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也许出于怕受大臣欺骗的心理，也许出于对林则徐的苦衷的理解，便同意了他解京验实的请求。好在道光的谕旨刚刚下达，浙江道御史邓瀛便上了一份奏本说，将数万箱鸦片运到京城，劳民伤财不说，在运输途中也难保不出什么意外。道光帝掂量再三，下了一道新圣谕，命令林则徐、邓廷桢就地销毁鸦片。于是，世界禁烟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在虎门拉开。
1839年6月1日早晨，林则徐率文武官员，在已经竣工的销烟池前，面向大海，焚香九拜，祭告海神。
6月3日，销烟正式开始。上午，两个15丈见方、底部平铺石板的销烟池里，已经放入170多箱每块切成四瓣的鸦片，从沟道中入池的海水和大量撒入池中的食盐，一起浸泡、溶解鸦片。下午2时整，只听林则徐一声令下，池边排成队伍的500多名役夫一齐向池中投放生石灰。刹时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成千上万的观众发出了阵阵欢呼声。
销烟直到6月25日才告结束。在这些日子里，广州一派节日景象。大家都欢天喜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前去观看销烟的壮观场面，尽情地表现出复仇者少有的欢快。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也都来到虎门观望，以证实清廷处置鸦片的宣言是不是能兑现。他们在虎门所见到的场面，终于使他们明白，林则徐禁烟是动真格的。
身负钦差使命的林则徐在销烟期间更是不敢懈怠，每天都亲临现场监督，保证了销烟的顺利进行。
虎门销烟将禁烟运动推向最高潮，是林则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禁烟运动的胜利，对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英美鸦片贩子予以了沉重打击。
英国点燃战火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运动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保护中国人民的健康而进行的。在禁烟、销烟的过程中，始终做到了有礼有节，并采取了中华帝国对待四夷的传统做法，施恩威于夷人。
可是，收缴英国烟贩的鸦片、严禁鸦片贸易，毕竟断了英国不法商贩的财路，也使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感到损失巨大，并会进一步断绝他们的主要财源。因此，英国人决定以武力相对抗，用枪炮来打开鸦片在中国的销路。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英国政府和商人从鸦片走私中获利的情况。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采用各种方法都无法使其产品打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便改用鸦片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一招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仅用几年时间，英国就迅速改变了对华贸易中逆差的不利局面。
到18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各种手段发展到了很不一般的程度。从1830年开始，英属印度政府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开辟了15个种植罂粟的新产区，制定了对超产农户的奖励办法，从而使孟加拉鸦片的生产和销售量增加两倍以上。
据统计，1800年至1820年，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用行贿为走私铺路，每年平均对华销售鸦片4244箱。1822年至1830年，每年平均销售鸦片11804箱。1831年至1838年，年均销售27557箱。
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十分丰厚的利润。以1813年为例，一箱上等的孟加拉鸦片“公班土”的成本不到237卢比，市场拍卖价格却达2428卢比，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利润落入东印度公司的腰包，三分之一的利润则以鸦片税的名义归英属印度政府所得。英属印度政府每年从鸦片贸易中的提留占全年总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东印度公司和私人烟贩又以远远高于拍卖价的价格销售给中国人，从中获利，向英国政府缴纳了大量税款。1835年至1839年，英国的鸦片收入每年达1800万卢比，折合白银596万多两。
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拉本德等人在1839年11月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谈到：从1837年7月1日至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达337万英镑，抵消了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314万英镑还有余。对英国商人来说，鸦片就像金子一样。
