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国内外对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评价大都不太好。青年奥斯曼党人和青年土耳其党人，以及他们在现代共和国的思想继承人都把他看成是冷酷无情、令人厌恶的专制君主。认为他在1876年至1878年的第一次宪政和1908年革命开始的第二次宪政期间践踏了自由。西方人则因19世纪90年代奥斯曼帝国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而大为震惊，他们不仅把阿布杜尔·哈米德视为暴君，还称他为“血腥的素丹”和“该死的哈米德”。但是这些看法都未能够很好全面地把握住这位人物或他的时代。因为与前任三位素丹相比，阿布杜尔·哈米德留给他那个时代的印记当然更加难以抹掉。在这方面，他堪与19世纪初马赫默德二世素丹相媲美。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使他成了这样一位人物，既是独裁者、暴君，又是改革者、奥斯曼帝国的爱国主义者，还是国际政治环境的牺牲品。他尽管极端仇视自由或是立宪的思想，但他决不是完全反对帝国的改革和西方化。他认为，只要经过审慎地选择和应用，改革和西方化便都可以成为加强奥斯曼帝国，以及他个人地位的一种工具。因此，他是那个专制主义时代有心积极推行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真正继承者。
从阿布杜尔·哈米德头几年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所发生的内外事件，可以解释他的一些态度和行为。从登基继位时发生的有关事件中，使他深深地懂得，对于哪怕有一点阴谋味道的事情都应该加以猜疑。因为他毕竟是在1876年由一小撮官吏两次图谋废黝素丹后才掌权的。所以，他自然不愿意受到那些自封为王位拥立者的庇护，也不愿意再重蹈前任素丹的覆辙。前任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在放逐后的自杀，使他坚信这是王位拥立者所犯下的一件谋杀案。此外，他那位被放逐的哥哥穆拉德五世，当时还活着被监禁在王宫，但在1878年，帝国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青年奥斯曼党人的未遂政变，企图把穆拉德五世释放出来重新登上王位。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头几年发生的外部事件同样的糟糕。1878年的柏林会议宣布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独立并永远脱离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则获得自治；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此外，俄国还取得了奥斯曼帝国在欧亚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地区。1881年，欧洲列强为了贯彻柏林会议的诺言，要奥斯曼帝国给予希腊一块相当大的北方领土。同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翌年，英国占领了埃及。由于对外关系的种种失败，阿布杜尔·哈米德对欧洲列强的干涉，便格外的小心，担心欧洲大国将会继续支持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骚动，从而会给新的叛乱分子以可乘之机，所以他一心一意地想通过血腥的铁腕统治，来保全奥斯曼帝国剩下的领土。
在诸如此类事件的影响下，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既不愿意受帝国官僚的摆布，也不愿意听命于议会，他巧妙地利用了时局来达到了他的目的，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抓住在了他的手里，实行了一种君主专制统治。在他登基的六个月内，他首先利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撤销了帝国宪政改革运动的领导人米德哈特，并流放了他，使得帝国青年奥斯曼党人试图限制君主权力的宪政运动受挫。在此后的六年内，阿布杜尔·哈米德不准在位的大臣们享有不受侵害权，并频繁地更换大臣，使他们的官职任期一般很少达到一年，使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西方国家大臣们通常所拥有的广泛权力。直到1882年底。由为人温厚老实、比较保守的赛义德出任帝国的大维齐，才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总算找到了一位多少可以信赖的人，奥斯曼帝国的国内外局势这时才开始趋向平静。
自从阿布杜尔·哈米德流放了大维齐米德哈特，并以国家局势危急为借口解散了帝国议会之后，早在“坦齐马特”时期就已经能够看出的朝着毫不受约束的君主专制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势，这时得到了实现并达到了顶点。从1878年到1908年的30年中，阿布杜尔·哈米德根本就没有召集过一次帝国议会而统治全国，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公开废除帝国宪法，而且还继续把它刊列在帝国的年鉴上，但是这30年的专制统治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宪法特别规定，倘若素丹解散帝国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开会；帝国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中止，而阿布杜尔·哈米德本人也是接受并亲手颁布这个宪法的。帝国宪法出现的是，它并没有颁布强制素丹行为的条文，相反，它宣布素丹是非责任者。此外，就帝国穆斯林臣民总体而言，阿布杜尔·哈米德的这些行为不一定不得人心。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影响下，议会政府对广大穆斯林根本没有意义，他们所尊敬和拥护的，还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的天子后裔。他们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专制君主用心善良，会慈父般地关心和帮助他的臣民。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的头10年，也正像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开始以来任何其他时期一样，是一个积极从事于变革的历史时期，并且完成了许多在过去改革年代还只是刚刚开始或是初步预以拟定的计划。他与前任两位素丹相比，俭朴而不奢华，饮酒有度，体力充沛，思想敏捷，虔诚笃实。这些优秀的品性使他当时在奥斯曼帝国颇有名声，所以在掌权的早期年代，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聪明肯干、积极上进的君主，以个人专制和独裁来拯救和改善帝国的统治者。
