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声，赞美声，好评如潮：“中国快乐经济学第一人”，“中国快乐学创始人”，学界认同，同行赞美，陈惠雄终于获得成功。
2006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又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他的快乐经济学论文，读者反应热烈，编辑部电话不断，这是继《社会科学》、《经济管理》、《新华文摘》等主流刊物刊登或转载他的同类文章引起强烈关注后的又一颗重磅炸弹。
在成功的背后，却是无边的寂寞，无法认同的排斥，在掌声盈耳，鲜花簇拥之前，一直被摈弃于主流经济学之外并长期被边缘化的陈惠雄，终于由边缘而复归主流。
陈惠雄曾经是个另类：货真价实的农民———却出生于上海；大学读的是中文———感兴趣的却是经济学；从事的是经济学研究———研究的却是快乐学？ ？
作为快乐经济学的创始人，陈惠雄却长期感受不到快乐。
仰望知识的星空
陈惠雄的快乐学是从痛苦开始的。
1972年，陈惠雄高中毕业。他的家在浙江兰溪一个偏僻乡村。
陈惠雄原本是上海人。荒唐的年代往往产生荒唐的事情，就在他1957年出生的这一年，父亲出了问题———借给一个右派同学十元钱，而他得到的却是一顶同情右派的帽子，随后便被遣送回祖籍兰溪劳动。
对上海毫无印象的这位上海人，高中毕业后成了货真价实的农民。
尽管是农民，但家庭的影响使他酷爱读书。但那是“文革”期间，大学已经停办，书籍也被焚烧，才15岁，他便加入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行列，每天日出下地，日落收工。
1972年11月的一个下午，一个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人与他不期而遇。
此人叫黄慎之，又高又瘦，形容枯槁，戴副眼镜。被农民称之为“四眼狗”，因为眼镜代表知识，而知识代表反动———这位奇瘦的“眼镜”确实“反动”———他戴着“反革命”的帽子。
陈惠雄礼节性地向老人点头致意，老人则报以颔首。
“年轻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老人像自语，又像对他说。
陈惠雄蓦地一振，一股酸楚和锐痛直刺他的心底。虽然是在信奉“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仍渴望读书。上小学时他就读过《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作品，可“文革”中，文学作品全成了大毒草而被付之一炬。他常仰望知识的星空，可是到哪里寻觅承载知识的书籍呢？
那天晚上，他走进老人设在破庙里的家，真可谓家徒四壁啊，朦胧昏暗的煤油灯流泻着凄凉悲寂的光，几件破家具无言地述说着这个家庭的极度贫困。老人已丧失劳动力，靠养兔取毛换点零钱维持生计。
突然，他两眼放光了———屋角的一个破书柜里，竟整整排列着几排书？ ？
那一晚，一个落魄的农村青年和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反革命”促膝长谈。他这才知道，老人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地下工作者，后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农村。老人勉励他读书明智，用知识改变命运。临别，老人送了他一本厚厚的苏联译著《政治经济学》。
“你要了解世界，就得读政治经济学。”老人说。
对这位老人，陈惠雄一直心存感激，日后成名，每次荣归故里，他都要探望“文革”后得到平反的老人。
那是一次知识的盛宴，饥肠辘辘的陈惠雄马上如饥似渴沉浸其间。荒村乡野，秉灯夜读，孤身独步知识世界，他沉迷于商品、货币、交换这些既陌生又新鲜的理论里。
自此，老人家成了他精神的圣地。他白天劳动，晚上听老人谈国画，谈建筑，谈历史，谈经济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老人家无立锥之地，锅无隔日粮，有功于革命而未能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还在忧国忧民，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他疑惑难解。
书籍在改变他人生的航向———他迷上了政治经济学。日后风靡学界的快乐经济学便从这偏僻的乡村发轫。
寒暑数度，他翻烂了一本本干涩难懂的经济理论专著，从苏联政治经济学到鲁迅杂文，从《红楼梦》到列宁哲学笔记，他在知识的星空中自由翱翔。渐渐地，他识日广而思愈丰。
白天在田间劳作，遥望村前的小路逶迤伸向苍茫渺远的世界，他痛苦地自问：人生的路该走向何方？深夜，守着山村的宁静安谧，心灵的眼睛则在仰望知识的星空，知识能给他带来什么？
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8年，陈惠雄考上了大学。
学途孤旅
完成了那鲤鱼跳龙门的成功一跃，本该非常高兴，陈惠雄却陷入新的苦恼中：他的志愿是政治经济学，但他却被浙江师范学院金华分校中文系录取。身在中文系，心向经济学，强烈的兴趣使他立即设定新的目标：考政治经济学研究生。
航向确定，陈惠雄直奔经济学知识的制高点：阅读《资本论》。
浙师院金华分校在浙中金华下属的东阳县（现已改市）城郊，环境偏僻。置身众多同学中，陈惠雄却如人海里的鲁滨逊，依然感到孤独。他被同学视为异类。他特立独行，阅读的范围完全跨越了专业，他啃下《资本论》后，又攻数理统计，阅读哲学史、思想史，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
1980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大讨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可是为什么解放30多年，人民生活还不幸福？社会主义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个问题引发了陈惠雄的思考：人类有没有超越阶级的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
