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7月1日，踌躇满志的马赫默德二世不幸因病去世，他的继承人是才满16岁的儿子阿布杜尔·麦吉德此人性格温和而宽容，为人厚道而公正。虽然他只受过一点非正式的宫廷教育，对世界、帝国和社会的观察理解为宫墙所限，对国内问题的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是非常幼雅的，但对他的臣民却显然是和善而温厚的，并且希望他们的生活美满幸福。新登基的素丹决心继承他父亲的遗志，重振帝国雄风，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母亲阿莱姆太后的支持。阿莱姆太后是一位善解人意，品质坚强，非常了不起的妇女，她曾经积极地支持丈夫马赫默德二世从事帝国的改革事业，并为其出谋划策。由于她对于儿子帮助和影响很大，所以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奥斯曼帝国未来政局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子紧急关头，难以驾驭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重新又向帝国挑起战争，并在尼济普战役中，把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望风披靡，从而再一次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一统江山。奥斯曼人急需要欧洲列强的支持，所以，一份改革公告说不定能够帮助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它可以表明奥斯曼帝国是进步的，素丹政府组成的开明面现代的政体也是值得挽救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受命的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们才制定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花厅御诏》，并于1839年11月3日正式予以公布。
《花厅御诏》的内容新旧参半，它把奥斯曼帝国的衰微归咎于没有遵守古兰经戒律和帝国的法令，但是它又指出补救的办法在于制定“新法令”，彻底改变原有的习俗。御诏中的基本原则是：保障臣民的生命、名誉及财产；废除租税仓收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弊端；实行正规的、按照规章执行的征兵制度；对刑事被告人给予公平的和公开的审判，一切人不拘任何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最后一项更能说明是同古老的伊斯兰传统作了最根本的决裂。所以按照穆斯林的原则和价值观来看，是最使人震惊的，有悖于（古兰经》的精神。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对于异教者的偏见，无论从传统上或是道义上来说，都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把他们同异教者互相等同起来，并把他们混淆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不仅违反了伊斯兰宗教，而且也违反了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常识。但在当时，新登基的素丹和他的那些具有改革精神的大臣们已经认识到，如果不尽快满足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的平等要求，就将会为欧洲列强寻找保护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干涉帝国内政找到借口。即使没有外部列强的干涉，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影响下，也将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新素丹和他的大臣们想通过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来增进帝国境内所有臣民的友好关系，加强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徒臣民对帝国的忠诚，削弱分离主义，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一。
《花厅御诏》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改革措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一律适用。虽说《花厅御诏》提出的各项原则和承诺，在马赫默德二世改革时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例如，马赫默德二世生前曾经任命过一个负责立法的帝国最高政务会，责成它拟定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细节，并制定西方式的议会议事程序，但是这份形式极其庄严的公告，标志着为时40年的、在奥斯曼帝国历史进程中被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开始和“坦齐马特”时代的到来。“坦齐马特”（Tanzi-mat）在突厥语中为改革整顿之意，因为该时期具有按照奥斯曼帝国新的法令和条例，在行政、财政、司法、教育等主要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特点，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一些法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故称为“坦齐马特”时代。
在“坦齐马特”时期，左右奥斯曼帝国政局的是一大批精通外语，熟悉欧洲政治，立志于社会改革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出身于外交官的“法国通”。在1871年以前，他们的权势如日中天，比帝国素丹的权力还大，政敌甚至称他们为独裁者。这一指控未免失之偏颇，不过他们也确实组成了一个寡头政治集团，也像从前的任何统治集团那样醉心于权力和高官厚禄。不过他们中的杰出之士，倒也不失具有真才实学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也颇为英国的政治与经济社会体制所吸引，但由于本能和历史背景等原因，他们一般总倾向于采取法国的发展模式。例如雷什德帕夏，此人可以称得起是19世纪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运动的真正创始人他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政府官员的儿子。在刚刚10岁的时候，父亲便因病去世，所以他从小被母亲抚养成人。他最初跟随父亲念书，后来进了寺院学校，但他并投有按照常规读完当时作为正式高等教育的神学院。