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坦齐马特”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奥斯曼帝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和革命，首先完成了由封建军事联合体，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社会转变。尤其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使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并通过一系列以西方化为宗旨的社会变革，彻底地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古老的社会契约及义务制度，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古老的奥斯曼帝国以战败而告终，但却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在具有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美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凯末尔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一系列深层的世俗化社会改革，使奥斯曼帝国最终完成了从开明君主立宪制，向民主共和制的历史转变，建立了一个欣欣向荣的资产阶级现代民族主权国家。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在19世纪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的极其有关的两股力量。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者们对于这些危险的新思想不断进行驳斥，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说成是一种淫荡之风和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妄图虚拟的信仰和荒诞无稽的说法，其目的是诱使一群狂若疯人的平民图谋不轨，在各派宗教之间进行煽动，在各个国王和各个国家之间造成不和，所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一切努力，以便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可是从自由之树折下来的这根幼枝，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欧洲的繁荣和强大，以及欧洲成功的秘密，使奥斯曼帝国那些具有新精神和更加清晰的新现实思想的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和法治感到越来越大的兴趣。
到了19世纪上半期，在奥斯曼帝国民众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其中有机会到过西方去旅行的那些人，以及在西方式现代教育中慢慢培养出来的一批有教养的新知识阶层，已经开始很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相形之下，一个变得难以想象的富强的欧洲，凭着它那无限的自信和进取心，似乎正在把整个世界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像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在走向衰落？‘这样的老话题，当时已经变了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在衰落，而欧洲在前进和发展，欧洲成功的秘密又是什么？’
从塞利姆三世时期，在奥斯曼帝国兴起的以学习西方为宗旨的社会改革，经过马赫默德二世时期和“坦齐马特”时期，已经在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隔离开来的墙上打开了一道门，从此，便不再可能对通过这道门的思想交流加以控制和选择了。对于一些抱着满腔热忱到欧洲去留学的奥斯曼青年来说，要想探索欧洲难以捉摸的力量和源泉，似乎很自然地要向欧洲生活方式，以及政府职能中那些与自己国家最不相同的特点方面去寻找，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他们的阅读和学习兴趣，多少要超出最初帝国政府为他们规定的学习专业技术的这个范围了。
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欧洲自由主义，是开明和进步的神圣由来，它结合了理想主义者最高贵的希望和企业家与技术人员的最现实的希望，这样，对于那些来到西方学习的奥斯曼青年来说，还有什么是比立宪和议会政府更加鲜明地表现为西方特色的呢？欧洲的进步和繁荣不正是同某些政治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吗？这些使他们逐渐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繁荣的基础，是人口的稳步增长，农村技术的改进和保证人们安居乐业。但是这些又要求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名誉以及声望都能够得到完全的保障，也就是说，需要依靠正当应用各项必要的自由的权利，以及慎重地和关心备至地来维护这类保障和这些自由的权利。