阿布杜尔·哈米德很注意博得大众的好感，这特别表现在他强调自己作为哈里发的地位，以及重视增进在伊斯兰教旗帜下面的团结。过去帝国政府以往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强调奥斯曼主义，而现在他则逐步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即素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并且也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同时又是各代哈里发的继承者随着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加强，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也日益壮大。阿布杜尔·哈米德泛伊斯兰主义的大部分目标，是专门为了确保阿拉伯臣民对他的忠诚。他选拔了一大批具有才千的阿拉伯人充当他的近侍，在阿拉伯地区新建或重建了几所著名的大清真寺，并鼓励广大穆斯林到麦加去朝圣。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最令人难忘的物质成果，是奥斯曼帝国从1901年到1908年修筑的一条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全长800英里的铁路，而且是不要欧洲资本参加，完全由帝国资本投人修筑的惟一铁路。此外，为了拉拢和监视阿拉伯民族的宗教领袖，故强令后任麦加沙里夫的侯赛因，住在远离圣城的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阿布杜尔·哈米德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在当时确实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把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部门紧密联系起来的积极作用。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时期，强调泛伊斯兰主义还有两个，但不久就很快合二为一。首先，它鼓励外表的虔诚而不让伊斯兰教获得新生的内在活力。因为，使伊斯兰教的教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潮，主要发源于印度和埃及，以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的边缘地带。面笃信宗教、蒙昧主义和迷信无知，则是帝国首都和主要地区的基本特征。其次，它是反西方的一面旗帜。在欧洲列强向亚洲和非洲不断进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屈服于西方统治的年代里，阿布杜尔·哈米德利用人们反抗西方侵略的心理，高举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帜，至少赢得了人们在情感上团结在他这位哈里发的周围，提高了他在广大穆斯林臣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阿布杜尔·哈米德当时首先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尊敬和支持，威廉二世并在1889年和1898年两次访问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在第二次访问时发表演说，宣称他是全世界3亿穆斯林忠实的朋友。
除了以宫廷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和宣传泛伊斯兰主义之外，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还包括使用新闻检查、警察、告密者和流放等手段。19世纪80年代以后，奥斯曼帝国内外局势的不断恶化，使得阿布杜尔·哈米德更是杯弓蛇影，似乎对谁都不信任，听不进半点来自民众不满的呼声。为此，他颁布了严厉的新闻检查法。这一时期帝国检查新闻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政府，一个设在宫廷，二者互相监督，共同对付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因此，报纸被禁止出版或暂停发行乃家常便饭，尤其是来自国外的报纸和书刊，更是特别受到重点怀疑和检查。
当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不让传播新思想是办不到的，即就是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时代，那些被阉割了和不起作用的报纸，也对于促进奥斯曼帝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至少是报纸和读者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因而使得更多的奥斯曼人养成了像欧洲人那样每天阅读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西方的知识，尤其是科学与文学方面的现代思想正在广泛地传播。因为一旦向西方打开了门户，要想重新关上就不那么容易了。即就是那些被迫回避政治问题的书刊，继续按照它们在坦齐马特，时代的方针办事，翻译外国文学，刊登小说、诗歌和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传播有用的科学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另外，在帝国的宪政改革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是一位专制的独裁者，但是在教育领域，他却是一位继承了“坦齐马特”传统的改革家。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在他看来，教育改革是推进帝国各方面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所以他对教育改革，作出了最先和最大的努力。