当时帝国的大维齐伊斯帕塔勒与他的父亲是世交，在此人的照顾和帮助下，雷什德帕夏在年纪很轻时便在帝国政府部门中开始工作了。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勤奋，不久便青云直上，于1832年被任命为帝国外交大臣的主任秘书一职。1834年，雷什德帕夏被派往巴黎当大使，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到达巴黎后不久，他便努力学习法语和广泛地了解欧洲各个国家的发展现状。等到1839年再度访问法国，在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接见他时，他已经能够不通过译员，直接流利地同法国国王进行交谈了。在留住巴黎的期间，他一直与年高德韵的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友好交往。德萨西一方面帮助他学习法语，一方面介绍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对他以后政治志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839年，雷什德帕夏作为特使前往伦敦，在那里他接到消息，得知马赫默德二世因病逝世，由他儿子登基继位。新素丹继位之后，任命由伦敦兼程返回国内的雷什德帕夏为外交大臣。此后，正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奥斯曼帝国政府才拟定和公布了《花厅御诏》这份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通称为“坦齐马特”的那些伟大文告中的第一条法令。雷什德帕夏不仅赞成西方化的社会改革，而且还倾向在帝国实现宪政体制，约束素丹的权力，是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改革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坦齐马特”时期的社会改革，首先从法律的改革开始。1840年5月，奥斯曼帝国颁布了一项新刑法，这在最初还看不出是一项革命性的措施。从把该刑法定名为“卡侬纳梅锡”这一点来看，说明奥斯曼帝国当时还是希望使这项法律仍旧属于卡侬制定的既有传统之内。另外，它的各项条款，尽管受到法国法律的影响，但主要方面仍然没有超出伊斯兰宗教法中刑法本身的范畴。但是，这里面却有着一两点重要的改变，其中之一是确定了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另一个是责成一个负有专责的法人团体起草并颁布了一项包含前言和十四项条款的法规。这项法规尽管意思模糊，措辞不清，实行后又不见效果，然而它却标志着一项立法原则和一个立法机构在奥斯曼帝国首次出现了，为随后实行的更加激进的法律改革开辟了道路。
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在当时似乎没有被保守的乌里玛发现，因此他们也没有表示不满和反对。反倒是同年在新成立的商业部中，为处理商业纠纷案件所设立的临时法庭，在雷什德帕夏等改革派人士的授意下，按照法国范例制定的新商业法，曾经格外地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新法规中有关合伙人、破产、汇票以及其他类似事项的部分，几乎完全抄自法兰西的商业法，有损于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典。
此外，为了改变帝国政府机构运转不灵，效率不高，各级政府官员只顾自己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现状，改革派们在帝国的财政管理方面也相应地作了一些改革。例如，在《花厅御诏》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应即采取步骤开设银行以及相似的机构，以实现货币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并应设立基金，用以增强我帝国的各种物质富源。”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帝国建立一个正式的国库和一种健全的货币制度，以实现帝国杜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不过在帝国财政的管理过程中，因经验不足和其他的一些原因，改革派从他们前任的手里继承了一套为补救亏空而实行货币贬值的不幸做法，使帝国的货币对外币的兑换率，由1831年的23比1，下跌到1839年的104比1，这样的通货膨胀给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和实行薪捧制政府官员的生活水平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1840年4月，帝国发布了一道救令，允许成立一个欧洲式的银行。次年帝国政府首次发行纸币，这种纸币与其说是钞票，还不如说是国库债券更为恰当。纸币的利息高达12%，每年分两次发给。1844年，帝国政府会同新银行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币制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收回旧纸币，发行欧洲式的新货币。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暂时一切还都不错，不过在银行和财政方面，改革派滥发货币的那一套带有爆炸性的办法，却不是他们的力量所能够掌握的。及至克里米亚战争时，帝国流通中的国库债券，既没有编号，又容易伪造，按金价计算贴现极重，因而便成为了一种危险物。1858年，为了设法收回国库债券，帝国政府曾经商定了一笔国外借款，但终究还是投有达到全部收回的目的。而直接导致1875年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破产与崩溃的一系列对外借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841年初，“坦齐马特”改革运动遭受到了一次挫折。在以乌里玛为首的保守宗教人士的一片抗议声中，年轻的素丹把雷什德帕夏这位开明改革派大臣免了职。次年，帝国政府宣布放弃执行新的地方行政及地方税收制度，同时恢复了省督与租税包收人之间旧的合作关系。然而，即就是在顽固派的统治下，此时帝国的社会改革进程也并没有完全停止。1842年，奥斯曼帝国又重新组成了最高会议，出现了一个较为开明温和的政府。次年，帝国政府对军队的编制又作了重大的改变，全军被改编为五个军团，正规军的服役年限为5年，服役期满后转为预备役，年限为7年。军队兵员的补充采取了一种由抽签来决定的征兵办法，所有关于军队的训练、装备、武器、编制等一切事项，一律按照西方的办法来处理。