鸦片贸易对英国政府和商人来说，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鸦片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更在于它是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英国政府强迫印度政府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的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则利用种植鸦片所得的收入购买英国的纺织品；英国又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这样，在英——印——中，即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转贩的三角贸易关系中，鸦片起着重要的作用。
印度农民因种鸦片，收入增长，购买力提高，使英国输入印度的纺织品由1814年的100万码增至1835年的5100万码。鸦片走私获得的大量白银，使英国从中国购买的茶叶由1793年的1600万磅增至19世纪30年代的3000万磅。大量进口茶叶又使英国政府获得丰厚的茶税收入，仅1833年，茶税收入即达330万英镑。
由此可见，鸦片贸易直接影响着三角贸易的每一个环节。只要鸦片贸易这个环节越来越扩大，三角贸易就会越转越快，就会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利润。
也正因为这样，英国政府对鸦片走私一直持包庇和纵容的态度，当然，就不会坐视禁烟断绝其滚滚财源。殖民主义者始终不会改变它的贪婪本性。当英国政府得知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后，便决心挑起对华战争。
英国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当然也与义律等人对禁烟的实际情况的歪曲宣传有关。
林则徐在1839年3月18日给外商和行商的文告中，命令每个外国商人向清政府出具甘结，保证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愿服罪。对于确定夹带鸦片的人处以死刑是禁烟的一项必要措施。可是，义律和那些鸦片贩子却硬说成对来船所有人处以死刑。旗昌洋行也对上述刑罚解释为“货尽没官，船长、全体船员和承销人员都处以死刑”。
1839年4月3日，义律在给巴麦尊的密信中，以中国收缴鸦片为由，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群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
4月16日，义律致函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军舰来华示威，以保护鸦片走私。
4月21日，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并将保证书撕得粉碎。他在写给国内的一份报告中说：“在我们与这个帝国的交往中，这是它的政策第一次对英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对大不列王国的尊严采取无端的侵犯”。
4月22日，义律写信给巴麦尊，催促说：“对这些践踏真理和正义的行为的必要的回答，就是给予一击”。他竟然把贩卖鸦片说成是“真理与正义”。他还认为“决没有比这更合适、更必要、更有利的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了”。
虎门销烟开始后，义律更加肆无忌惮地谈论对华作战。他多次建议巴麦尊：英国政府在事先不露任何声色、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是对付中国人最恰当的方式。他还大放厥词：既然禁烟是“一件最恶劣的、强制的劫掠行为”，那么，“女王陛下理所应当具有要求充分赔偿和未来保障的权利”。
其他在华的鸦片贩子也积极配合义律的行动。他们组成代表团，以促进对鸦片赔偿的要求，还向巴麦尊递交请愿书，请求他出面调解，尽可能早地实现义律代表英国政府所作出的赔偿保证，并敦促英国政府进行干预，以便把中国的贸易置于永久可靠的基础上。
义律在“林维喜事件”上也大做文章。由于英商拒绝在保证书上签字，林则徐便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广州，迁居澳门。7月7日，英国水手在尖沙嘴行凶，打伤当地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头部、胸部多处受重伤，第二天死亡。事件发生后，义律玩弄卑鄙的手段，表面上用2000元悬赏凶手，暗地里以1500元收买死者家属，要他们证明林维喜是“误伤致死”。林则徐多次要义律交出凶手，听候中国法律的处理。但义律拒不交出凶手，无视中国主权，自行组织审讯，对其中情节最重的3名凶手也只给予各罚20镑、监禁6个月的处罚，其余2人各罚15镑，监禁2个月。这5名水手被送回英国后，马上被英国政府释放，理由是义律没有权利控制他们的自由。
因义律拒绝交出凶手，林则徐决定采取更为有力的制裁措施。他下令断绝对英国人的一切粮水供应，并布告澳门居民，3天之内撤回英商雇用的中国买办和工役。林则徐和邓廷桢亲驻香山县城，并派出兵丁分守要口，实行戒严。澳门政府按林则徐的指令，命令寄居澳门的英国人在19日前离开澳门。
义律赖到8月26日才率57家英国人全部撤离澳门，寄居在尖沙嘴货船和潭仔洋的空趸船上，伺机行动。同时，义律派人驰报奥克兰勋爵，请求派兵“保护”英侨。
8月31日，斯密士船长率兵丁乘装有28门炮的军舰“士密”号抵达香港，准备用武力吓倒林则徐和清政府。
1839年9月4日上午9时，义律率“士密”号、“珍珠”号等大小军舰商船5艘驶进九龙湾，要求供应食物。清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正督领水师船3艘在九龙山口岸巡查和防护炮台。对义律的“索食”要求，赖恩爵声明，在不具结交凶的情况下，将不予答应。义律恼羞成怒，于下午2时向赖恩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30分钟内不提供食物，将击沉中国的水师船。
