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邵氏的票房低谷，李翰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终于冷静下来，不再一味狂热追求艺术。他想起邵逸夫曾经说过的：“我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要拍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保证会有多少人看，而少人看的戏，就少人得益。”
想起这些，李翰祥觉得自己愧对邵逸夫的知遇之恩。因为这些年这些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影片，基本都是由他提议并拍摄的。而邵逸夫从来都大力支持，给予足够的资金保障。如今他执导的影片票房不理想，不仅给公司带来损失，自己也被圈内人称为“叫好不叫座”的导演。
李翰祥意识到，利益是公司存活的根本所在，自己不能再做一个只会获奖却没有票房的导演。李翰祥在想，拍一部什么电影，能扭转被动局面，带动公司走出低谷呢？
李翰祥和邵逸夫、邹文怀等人反复探讨，决定再向黄梅戏要票房。当初《貂蝉》与《江山美人》，都是黄梅戏电影，可见香港观众对黄梅戏还是喜爱的。但是，选择什么题材呢？
黄梅戏最有名的剧本，自然是《天仙配》。但正因如此，不宜再拍。天仙配妇孺皆知，人人都深谙剧情，个个都能哼唱几句，很难再拍出新意。
武侠戏也不宜拍。观众多喜欢女星，对以男主角撑起的打打杀杀的戏没有兴趣，让女星去飞檐走壁又不适宜。
反复商讨的结果，最终还是认为，爱情戏比较有市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男女老少都爱看。
于是大家一起在中国传统故事里找爱情题材，找来找去，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为适宜。这是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容易唤起观众共鸣。其中生死相恋、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是可歌可泣，体现了人们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大家认为，这样的故事一经上映，一定会带给大家感动和震撼，所以最后一致决定拍摄“梁祝”。
但是，梁祝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早在此之前，中国各地的戏曲班子就有各种版本在演出，电影也有十多部之多。好的题材，大家都在关注，都想利用。所以，就在邵氏公司筹拍“梁祝”之际，他们的老对手“电懋”，也在组织班子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眼见得“梁祝”就要成为双胞胎。
事实上，两家关于“梁祝”的拍摄，是“电懋”动手在前。陆运涛亲自挂帅，将邵氏旗下导演严俊挖走，由他执导《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员则同时起用李丽华、尤敏、严俊等大牌明星，阵容可谓强大，号称“一王二后”。
演员与导演班底，都与邵氏公司大有渊源，他们几个都曾为邵氏效力。而“电懋”所拍“梁祝”，所仿效的也是邵氏惯用的黄梅戏国语片套路，这令邵逸夫非常恼火。“电懋”一直在时装片领域里叱咤风云，如今也要在古装剧上分一杯羹，还公然仿效邵氏的风格，邵逸夫不由愤愤。他对李翰祥下了严命：赶在“电懋”前面，以最快的速度拍出“梁祝”。
邵逸夫之所以敢于与“电懋”一争高下，试图后发先至，源自对李翰祥实力的了解。他知道李翰祥才情高，出手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非常深入，有着当时香港电影界导演所不具备的优势。而黄梅调国语片李翰祥曾经导过，轻车熟路，技艺娴熟，必能做到又快又好。
李翰祥受命之后，果然不负所望，加班加点，一气呵成，很快就拿出了“梁祝”的本子。
剧本有了，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是演员的人选。邵氏旗下演员众多，多少名角大腕排队等候角色，演员的人选从来不是难事。但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剧，却有它的特殊性。这部影片有两位主角，其中祝英台，前期是男装，后期为女装。如果使用男演员，观众定然不认可后期男扮女装，演员也很难演好；但如果使用女性特征极其典型的女演员，前边的女扮男装部分，则很难演到神形兼备。