1845年，“坦齐马特”改革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雷什德帕夏又重新回到了帝国外交部。次年，他被任命为大维齐，全面负责帝国的改革工作1845年1月，年轻的素丹颁布了一道帝国诏书，除对帝国军事改革一项表示完全满意之外，认为所有其他原来有利于臣民的建议，均被大臣们错误地理解了，并错误地执行了。造成这一令人遗憾情况的主要原因，乃是一般民众的愚昧无知。为了补救这一情况，必须在帝国各地开办更多的世俗学校，以便传播有用的现代知识，从面使得在帝国军队中试行的各项改革，有可能向帝国政府其他的各个部门推广。不久，年轻的素丹，又采取了与人民协商这样一种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改革步骤，要求帝国各省都在本省对于发展民生及对民情俱皆熟悉且素孚众望的贤明人士中，选派二人前往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同最高会议进行商谈，他们被要求就当前帝国的现状和有关进一步政革的各项需要发表意见。他们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被视为上宾，住在为帝国政府大员设立的宅第里。他们的全部费用，都在地方财政中支付。年轻素丹的这种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想要更多的人都能够积极参与帝国的社会改革。
在奥斯曼帝国各项社会改革中比较行之有效的，是1845年帝国诏书发表后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同年3月，帝国政府发出通令，任命了一个由精通司法、宗教、军事等各类学科的人士组成的七人委员会，就帝国现有的各类学校进行了调查，并为设立新学校作好准备。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在以后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中，成了新领导人的副外交大臣兼国务会议档案局局长阿利，以及国务会议总翻译富阿德委员会于1846年8月起草了有关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全面发展的规划，建议设立国立奥斯曼大学，建立初等及中等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
设立大学和建立中小学校，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只是在经过许多年和克服了许多障碍以后，才最终得到了实现。公共教育会议当时就立刻成立了起来，1847年被改建为教育部，试图把帝国的教育从乌里玛的独占权中分离出来，从而为以后帝国全面建立世俗教育体制开辟了道路。
在教育改革的规划中，虽然有些设想显然与现实脱节，例如在中等教育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却试图创办国立的奥斯曼大学等。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还是开办了几所质量较高的中等学校。另外还开设了一女子学校、贫民学校和师范学校。1859年帝国政府又新建立了一所文职官员进修学校，人学的官员要求在那里学习公共事务和国际政治。这所文官学校实际上就是今日土耳其共和国安卡拉政治学院的前身到1867年，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初等学校已达11088所，世俗初小1108所，在校男生24万人，女生10万人。1869年，帝国政府又颁布新的教育法，规定每500人以上的村、镇都必须建立一所初等学校。超过1000人以上的市镇必须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每个省必须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并且整个教育经费都纳人到国家财政预算，由教育部统筹管理。教育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各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到1875年，帝国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达135万人，其中军事院校的学生为2.7万，职业学校的学生为8.2万。
“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教育改革方面的主要成果，不仅是建立了许多学校，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开创了世俗教育的体制，使帝国教育中的世俗化倾向日渐明显。尽管这一时期神学院依然存在，但由帝国政府所创办的世俗学校，已经正式脱离了乌里玛的控制，完全由帝国的教育部门管辖。
“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法律方面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情况相似，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由民事法官主持的传统法庭，虽然继续采用宗教法典，但各类新设置的国家法院，则主要采用以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法典为蓝本，将一些有关的法律条文修订成新的法典。首先制定了刑法，随后又制定了商业法。有关义务和契约的宗教戒律虽然仍旧保留下来，但是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按照西方的原则将它们编纂成了法典。尤其是约束个人世俗身份的宗教戒条，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未予触动。例如，有关结婚、离婚和继承权等世俗事务，因为这是宗教界最为敏感的领域，结果是两种法典同时并存。同时帝国也存在受伊斯兰教教长监督的宗教法庭和国家法庭。这种双重体制，虽然在奥斯曼帝国法制建设方面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但总的来说，西方化和世俗化的倾向，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法制发展的潮流。
“坦齐马特”时期，不仅帝国的上层官僚集团，而且行政管理的具体作法也在进一步西方化。标志之一是帝国政府的权力逐渐分散，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开来。同时，部分立法职能也由素丹委派给了各种钦定的立法班子。另一标志是省级政府体制的改变。经过几度变化，最后于19世纪60年代推出了一套以法国行政结构为模式的行政新体制。“坦齐马特”时期引进的代议制原则，也为奥斯曼帝国政府行政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在省参政会、省议会以及各级法院等机构中的代议制原则，是建筑在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共享权利的非直接选举制度上的。甚至以法国为模式的帝国政务会也进一步扩大，容纳了各种宗教信仰的代表，以及来自帝国京城和外省的代表。虽然他们都是指派的，而非选举产生的，但是多年的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推行这种形式的代议制试脸，就为后人倡导宪法，实行议会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依据。