到了19世纪60年代，在奥斯曼帝国当时争论的问题，已不再是关于接受或者拒绝实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而是要不要，以及如何对于国家的专制制度加以限制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新型的、受过西方现代教育训练的知识分于，在一些宗教势力的帮助下，掀起了反对顽固到底的上层官僚和乌里玛的寡头独裁统治的运动高潮。这个新的宪政改革阶段，不是以颁布帝国政府的法令，而是以发表文艺性宣言作为开始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不是政客，而是一些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古典奥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新奥斯曼文学的兴起，大大加速了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的传播，使得奥斯曼人开始在态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会与政治态度相适应的转变，成为奥斯曼人社会变革的灵感源泉和模仿的对象。
奥斯曼新文学的创始人，一般认为应数三个人，即邢纳西、齐亚和纳米克。邢纳西是诗人、戏剧家和新闻记者。他的父亲是帝国的一名炮兵军官，他小的时候，从他父亲的一位同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军队里服役的法国逃亡者那里受到法语的启蒙教育。长大后，他本人也在帝国军队的炮兵部队供职。由于受到雷什德的欣赏，因而他随同一批奥斯曼青年人前往巴黎学习，在那里大约学习和生活了四五年。由于亲闻目睹，并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参加了震撼人心的1848年反对专制统治的欧洲革命，并曾把一面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悬挂在了巴黎的伟大祠上。在那些英勇的日子里，以及紧接着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作为一名巴黎青年学生的邢纳西，当然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1850年邢纳西回到奥斯曼帝国后，又重新人了仕途，任新成立的帝国教育会议的委员。由于他处处表现出一种洋派作风，以致遭人歧视和引起人们的不满，不久被上级下令免去了他的教育会议委员的职务。从那时起，邢纳西开始越来越注意文学和新闻事业，后者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职业，也是一种新的表达思想的方式。从1862年起，他开始主编他自己主办的《舆论解说时报》，该报对于国内知识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1865年，因触怒了官方遭受到迫害，他再度前往巴黎，直到1869年才又回到国内，子1871年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去世。
在奥斯曼新文学三个创始人中居第二位的是齐亚。此人是奥斯曼帝国加拉塔地方海关的一个办事员的儿子。小的时候，他在素丹马赫默德二世在苏莱曼清真寺附近开办的现代世俗学校完成了学业，17岁时进人帝国政府机关。1854年，也是由于得到了帝国改革派代表人物雷什德帕夏的赏识，被任命为素丹的秘书，从而走上了他在皇宫内府的一段新经历。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学习法语，不久便达到了非常精通的程度，能够把法文书籍翻译成突厥文。由于他同其他帝国改革派人物阿利和富阿德等人长期政见不和，被调离皇室内府。历任各项帝国政府中的次要职位。此后，他联合纳米克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组织了青年奥斯曼人运动。1867年，齐亚被任命为有名无实的塞浦路斯总督，实际上等于被贬。面对这种形势，他于是和他的一大帮青年奥斯曼同党一起逃往欧洲。从1867年至1872年期间，齐亚一直过着政治逃亡的生活，起初在巴黎，后去伦敦，最终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这些年代里，他写了许多针对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的批判性文章。1872年，当他的主要政敌阿利和富阿德等人相继去世后，他重新获准回到奥斯曼帝国。1876年，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任命他为叙利亚总督，并授予大臣的官衔。1880年5月，齐亚在阿达纳去世。
齐亚并不是一位始终主张西方化的人。他一方面强调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模仿西方文艺的典型，原因是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天才人物。此外，他也并不热衷于给予非穆斯林的人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不管齐亚在文化和宗教方面表现得是多么的保守，他本人并没有因此而认为不屑于信从西方的各种思想，只不过他做了恰当的掩饰而已。其中最使他信服的是立宪政府。他多次提醒素丹注意国家处境的艰险，建议帝国成立国民大会，认为成立这样一个大会，将使奥斯曼帝国在做法上和各个文明国家取得一致，同时又不致于侵犯君主的合法权利。
奥斯曼新文学中的第三个人，是其中最赋天资的纳米克。纳米克1840年出生于泰基尔达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朝廷管星象的官员，是祖上一直都做奥斯曼帝国官的一个多少有点没落家庭的后裔。他的母亲原是阿尔巴尼亚人，是一位地方显贵的女儿。纳米克从小在家里读书，学习法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遵循与他同阶级同时代青年人所走的正常途径，在17岁时人了仕途，在帝国海关的翻译室里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职位，后来又迁升到帝国政府翻译室工作。