李翰祥考虑良久，决定“祝英台”一角，由女演员乐蒂担任。乐蒂是有经验的老演员，且浓眉大眼，眉目清朗，在前边扮男儿身时不致令观众感觉别扭，也符合祝英台在书院一住三年未曾暴露其女儿身的传统剧情。
梁山伯的人选，也颇令李翰祥踌躇。梁山伯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朝夕共处三年，要适当中性一些，才显得协调。但不男不女的男性形象，又最令观众反感。后来，李翰祥从中国戏剧中受到启发，戏曲里的角色，经常会有反串，那么电影里，何不借鉴此经验，也来个反串呢？由女演员来演梁山伯，定能收到令观众耳目一新的效果。
可是，去哪里找这样一位女演员呢？邵氏旗下女星最多，但多妩媚柔弱，极为女性化。而李翰祥心目中的梁山伯人选，应该是洒脱疏朗，英气迫人的。
像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一天，李翰祥在影城里急匆匆走着，一位女子从对面走来。李翰祥一怔，站在了那里。这女子穿一袭红衣，长发披肩，从外形看，也极具女人味。但是举手投足间，却都带着一股洒脱，走路也气宇轩昂，颇有气势。长相端庄大方，隐隐有种豪气。李翰祥眼睛一亮，暗叫一声：梁山伯。
李翰祥叫住这位女子：“凌波，你等一下。”
李翰祥是邵氏影城内的名人，是公司的头牌导演，红极一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女子自然是认得他的。但没有想到，李大导演居然能脱口叫出自己的名字。这女子站住，疑惑地问：“李导，您叫我？您、您怎么会知道我？”
这女子原名君海棠，福建厦门人。1949年，君海棠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参演闽南话戏剧，艺名小娟。1960年来到邵氏公司，一开始并没有做演员，只是幕后代唱，艺名为“凌波”。但凌波虽然年轻，却是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了，所以一直也在等待命运的垂青，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现在银幕之上。
李翰祥见问，微微一笑：“我当然知道你。公司拍《红楼梦》，你是贾宝玉的幕后代唱。当时我在日本，但是听别人说，你的嗓子非常有特点，唱得很好，像个男孩子，符合人物身份。”
凌波红了脸，懊恼地说：“我就是运气不好，长得浓眉大眼，嗓音也粗。如果我也长得秀气一些，可能就不是幕后代唱了，没准能到李导的片子里出演一个角色呢。”
李翰祥打量着她，越看越像自己心目中的梁山伯。他不由得叹道：“太好了，你长得太好了。”
凌波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不知道李导演要干什么。李翰祥回过神来，问凌波：我要拍一部电影，还缺一个主角，你愿不愿意演？
凌波来邵氏公司就是立志做演员的，苦于一直没有机会。今日机会自己寻上门来，还是鼎鼎大名的李翰祥亲自执导的片子，焉有不答应之理。凌波激动得语无伦次，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当然，愿意，我愿意。谢谢您，谢谢导演。”
就这样，一部大戏的主角，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担任了。在此之前凌波从未在银幕上亮过相，故邵氏上上下下，都对此议论纷纷，更令许多等待角色的名演员大失所望。
须知电影艺术，演员十分关键。很多观众看电影就是冲着熟识、喜爱的演员而去。所以李翰祥大胆起用新人，香港演艺圈也多有传闻，甚至有好事者炮制李翰祥与凌波的花边新闻。这也不难理解，一个从未演过电影的人，第一个角色居然是一部大制作剧目中的主角，自然令众人注目。
这些空穴来风，却被邹文怀抓住，好好地利用了一把。他发挥自己的宣传天才，将李翰祥起用新人之举，配合拍摄花絮以及这些传闻，不断翻新炒作，使得一时间香港舆论界沸沸扬扬，言必称“梁祝”。影片还在拍摄当中，观众已经在期盼了。
李翰祥对此一概置之不理，置若罔闻。议论是众人的事情，宣传是邹文怀的分内工作，李翰祥只是一门心思拍摄电影。这部戏对于李翰祥来说非常重要，他要借此摆脱“叫好不叫座”导演的名号，以重振自己的威风，也为公司带来收益。况“电懋”也在筹拍此剧，自己必须又快又好，才能与“电懋”相抗。再者，大胆使用凌波，李翰祥自己也捏着一把汗，凌波毕竟毫无表演经验，二人又是初次合作，效果究竟如何，尚未可知。新人用好了，或许会带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但一着不慎，也很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可喜的是，凌波很有潜质，悟性极高。虽说初上银幕，但已显示出难得的灵气和表演天赋，把一个梁山伯演得丝丝入扣，悲情处直能催人泪下。