陈惠雄密切关注着这场争论，并对这一经济热点进行深入的思考。
他从生产目的的思考开始，联系到各种人类行为的目的，开始觉得目的是一个系统概念，有中间目的，最终目的，人们的任何有意识行动都受一定目的的支配。这样，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仅限于经济学范围已很难深透。他把生产目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维度进行思考与解释，终于形成结论：人类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快乐满足。
学校附近有个水库，他经常独自在水库边散步，边走边沉思。人类获得物质满足是为什么？为了追求幸福，而追求幸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快乐：可口的饭菜可以给人带来味感的快乐，美妙的音乐可以给人带来听感的快乐，世间万物，所有为人类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还不都是为了享受快乐？
就这样，发散着泥土的芳香，充盈着原始的淳朴，陈惠雄的快乐学理论萌发了。
基于这一思考，他在毕业前夕完成了近3万字的论文《关于目的性质的研究》。
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关于快乐学的基础。
1981年，陈惠雄毕业后被分配到兰溪县石渠中学担任初中语文教师。
新的环境中，他依然孤独。学途孤旅，他形单影只。他试图与中学的同事探讨快乐经济学，然而“把栏杆拍遍，无人会”———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学术感兴趣。那些身为传道解惑者的中学老师，竟把“牛津大字典”读成“牛律大词典”。目光短浅的校长见他沉迷经济学研究，认为是不务正业，百般刁难，甚至不给他转正。不得已，两年后他调到另一叫岩山的乡镇中学。
孤独更使他发愤，4年乡村教师生活，他穷研经济学，阅读了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欧洲哲学史，《资本论》读了3遍，他甚至把《辞海·经济分册》，《辞海·近代史分册》的条目都背了下来。他如饥似渴地到处找书阅读。
1984年，他考入云南大学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
他的人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快乐从痛苦中诞生
研究生的专业是经济史，但陈惠雄却仍然思考着快乐对于人生、社会和经济的意义。他学“经济史学史”课程，交的作业却是“社会学与经济史学———刍论国民经济部门的发生程序与人类快乐发生原则的一致性”。文章中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而人本身需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快乐。因此，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追求各自的快乐满足”。
这样的作业给导师出了一道难题，导师勉强给了他78分，并批了一句话：不像是这方面的读书报告。
不久，此稿在《云大研究生论丛》发表。
为了传播自己的快乐思想，陈惠雄给大学生做讲座，讲快乐论，讲私恶与公利、快乐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
他的硕士论文也是关于快乐经济学的，2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国家一级杂志《历史研究》上。
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浙江财经学院，中学教师变成了大学教师。
1988年，他的枟快乐论枠一书出版。他在书中分析了追求快乐作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与普遍行为法则的生理、心理学基础，分析了快乐需要的层次构造、协同原理以及快乐需要的演变、制约、满足、个体差异等情况，并提出了活命与拼命、利己与利他、快乐与艰难的辩证统一，初步解释了快乐水平的寿命指数衡量方法。
然而《快乐论》没给他带来快乐，相反，烦恼却因书而来。不但学界不认同，也不理解，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人”还是一个禁区。他前脚迈进禁区，后脚批评随之而来。中国文化是以苦为主调，只讲苦感，不讲快感，以苦为乐，此书居然为快乐立说；经济学讲的是GDP，而他却讲快乐，这不是异端邪说是什么？有关方面把他和他的书查了个底朝天，却没能抓住什么辫子，这才罢休。
心中愤然。他把蓬勃的年华和澎湃的热血付诸快乐学研究，把一腔心血和虔诚播洒在快乐学的开创上，可是，一如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本人却没有多少资本，他研究快乐学也没有多少快乐。沉重的生活负担使他怎么也快乐不起来———他一家四口，3人是农业户口，是杭城里的“黑人”，妻子只能在食堂打零工，女儿读书要交借读费，粮票，煤饼票，豆腐票，这一切都需要改变户口性质才能解决，而改变户口性质必须农转非。
农转非，一个令多少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同样也成为快乐学创始人快乐不起来的原因。为了解决妻儿的农转非问题，他跑上海———因为父亲是在上海平反的，根据政策可以解决一个子女的户口，可是户口进上海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好就地解决农转非。从1988 年跑到1991年，陈惠雄跑断腿，磨破嘴，阅尽人间冷暖，看遍“公仆”们的冷眼，3年间，他来往杭州—兰溪—上海之间，行程何止二万五千里。他悲愤莫名，仰天浩叹：如此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不改革，中国如何能够进步！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把大好的3年黄金岁月空耗在官僚机构的无端推诿扯皮中。