不久，纳米克受到邢纳西的影响，和他一同创办了《舆论解说报》，1865年邢纳西逃往法国之后，由他继任该报的主笔。最初，他的文章完全限于翻译作品，随后，由于需要应付像1863年至1864年第二次波兰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类的事件，使得他作为一名政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技巧也更加成熟。然而，他所写的有关评论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文章，使他同政府当局发生了纠葛，1867年，他同齐亚以及其他奥斯曼青年党人一同逃往欧洲。
此后的三年里，纳米克一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的，他到过伦敦、巴黎和维也纳。那时他每天忙于出版反对派的刊物，忙于学习法律和经济，忙于将西方的作品翻译成突厥文。1871年，他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又恢复了从事新闻事业的活动，并于1873年写成爱国剧本《祖国》。这个剧本激发了十分危险的民族热情，以致帝国政府不得不将他监禁在塞浦路斯，使他又在那里呆了三年。1876年，专制的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退位后，他获准再度回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并参与了关于制定帝国宪法的一些筹备工作，不过，他也像齐亚一样，被禁止作为候选人。不久，他那强烈地反专制、积极倡导自由的行动，又冒犯了新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多半时间是在拘禁和流亡中度过的1888年他在希俄斯病逝。
纳米克在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最负盛名，是因为他是自由和祖国这两种思想的倡导人。通过连续不断地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小说、戏剧和诗歌，他把这两种作为法国大革命特征的思想带给了奥斯曼帝国的广大民众，但都是采取了适合伊斯兰传统和观点的形式。因为不管纳米克具有多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他仍然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所说的祖国，尽管在用这个名称时指的是地方而不是社会，但其中带有的伊斯兰含义却并不少于奥斯曼的含义。在纳米克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伊斯兰的真谛和信念，并时常严厉地批评“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们，认为他们没有能够做到对古典伊斯兰传统中的精华加以保护，以致不能使得古典的伊斯兰传统对于必须由欧洲输人的各种新杜会制度，发挥其鼓舞及指导的作用。他坚决地维护伊斯兰教的真谁，并在欧洲人以轻侮的态度对待伊斯兰的成就时，起来进行捍卫。他甚至还竭力地宣扬和鼓吹形成一个在奥斯曼人领导下的大伊斯兰统一体的思想，这个统一体将接受和适应现代文明，并把它传播到亚非各地，从而建立起一种东方的均势，以对付欧洲的均势。
不过，纳米克本人对于欧洲文明的成就还是怀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伊斯兰的落后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落后不是由于任何伊斯兰本身内在缺陷的缘故，而只是由于西方力量的控制，剥夺了伊斯兰世界本身发展的机会所引起的。他认为伊斯兰国家必须要使自己现代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决不应只是奴隶式的模仿欧洲，而放弃自己的法律、信仰和传统。他甚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所有一切欧洲文明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出自古典的伊斯兰文明，或者是在古典伊斯兰文明中同样可以找到的，穆斯林在采纳欧洲文明这些东西的时候，便是又回到了自己传统的最深刻和最真实的本质中去。在这方面纳米克所采用的论证方法，也正是历来在伊斯兰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和辩解式倾向的写作所常用的典型方法。其目的，是要赢得西方人或者实行西方化的人对于传统伊斯兰真谛的尊重，也是要使得奥斯曼帝国改革派的各种思想更加合乎正宗穆斯林的口味。
纳米克的政治理论大多来自欧洲启蒙学家孟德斯鸿和卢梭。他的有关政治实施的各种想法，则都是来自英国和法国议会。孟德斯鸡的《法律的精神》一书，是对纳米克的政治思想具有最深刻和最持久影响的著作之一。1863年，他开始发表该书的译文。后来他不断发表文章，设法把孟德斯鸿的思想解释成为是与伊斯兰法典的原则相符合的。在纳米克看来，伊斯兰法典的各项贤明而公正的法则，与孟德斯鸿所说的自然法毫无二致，同时，作为法律产生根据的“万物之本质”，也可以说就是指的那个多少带有泛神论概念的真主本身。虽然纳米克并不是第一个在奥斯曼帝国谈论人权和议会政府的，不过他是第一个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并且对于法律上的自由和自治有着清楚看法的人。对于纳米克来说，国家的首要责任是要持之以公正。不过他同时对于公民根据公正的原则，而要求国家必须予以尊重的政治权利，以及对于能使这类权利有所保障的各种方法也有着他的清楚的看法。他曾经把这些来源于西方的思想，看成是与伊斯兰法律中的各项原则相等同的东西。
