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包诅再次派出舢板，强行靠岸投送，又遭清军拒绝。英军炮舰便趁大批中国群众和部分中国军队在岸上聚会的时候开炮射击，炸死五六人，清军水师立即还击，死伤英兵数人。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包诅只好放弃登陆的计划，退出厦门港，追赶北上的舰队。
先行北上的舰队已抵达英军北侵计划中的主要目标——舟山群岛海域。3艘轮船开进定海城南面的道头港水域，进行测量和侦察。
7月4日，英海军司令伯麦率领数艘英舰闯进毫无戒备的定海水域。在大敌到来的时候，定海知县姚怀祥和总兵张朝发意见不一，两人约定实行水陆分守而不是水陆配合：水师在外主战，即使打败了，也不能进定海城内；城内的士兵主守，守军在失利的情况下也不能出城。
7月5日下午，伯麦命令“威里士厘”号等4艘军舰发起进攻。张朝发率水师迎战。由于英军大炮多、射程远达1000至2000米，而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水师损失较重，张朝发身负重伤，只得率兵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便在炮舰的掩护下登陆，攻占定海城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投水身亡，守城兵勇纷纷溃散，定海落入英军之手。
英军占领定海后，一面派出军舰封锁甬江口，并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一面做好进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8艘舰船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月5日，过山东半岛的成山角；6日越过大小竹岛、青山岛、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在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时，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态度比较强硬，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如果英军桀骜不驯，就率领官兵，寻找机会消灭他们。
8月9日，道光接到琦善的复奏，得知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立刻软了下来，当天又改谕琦善：如果英国船驶至海口，真的没有桀骜的情形，不必要马上开枪开炮。如果英军投递禀帖，无论夷文汉字，就原禀进呈。在实力强大的对手面前，道光帝已无法再坚持“天朝的大官不能同夷人坐在对等的席位上”的信条了。
8月11日，懿律便向琦善发出照会。他在照会中声称：中国政府如果愿意进行谈判，必须委任全权代表到伯麦的舰艇上进行；必须在6天之内命令委员到舰队来接受英国政府的照会文本。
在获得道光帝的批准后，琦善于8月15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并约定10天内听候回音。
在这个名为照会实为通牒的书中，英方抗议中国禁烟运动，诬蔑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侵略是扰害英国在中国的居民，亵渎大英帝国的威仪，要求清朝皇帝昭雪伸冤，要求赔偿全部查禁没收的货价(即鸦片款)，割让岛屿，赔偿远征军的军费，等等。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大英帝国就会采取它自己认为适合时局的必要手段。以此威胁清政府屈服。
琦善得到巴麦尊的照会后，答应代奏皇上。他在奏本中说：英国船坚炮利，清军难以取胜，而且即使今年打退了英军，英军又会在明年来攻，双方冲突一开始，就会战火不断。他还张大其事，夸大敌情：畿辅、盛京处处令人担忧，江浙洋面海口全被英军占住，而英军后来船只无数，必定会南北夹攻，以此恐吓道光帝。琦善还向道光帝进谗言，声称英军之所以来犯，全都是禁烟造成的，因为林则徐在缴烟时曾许给英方烟价，后来又不履行诺言，因而激起英人不满。琦善还在奏文中为英军攻占定海开脱说：英国军队来到浙江，是因所谓“有激而起”，并没有故意骚扰的意思。他们在天津递上的禀词，“又极恭顺，情属可原”，“窥其词色‘，似有愧悔之心”。
英军的汹汹来势；加上琦善的一派谎言，使道光帝惊慌失措，无所适从。他担心英军会利用坚船利炮像攻下定海那样攻占天津，威逼北京。因此，道光帝以为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侵略者稳住在原地，促使他们离开大沽口，返回南方。
按照琦善的说法，英军侵华因禁烟而起，那么，只要撤销林则徐等人的职务，并处以一定的惩罚，就可以使英军撤退了。于是，道光帝在8月20日颁发谕旨，罪责林则徐、邓廷桢上年在广东禁烟“措置失当”，“办理不善”。21日，琦善奉旨传谕懿律，请他立即返棹南还，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
但是，英国侵略者丝毫没有南还广东的意思，仍然盘踞在大沽海口，梭巡游弋，张扬武力，大有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之势。