陈惠雄在《快乐学》一书的序言里写道：“大数学家陈景润天命之年才遇偶，爱人调动都要等上三年，还是邓大人下的帖子。陈景润离数学王冠仅一步，若以一步等于三年计，我辈则至少要等上三万六千年，才可调动。所以不可不知足，所以应当快乐。农转非总算解决了，但户口进杭州同样难于上青天。即使是后来进了杭州，工作问题却无法解决。”
苦涩中，作者在苦中作乐，不然，难道去买块豆腐碰死不成！
“讲来笑话，传统制度安排是这样的中看不中用。非亲身体验绝无此灵感：我妻极少文化，糟糠之妻若下堂，乃我之罪，道德不容；糟糠之妻若上堂———随我调动，则我受罪，制度不容。我成了越剧《盘夫索夫》中的严兰珍，走也难来留也难。体制与道德的如此深刻矛盾，不改革，甚至可以让你活不下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正是未见过世面，比起农转非，蜀道算何难！蜀道有道，农转非无门。”
1991年，他的《人生的机遇效应》一书出版，被抢购一空，一时竟洛阳纸贵。妻子、女儿的农转非连带调动事宜也大功告成。
3年奔波，身心疲惫，而快乐的物质基础———金钱使他生存告急，家庭财政严重赤字。他不得不放下快乐学的研究。
研究快乐，并不快乐。而一放下书本，快乐竟向他扑面而来。
梦里寻他千百度
贫穷之于经济学家，只能说明其无能。经济心理学原理昭示，人的行为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推动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贫穷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1992年，马斯洛的第一需要———生存的需要迫使陈惠雄放下研究，开始致力于脱贫。
在四处讲学赚取讲课费的同时，他在寻觅脱贫的途径，经济学家慧眼四顾，目标锁定股票。
此时的股票刚在中国出现，却受到人们的排斥，人们对此缺乏了解，更缺乏信心。他毅然行动，研究股票，购买股票认购证，购买股票，到电台做股评。
所罗门的宝藏大门洞开，仅2年，陈惠雄就得以脱贫。
仅2年，陈惠雄成为浙江知名股评家。
一日，股评家在杭城打的。
“去哪里？”
“浙江财经学院。”
闻其言，的士司机突然回首，两眼放光：“你是陈惠雄老师？”
经常收听股评，的士司机竟听出了他的声音。
当饭桌上的内容变得丰盛，体内的卡路里发散的热量开始淤积，衣冠变得光鲜，房子由小变大，食有鱼，居有宅，出有车，“长铗归来兮”———下一目标是什么？
对金钱的欲望突然变得寡淡无味，那梦中情人般追随着他的快乐学透过各种赚钱机会向他召唤。
毅然放弃赚钱机会，他转身扑向书斋？ ？
《股份合作经济通论》出版后，一个念头在他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地挥之不去———读博士。
1995年，陈惠雄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攻读博士。
“博士及第览尽天下文章，四十求学难解书中滋味。”他的这副对联可以表达他当时的心境。
读博依然没有放弃快乐经济学。他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原初起点和最终目标。既然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精神快乐，物质生产仅仅是满足快乐的手段，那么，消费就必然是包括阳光、空气等在内的广义消费而绝非仅仅是商品与劳务的狭义消费；生态环境就应当非常受重视，因为它具有人类命根的意义；经济学的功利境界就毫无疑义地应当被突破。按着这样的路径思考，许多问题产生了：金钱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怎样的结构最快乐？如果有这样的标准结构，未来人类会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吗？根据这样的终极目的，人类应当怎样取得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均衡，以使快乐最大化？经济学家是否应当认真研究为满足人类快乐需要的适度GDP问题？
读博后，他蓦然发现，世界上研究快乐的已有边沁（Betham）、穆勒（M ill）等人，这使他惊喜莫名。他如饥似渴地从这些同行的著作里汲取营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等。
此时，他也发现，近10年来，快乐经济学已在世界范围发展起来，这证明他的研究方向是符合国际潮流的，并且，还走在了潮流的前面。
经济学必须注重心理分析，而快乐在哲学目的论中被长期讨论，在心理学中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重要存在。经济学必须以人的欲望为出发点，而人类欲望的本质是快乐———人类对于万物万象的欲求，归根到底是对于快乐的欲求。所以，经济与快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快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因和终极目的；经济学必须并且只能以快乐为逻辑起点建筑自己的理论大厦。这一系列的推论逐渐完成，人类经济行为的快乐原则思想也就慢慢地建立起来了。陈惠雄的思维逐渐成熟，逻辑确凿无误。他在博士论文里表述了自己的快乐思想，并建立了人本经济学理论体系。
但对他的快乐理论，国内学界还无法认同。在博士论文答辩中，一位评委问：下岗工人快乐何在？显然，这位评委对快乐学并不了解。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把对人的研究作为一个禁区。
突破禁区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快乐和谐与幸福指数