19世纪下半叶，当素丹以及大臣们日趋严厉的血腥专制，开始使青年奥斯曼党人感到厌恶，顽固不化的老一辈开始阻挡他们前进的时候，不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反抗与革命的技术方面，他们已不再感到缺乏指导了。他们提出了计划，要求及时制定现代化的方案和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方案，不打算去等待两个世纪再赶上一个假定说是停滞不变的欧洲，但是他们完全低估了实行这些方案将会遇到的困难。青年奥斯曼党人认为，社会进步需要靠自由的制度来促进，自由的制度要靠公共舆论来维持。因此，他们开始着手在奥斯曼帝国建立和培养一种他们希望能像在西方那样起作用的公共舆论。
作为实现他们这种希望的主要媒介之一，便是报纸，而报纸在西方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性，很快便被他们意识到了。第一种突厥文的非官方定期刊物，是每周出版的《新闻报》。1840年由威廉创办。1846年威廉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接办。该报虽然采取了官方报纸的形式和体裁，但其中国际形势所占篇幅却较多。该报初创期间，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一度被迫停刊。后来才又恢复发行，而且似乎还领有一笔政府的补助。靠了这笔补助加上日益增长的广告收人，这样才使得该报能够维持下去。但也像官方报纸一样，它并没有做到定期出版。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给该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采访战争进行的情况，由《新闻报》用副刊的形式予以发表，从而使得渴望得到新闻的奥斯曼帝国的读者，对于现代国家所办报纸的作用和价值，获得了一个新的深人的认识。为了不脱离日益扩大的读者圈子，（新闻报》的编辑们开始简化报纸文字，逐渐地放弃了过去和官方报纸共同采用的那种累赘的、公文程式的文体，采取了更加简单朴素的文字。除新闻之外，该报还发表文章和特写，往往连续登载，这样就使得许多奥斯曼帝国的文人们初次得到了新闻文艺锻炼的机会，其中也包括邢纳西等人。
除平淡乏味的官方报纸以外，由私人创办的《新闻报》实际上垄断了突厥文报纸达20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它起到了创始者的重要作用，帮助广大读者熟悉新闻和特写，训练了这一代的报人，包括印刷者、发行者以及作为报纸业必不可少的其他附带行业的人们。1860年，《新闻报》终于不可避免地碰上了西方新闻界的另一特点：竞争。在这一年，一个帝国贵族家庭的子弟、中央政府翻译室的高级官员埃芬迪，开始创办一种新周刊《解说报》。与他合作的是青年奥斯曼党重要人物、该报的编辑和撰稿人、诗人兼现代作家邢纳西。为了应付竞争和挑战，（新闻报》改为日报，每周出版5天。在一段时斯内，这两种报纸彼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而不久，新出版的《解说报》便遇到了困难。在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日益趋向专制的气氛下，官方政府认为邢纳西及其同伙们的言论和行为，已经超出了他们被允许的自由范围。不久，《解说报》被勒令停刊，从此开创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封闭报馆的先例。
邢纳西由于感到本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因而在《解说报》被勒令停刊之后，便脱离了该报，而于1862年6月开始另外出版发行他自己办的《舆论解说报》。这份报纸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又略微前进了一步，尽管它的进步性主要是表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方面。不过，邢纳西对于政治也是非常关注的，而且还不时地提到财政和法律改革的必要性。在办报方面步其后尘的，是比他还更加出名的信徒纳米克。纳米克在新闻界次初露面，是1863年3月在《镜报》上发表文章，该报因发表生动有力而耸人听闻的文章触怒了帝国政府，所以一共只出版了三期就被勒令停刊。此后，纳米克便开始为《舆论解说报》撰稿，并于1865年邢纳西去巴黎之后，接任该报主编。从他开始，该报的言论也就变得比较直言不讳地谈起政治来了。不久。他的有关国内外问题的犀利评论，便开始引起帝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相比之下，在论调和内容上更为激进的是《通告者》，该报创刊于1867年1月1日，同年3月8日出了最后一期，此后办报人集体逃往欧洲。有一段时间，该报继续在伦敦出版。在这同时，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又出现了几家其他报纸，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祖国镜报》该报创刊于1867年1月14日，它是第一个带有插图和采用祖国名称的突厥文报纸。报纸数目激增，言论日趋激烈，开始引起帝国政府的注意。自从1861年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即位以后，帝国政府变得日益专制。1865年1月，一项新闻法令开始生效，这在奥斯曼帝国还是首创。法令就有关报纸经营事项订立了严格的条例，还规定在帝国政府内设立新闻委员会，以协助警察法庭执行法律。
