留下了阴影。他时时觉得自己处在危险当中，内心深处不免有些战战兢兢。
绑架事件刚刚平息，香港电影界又出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格局。
香港电影界，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邵氏公司的天下。但自从电懋公司成立以后，这一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邵村人经营的邵氏公司每况愈下，而“电懋”则蒸蒸日上。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接手邵氏在香港的电影业务，形势才有了新的变化。邵逸夫兴建影城、改组班子、大胆起用新人，并且用尽手段，不惜成本，为公司招揽人才，并与“电懋”展开了挖角大战。之后起用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李翰祥，拍出了《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片，“电懋”渐渐招架不住，开始呈现败势。
此时，“电懋”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电懋”在香港的当家人钟启文辞职，转投他处。“电懋”的著名编剧、制片主任宋淇，此前也已经离开了“电懋”。“电懋”的金字招牌、大牌编剧张爱玲，去了北美，继续从事自己的小说创作。一时间，“电懋”的各种人才流失过半，使公司陷入了困境。
但“电懋”毕竟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钟启文走后，陆运涛来到香港，亲自担任“电懋”行政总裁。他为公司注入大量资金，拍摄了多部当时时兴的宽银幕彩色电影，同时加紧开拓台湾市场。台湾是国语片的主要市场，“电懋”拍摄的时装片在台湾很受欢迎。
可以说，“电懋”尽管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终究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是唯一能够对邵逸夫构成威胁的公司。所以，邵逸夫与陆运涛，两个香港电影业巨头，终于坐到了一起，展开了谈判。陆运涛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平共处，避免恶性竞争。
邵逸夫细细思忖，分析两家公司的优势和劣势。当时，李翰祥刚刚从邵氏离开，邵氏公司上下，人心稍有浮动。而资助李翰祥离开的人，正是陆运涛。倘继续与陆运涛明争暗斗，难保他不趁此时机，鼓动并资助更多的邵氏骨干跳槽。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避免这种局面，邵逸夫向陆运涛伸出了橄榄枝。1964年3月5日，邵氏与“电懋”发表“君子协定”，内容是：今后不拉对方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不在闹双胞胎案；每一月或两月双方部门负责人以茶聚方式会面、交换意见……
这一“君子协定”对于邵逸夫来说，一方面，限制了一个强大对手的恶性竞争，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自己的许多竞争手段。李翰祥离开后，邵氏很长时间没拍出有轰动效果的影片，而陆运涛亲自执掌“电懋”之后，“电懋”正渐渐恢复元气。这让邵逸夫很有危机感。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不违反“君子协定”的前提下，与“电懋”竞争。
邵逸夫尚未想出好的办法，形势突变：陆运涛突然死亡。
这一变故，彻底改变了邵氏与“电懋”的对峙局面，也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格局。
事情的起因，缘自第十一届亚洲电影节的举行。1964年6月，十一届亚洲电影节在台北举行，香港两大电影业巨头，邵逸夫和陆运涛，都来台北参加了这一次活动。
电影节6月19日闭幕，6月20日，台湾有关部门组织与会代表在台湾观光。有两处可选，分别是台中和金门。如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尚未迁入台北，博物院所藏珍宝，当时都存放于台中雾峰故宫。陆运涛对文物兴趣浓厚，想去参观国宝，于是带领“电懋”代表团乘飞机去了台中。
邵逸夫没有陆运涛那么浓厚的艺术家气质。他作为商人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一次救了他。他了解到，金门是禁止参观的军事重地，那里有一些地下工厂和一些地下戏院，平时是无法进入的。邵逸夫后来说：“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去金门看看哦。”
就是这一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两人生死两重天的结局。1964年6月20日下午5时30分，陆运涛乘坐的这架“中航”C—46型环岛号班机，在台中上空失事坠毁。机上52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次事故夺去了陆运涛的生命，也将“电懋”推向了灭亡之路。
不只陆运涛，这次飞机失事，还带走了多位当时电影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除陆运涛夫妇外，还有国际电影懋业公司的制片王植波、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国际影业董事长夏维堂等人。当地媒体称：这是台湾光复以来，第一架民航客机在本省失事。这第一次，给电影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尤其是陆运涛之死，彻底改变了香港影业的格局。
陆运涛对于香港影业，有着开创性的影响。他最先引进好莱坞机制，在业务上制订全年计划，工作中实行流水线作业，片场按照事先的规划安排拍片，管理制度非常先进。同时，“电懋”对于剧本的要求也是最为严格的。剧本乃一剧之本，陆运涛组织了最高水平的编剧，对每一部剧仔细把关，确保影片精益求精。就艺术性而言，“电懋”的作品，是当时香港水平最高的。
获奖情况，“电懋”也并不输于邵氏。1956年到1965年，“电懋”共出品102部国语片，其中剧本、演员、导演获奖无数。
但是，在许多时候，“电懋”的时装片，观众反应都不及邵氏的古装剧。这令许多电影专家也感到不解。因为按照常理，在香港这样的大都市，其市民似乎更应该欢迎时装片。
其实，从此前“电懋”与邵氏的争斗中就能够看出，陆运涛的弱点，是文人气太重，他更关注作品本身，却对市场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剧本文学性高，并不等于普通大众能够接受，有时还可能恰恰相反。况且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时局不稳，经济也不算发达，有许多地方仍是粮食救济地区，这种情况之下，“电懋”的作品就显得与生活脱节。“电懋”电影中的人物，多穿着华丽，出入高档场所，啜着咖啡，吃着西餐，与情人喁喁而语。所谓烦恼与艰难，也不过是与恋人分手、与父母分歧等儿女情长，与普通平民生活相去甚远。
此外，“电懋”和邵氏一样，在管理制度上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大权系于一个人身上。因为权力过度集中，陆运涛遇难之后，导致了“电懋”内部一片混乱。陆运涛经管“电懋”，从未让家族的其他人插过手，他突然去世，陆家却没有兄弟或子侄可以接管。而这本是家族产业，没有落于旁人之手的道理，于是最后，由陆运涛的胞妹夫朱国良接过了电懋公司。
1965年，朱国良将“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但是此时，原“电懋”人员已经大量流失。朱国良只好任用新人，搞低成本制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着以前的路子，使用已经成熟的模式，“国泰”在以后的几年里，制作出了许多影片，在年产量上甚至一度超越“电懋”。1965年到1970年，国泰总共出品97部国语片，影片总体水平虽然远逊于“电懋”，但也不乏佳作。
但邵逸夫自陆运涛逝世，就不再将“电懋”当成对手了。果然，朱国良接手后的“国泰”，无论是影片艺术成就，还是票房，都远远不能对邵氏构成任何威胁。
1971年，朱国良停掉了国泰制片公司。至此，陆氏家族影业宣告结束。
事后邵逸夫庆幸地说：“要是我和陆运涛同坐一架飞机，哪能还有命？”的确，如果当时邵逸夫也登上那架飞机，那么后来的香港电影史，怕要重新改写。如果陆运涛活至今日，香港电影业的格局也会是另外的样子。但是历史不能假设，陆运涛死了，“电懋”终在电影业销声匿迹，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在成全邵逸夫香港影坛霸主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