“坦齐马特”时期改革派的首要政治目标，是要拯救危险之中的奥斯曼帝国，为此，他们就得了解欧洲，学习西方，掌握同欧洲列强周旋的本领，因为奥斯曼帝国现在是靠了欧洲列强的宽容才得以生存的。例如，1839年至1840年，当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支持下，威胁帝国中央政府时，是欧洲其他列强的联合行动，才把他赶回埃及。在1853年至1856年间，奥斯曼帝国由于卷入了法俄两国为了提高威望而进行的一场政治与宗教的较量，身不由己地同俄国打了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最后靠英国与法国军队的支持，奥斯曼帝国总算打赢了这一仗。这是自1739年以来，奥斯曼帝国同俄国战争中获得的第一次胜利，从而在1856年的巴黎和会上奥斯曼帝国恢复了它的大国地位，被欧洲列强重新接纳进了欧洲大家庭。欧洲列强们还进一步保证，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尽管欧洲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作出了不再于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许诺，但是在“坦齐马特”时期，他们却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频繁地干预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事务。他们强行要求帝国进行各种社会改革，特别是在维护基督教徒等少数民族权力这个问题上。在他们看来，检验奥斯曼帝国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惟一标准，便是看帝国政府在社会改革中如何对待非穆斯林的人。此外，他们也坚持通商条约中所给予他们的各种特权。他们驻帝国京城的大使，以及省城中的领事们，干方百计地给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各种影响。他们在帝国政府的政治家中拉一派，打一派，寻求他们的利益代理人。而帝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寻方设法，去博得他们的欢心，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在奥斯曼帝国的老百姓中间，会长期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对任何外国千涉的抵触情绪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主要特点，虽然在马赫默德二世改革时期已明显可见，但到了“坦齐马特”时期却愈发鲜明，这些改革特点无不反映出西方的影响和启示作用。最有意义的是第一个特点，也就是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国家不再是一台只管执法、收税和组织军队的行政机器，现在它还得过问教育、公共设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事务，面发展经济在过去向来不在帝国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此外，尽管军事方面的改革仍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在马赫默德二世王朝以后，已不再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第二个特点是，改革似乎已经渗透到了帝国的法律、行政、外交以及教育等各个方面。第三个特点是，随着来自西方的各种新生活方式不断附加到伊斯兰社区和非伊斯兰社区，社会改革的世俗化性质变得日益明显。于是，伊斯兰教机构与世俗化的机构同时并存，特别是在教育和法律领域尤为如此。虽然这种双重体制是奥斯曼帝国社会发展中足以致命的二元论，但也应该把这看作是奥斯曼帝国近代历史逐渐演变这一困难进程中，本身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第四个特点是，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倾向于把臣民当作单个人，而不再当作某一地位经过传统认可的团体成员看待。并郑重宣布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而反映出奥斯曼帝国，在争取实现世俗平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希望能够创立一种奥斯曼主义，以抵消在帝国少数民族中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又能促使全体臣民进一步效忠于帝国和素丹，尽力维护奥斯曼帝国江山的完整性。但是，这项奥斯曼主义的官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困难重重。首先是遭受到穆斯林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项政策所倡导的乃是真正信徒与非信徒臣民之间的违反常情的平等。此外，还有另一层更大的障碍，这就是基督教区仍然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存在着，而他们的权利往往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而其成员最终还是更倾心于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
1852年，“坦齐马恃，改革运动遭受到了一次最为严重的挫折。因雷什德帕夏不断采取更加激进的改革步骤，希望赢得西方国家的友好和支持，但遭到帝国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下，素丹被迫免去了雷什德帕夏大维齐的职务，以致由他制定的新地方行政制度遭到废除，甚至使得整个”坦齐马特改革运动都陷于停顿。不过当时的一些西方观察家已经看到，自从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一直在为社会改革铺平道路的那一长申的事态发展中，改革所包含的原则与信念，经过长久岁月的磨难，已经制定了出来。改革已经完全成为了雷什德帕夏和他同代的其他人的那种更深的信念和更高的热忱。
1854年，“坦齐马特”改革运动开始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帝国军队同俄国人作战很不利，这恰好暴露了帝国政府的腐朽和无能。于是，素丹又一次向欧洲列强提出，在他们的帮助下，将接受社会的进步和改良，全面推行一项更加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运动。这样，帝国的改革派又重新上了台。大司法会议经过改组，分成为两个机构，其中一个严格地来说，更多地是和法律事务有关，另一个就是最高改革会议，统筹办理一切有关改革的事务。1855年5月，帝国政府宣布，愿意废除有关歧视非穆斯林的两项重要措施。一项是人头税，这是自有伊斯兰教政权以来，便要求在穆斯林国家内，所有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属民都要缴纳的一种税，如今庄严地以法律的形式被废除了。另一项是携带武器的特权，也就是服兵役的特权，过去几乎同样长时期地仅限于穆斯林才能享有，如今也对所有的人开放了。但是非穆斯林属民经过多少世纪的免役，已经变得不愿意或是不适合在军队里服兵役了。总之，参军人伍，把军人作为终身职业，这对于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来说，实在兴趣不大，甚至为了免服兵役，他们宁愿付一种叫做“贝代尔”的免役税。这种税，是完全按照已废除的人头税的那种同样办法而征收的。
