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为了使耆英等人在谈判中全盘接受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随即展开心理战。8月20日，他邀请耆英等人到英舰“皋华丽”号上参观，让他们见识见识火轮机关、车轮铜炮的威力。这一招果然生效。耆英在参观后向道光奏报道：“英国人舰船坚固、炮火猛烈，起初只是听说而已，今天亲自到英舰上，看到了他们的大炮，更加知道不是我们的兵力所能制伏的”。
在进行心理战的同时，璞鼎查又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8月24日，璞鼎查借口听说清政府将寿春的兵调来江苏、议和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将要对英军进行内外夹攻，便下令英军舰上挂出红旗，表示准备战斗。英方还散布谣言说，英军已在钟山顶上安设了大炮，准备攻打江宁城。
求和心切的官僚们竟然相信了这些谣言，真以为英军在离船数十里、山路十分险峭的钟山顶上安放了当时根本无法搬运上去的大炮，并且用这虚张声势的谣言恫吓道光帝，以便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向侵略者乞降，为其卖国投降开脱罪责。
耆英等人在奏折中向道光帝报告了英方提出的侵略条件，只是他们的报告未免过于轻描淡写：英国人的要求只不过是“索付洋钱及贸易码头”等款。他们还特别强调英方态度强硬，说英方提出，如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就可以罢兵不战，否则，即行开战，并侵犯其他省城。
为了使道光已经溃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耆英在奏报中对江宁的防务等情况又作了不真实的评说：“省城将士，不能防守，从各省调来的官兵，曾遭受挫败，士气不振，也不敢用他们来守卫省城。况且江南民风柔懦，一听说英军要进攻江宁，数万男女号呼吁救。回顾从英军侵华以来，清军将士几番抗击，都没有能够挫灭英军的嚣张气焰。而今英军横据长江，直逼金陵，危在旦夕。万一保不住江宁，不只是堵塞了京口，而且，安徽、湖北、江西各省的省会，英人都可以扬帆直达。……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如姑且答应他们的要求，以保全大局。”这无非向道光表明，除了答应英国人提出的条件以外，已经别无选择。
道光知道议和之势已无法挽回，但他在谕令中多次要耆英等谈判代表在谈判中应每件事都要落到实处，不要给英人留下任何可乘之隙，对条款要“切实议定，永杜兵荫，不可稍涉含糊，徒顾目前，仍成不了之局”。希望“不留日后英人借端口实，以期订约一劳永逸”。可见，道光对条约的签订是极为重视的，而他订一约而永逸的想法也未免过于天真。
8月24日，璞鼎查、马礼逊等英方代表与中方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在净海寺正式开始谈判。由于当天接到道光“不准在福州通市，即使万不得已，可以考虑在泉州附近，酌情与夷人通商”的谕令，耆英就派浙江宁绍道鹿泽长和石浦同知舒恭受去与马礼逊商议福州通市的事情。马礼逊以黄恩彤，咸龄已经答应为由，拒绝更改。
8月26日，中英双方代表在江上考棚会谈。英方代表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傲慢无礼，穿着随便，清方代表则穿着整齐，郑重其事。会议根本没有什么平等的谈判，清政府的代表只是去领取英国人提出的、内容极为苛刻的条款。这是决定条约最后内容的重要会谈。欧洲的外交家们对于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都是极为重视的，以求条文明确，不容易产生歧义，而清方代表们对条文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即使“文理未能通畅”，但见“大指尚属明晰”，也就不去力求通畅了。因此，清方代表拿到的只是一本由马礼逊起草的条约草案。
会谈结束时，璞鼎查发表了他的一通高见：“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愿意就引起这次战争的最大原因——鸦片贸易说几句话。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此，如果使鸦片的输入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以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既可以方便百姓，又可以充实国课，岂不是很好？”
璞鼎查将引发鸦片战争的原因归于鸦片贸易，而且鸦片问题应由中国负责，英国侵略者是没有责任的。这完全是彻头彻尾违背客观事实的无耻诡辩！
1842年8月29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耻日——《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在英舰上进行。
上午11时左右，耆英、伊里布、牛鉴、黄恩彤、咸龄、鹿泽长、舒恭受一同来到英军装有74门大炮的“皋华丽”号，出席条约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在军舰上宽大的中舱举行。中舱正中放了一张圆桌，由璞鼎查、耆英、伊里布、牛鉴4人依次围坐，两旁的长凳上坐着级别较高的英国海陆军官，长凳后面，排列着装束整齐，将军帽捧在左手的英军侍卫。
4份条约文本摊放在圆桌上，每份都分别以中英文缮写并精细地装订成册。据说英国人为了防止中国全权代表不敢将全文送呈皇帝而将其中的某页取掉，便仔细地将装订纸页的丝带两头都粘在纸上，并加封火漆。
在璞鼎查做了一个手势后，江苏布政使黄恩彤从随身携带的黄绸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笔、墨盒、关防，由耆英、伊里布分别代表中国签下他们的名字并加盖印章。
在璞鼎查签完字后，舱里舱外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整个英国舰队都在高悬的英国国旗下高呼：“女王陛下万岁！”。
在震耳欲聋的声浪中，璞鼎查邀请已经做完了英国人所要求的一切的中国人到前舱喝酒。或许是为了安慰一下他们恭顺而又满脸暮色的客人，英海军总司令巴加举杯提议：“为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而干杯！”
与其说是给中国皇帝的健康干杯，不如说是为英人在这场暴行中所获得的利益而干杯。英国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攫取了大量有损中国主权的政治、经济权利：
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港口，与英通商贸易，英可在五处设领事馆，进出口货物的则例须同英方“议定”。