因为要赶时间抢市场，《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期间，邵氏所有的影棚都腾了出来，其他戏都暂且为之让步，四五个影棚里聚集的都是梁祝剧组人员。李翰祥拿出了一股狠劲，以他为首的五六个导演，昼夜穿梭在几个影棚之间，如此一部大制作的彩色电影，居然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杀青封镜了。
此时，先于邵氏启动的“电懋”的“梁祝”，还在拍摄期间。香港媒体把双胞胎“梁祝”炒得沸沸扬扬，戏称梁山伯与祝英台生前虽未得遂心愿，结成姻缘，死后化蝶，却生下了双胞胎。虽是双胞胎，亦不可能同时告别母体，先生下来的自然就是老大了。
邵氏的“梁祝”棋先一着，抢在“电懋”前面占领了市场，可算赢得了第一步。人们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先期印象一旦形成，便很难再接受后面的。
尽管如此，李翰祥仍然惴惴不安。他很怕这部影片同前边那些片子一样，遭受冷遇，也怕人们对新人凌波不够认可。他忐忑难安地等待着市场反应。
李翰祥的担心在几天以后就彻底消失了。“梁祝”公映以后，在市场上一路高歌，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捧。初时，香港影院还放映其他电影，但“梁祝”上市后，迅速脱颖而出，将同期电影打得落花流水。戏院很快就停掉了其他影片的放映，只放“梁祝”，即便如此，戏院门前仍是人山人海，黑市票的票价翻了几番，还是常常有价无票。上座率久居榜首，居高不下，长盛不衰。
“梁祝”不仅在香港火爆，传入台湾之后，更是引发了“梁祝”风暴。台湾与内地文化本同根同源，这类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片，一经进入，即广受欢迎。许多人家倾巢而动，争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旷世爱情悲剧。当时“梁祝”在台湾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放映，据说一个老太太在台北连看了十几场，仍不过瘾，当影片离开台北、去高雄放映之后，她又追到高雄，再接着看。而这样痴迷的观众，当时在台湾并不是个例，许多“梁祝”迷都是连看多场。
“梁祝”不仅在港台火爆，还被凤凰电影公司将拷贝卖给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得以在中国内地上映，同样广受欢迎。其清澈明朗的黄梅调，缠绵曲折的剧情，大赚内地观众的眼泪。
直至此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胞胎弟弟——“电懋”的“梁祝”，才姗姗来迟，进入市场。人们对于邵氏版“梁祝”早已认可，凌波英俊潇洒的梁山伯扮相也早已深入人心，相较之下，“电懋”版梁祝无论从摄制水平，还是演员水准，都远逊于邵氏，受欢迎程度则更不能相提并论，造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局面，票房成绩亦远远落在邵氏后面。
李翰祥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梁祝”一片证明，他不是一个只会获奖、不会卖座的导演。最主要的，是邵氏公司借此摆脱了票房低靡的尴尬局面，也不再徒有“获奖最多公司”之名，而无票房之实，只此一片，就让邵氏获得了巨大收益。还有一点令李翰祥欣喜：他大胆起用新人之举，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仅为公司赚取了票房，还意外为公司发现了一位优秀演员——凌波。
事实上，对于个人来说，凌波从这部影片中获益最大。可以说，她的全部人生轨迹都由此而改变。凭借此片，凌波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幕后演员脱颖而出，一炮而红。她在片中的表现也确实出色，将梁山伯之前的憨厚、之后的凄苦，演绎得淋漓尽致。况以前的黄梅调电影，演员都是由他人幕后代唱，表情未免不太自然，凌波却是真唱，更易表达情感，故而大受欢迎，得以一举成名。