由这些措施起，奥斯曼帝国便开始了一个严厉镇压的历史时期，以致后来有好几家报馆遭受到查封，许多比较著名的报刊撰稿人，也都纷纷逃往欧洲。在此后的数年中，一些非常重要有影响的突厥文报纸全部都是在伦敦、巴黎和日内瓦等流亡地出版的。用其中一家报纸伦敦版创刊号上的介绍语来说：“《通告者》找到了一个不禁止人说实话的国家，并且重新问世了。”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们，面对这类新间题，也不得不去研究关于如何影响报纸和如何控制报纸的技巧。但是，奥斯曼帝国的新闻界，也在一段十分短促的时期内，完成了他们由报道到评述，由评述到批判，由批判到反对，由反对到书卜战的演变过程。
关于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反抗极权统治的历史，按一般的习惯，都是以1859年的被称作为库勒利的事件开始。在那一年，一小撮同谋者策划推翻，或者在必要时刺杀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但是不幸的是预谋被发现，主谋人被作为要犯流放到了叙利亚。欧洲的一些政治观察家，把这次未获成功的预谋事件，说成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实行立宪及议会政府的尝试。实际上，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在若干年以前便已经为奥斯曼帝国的人们所知道。尽管这类思想是很不明显的，但还是曾经对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和雷什德倡导的改革有过一些影响。1845年，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曾经试行召开过一次全国地方乡绅大会，希望批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会议开得并不成功。
在奥斯曼帝国，完全是按照自由主义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提出批评，以及提出一些宪政改革方案，那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情。1865年6月，一些反对帝国专制统治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组织一个确定的秘密团体。关于它的最初方案很少有人知道，只是据说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阿耶图拉，带着两本重要的书籍参加了第一次的会议。一本书是关于意大利烧炭党的，一本书是关于波兰的一个秘密团体的。后来他们决定采取的行动方案，似乎便是根据意大利烧炭党而来的。这个团体很快得到发展，不久便号称拥有245名成员了。奥斯曼帝国王室的两位亲王，穆拉德和阿布杜尔·哈米德对这个团体都表示有兴趣，但到后来才弄明白，阿布杜尔·哈米德对这个团体从一开始便抱有敌意。
尽管帝国政府通过谍报人员的报告，也了解这一团体成立的有关情况，不过一直都没有对它采取任何措施。1867年，这个团体大量印发致素丹的公开信，在信中提及关系到奥斯曼帝国情况的一些冷酷的实情，并且建议立即实行宪法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封信引起了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的极大振奋，但也引起帝国政府的恐慌。帝国政府迅速而又不声不响地采取了行动。这个团体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齐亚、纳米克等人都被流放到了安纳托利亚。
但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秘密政治团体得到了正式命名。1867年2月初，比利时报纸《北方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费萨尔亲王在奥斯曼帝国开办一家银行的消息。费萨尔亲王在为更正这项错误根道而写的信中，提到在奥斯曼帝国支持他的人，并称他们为“青年奥斯曼人”，这一名称无疑是从几十年前便已经在欧洲出现过的青年意大利、青年英格兰、青年法兰西、青年德意志等得到启发而采用的。这个名称被齐亚、纳米克等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看中了，他们最后决定用青年奥斯曼人作为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出版物的名称。1871年奥斯曼帝国宣布大赦，随后，许多青年奥斯曼党人由流亡中返回国内，通过新闻活动，继续从事他们反对专制统治，要求自由和宪政改革的活动。
19世纪70年代中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情况急剧地恶化。庞大的军费开支，素丹的荒淫无度，再加上大臣们漫无止境地借款，使得帝国的财政陷人一片混乱。尤其是农作物的连年歉收所带来的苦难，使得广大民众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变得普遍而强烈。1875年10月，大维齐尼迪姆宣布奥斯曼帝国所负的债务一律拆半付息，这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欧洲的地位和信贷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全国各地处于一片棍乱之中。1875年7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了不满帝国专制统治的群众起义。不久，这一事态迅速蔓延到了保加利亚，在那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采取了血腥的镇压，以致引起了全欧洲各地一致发出的忿怒抗议。特别是1876年5月6日，在萨洛尼卡发生了杀害法、德等国领事的事件，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水火不相容。从此，欧洲各国听任奥斯曼帝国走向破产，丧失信誉，并让它独自去应付北部地平线上正在酝酿着的战争。