在“坦齐马特”时期，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帝国政府在1856年2月18日又颁布了另一份庄严的改革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这份改革法令不同于1839年的御诏，它只字未提《古兰经》，而是较多地谈到了人间的平等，强调了世俗物质的进步和繁荣。帝国政府表示要建立银行、改善公共建筑和交通设施，改进商业和农业，将充分发挥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欧洲都城的作用。
实际上，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已经大大地增强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影响。士兵、特许权持有人和大商人，纷纷从西方涌来。欧洲的生活方式，如服饰、食品、家具等都在帝国的沿海地区城市广泛地传播开来。更主要的是，电报技术在1855年传到了帝国京城，并及时拍发了第一份电文，向巴黎和伦敦报告了俄国要塞陷落的消息。不久，电报网遍及全国各地，这不仅促进了帝国与欧洲各国的联系，而且也便于帝国中央政府及时检查省区官员的所作所为，并根据汇报的情况及时处理地方上的各种问题。另外，随着外国大商人承建了几条铁路短线，奥斯曼帝国的铁路时代也开始了。虽然由于地势崎岖不平，建筑成本较高，但是在帝国政府优惠政策的刺激下，铁路发展的速度并不比电报缓慢。此时，克里米亚战争也向奥斯曼帝国政府传授了西方化的又一神秘花招，这就是通过发行债券取得外国借款。但是在以后的20年里，由于帝国政府无度借债，使得外债的数额呈直线上升，达数十亿元之多，从而最终造成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动荡，财政的破产，严重地影响了帝国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于改革的新法令——《哈蒂·胡马云诏书》的制定与颁布，作为长期改革派领袖的雷什德帕夏却并未参与，此时他已年迈多病，这次改革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他的信徒、阿利和富阿德两人的手里。这两个人领导了此后“坦齐马特”巧年的改革工作。阿利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商店老板的儿子。像雷什德帕夏一样，他在少年时期便进人了帝国政府机关，并沿着晋级的阶梯步步高升。1833年，他学得一些法语后，被调到帝国政府翻译室工作。在这里，由于得到法国教师的耐心指导，他的法语大有进步。1836年，他作为帝国专使的幕僚随同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从此以后，他先后担任过一系列外交职务，最后于1840年任奥斯曼帝国驻英国大使。1844年，他回到奥斯曼帝国，担任帝国司法会议委员，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和雷什德帕夏共事，深受其影响，升任各种要职。1852年，大维齐雷什德帕夏被免职，由他继任。虽然这一次他担任大维齐的时间仅两个月，但他一直处于左右全局的地位。1854年，阿利出任新成立的奥斯曼帝国最高改革会议主席，稍后，即在帝国改革法令—
（哈蒂·胡马云诏书》颁布之前，又重任大维齐，成为坦齐马特11时期改革运动中的主导人物，直到1871年去世为止。
在这段时期内，阿利最亲近的同僚和合作者是富阿德。富阿德同样也出生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然而他却有着与阿利极不相同的背景和教育。富阿德的父亲埃芬迪一度是马赫默德二世手下的要员和宠臣，是一位在奥斯曼帝国语言文学改革运动中，起过一些积极重要作用的著名诗人、学者兼政治家。富阿德少年时期进人马赫默德二世于1827年在加拉塔萨雷开办的医学院，毕业后转人新成立的军医团。然而当时他的法语知识比他的医务训练还更加显得有用。1837年，他参加了帝国政府的翻译室工作，1840年前往伦敦担任大使馆的翻译，随后任一等秘书。此后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于1852年任帝国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也是奥斯曼帝国最高改革会议的委员，后又任主席，曾经积极参与制定新的改革计划和起革新法律的工作。除了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外，他还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学者，曾经同他人合作编写过一部关于突厥语法的书，成为奥斯曼帝国文学改革中的一块里程碑。
阿利和富阿德像雷什德一样，都是“坦齐马特”时期社会改革的主要设计人和执行人。也都像雷什德一样，是靠外交知识才开始飞黄腾达的。因为对于商店老板的儿子来说，也正像对于其他人一样，外语可以说是护身符，使得他们由小职员变成为文学翻译员，由文学翻译员进而成为外交官，再由外交官而最终成为叱咤风云的帝国政治家，真可谓时势造英雄。
正当整个世界被咄咄逼人和不断扩张的欧洲列强所控制，以致奥斯曼帝国终日为自己的生存间题感到惶惶不安的时候，帝国政府中一些带有机要性和具有实权性的位置，便难免都让给了那些了解欧洲事务、懂得欧洲语言和情况的人们。从此，奥斯曼帝国新兴的权贵不是来自军队，更不是来自乌里玛，而是来自帝国改府的翻译室以及大使馆的秘书室，这些地方成了奥斯曼帝国训练治世经国之才的重要场所。
阿利和富阿德都属于“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第二代人物。许多在他们前辈时期还是陌生和新奇的东西，此时都已成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不论从他们所抱有的改革信念或是他们的个人地位来说，两个人都比雷什德更加立足稳固。因此，即使他们在帝国的社会改革实践中做得更加谨慎和更加现实一些，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系。