2002年的一天，一个令陈惠雄振奋的消息传来：继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度授予研究快乐的美国学者丹尼尔·卡纳曼，他是研究快乐心理学并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研究的学者。这一消息使国内经济学界的专家们蓦然惊醒，同时也驱使他们开始讨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之间的议题———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至此，快乐经济学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一场快乐主义理论思想与实践的运动在经历了漫长的期待后终于来临了。
当经济界把目光从国外收回，回眸国内，他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已有人提出了“快乐经济学”这一概念，他就是陈惠雄。
2002年5月，金庸倡导的“新经济条件下的中华文化与生存环境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陈惠雄应邀赴会。此次大会特邀国际著名快乐学专家、澳大利亚籍华人黄有光教授作首席发言。黄有光在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发言中，阐述了关于经济与快乐及其如何将这一科学思想引导到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的观点，他的论点引起强烈反响。著名经济学家******激动地表示，黄有光的快乐经济学能够成为引导今后我国学术方向的一种重要思想！
陈惠雄的快乐思想也引起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
此时，经济学界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也有研究快乐经济学的专家！与会者的目光转向了陈惠雄，以往对这位学者的冷落、不解全都冰释了。一位学者激动地说：“陈惠雄是以古典主义的快乐思想为核心，全面重建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学家，是继斯密、马歇尔之后，第三位建立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学者！”
快乐经济学终于在国内引起高度重视。
经济学界的专家发现，贝克尔因对人类行为进行独到的经济分析而荣获诺贝尔奖，而陈惠雄则把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提高到快乐原则这一人类行为的终极的高度，贝克尔用统一的经济学方法解释人类行为，他则用统一的人类行为原则解释经济学；《论以死亡率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指标》是阿·森获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篇重要文章，而陈惠雄则要比阿·森整整早7年提出、论证并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在陈惠雄的快乐经济学中，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抽象为人类自身的生命现象，对立统一于人类自身的两条单一性身心规则———生命的有限性约束与有限生命对于快乐的无限追求，支配着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和经济学的全部发展。
陈惠雄是中国快乐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学界终于认同了这一点。
陈惠雄的快乐学和人本经济学思想开始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系统。
2003年，他发表了枟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枠，他提出，必须转变价值理念：必须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人的需求不光是物质，还有健康的需要，生态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要拓展价值理念的视野；以人为中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需要和谐社会，要建立形成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新模式。
该文一发表，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中经评论”网站马上全文转载。紧接着，国务院研究中心专门成立“浙江和谐社会模式”调查小组来浙江调查。
同年10月，“和谐社会”一词便出现在总书记的报告中。
陈惠雄的快乐理论还提出了快乐与健康、环境的密切关系。用他的快乐经济学原理衡量，我国的GDP增长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巨大影响，追求GDP造成了水越来越差，空气越来越差，钱越来越多后，人们的精神变得越来越贫困。
他在快乐理论中还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是否和谐的终极标准”这一论点。他是国内最先研究并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的学者。从2003年9月到2005年9月，他完成了《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得出了浙江样本的“国民快乐指数”，这些数字成为解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关系的科学工具。
陈惠雄出名后，日本福井大学、北京天则研究所双周学术论坛、北大、厦大、浙大、上海财大等纷纷邀请他去演讲。目前他担任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研究快乐的陈惠雄终于真正快乐起来了，命运向他露出了笑脸。
中国快乐学的春天来到了！
（载《光明日报》2007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