影片在台湾举行首映式，凌波亦随剧组前往，轰动程度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热情的台湾观众夹道欢迎，大呼“凌波、凌波”，气氛之热烈，据称比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凌波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后，又陆续拍摄了《花木兰》、《万古流芳》、《虞美人》、《烽火万里情》等影片，均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水平，数次夺得金马影后、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等奖项，奠定了自己华语片顶级女星的地位。东南亚、港台的多家媒体评选最受欢迎的华语片女星，凌波都曾名列第一。
1963年10月31日，第二届金马奖在台湾台北国光戏院举行颁奖仪式。在此之前，就有台湾观众扬言，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获奖、凌波不获奖，他们就要游行抗议。台湾多家报刊都报道了观众的这一言论，使得诸多评委都很紧张。
不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没有让评委们为难。大家众口一词，对影片交口称赞，心甘情愿给出了相应奖项。因此邵氏公司成了此次活动中的最大赢家，《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举包揽五项大奖。影片获“最佳剧情奖”，李翰祥获最佳导演奖，祝英台的扮演者乐蒂，获最佳女主角奖。让评委为难的是凌波，凌波在剧中女扮男装，不便领取“最佳男主角奖”，但其出色的表演，让人不能不给她一个奖，最后独出心裁，台湾的金马奖评委特意为凌波设立了一个“最佳演员特别奖”，一时传为佳话。直至今日，台湾媒体提到凌波，仍用“梁兄”呼之。
同年，第十届亚洲影展上，《梁山伯与祝英台》又获最佳彩色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录音奖和最佳美术奖。同时，该片还在美国三藩市获国际影片展览的优异奖。
许多年后，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一片，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李安，问及对他影响最大的电影，李安不假思索地说：李翰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他承认，《卧虎藏龙》一片中很多镜头，是模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李安认为，李翰祥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所体现出的艺术造诣，达到了中国电影的最高境界，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李翰祥把一个才子佳人风流传奇，变成一部华语电影的不朽之作，自己也由“叫好不叫座”导演，变身为“叫好又叫座”导演。在同一届金马奖上，李翰祥执导的另一部影片《武则天》，也被评选为最佳剧情片。这部由老牌红星李丽华和性感艳星张仲文联合主演的电影，捧回金马奖的“最佳剧情”奖杯后，票房收益虽远不及“梁祝”，却也相当不俗。
一个好的导演，拍摄一部好的电影，可以带动相关事物的发展。随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风靡，“黄梅调狂潮”正在华人影坛悄然掀起。黄梅调本就是内地、港台观众都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此前《貂蝉》、《江山美人》的火爆，也曾引发了黄梅调热，只是不如这一次来势凶猛。《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编曲，在黄梅调的基础上翻出了许多新意，照顾了剧中人的角色性格以及整体剧情的结构，与剧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使得剧中许多插曲传唱至今。该片上映后，港台两地纷纷效仿，都走黄梅调国语片的路子，可谓“无片不黄”。从此黄梅调走俏港台二十余年，而这股热潮的发起者，就是李翰祥。当然精品大多还是出自邵氏公司，数量也占绝对优势。邵氏的黄梅调作品先后共有三十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五分之三，较有影响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武则天》、《三笑》等。邵氏的黄梅调电影，确立了黄梅调在我国电影史上的意义。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不仅让邵氏电影走出了低谷，重新赢得了观众与市场，为邵逸夫赚取了巨大利润，更因为凌波的走红给了邵逸夫一个很大的启示：只有层出不穷地培养新人，才不致使公司出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也才能不断带给观众新鲜感。而只有保证了这些，才能保证邵氏电影王国长盛不衰。