中国赔偿鸦片烟价、远征军军费等共计2100百万两白银。
中国割让香港，使“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享有对香港的立法治理权。
《南京条约》的签订，给道光帝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条约的签订使他个人及清王朝的尊严受到严重损害，使他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因此，他在听到和约签定的消息后，一天一夜叹息不已，未曾歇息一下。
《南京条约》的签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极度伤害，中国从此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
痛失香港岛
《南京条约》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英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中割去了香港岛。
今天所说的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以及附近的一些小岛屿。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近几十年来，在香港的石壁、东龙岛、大浪湾、长洲等地发现的石刻的花纹与中国古代青铜器及陶器纹饰极为相似，证明香港地区自古就有古代先民居住。
据文献记载，秦朝将香港置于南海郡番禺县的管辖之下。自汉代至明代，香港先后隶属于宝安县、增城县、新安县、东莞县管辖。
由于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广州对外交通的外港，从唐代开始就在这里驻兵，保护往来商船。明朝为了防止倭寇骚扰，1394年在东莞县城特别设立了守御千户所，在县城东南400里处设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两所驻兵总数曾多达2200名。清朝政府也在香港岛派驻由千总、把总等统率的绿营兵守卫，港岛的地方事务多由当地长者按照清朝法律和乡规民约处理。
可见，香港一直属中国历代王朝统辖，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使它对被称为“海岛和半岛收藏家”的英国殖民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英国之所以获得这样一个“雅号”，是因为它凭借强大的舰队和控海权，在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夺占他国的岛屿和半岛，如直布罗陀、马耳他、锡兰、槟榔屿、新加坡等，作为其军事基地或通商据点。英国商人很早就想在中国夺占海岛作为通商据点。为此，英国政府多次派出使团。
1635年12月，英王查理一世授权海军上校约翰·威德尔率4艘商船来中国贸易，并指示威德尔：“凡属新发现的土地，若据有该地能为朕带来好处与荣誉，即代朕加以占领。”1737年6月，英船抵达澳门，趁明朝极度衰弱，强行闯入珠江口，溯江而上，占领亚娘鞋炮台，扯下中国国旗，升起了英国国旗。威德尔在回国后所写的报告指出：为了发展对华贸易，英国应该夺取海南岛，使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1787年12月，英国政府派卡恩卡特中校出使中国，要求清政府割让一块土地，作为英国的通商据点。1788年6月1日，卡恩卡特在班卡海峡病亡，使团乘坐的“威斯塔”号被迫返航。
1792年，英政府借给乾隆庆寿为名，派马戛尔尼使团赴华。1793年10月3日，马戛尔尼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将舟山群岛附近一个不设防的岛屿让给英国，以便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将广州附近“一块类似的地方让给英国”等要求遭到严辞驳斥，马戛尔尼亦无功而返。
1816年12月，英国政府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又向中国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阿美士德像马戛尔尼那样，拒绝遵行中国的宫廷礼节，并且坚持改变觐见的时间，不让副使应嘉庆之召。嘉庆帝怒不可遏，不再接见英国使者。
1833年，英国政府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总监督”，代表英国政府常驻中国，以取代原来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巴麦尊在训令中要律劳卑设法把英国的商业扩张到广州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要他注意调查“如果在中国海面发生战争，英国船只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所需的保护”。表明英国政府已在考虑发动对华战争，并企图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1834年7月，律劳卑来到广州，声称他与总督地位平行，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卢坤拒绝其要求，命令他回澳门，等候清廷的决定。律劳卑不但不走，反而命令两艘军舰开入内河，炮轰虎门，并调海军陆战队前来广州商馆，企图用武力迫使卢坤屈服。卢坤一面下令封舱，撤走在洋馆服务的工役，并派兵丁监守商行；一面整顿珠江防务，修筑炮台、调兵守备。律劳卑因实力单薄，不敢进一步侵犯，于9月21日退出广州。10月11日，他病死在澳门。
上述是英国政府为了使中国割让土地所进行的一系列勾当。而对于香港地区，在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在夺取槟榔屿的同时，就曾图谋占领香港的大屿山。
1806年后的数年中，英国水文地理学家霍斯伯格在华南沿海包括香港一带洋面进行勘测。他在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的调查报告中盛赞香港的急水门、鲤鱼门、大潭港等处是良好的避风港、抛锚处。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致函外交大臣格雷，要求从印度调几艘船来华，“占领珠江东部入口处的香港岛”，因为“它令人赞叹地适合于各种用途”，极为主张夺占香港。
1836年1月、4月，驻华商务总监督罗宾逊先后两次写信给巴麦尊说：“摧毁一两座炮台，并占领附近的一个天然极适合各种商业用途韵岛屿(指香港)，可能产生我们希望收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