1876年5月10日，奥斯曼帝国内部不满情绪终于达到了顶点。帝国京城里几所著名神学院的学生们，在帝国中央政府的外面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撤换一些腐败无能的政府官员。神学院的学生举行抗议示威，这在奥斯曼帝国并不是一件什么新奇的事情。自从16世纪以来，他们就已在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政治事务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而有时又是危险的角色，并且也是这个国家社会发展史中有重要意义的一种现象。然面，神学院的学生想通过示威游行，来达到改换帝国政府要员的目的，这倒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这种久已成为欧洲一些地方的传统，如今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并且为以后，特别是在那些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国里一再发生的多次这类事件，树立了先例。
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在神学院学生们的巨大压力之下被迫让步，两天后，他免去了腐化和保守的大维齐尼迪姆，以及野心勃勃、胸怀狭窄的总法典官埃芬迪等人的职务，任命了以米德哈特为首的一批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政府高级官员。然面，由于立场和观点相左，所以在素丹和他的新大臣之间，彼此完全无任何信任可言，一切政治摊牌已经是迫在眉捷。1876年5月30日，以具有改革精神而著称的米德哈特为首的大臣们，凭着由帝国总法典官署名同意废黝素丹的判决书作为武器，并以适当的政治和军事准备为后盾，正式宣布年迈保守的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已不再执掌朝政，而另外立他的侄子、思想比较开明的穆拉德五世为素丹。老素丹泪流满面地写了一封让位给他的继承人的信后，一声不响地离去了。新即位的素丹立即下诏，要所有的大臣一律留任，并准备进行奥斯曼帝国新的社会改革。
穆拉德五世的登基，似乎像是奥斯曼帝国自由主义者的一次胜利。穆拉德五世在过去的一些年代里一直与青年奥斯曼党人保持着联系，并且一直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表示同情。现在，青年奥斯曼党之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宫廷的任命。纳米克做了穆拉德五世的私人秘书，另一位青年奥斯曼党人的重要成员萨杜拉担任了宫廷秘书大臣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然而，自由主义者为他们的新素丹所感到的高兴，只是昙花一现。穆拉德五世曾经是一位极有才智的王子，他博览群书，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文学、科学技术以及欧洲政治事务均颇感兴趣，也颇为了解。由于他思想开放，并一直和青年奥斯曼党人保持着联系，素丹因而对他越来越不放心，从此，他在监视之下过着一种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这种生活给予他的心理压力，以及经常借酒浇愁的不良习惯，对于他那已经变得神经不正常的性格来说，都是致命的。所以在等到他登基的时候，穆拉德五世已经朝着神经错乱的方向在发展了。
特别是在穆拉德五世登基之后，由于受到两次不幸事件的打击，弄得他果真神经错乱了。第一件是老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的暴卒事件，他在逊位几天之后，被发现两腕割破惨死在奇拉安宫里。第二件事是他的一些亲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惨遭杀害，凶手是曾经任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之子伊泽丁亲王的副官哈桑。新素丹因这些事件受到过度打击，竟变得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更完全不能料理国家大事。经过帝国医生和外国医生的仔细会诊，人们似乎已经弄明白，那就是新素丹的病症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对外战争和帝国内部危机两面夹击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形势不久便使人感到无法容忍下去了。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们，不管他们心里怎样的不愿意，但又不得不开始考虑着素丹退位的可能性。下一个素丹继承人是穆拉德五世的弟弟阿布杜尔·哈米德。1876年8月27日，精力充沛、具有耿直贤官美名的米德哈特前往阿布杜尔·哈米德母亲所住的王宫去会见他，以便事先得到他对于帝国自由主义事业表示同情的诺言。这位未来的素丹，在看了由大臣们准备提出的一份帝国宪法草案之后，表示同意，并且答应予以支持。初步工作完成以后，米德哈特又从帝国的总法典官那里得到了一份根据神经失常不堪任事为理由，而准许素丹穆拉德五世退位的判决书。8月31日，苦命的穆拉德五世被废黝，阿布杜尔·哈米德正式宣告继任素丹。据说，纳米克等人曾经含着眼泪苦苦哀求米德哈特暂缓让穆拉德五世退位，但终于没有结果。退位后的素丹被带到奇拉安官，在被因禁了28年之后，于1904年病逝。