这一时期帝国教育改革最显著的成就，在于高等教育的极大发展，无论是高等学院或是高等学院的学生，在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例如，在1857年成立作为文官训练中心的米尔基耶学院，在1877年经过改组和扩充，特别是在经过修改的课程中增加了现代的科目。此外该学院毕业的人数，也由1861年第一届的33人，增加到了1885年的395人。这个作为奥斯曼帝国新成立的现代高等教育单位中的第一所纯文科学校，甚至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后期的高压专制下，也始终保持为知识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活动中心，同时也是培养新思潮的一座温床。在这所学校的教师中，有像后来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穆拉德，有著名的诗人兼文艺评论家埃克雷姆，有帝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谢雷夫等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才华卓越的，并对当时帝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像米尔基耶学院一样，奥斯曼帝国的哈尔比耶陆军大学也得到了维持和扩充。另外，军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以及少数其他学校，如炮兵、海军工程、陆军工程等这样一些从过去“坦齐马特”改革派手里遗留下来的学校，此时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此之外，阿布杜尔·哈米德还另外新建立了不下18所高等及专科学校。在建立学校方面，阿布社尔·哈米德雄心最大的是创办了奥斯曼帝国大学。这项计划实际上早在1845年就经人提出，但由于经费短缺以及筹办人员工作不认真，以致计划半途面废。最后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期的筹备，后来被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大学，并于1900年8月正式开学。
奥斯曼帝国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它慢慢地和好不容易地造就出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理想和雄心勃勃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更加清晰的新现实感和历史责任感。因此，在19世纪末期，当阿布杜尔·哈米德以及大臣们日趋严厉的专制开始使他们感到厌恶时，顽固不化的老一辈开始阻碍他们要前进的步伐时，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反抗与革命的技术方面，他们都已经不再感到缺乏指导了，他们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未来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是法律方面的改革，这实际上又是自“坦齐马特”时代便已经开始的那一过程中的最后终结。1879年5月6日，奥斯曼帝国颁布的四项法律改革，其中的两项关系到司法及法庭组织，另外两项关系到法律的程序。阿布杜尔·哈米德过去曾经下诏设立司法部，同时授权该部接管各商业法庭。如今又就司法部的职能进行了改组，将所有非宗教性法庭统统拨归它管理。另外一项法律就世俗法庭的条例作了规定，这是几年以前为审理穆斯林及非穆斯林之间的诉讼案件面设立的一种棍合法庭。
奥斯曼帝国实行这些法律变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其他西方国家对于帝国司法的指责，同时也是为了取消或限制根据治外法权条款给予外国人的司法特权作准备。但是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立法者做得并不成功。原因是对于判决执行条例和民事诉讼法，各外国使团都是不承认的，因此，这些法律也就从来没有实际应用于棍合性的诉讼案件，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仍然像过去一样固若磐石。当然，在一个日益走向专制及血腥镇压的年代里，奥斯曼帝国的法律改革，肯定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只会是使广大的民众感觉到最惨痛的失望。
在其他物质生活方面，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抬下的奥斯曼帝国也是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奥斯曼帝国在欧洲资本的资助下，修建铁路，兴办矿山和公用事业。因此，绝大部分的利润以货币的形式从帝国流向海外，但奥斯曼帝国所得到的好处却是物质生活日益方便，以及随着西方资本的渗透而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社会进步。在克里米亚战争年代开始修建的帝国电报网，到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时期，已经四通八达，并有着重要的双重意义。新建的电报线路，以及简化了的电码和受过专业训练的接线员，可以使得素丹对各个行省进行严密的监视。另一方面，电报局里受过现代教育的技术人员，后来都在许多场合同反对帝国政府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主义分子合作。此外，电报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持不同政见者从事反专制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他们可以通过电报在远隔千里之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威胁，并提出社会改革的强烈要求。
与电报相比，奥斯曼帝国铁路的发展自然在长度上要短得多，但它的兴建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是帝国朝着西方化的方向不断前进的佐证。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统治的那个年代里，虽然租给欧洲人修建的铁路都比较短，但它已经打通了富饶的内地与附近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例如，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内尔经过维也纳与欧洲的铁路网在1888年连结了起来，它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阿布杜尔·哈米德这一时期积极倡导修建铁路，更多地是从政治和军事战略利益出发，而不是注重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对于他来说，铁路是他连结遥远行省的钢铁纽带，是运输帝国军队的交通工具。1883年，他与德国签订了合同，在安纳托利亚修建铁路，先铺设到安卡拉，然后又修建科尼亚一段，这两条铁路都在90年代通车。