半小时后，赖恩爵正准备派弁兵前去答复，英兵船却突然向清水师船发炮轰击，清水师兵丁欧士乾被当场打死。赖恩爵立即指挥清军水师及岸上炮台同时应战还击。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清军准确、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下，英军损失双桅船1只，士兵17人，多人被打伤，义律的帽带也被击掉，险些丧命。
九龙海战是以义律为首的侵略者，以蛮横无理、突然袭击的方式挑起的第一次中英大规模冲突。英军在战斗中遭到中国士兵的坚决回击，损失不小。义律一向轻视中国水师，九龙一役使他大为震惊，不得不认真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新的进攻。
在义律阻止英商在保证书上签字的时候，美国等国家的商人纷纷递交了保证书，继续在广州进行贸易。因英商无法参与广州贸易，美国的商人大获其利。
美国商船从香港洋面上英国船停泊的地方，把英国船上的货物运到广州，然后载着茶叶和丝绸等货物返航。这么短的距离，每吨货物的运费高达30至40美元，实际上比从旧金山到广州的运费还要高，与从伦敦绕非洲南端到广州每吨货物12英镑即55美元的费用也相差不了多少。
英国商人看到美国商人大发横财，再也沉不住气了，对义律的指令也不十分顺从甚至变得恼怒了。10月13日，英船“担麻士葛”号开抵澳门，船主弯喇在10月14日向中国申请，遵式具结。15日，“担麻士葛”号被引进黄埔，进口贸易。“皇家萨克逊”号船主也当即步其后尘。
义律认为，英商私下遵式具结“有损英监督的权威”，便以武力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并写信给川鼻的清政府官员，要求中国方面停止敌对行为，蛮横地要求中国兵船“后退到沙角”。中国方面自然无法接受他的无理要求，于是发生了第一次川鼻之战(11月3日)和官涌之战(11月4日至13日)。
在义律恣意违反中国的法令、侵犯中国主权、故意制造事端以挑起中英战争的同时，英国国内的政府官员和商人也没有闲着。
1839年8月7日，伦敦的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由“印度和中国协会”出面，召开紧急会议，目的在于敦促巴麦尊发动一场侵华战争。会后，与会者马上进见了外交大臣，向他汇报了在中国搜集到的军事情报。
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布里斯托尔等地的资本家同棉花工业有联系，并在广州有巨额棉制品及其代理商的商行，都请求巴麦尊出面干预，强调中断贸易就是中断他们的印度顾客所赖以依靠的资金来源，这正在引起他们“非常严重的不便”。
在伦敦、曼彻斯特出现了不少小册子，宣称英国的国旗在中国受到侮辱，女王陛下的官员和商人被囚禁，断绝了食物和饮水，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叫嚣“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的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英国政府的抉择没有令烟贩们失望。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来中国海域，发动侵华战争。
1840年1月16日，22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议会发表演说。她声明禁烟事件使英商利益蒙受损失，并且影响英王的“尊严”，所以她正予以密切的注意。这无异于公开了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同时也愈加鼓励了整个英国统治阶级的侵华意图。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由懿律率领侵华远征军前来远东。
为了给已经启动的对华战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英国议会于4月3日至7日展开了一场辩论。尽管有些议员严厉批评了这种不正义的战争，但对华作战的议案最终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优势获得通过。英国政府正式点燃了侵华的战火。
琦善卖国
1840年6月下旬，由懿律统帅的英国侵华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这支庞大的远征军包括旗舰“威里士厘”号在内的炮舰15艘，辅助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其他运输船27艘。除各舰水兵以外，还有爱尔兰皇家第18团、皇家第26团、皇家第49团等6个团的4000名步兵。
6月28日，英国全权代表、侵略军总司令懿律率领从英国本土和好望角舰队抽调的3艘军舰赶到广东，宣布封锁珠江口。
懿律和义律相会后，决定按照英国政府既定的部署，除继续封锁珠江口外，立即启程北上，夺取定海，进军渤海湾，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就范。
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军舰10艘、武装轮船3艘、运输船28艘，从广东海面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2日，英军抵达厦门海面。懿律以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为名，派船长包诅率“布朗底”号闯入厦门港，并派出一名少尉及翻译乘小舟递交照会副本，遭到岸上清军的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