百无聊赖之下，道光帝敕令军机处，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待大沽交涉有了头绪后，立即进京请训，然后再去广东负责处理查办交涉事务。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琦善“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英国人要在广州图报复而惩罚林则徐，也是林则徐咎由自取。琦善还死乞白赖地请求，“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他还通过助手白含章告诉英国人，自己已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要到广州去调查英国人受的委屈。听了琦善的这一番话，懿律兄弟终于同意将广东作为谈判的地点。
11月29日，琦善带着钦差大臣的官印来到广州。为了取悦于英国人，早日达成协议，他一到广州就把林则徐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全部颠倒了过来，不但解散了水勇，而且还彻底清除了为阻碍英舰进攻而漂浮在水面上的船筏等物；将守军由10000人减至8000人，而且用大部分兵力守卫广州城，而只派2000人守卫在虎门等前沿阵地。
可是，英国人并不领琦善的情。他们利用琦善软弱、求和的心理，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2月7日，义律照会琦善，复述了大沽会谈所提出的条款。
这些条款的主要内容是：一、对英国人所受的侮辱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行为；二、赔偿没收的鸦片款及这次远征的费用；三、固定进出口关税，不得随意增减；四、英国人的递禀可以不经地方官员，直接封呈北京的皇帝；五、在福建、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六、英国人在贸易商港犯罪，由英国官吏审判，中国官宪不得干预；七、割让英国人拥有特别司法权的岛屿或商港一处；等等。
这些条款都直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琦善深晓其中的利害关系。为了争取道光帝同意他的妥协投降的做法，琦善连忙向朝廷谎报情况，说什么广东船炮不坚、军心不稳；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的人，即使水师提督关天培也情面太软，不足以称为骁将。
如此这般之后，12月11日，琦善在没有获得道光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签应赔偿鸦片烟价500万两，并恳求改“明割”为“暗割”领土，即实际上割让，但不要写成文字，不要让皇帝知道。琦善将中国政界盛行的表里不二的手法，用于正式的外交场合，这是义律无法理解的，他坚决要求用条约形式明确割让，如果暖昧不明地“暗割”，巴麦尊外交大臣会对他大发雷霆。
广东这边，琦善做了软蛋；北京那边，道光帝在英国舰队离开天津后，态度却又变得强硬起来。也就是在12月11日，道光谕令琦善，英夷难以理谕，要琦善一面和谈，一面多方准备，寻机剿灭英夷，以制伏他们。那时通讯落后，远在京城的皇上并不知道琦善正在和英国人从事妥协的勾当。
琦善对于道光的谕旨没有理睬，对英人一味地迁就，不做任何战守部署。12月15日，琦善又私自答应追加赔偿烟价100万两，即总共600万两白银，当年先交付100万两，其余分7年陆续付清。
虽然琦善不断让步，义律却一定要开港割地。对于割地，自大清200余年来，还没有发生过，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琦善不敢擅自作主。对此，琦善立即奏报道光，说英人态度蛮横，开口就说打仗，而打仗确实无法取胜，如果谈判破裂，办理就会更加困难，请求皇上降旨允准600万两赔款，并在广州之外，准许英人在厦门、福州两处通商。
1841年1月6日，道光接到琦善的奏报后，立即以急谕指示琦善，英人要求过甚，所有的要求都不能答应，不准再派人向英方理谕；谕令琦善同林则徐、邓廷桢等商量防务，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如果英船驶进口岸，就伺机消灭他们。道光特别提醒琦善，过于卤莽冒昧固然不行，但有畏惧之心更是不对。至此，道光的态度十分明确，必须以武力解决问题。1841年1月12日，道光再次谕令琦善，要他加强广东防务。但求和心切的琦善把皇帝的话当作了耳边风，并没有认真执行。
由于在割地问题上迟迟得不到答复，义律准备以军事行动来迫使琦善就范。1841年1月7日，义律在作战准备就绪后，悍然发动进攻，突然袭击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中国军民虽然英勇奋战，重创了敌军，但终因琦善撤防无备，并以有碍“抚议”为由，对兵力单薄的前线不予增兵，沙角、大角炮台终于落入英军的手里。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琦善更加畏敌如虎，一意孤行地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1月21日，琦善同意了义律提出的《穿鼻条约》。义律在当天单方面发布了如下公告：
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条款：
一、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大清帝国对于香港商业应征收的一切正当捐税，按在黄埔贸易例缴纳。
二、赔偿英国政府600万元，其中100万元立即支付，余数按年平均支付，至1864年付清。
三、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内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香港)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义律的“公告”宣称“已经签订”协定与事实并不相符。琦善只是面允而已，并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用关防，因为他不知道道光帝最后是否同意。没有皇帝的批准，琦善没有签字的胆量。