1903年，由德意志银行控制的巴格达铁路公司获得特许，将修建的铁路延伸到科尼亚之外，经阿马纳斯和陶鲁斯山脉沿幼发拉底河直达巴格达。这条铁路的走向完全是从欧洲列强的战略利益出发，它要求铁路远离帝国保护的地中海沿岸，并不得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铺设铁路。这条铁路也使得德国从原先获得的经济好处，变成了政治上的利益，它是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坚强联系的象征。因此，这条铁路后来终于成为了欧洲列强争吵的话题。
奥斯曼帝国铁路建设和其他经济事业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一个机构，它起源于1875年到1876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危机。由于帝国财政信誉受到影响，加之无力偿付巨额外债，帝国便在1891年同意和持有奥斯曼公债的欧洲国家作出安排。据此奥斯曼帝国成立了债务管理局，由外国贷款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进行领导。债务管理局授权管理以各项税收为基础的帝国岁人，并垄断了处理债务的一切事宜。该局征收和分配帝国的岁人，同时成了征收其他税收的机构。此机构由于管理得当，效率很高，从而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物质福利，培养了大批优秀雇员，恢复了帝国的信誉，还为帝国的财政创造了盈余。但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经营的半官方机构，毕竟侵犯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在这以后的年代里，奥斯曼民族主义者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在阿布杜尔·哈米德的统治下，虽然帝国在教育、法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危机的年代里，反抗与不满的浪潮还是从两个不同的风源兴起。一个反对派起源于非奥斯曼民族日益增长的独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在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阿拉伯人中间，通过阿拉伯文化复兴培植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因此，在许多地区都产生了要求自治的政治主张。甚至连阿尔巴尼亚此时也开始发展了类似的地方主义倾向。马其顿和克里特的希腊人，则希望和他们已经独立的希腊同胞结盟，希腊自然非常怂恿这类政治活动。亚美尼亚人现在受到本民族文化复兴的鼓舞，也萌发了民族独立的新意识，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由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自我民族意识要高于阿拉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因此，他们打算用武力取得他们在柏林会议上未能获得的自治。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更靠近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这便引起了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极大关注。19世纪90年代初，他组织了所谓的哈米德兵团，由非正规的库尔德边境部队组成，来全力对付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由于这些分裂主义运动的存在，奥斯曼帝国在1894年到1897年这段期间，一直面临着一个既是国内又是国际的头号危机。
从1894年至1897年期间，尽管城市上层分子和普通农民都不同意，亚美尼亚革命组织还是发动了连续不断的抗议示威和武装起义，但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屠杀，使得许多无辜的亚美尼亚人丧生。与此同时，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也揭竿面起，要求与希腊合并，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大肆屠杀基督教徒，以致希腊民众怒火中烧，雅典当局派兵声援起义，并在1897年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虽然奥斯曼帝国军队取得了打败希腊人的辉煌战果，但在欧洲列强协调行动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军队不得再向前挺进或实行领土的吞并，迫使帝国政府承认克里特岛在希腊王子乔治管辖下的自治，而戚得战争胜利的奥斯曼帝国仅得到了一笔赔款。
反对派的另一起源，是那些受过西方式现代教育的奥斯曼青年人对阿布杜尔·哈米德血腥专制统治的不满。黑暗的君主专制统治，并不能阻挡民主与自由等反对专制的破坏性观点在帝国军校学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传播。这些作为未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和行政官员的青年们，虽然接受的是帝国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先进和最现代化的教育，但他们以及他们的教师，在关于怎样对于他们所服务的那个国家进行管理的问题上，迟早会得出一些较为激进的结论来，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第一个有组织反抗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团体成立于1889年，正如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发起人是四名医科学校的学生。同年5月，他们在坐落于旧皇宫和火车站之间的军医学院的花园中开会，开始密谋反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专制统治，实行帝国的社会改革。新革命组织很快成长起来，并从政治学校、陆军学校、海军学校、医学院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其他高等院校东得了信徒。这些新谋反者也像他们的前辈、1865年的青年奥斯曼党人那样，效仿意大利烧炭党的办法，把人员分别编排为若干编号的小组，同时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号码。