阿利和富阿德领导的改革，继续沿着他们前任所制定的路线前进，在法律方面某些部分的改革，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1858年开始实行的土地法和新刑法，1860年就各商业法庭进行的改组，并把它们合并于馄合法庭，以及1861年和1863年以法兰西法律为蓝本而另行订立的商业法和海上法。财政方面的改革，一向是帝国政府改革过程中的弱点所在。在英、法等国的帮助下，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能够兑换它的地方贷款，并在1861年建立起一个新的金融机构——奥斯曼帝国银行，一笔由该银行议定的贷款，被用来收回国库公债。这些措施，连同一些次要的财政上和管理上的改革，使得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1861年6月25日，素丹阿布杜尔·麦吉德去世，他的兄弟阿布杜尔·阿齐兹继任素丹。新素丹阿布杜尔·阿齐兹为人粗鲁暴房，反复无常。他继任素丹后不久，便同以阿利与富阿德为首的改革派发生了芥蒂，以致帝国的整个改革工作，由于他的粗暴干涉而受到阻挠，甚至往往被取消。但是阿利和富阿德还是能够利用在奥斯曼帝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新的西方式的对王权监督制约的机制，来推行各个方面的社会改革。
1867年2月，法国政府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敦促它采取更加积极的改革政策，并列出详细的建议。保守的新素丹对于要求进一步改革的主张是极端反对的，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在这以后的三年中，阿利和富阿德执掌了国家大权，一连串的新法律和新制度也都随之而来。此后两年的改革，再度使法律与教育成为“坦齐马特”时期社会改革的两项主要内容。1868年4月，帝国最高会议经过改组，分别成立了两个新的机构，即法制会议和国务会议。前者是过去司法会议的改版，具有司法的职能；后者是法兰西国务会议的仿制品，实际上等于一个处理行政案件的高级上诉法庭，具有某些顾问性和准立法性的职责。
同一年，阿利和富阿德等人在加拉塔萨雷开设了帝国奥斯曼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完全采用法语讲课，并且认真地试用现代西方中等学校所应设有的课程。类似这样的学校，过去虽然有过几所，但都是由外国教会所办的，美国基督教会在1863年办的罗伯特专科学校便是其中较著名的一个。加拉塔萨雷学校是第一所由穆斯林政府认真采用西方语言来开展现代中等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此使得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同信奉基督教的学生，都能够在一起接受教育，这也是奥斯曼帝国朝着取消宗教歧视迈进了一大步。加拉塔萨雷学佼对于此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兴起，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由于对行政、经济、外交以及其他必须具有西方式教育和能够处理西方式行政机构的人员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加拉塔萨雷学校的毕业生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后来又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抬和经济中，发挥了他们极其重要的作用。
“坦齐马特”时期社会改革的另外一项重要成果，是使得抨击政府的人，此时有了可供发表意见的新渠道——报纸。由私人独立经营报纸，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出现的，此后在各个地区一直发展比较迅速。这实际上是克里米亚战后年代蓬勃兴起的奥斯曼文学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帝国西方化牢固生根的一个领域。诗歌、戏剧、小说乃至报纸文章的西方化形式，开始引起奥斯曼帝国知识阶层人士的广泛兴趣。西方文学作品的译本间世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受这种西方化形式影响的、颇有见地的奥斯曼文学作品。有些作家深信，较之帝国官方崇尚的和谐却失之浮华的典雅之风，简洁更为可取。他们搞文学创作过程中，尽量采用奥斯曼语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缩短文句，简化拼写，使自己的文章更容易为读者所了解和读懂。有些大胆的作家甚至建议抛弃阿拉伯字母，认为它们报本就不适用于来表达奥斯曼语言。因此，他们积极主张改用拉丁字母来替代阿拉伯字母。在题材方面，特别是在一些介绍所谓“实用知识”的文章中，西方化的影响也明显可见。例如出现了一些论述儿童教育、医学保健、政治经济学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西方化的影响也见之于探究民族、政府与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思想模式上。例如，欧洲的一般人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古老制度和社会结构是极不文明而又糟糕透顶的，只有尽可能迅速地采用欧洲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得奥斯曼帝国取得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和资格。这种看法，是欧洲各国政府以及他们的使馆曾经多次向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们强调提出的，现在终于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地接受了，或者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默认。他们这些人深深地体会到欧洲的强大、富有和进步，以及相形之下自己国家的落后、贫穷和虚弱。他们的这种态度，曾经由作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知识界杰出的人物之一齐亚，在他的一首诗里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我走遍了异教者的各个地方，
我看到了城市和大厦；
我徘徊于伊斯兰的境内，
我看见的只是一片皮墟。
奥斯曼曾经是那样自负为天下无敌和永世优越，以致因此而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和一味踌躇满志，然而，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屈辱，确实给他们带来了震动，不得不面对现实去进行反思。