1月27日，琦善以视察虎门炮台为由，在狮子洋二道滩莲花岗塔下与义律见了面，并答应将银两赔给义律，但表示在通商、割让香港两件事上，还得上奏皇上。
2月10日，琦善又借口去虎门勘察炮位是否添铸齐全，在穿鼻洋远山后蛇形湾与义律第二次会面，讨论香港问题。义律要求割让全岛，琦善只答应给香港地方一处。义律说，香港必需全岛，如只给一处，恐与居民争斗动兵。
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惊恐万分，急忙交给广州买办鲍鹏文书一件，要他到澳门求见义律。他交待鲍鹏说，如果义律“光景恭顺”，就将文书交给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全岛，如果有反复，就不要给他。鲍鹏去后，见“光景不好”，没有付与。
2月25日，英军发动对虎门的进攻，攻破除大虎山炮台外的虎门各要塞。2月27日，英舰溯珠江而上，进攻离广州仅60公里的乌涌。3月1日，英军又攻占了潖州炮台，进逼广州。
在英军的频频进攻面前，琦善束手无策。3月3日，琦善急令广州知府余保纯赶到黄埔，向英侵略者求和，准备同意义律提出的一切条件。
正在此时，广东巡抚怡良弹劾琦善的奏折送到北京。道光在2月26日下谕：“览奏殊堪痛恨……实属丧尽天良。琦善着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家产查抄入官”。
3月13日，琦善在副都统英隆的押解下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卖国投降的不光彩的一页终于宣告结束。
马桶御敌
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竟然认为马桶是对付洋枪洋炮的有效武器，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滑稽事。
1841年1月7日第二次穿鼻之战，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虎门失去第一重门户的保护，使广州城也面临危机。
道光帝得悉这一情况后，在1月27日下谕，命令祥福、张青云等分率湖南兵、四川兵、贵州兵数千人，增援广东，痛剿英国侵略者。
1月30日，道光又接到琦善的奏折。琦善在奏折中说，无法抵御英军的进攻，请求暂且恢复与英夷通商。道光览奏，十分恼怒，立即降旨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赴广东剿灭英军。
新任参赞大臣杨芳老将军正是本故事的主角，他可是弓马济济的清军中的少有人物。他从乾隆晚年入行武，经历嘉庆、道光三朝，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尽管杨芳被列在奕山、隆文之后，位居第三，但这只是依照满清的传统做法。实际上，皇上是把希望主要寄托于他，在战场上打败英夷。杨芳从湖南到北京城面见皇帝时，道光单独下旨交待他说：“你久历戎行，受恩深重。应守则守，可战则战，一切剿办机宜，朕亦不为遥制也”，让杨芳大胆放手地筹划广州战事。
3月5日，杨芳来到广州。尽管他驰骋疆场数十年，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但在刚到广州的时候，觉得眼前的一切实在太陌生了：没有见过数层楼高、大炮排成行的大帆船；没有见过只冒黑烟、无帆无桨、飘来忽去的火轮船；没有见过落地开花的炮弹；没有见过一扣板机就响、不需点火绳的来复枪；没有见过水陆相济全凭火器攻击的战法；更没有见过交战双方尚未对接、眨眼之间就数以百计的阵地死亡；当然也没有见过天朝官兵一见英夷炮舰就失魂而逃的场面。
白胡子老将军顿时觉得束手无策了，很快由决意剿灭英夷转变为向英夷妥协投降。
春季正是外商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季节。英美鸦片贩子都急于把他们从新加坡和印度低价收购来的鸦片存货在广州高价出售。英国国内市场迫切需要茶叶，英国政府也希望从茶叶贸易中收取大量茶税。因此，英国侵略者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通商要求。
为了达到目的，英国侵略者再次采用武力胁迫手段。3月16日，英军进犯凤凰岗；3月18日，一面大举进攻广州，一面委托洋商伍怡和调停通商，并代呈义律字约：“不讨别情，惟求通商”。
3月19日，英国侵略者致书杨芳，再次提出通商要求。杨芳考虑到从周围各省调遣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各项战守准备需从头做起，还需要时间熟悉各种情形，认为正好可以假借通商之名，赢得备战时间。因此，立即在3月20日派出广州知府余保纯到英国舰船送递回文，表示同意英方的要求，并达成停战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广州商业应当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装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他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以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尽管停战协定上规定鸦片等走私物品“如经查获，应予以没收”，但是，因“鸦片船只总是紧跟着旗舰而去的”，因此，中方根本就无法限制其鸦片走私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