这时，流亡国外的人士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当阿布杜尔·哈米德解散议会以后，一小群奥斯曼自由主义者便一直居住在那里。其中一名是前奥斯曼帝国议会的议员加尼姆，他在巴黎主持出版了一种叫做《青年土耳其人报》的报纸，公开地批评素丹以及专制政权。采用这个名称，无疑是要有意识地唤起人们对19世纪60年代青年奥斯曼流亡者的回忆。国内的谋反者通过加拉塔地方的法国邮政局，一直和巴黎的革命团体保持联系。
1889年，奥斯曼帝国布尔萨教育局局长艾哈迈德·里扎获准前往巴黎参观博览会，他一到那里便加入了反抗的流亡者一伙，并成为此后青年土耳其党人中最始终如一和最无所畏惧的中心人物。艾哈迈德·里扎的父亲曾经任第一届帝国国会议员，后因反对阿布杜尔·阿米德的专制统治，被流放到伊尔京，不久死于该地。他的母亲是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奥地利或匈牙利的贵妇。他早年进人帝国加拉塔萨雷学校学习，后又被送到法国去学习农业。他学完归国后被任命为布尔萨教育局局长。在法国，他深受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西方实证主义变成了他的主导思想。1895年，他伙同其他流亡者一道在巴黎开始出版《梅什韦雷特》半月刊。这个名字原系阿拉伯文，取自（古兰经》，意思是协商。在这里休现为早期关于协商式政府的争论所引起的一种共鸣。大概是由于受到西方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秩序和进步的影响，当时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革命组织，把原来奥斯曼同盟的名称，改为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不久，它的领导人之一穆拉德向阿布杜尔·哈米德呈递了一份奏折，其中列举必须予以推行的各项社会改革，并公开批评素丹及其政权的专制统治，然后便逃往在英国统治下的埃及。阿布杜尔·哈米德马上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逮捕了穆拉德在帝国京城的许多朋友，并流放了各反对党派的知名领导人。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革命者远不是能轻易被消灭掉的。相反，他们开始由理论转人实践，准备在1898年8月举行旨在废黯素丹的武力政变。但是由于事情不慎泄漏，阿布杜尔·哈米德立即采取了行动，将所有的谋反者几乎一网打尽。
尽管第一次企图推翻素丹专制统治的尝试失败了，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帝国京城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特别是在广大的学生中间，还是在继续地加紧进行着。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者也积极予以支持配合，他们出版的革命刊物通过外国邮局，在奥斯曼帝国广泛地流行。尤其是逃往法国的前帝国陆军大学教师艾哈迈德，秘密地同他过去的一些学生通信，并在陆军大学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有意义的是，这两个革命小组的领导人分别是过去参加废LAP。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政变中的陆军大臣和陆军大学校长。尽管阿布杜尔·哈米德采取了逮捕、拘禁、流放等一些镇压手段，但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当阿布杜尔·哈米德发现反对他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的策动力主要来自国外流亡者时，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和解的新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反对他的革命组织。
在国外的流亡者中，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到18%年底，因穆拉德由埃及迁往欧洲，同艾哈迈德·里扎互争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权而使这些分歧更加严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布杜尔·哈米德开始向流亡国外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进行拉拢。1897年8月，阿布杜尔·哈米德派出的钦差使团，终于在日内瓦说服了穆拉德，使他放弃了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斗争，并回到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当上了帝国国务会议的委员穆拉德被阿布杜尔·哈米德所利用，以及他的一些同仁更加明目张胆的背叛，曾经使革命运动，特别是在国内带来了一股有损士气的浪潮。尤其糟糕的是，穆拉德这个作为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偶像人物，给后来其他的人们树立了妥协和屈服的不良榜样。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艾哈迈德·里扎及其追随者们，在巴黎坚决不受阿布杜尔·哈米德及其派出的钦差大臣们的威胁利诱，继续坚持出版和发行几乎己经成为当时惟一维护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事业的机关刊物《协商》。1899年12月，正当青年土耳其党人无论是在帝国境内，还是在欧洲似乎都处在前途最暗淡的时刻，有一小批来自意想不到方面的主力军，戏剧性地由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逃到了法国，从面使得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突然之间又变得活跃起来。