邵逸夫早就发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李翰祥执导的那些叫好不叫座的影片就是明证。再优秀的演员，一旦过气，观众立即就会掉头去追捧新人。李丽华尽管号称影坛常青树，林黛一出现，风头就迅速压过了她，李翰祥起用李丽华主演的影片，观众完全不屑一顾。邵逸夫意识到，今天的李丽华，就是明天的林黛，很快就会有人取代林黛香港头号红星的位置，邵逸夫当然希望，这个人还是自己公司的人。
所以，邵逸夫准备花大力气，来培养自己门下的新人。凌波的走红告诉他，每一个新人都有着无限的潜力，花些本钱培养自己的人，比到处挖角成本低多了，且更为可靠。今日的新人，完全有可能在明日崭露头角，成为邵氏公司的主力军，自己的公司也才能得以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在影坛上立于不败之地。
邵逸夫培养新人的方法，最初是在影片当中，用明星搭配新人，来提高新人的演技和知名度。岳枫导演《西厢记》，就用凌波来带新人方菁，创下了60万元的票房。
这一方法虽然有效，且效果良好，过程却过于缓慢。每一部影片只能带一两个新人。邵逸夫决定采用更为直接的方法，他创办了“邵氏南国电影训练班”，集中培养新人。
训练班设有演剧班、舞蹈班、歌唱组，根据各人所长，有侧重地进行培训。这个班很有成效，从创办以来，培养出一大批香港娱乐界的风云人物，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香港娱乐界中坚力量。比如大才子黄霑，当初就在训练班的歌唱组；歌唱家罗文也出自训练班，只是当时在舞蹈组。另外许多著名演员、导演，也都曾在训练班内参加培训。可以说，邵逸夫的训练班不仅为邵氏公司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也确实为演艺圈培养了大批人才。
邵逸夫识人善用，敢于起用新人，比如李翰祥、凌波等。可以说，他的眼光颇为独到，也有勇于承担的气魄，很有远见卓识。但是，邵逸夫毕竟是一个商人，有着那个年代商人的局限性。他很多时候也会因为主观和武断，导致人才流失。
吴思远是个才情很高的导演，但在邵氏多年，始终只是副导演，怀才不遇，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见发展无望，于是离开邵氏，自立门户，果然一鸣惊人，拍了许多优秀影片。这时，邵氏遇到适合吴思远执导的戏，只好再低声下气请他回来。
邵逸夫的主观、独断，还体现在他对导演的限制上。对于一部戏，邵逸夫经常有自己的看法，并要求导演按照自己的思路执行。如此，就造成了许多好导演在邵氏拍片，会拍出低水准、低票房的作品。比如当时香港的名导演宋存寿、丁善玺，本都是很优秀的导演，尤其丁善玺，还曾获过金马奖的最佳导演，但他们为邵氏拍的影片，却低劣不堪，令他们自己日后回想起来都感觉惨不忍睹。所以有人说，一块璞石，到了邵逸夫手里，他会慧眼识金，令它焕发出美玉的光彩。但真的一块玉到了他手里，他又很可能当做顽石弃置一旁，或者让这块美玉去砌墙。
但邵逸夫对这些言论并不在意。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商人，要从市场、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他看一部影片，首先考虑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商业性，这是他与那些导演的不同。
由于他的这种方式，令许多有才情的人离开了邵氏。对此，邵逸夫自有应变之道。对于他真正想留的人，他会用各种方法挽留，也可以适当妥协，答应对方一些条件。如果仍不奏效，还有入邵氏门下之初就签订的一纸合同。这纸合同，若认真执行起来，会令违约的一方伤筋动骨，所以邵氏公司的人员，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是，这是对于普通员工而言的。对于一些已经扬名立万的大明星大导演来说，一纸合同，显然莫奈他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