在“坦齐马特”时代，书籍出版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帝国境内表达意见的主要工具则是如雨后春笋的报刊杂志。在这些领域，尤其是在新闻领域中一马当先的，是一批自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在40岁以下，大多数人出身子奥斯曼帝国上流人士的家庭，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懂得点外语，了解西方的情况，都曾经受雇于帝国政府，有些人还在翻译局千过差事。他们的共同点除了爱好文学艺术之外，就是都不喜欢奥斯曼帝国腐败无能的官僚集团的上层人物，称他们为贪得无厌的暴君。他们鼓吹在帝国实行“立宪政府”，但由子奥斯曼青年党人在报纸上经常发表对帝国政府的攻击性文章，并密谋起事，他们遭到了官方的无情镇压。子是许多人逃到了西方的一些国家作为避风港，并继续出版报纸，通过外国人办的邮局把报纸偷偷运回奥斯曼帝国境内，广泛地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出版的最有影响的报纸《自由报》，猛烈地抨击帝国政府腐败无能，指责他们没有能够制止住西方列强对帝国内部事务的千预；给予了帝国某些省区越来越多的自治权；给予了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太多的特权；无视帝国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规和社会文化。
在“坦齐马特”时期成长起来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决不是一些墨守成规的守旧派人物，他们反复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科学知识、发展现代教育的必要性。不过，他们往往喜欢回过头看，从所谓的“伊斯兰民主传统”中去寻找论据，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立宪的根本依据。在他们看来，立宪制度就是某种能对政府权力起到限制作用的代表大会。在奥斯曼青年党人中间，最有影响、最受人尊重的代表人物是纳米克，他是一位对理想充满激情的新闻工作者兼剧作家。他一生中多次被迫害流放，但他的政治信仰始终如一。他的政治主张，被人们称之为奥斯曼青年党人的灵魂。他主张成立代表全体奥斯曼帝国臣民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张立法与行政两权分立。他说：“主权属于人民，而所有这些都只能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付诸实现”。他在流放回国后写道：“我们惟一真正的宪法，是伊斯兰法典”。并且再次重申：“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国家的政治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由于经常猛烈地抨击帝国政府，纳米克在1878年帝国宪法失败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肮脏的专制迫害下，被作为重犯囚禁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将近6个月，随后被放逐到荒凉的希俄斯，在那里又被拘禁了两年。后来，随着帝国政治形势的好转，他被任命为爱琴海群岛上的一个极不重要的政府职务，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888年12月2日，纳米克在一种优惧绝望的心情中病逝。在临终的那个晚上，他收到了一份帝国政府的命令，禁止出版和继续写作他当时正在撰写的奥斯曼帝国通史。
奥斯曼青年党人，是在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历史时期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他们阐述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后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视他们为精神上的先驱。他们最大的思想影响，是促进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虽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过去，对中亚突厥族的祖先有着浓厚的兴趣，热切地希望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但他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复向人们思想灌输的，是对先辈创建的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不渝，以及捍卫国家主权，平息分裂叛乱的热切愿望。这种具有深厚情感的奥斯曼爱国主义，包含了未来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的种子。它也表明了奥斯曼人正开始经历西方早已完成的历史变迁，这就是人们对某个社区或统治王朝象征物的赤胆忠心，正在被对神圣国土以及人民主权的忠诚不渝所代替。然而，这种思想境界的历史变迁，直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稳固建立以后，才得以最后的完成。
奥斯曼党人的思想很明显是派生出来的，而且很容易看出他们获得这种思想的根源是什么。孟德斯鸿的法学、卢梭的政治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理论基础，甚至他们对于“坦齐马特”各项改革政策的许多具体性批评，也都是受到了欧洲观察家评论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而往往也显得混乱、幼稚和不成熟。例如，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落后，简单地归咎于帝国政府大臣们的办事无能和欧洲商人们的贪得无厌，或者当他们从另外的尺度来讨论法律、权力和民主等问题的时候，所表现的情况也都是如此。然而，尽管他们在社会观察力方面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缺陷和不正确之处，但他们还是比同时代的其他奥斯曼人看得更深和更远。他们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变迁问题的理解，甚至比“坦齐马特”的缔造者还要更加深刻。他们的许多新的、富有意义的思想，对于随后各个历史时期奥斯曼人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至1871年间的“坦齐马特”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不平衡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虽然帝国的农业生产有所增长，但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奥斯曼帝国开展的吸引欧洲有技术的农民开拓殖民地的种种努力，也均告失败。农民身上的捐税负担未见有丝毫的减轻。虽然帝国政府两次宣布废除纳税农庄制，但事实上却是废面不除，因为直接征税制既没有增加岁人，也没有减少横征暴敛的弊端。1858年的一项帝国政府法令，试图调整土地使用权，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所有权的合法凭证往往落到了大地主的手里，实际的农田耕种者则依然两手空空。