杰拉莱丁是一位大臣的儿子，素丹马赫默德二世的外孙。他的妻子是阿布杜尔·哈米德的妹妹，因此，他和阿布杜尔·哈米德有着双重的亲戚关系。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萨巴赫丁与卢特富拉出走法国，是对阿布杜尔·哈米德的沉重打击。这些皇室成员叛逃的到来，自然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增强了很大的实力和声誉。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因他们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提出挑战，促使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更加分裂，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和立场，并且使得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前，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也始终是分裂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政治分歧，主要具体表现为奥斯曼民族主义和奥斯曼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当以艾哈迈德·里扎为首的一派越发奥斯曼民族化的时候，以萨巴赫丁为首的比较国际化、自由化的另一派却越来越觉得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吸取欧洲国家政治上非中央集权和个人创造性的优点，并努力去发展联邦化、地方分权式的奥斯曼国家观念。认为所有奥斯曼帝国下面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团体，都可以从各个地区的当地政府那里，从摆脱了集体或政府管制的公共生活中，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和保障他们的权利。
以萨巴赫丁为首一派的政治主张，尽管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事实上却早已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众叛亲离的民族主义和欧洲列强给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所以，地方分权如果不是一种自杀性做法的话，那么似乎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在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具有日益显著的作用，这就使得革命运动越来越倾向于注意组织性和专业性，以致不可避免地给革命运动灌输了一种权威性的中央集权主义精神。不管个人主动也好，还是地方分权也好，对于这些受到过普鲁士精神训练的奥斯曼军官来说，都是没有多大号召力的。
在1902年至1906年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运动不断有着新的发展，在欧洲各地出现了更多的新革命团体，甚至在帝国京城的军校和政治学院中，也再度出现了许多革命组织。随后，革命开始有了真正重大的发展，表现在带领帝国军队的军官中也成立了革命小组。第一个这类组织，似乎是由在大马士革的、后来被称之为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一小批军官，于1906年成立的“祖国与自由协会”。他们还在驻扎在雅法和耶路撒冷两地的帝国第五军团军官中间成立了支部。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在萨洛尼卡的帝国第三军团军官们所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更加具有永久性的革命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那个大马士革的革命小组，对于它的最初发起，似乎起过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1907年，反对素丹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又有了新的迅速发展。帝国军校的学员们如今都已经当上了尉官和校官，掌握着军队和武器。由于帝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处境比较困难，加上地方割据和外敌人侵的危险与日俱增，以致使任何一位具有爱国之心和胸怀大志的青年军官无疑都会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要设法改换政体。这些人都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成员，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帝国军队的指挥人员和国家的管理人员，而在素丹的专制统治下，他们却时常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比较简单而原始的，那就是：自由与祖国，宪法与民族。
1907年12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行动，试图促成反对阿布杜尔·哈米德专制统治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团结。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大会，萨巴赫丁和艾哈迈德·里扎等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萨巴赫丁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这次大会所关心的是如何立即作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决定，而把理论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放置到了一边。并就当前行动的一项计划达成了广泛的协议。在有关意识形态问题上，对立的两派只有一件事情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在艾哈迈德·里扎的倡议下，帝国的自由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一致肯定了哈里发和素丹的权利。