在短短的四个月内，素丹根据自己手下大臣们的决定，两次被废，两次易人。在这一事件中，米德哈特起到了主要的组织和操纵作用。米德哈特1822年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是鲁歇克地区一个法官的儿子。当他还只有十儿岁的时候，便在大维齐的办公室谋得了一个职位，而且从此在帝国政府里很快地步步高升。1858年，他被准假6个月前往欧洲进修，访问过伦敦、巴黎、维也纳、布鲁塞尔等城市。回国后，他做过不同地方的总督，因勤政廉洁，博得了一个能干耿直的贤官美名。1864年，他被召进帝国京城，商议关于该年草拟新地方行政法的事情。同年晚些时候，他被任命为新多瑙河省总督。在这次以及后来担任巴格达总督的任内，他都表现出杰出的治国才能，给这些省份带来了多少年来都未曾有过的安全和繁荣。1872年8月，米德哈特被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任命为大维齐。然而，他却不是那种心甘情愿为反复无常和绝对专制的阿布杜尔·阿齐兹充当工具的人，所以在仅仅就任两个半月后便被免了职。在此后的儿年里，由于不同敌对派系在帝国政府内的操纵，他进进出出地曾经担任过各个不同部门的大臣，但为期都不长，并且每次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建树。米德哈特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要使奥斯曼帝国获得一个宪法。
1876年秋季，面对泛斯拉夫主义和欧洲列强的干预，奥斯曼帝国上下群情激昂，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和伊斯兰教的狂热情绪，这种气氛进一步催化了有关帝国宪法的讨论。11月末，在米德哈特主持下的一个由乌里玛成员和文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部宪法草案。可是等草案的最后文本呈递给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之后，他又压着迟迟不表态，最后虽然总算批准了，但宪法又加上了这么一句：凡属危及国家安全的人物，素丹皆有权将其放逐。1876年12月9日，米德哈特被任命为帝国大维齐，四天以后，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成文的宪法公之于众，庆典是在刚被大雨冲刷过的帝国广场上举行的。
这部1876年的帝国宪法，从头至尾显露出西方的影响。它对内阁，对由素丹任命的帝国上议院，对由选举产生的帝国众议院，对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规定。但帝国的内阁并非像米德哈特最初提议的那样对议会负责，而完全是对素丹负责，所以帝国的立宪主义者都把希望寄托于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另外，帝国宪法还规定素丹拥有批准立法，任命各部大臣，召集和解散议会等各项大权。这种状况的政府，一些西方评论家把它称之为“有限制的独裁政府”，并认为开明的比利时宪法，以及更带君主主义色彩的普鲁士宪法，为它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启示作用。
奥斯曼帝国的新宪法还宣布素丹为哈里发，宣布他本人为神圣不可侵犯。虽说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一直都在使用哈里发的衔称，甚至还正式载人了18世纪以来所签订的一些条约中，但是没有谁像阿布杜尔·哈米德在他当朝的最后几年里那样大量地使用这个头衔，并试图给它增添新的光泽。这与当时奥斯曼帝国特别强调伊斯兰性和在伊斯兰教旗帜下团结的泛伊斯兰主义理论有关。正当亚非两大洲的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相继沦落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时候，这种理论很快便得到了相当多的人们支持，而积极倡导这一理论的奥斯曼帝国，也就很快成了反对西方化和反对西方世界的各种力量的汇合点，从而使得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加曲折和复杂。
1876年的帝国宪法再次强调了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的平等地位。在公民的自由方面，在所有的法律权利方面，在担任政府的公职方面以及在当选议会议员方面，均一视同仁。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帝国的国教，但除了这一点，以及素丹的哈里发称号之外，宪法没有再提关于区分教区的事情。这一时期帝国的政治家们正全力以赴，免得帝国在危机时期出现分裂局面，而这部宪法显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在宪法的第一项条款中明确地反映了出来。这项条款规定：奥斯曼帝国，包括像罗马尼亚这样的特许区在内，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分割的整体。其实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治家们也像“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们那样，有意要向欧洲列强表明，帝国完全有能力自行改革，有能力处理自身的问题，希望用这部宪法作为对付欧洲列强的有力武器。