此外，公路、铁路、桥梁以及公共建筑等现代设施的发展程度，各省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由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发展，所以，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只是建立了一些小型的制造加工业工厂。特别是因为欧洲列强签署的通商条约，把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关税限制在了8%之内，使得欧洲货物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奥斯曼帝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在“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未丧失一寸的疆土，反倒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而获得了一些领土。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却始终没有能够把奥斯曼帝国的各个社会断层凝聚成一个牢固的整体。相反，奥斯曼帝国在某些环节上因欧洲列强的干涉和民族主义病毒的侵蚀而越发变得松散了。例如，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世袭统治下，取得了特殊的独立地位。1860年，黎巴嫩地区一连发生了几起屠杀事件，招致了法国的干预，结果只得允许黎巴嫩建立自治政府。对于也门地区的控制，帝国中央政府也日见困难。突尼斯虽然表示矢志效忠素丹，但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摆脱法国的控制和威胁。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取得了完全的自治权。而在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被奥斯曼帝国称之为“忠诚教区”的亚美尼亚人中间，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也日益明显，而且来势更加凶猛。尽管坦齐马特，时期产生的奥斯曼主义这一概念，在平等对待全体臣民方而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从来都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过。在近代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奥斯曼主义这一目标也许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们，为了挽救日渐衰落、分崩离析的帝国，却不得不勉为其难。一些历史学家们曾经认为，如果在那个时代，要是没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支持，并强烈地千涉帝国的内部事务，奥斯曼主义说不定会取得成功，但是奥斯曼帝国并非生存在国际关系的真空之中。
1869年，“坦齐马特”时期改革运动的两个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富阿德逝世。1871年9月，另一位重要的领导人阿利也在卧病三个月之后死去。奥斯曼帝国重要的改革派人士的相继去世，尤其是他们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模仿学习者的法兰西，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造成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朝野中的威信下降，帝国改革派的威望也随之降低。因此，在一片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坦齐马特”的改革家们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全部历史，再没有任何别的历史时期比“坦齐马特”时期更招人评论的了。对于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既受到了当时奥斯曼帝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也受到了近代奥斯曼帝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满和指责。或被认为改革是浅薄而过于仓促的西化，或认为还不够雷厉风行。也有的政治家则把“坦齐马特”时期誉为“播种时节”，是新的观念和制度得以萌动发芽的季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坦齐马特”这一历史时期，此后的奥斯曼帝国宪政时期，以及共和国时期的改革家们，都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社会进步的成绩。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非常有哲理的。因为基本的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如果要想继续立足于现代世界的民族之林，除了实行具有西方色彩的社会改革之外，别无其他的抉择。
处在19世纪一个铁路和电报时代的世界里，奥斯曼帝国古老的封建结构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根本无法保存得住的，事实上，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很少容它有选择的自由。奥斯曼帝国要么使自己现代化，要么便是自行灭亡。
此外，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派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各种反对改革的力量，尽管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得逞，却表现得极其凶恶和异常的猖撅，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尽管如此，帝国的改革家们还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他们凭着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进步和改革忠诚不移的信念和理想，确实已经使得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许多探刻的变化。旧的社会制度已经遭受到了彻底的破坏，以致要想使奥斯曼帝国采取一种简单地返回老路上去的政策，全面恢复旧有的制度和传统，都已经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从面为日后奥斯曼帝国更加彻底的社会改革和观代化的发展，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