然而，此时革命形势发展的真正中心，已不再是这些国外的流亡者，而是那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军官们，他们在马其顿和安纳托利亚又新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1907年9月，以青年军官为首的萨洛尼卡革命组织，同在巴黎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实行合并，从而给后者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声望。然而，萨洛尼卡的军官们在处理他们的政治事务中，仍然是非常独立的，他们同巴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合并，只是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面对于意识形态方而的各种问题，他们是不太关心和注意的。
1908年，全世界出现了许多令青年土耳其党人受到极大鼓舞的事件。在远东，一个东方的然而却是立宪的日本，曾经在几年前击败了一个欧洲的然而却是专制的俄罗斯，同时，俄罗斯和波斯也都承认这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并且开始实行立宪及议会政治，只不过一个是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步骤，另一个则采取了革命的方式。此外，在欧洲，英国与俄国的两国君主，于1908年6月9日至10日，在雷维尔的会晤，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丧礼，所以帝国急需要采取立宪的治疗方法，来结束腐败无能的专制统治。尤其是在帝国境内，军队领不到薪晌，吃不饱，穿不暖，他们不顾死活地起来要求满足一些最起码的人类需求，因而从安纳托利亚到鲁米利亚，兵变的浪潮便此起彼伏地不断出现。这类兵变，在1908年的头几个月里，似乎也传播到了驻扎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这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官们，深感帝国内优外患日趋严重，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把这个没有能力去巩固其国防的政权推翻。
此时的阿布杜尔·哈米德也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下令相继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有一位青年军官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按照惯例，他被邀请前往帝国京城“述职并接受晋级”，这位青年军官也很机警，他料到这项邀请来意不善，于是便潜逃到了列斯尼山区，这个人便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恩维尔。
1908年7月4日，当时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另外一位更加重要的青年军官尼亚齐少校，也继恩维尔之后逃往山区。不过，尼亚齐不是独自秘密前往的，他还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士兵、武器军火以及从连队贮藏室窃取的现款。他同时向帝国官廷秘书处发出通电，谴责素丹的专制统治。启程前夕，他还给他的舅爷、马纳斯蒂尔行政区的长官哈基写了一封信，托他代为照顾家眷。尼亚齐后来也成为了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这时的兵变，很快地蔓延到了马其顿第三军团的各个单位，井且不久也开始影响到了埃迪尔内的第二军团，甚至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阿布杜尔·哈米德派来的镇压兵变及反叛者的军队统帅。此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开始公开露面，收容了大量的变兵和反叛者，并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恢复帝国宪法。阿布杜尔，哈米德最初还企图拒绝这项要求，并又拿出已经不起作用的监视、收买和镇压兼而施之的老办法，来对付革命运动领导人，但是这次所有的办法都失败了。特别是他派往马其顿负责监视汇报该地军官们是否忠诚的谍报人员被人发觉，这就更加深了军队对于加诸他们的这种无礼和侮辱的愤怒。此时，黔驴技穷的阿布杜尔·哈米德又采取了一系列颁发勋章、晋级和保证补发欠铜的紧急措施，试图拉拢帝国军队的军官们，但还是打动不了反对他专制统治的军官们的决心。
这时萨洛尼卡和马纳斯特尔的驻军，受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和宣传的影响，已经公开站出来反对素丹，并且还得到了驻埃迪尔内第二军团给予坚决支持的保证。甚至连由伊兹密尔派往萨洛尼卡去的、阿布杜尔·哈米德认为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军队，也倒向了革命的一边。1908年7月20日，马纳斯特尔的穆斯林居民举行了起义，并占领了军械库。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革命暴动，特别在科索沃省的愤怒群众向素丹发出了最后的通，立誓要恢复宪法，如果素丹拒绝的话，便在鲁米利亚另立皇太子为素丹，同时有一支10万人的武装队伍将向帝国京城进发。经过两天的踌躇和讨论，阿布杜尔·哈米德屈眼了，决定恢复帝国的立宪政府，以确保他的素丹王位。7月23日，他宣布帝国宪法再度生效。7月24日，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将举行议会选举的官方通知，全文总共三行，没有标题。
因对报纸刊物一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帝国首都的市民们大都对于马其顿的兵变事件一无所知，所以当人们看到了这项通知以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报纸刊登发表欢庆帝国宪法恢复的文章之后，人们才明白了帝国发生了什事。洪水于是冲决了大堤，造反变成了革命，欣喜若狂的民众拥上街头互相拥抱，欢庆胜利，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标语口号：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素丹阿布杜尔·哈米德血腥专制统治的漫长黑夜己经过去了，自由的黎明已经到来，这一时期帝国作品所反映的，几乎是一种如狂的欢乐，甚至连抱有怀疑态度的欧洲报纸，也在报道中作出了这样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