1877年4月，俄国从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两翼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场进攻。俄国人在19世纪前三次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始终是打着保护他们的东正教兄弟，具有宗教色彩的旗号。18年俄国人发动的战争，则具有种族的泛斯拉夫主义色彩。在战争的初期，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出色地阻挡住了俄国人的进攻。可是在1878年初，俄国人越过了埃德尔纳，一路推进至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区，迫使奥斯曼帝国接受了一份具有泛斯拉夫性质的条约，使奥斯曼帝国正式承认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完全独立。条约还划定了一个拥有大片疆土的自治保加利亚。至于俄国人自己，则拿到了比萨拉比以及奥斯曼帝国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等战略要地。此时奥斯曼帝国的两翼，特别是巴尔干半岛这一翼，遭受到了巨大的重创。
奥斯曼帝国的巨大损失，也影响到了英国以及奥地利的利益。英、奥两国生怕俄国的影响会迅速向地中海地区渗透，因此希望通过支持奥斯曼人，以阻止俄国的不断扩张。尽管对俄战争最终失败了，但是这一仗的英雄气概还是赢得了英国人对奥斯曼人的钦佩，认为奥斯曼人不愧为俄国熊的强劲对手。英国在其他欧洲列强的支持下，以强硬的立场诱劝俄国钞皇同意参加1878年6月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性会议，核定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已签订的和约。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约的大部分条酥，不细萝款都被确定了下来，只是大保加利亚被砍削掉了一部分领土，塞尔维亚的版图也有所收缩，而奥地利则被允许占领并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另外，根据一项强加于奥斯曼帝国的单独协议，英国也获得管辖塞浦路斯，并利用它作为军事基地的权利。而作为回报，英国许诺帮助奥斯曼帝国抵御俄国。因此，以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再一次证明，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一半外部因素所决定的，这已属屡见不鲜的现象了。
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宪法的事宜并未被置诸脑后。根据一项临时选举法，并利用省政府议会作为选举机构，由此推选出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众议院议员。众议院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先后共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从1877年3月至6月，另一次是从同年12月至1878年2月。由于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和大臣们在法案提出或批准时，一味地拖延扯皮，所以众议院没有取得什么立法结果。但是众议院本身总的来说表现不错，许多议员对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不仅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且发言切中时弊，显示出独立的见解和远大的目光。此外，穆斯林议员和基督教徒议员们之间虽然有分歧，但都能够以大局为重，在谋求奥斯曼帝国的福扯方面取得一致的意见。众议院的第二次会议适逢俄国军队突破了帝国军队的防线，正向埃德尔纳和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步步紧逼。议员们在会上慷慨陈词，直言不讳地指责帝国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指挥战事的不当，这一下可惊醒了素丹。
尽管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为了登上素丹王位，当时答应制定一部帝国宪法，但从许多史料来看，他对立宪一事从来都没有给予过任何积极的支持，也许他真正中意的是宪法草案的最后文本，因为它赋予了素丹各种大权。
1877年2月，阿布杜尔·哈米德意识到议会不愿受任何约束，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将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议会还有可能成为公众不满情绪的聚焦点，因此他赶在议会召开之前，抢先放逐了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大维齐米德哈特，而后者一直希望利用立宪政体，来实现他关于政权机构的原始设想，即帝国的内阁对议院而不是对素丹负责。
1883年，米德哈特和他的几位自由主义者同胞，被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下密令纹死在阿拉伯半岛麦加附近的塔伊夫地牢中。
1878年2月14日，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以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结束时的危急形势为借口，宣布帝国议会休会。然而这一休会，奥斯曼帝国的议会就体了整整30年。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强行解散议会，恰恰充分说明帝国议会具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潜在战斗力。奥斯曼帝国的宪法虽然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帝国政治家们回顾瞩目的一盏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