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絮
（一）
1936年1月28日，南京，晴，新春开年。
一间茶馆里，几位儒雅之士暂避外界硝烟，商议着国立浙江大学新校长的人选。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被多人举荐。他默默地听着众人的言谈：上任校长郭任远推行军事化管理，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示威游行，却被其一律打压，广大师生积愤甚久。
竺可桢没有作声，内心里他并不想走马上任——南京有他的研究事业，有他一家安定的日子，他也不愿与官僚为伍，劳心费神。然而，仿佛命中注定，蒋介石点名聘任，蔡元培也鼓励支持，竺可桢深思许久，终下定决心，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江大学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江大学又必陷于党部之手。”
70年后，当我们回顾南京这段插曲，才真切地感受到，竺可桢的任职，实乃浙江大学之幸。正是竺可桢老校长的唯才任人、通才教育及求是理念，浙江大学从1936年起，方逐渐成长为声誉日增、师资强大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也终于获得“东方剑桥”之美誉。
历史亦不曾想到，抗战爆发后的浙江大学，因竺可桢而薪火相传。
（二）
2008年6月30日，杭州，小雨，夏学期结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0701班的13位同学组成了以“实践报国，青春成才”为主旨的暑期实践队，准备前往江西泰和，感受浙江大学西迁70载后留下的丝丝求是魂。
夜幕下，绵绵细雨中，火车缓缓开动，同学们兴致盎然，期待着长夜过后泰和县的第一缕阳光。
车轮滚滚。一路平稳，一路安宁。从杭州到泰和，一夜而已。蜿蜒的铁轨悠长地延伸，在空间的进程上，把我们送向母校西迁地的那一站；在时间的维度里，让我们于十几个小时的夜色中遐想当年同段旅程却近乎几个月的耗费。
70年前的那段征程，着实艰难得多。
（三）
1937年12月24日，建德，抗战爆发已近半年。
浙江大学为潜心办学，培养人才，于1937年秋举校内迁，初至天目山禅源寺，后至建德。但随着战火的日益逼近，建德也难逃劫难。于是这日清晨，师生们决定撤离建德。学生分若干队，每队都有导师一二人率领，兰溪、金华、常山、玉山、南昌、樟树、吉安等地均设接待站，学生、教职工和眷属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辗转而抵金华。
两天后，金华遭日机轰炸，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客货运输已停。师生们有的交涉兵车附行，有的沿铁路以步代车，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和兵车西行，冒受风雨，尝尽饥寒，终抵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江西玉山。滞留金华的700多箱图书仪器，费尽周折后也陆续运抵玉山。
期间，为及时将师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桢校长四处奔波，最后联系到十余节车皮，才稳妥将师生和图书仪器运至江西吉安。次年2月中旬，师生由水、陆两路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浙江大学选定的位于泰和城西距县城2.5公里的上田村——至此，西迁告一段落，浙江大学重又安家。
从浙江，到江西，到广西，再到贵州，前后历时12载，史称“文军西征”。（四）
2008年7月4日，泰和，晴。
经过几天的支教和调研，实践队的同学们已基本熟悉了当地的情况。大家联系到泰和县博物馆馆长肖用桁先生，由他带领队员走访浙江大学西迁办学遗迹。
第一个目的地是竺可桢校长之妻张侠魂女士及其次子竺衡之墓。1938年，泰和，竺校长的妻儿相继去世。
竺可桢压抗着命运给他的两次打击，用颤抖的双手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8月3日，星期三，泰和，侠于上午十一点二十四分去世，悲哉！”张侠魂女士，湖南湘乡县人，性格开朗正直，并有侠义之气。1916年夏天，南苑航空学校试飞飞机，张侠魂安全搭乘，成为中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她与竺可桢相知相爱，婚后育有三男两女，家庭生活美满幸福。
竺衡，竺可桢和张侠魂在1924年生下的第二个儿子，自幼聪明懂事，勤奋好学。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泰和后，竺衡在吉安中学二年级读书。他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忠直、爱自由而又辛勤的新少年。”竺衡的性格与父亲十分相似，他也是竺可桢最疼爱的孩子。可惜造物弄人，一方是爱妻与爱子，一方是千百浙江大学师生的期许，竺可桢分身乏术，常忙于公务，忽于家事。当时，他倍感战况复杂，泰和亦非久居之地，四处打探新的迁移方向。就在他外出奔波之际，竺衡染痢疾辞世，14岁的青春戛然而止。竺可桢强忍悲痛，赶回家中，才得知妻亦身患痢疾，重病在身。一个星期后，张侠魂与世长辞。
听着肖馆长的讲解，走过泥泞而曲折的羊肠小道，一步步上山，一步步逼近荒野。在一处山头，大家停下了脚步。此处即为松山，是周围村落的制高点。清风阵阵，幽静怡人，却略显凄凉。张侠魂女士和竺衡之墓分立两端，四周青草繁茂至极，常年陪伴母子度过朝朝暮暮。队员们一字排开，默哀三分钟，而后齐唱浙江大学校歌，以答谢竺校长当年的辛劳。
竺校长为浙江大学付出了太多，妻儿的相继离去，也给了他沉重的精神负担。在奔向广西宜山的路上，失妻丧子的竺可桢心情沉痛，几乎夜夜失眠，他只能通过诗句来寄托对妻子的哀思——这首诗，将永远回荡在松山的各个角落——“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不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竺校长的悲与喜，都融化在泰和的土地上。作为后辈的我们，理应饯行求是遗训，用真才实学和求知正气回馈浙江大学从战火中磨砺出的意念。
时空之轴带着一番感动，重又回到现实。
松山归来，肖馆长带领一行人前往原浙江大学农学院所在地，现黄冈小学校园内。原建筑已被拆除，只留下一块青砖地基作为遗迹。据记载，浙江大学迁驻泰和后，大原书院成为浙江大学的校本部，而村中原有的趣园和遐观楼则成为其图书馆和教室，萧氏庄园和萧氏祠堂亦分别是学校领导办公和大礼堂的所在地。不过，70多年的风雨沧桑，让当年风物基本淹没在岁月深处。大原书院被改建成泰和收割机厂，难觅原貌；昔日的遐观楼、趣园也荡然无存。这难得保留的地基，见证了浙江大学发展壮大的70载历程。
随后，队员们参观了泰和历史博物馆，即萧百万庄园，这是当年浙江大学办公之处。一所古朴的老房子，一口青苔点缀的天井，几间保留当时摆设的“办公室”，实实在在的遗迹。踏着石砖，抚摸残旧的泥灰墙，四周仿佛出现浙江大学师生求索真知、刻苦钻研的身影，仿佛回响起掷地有声的辩驳。古有陋室铭，今有西迁志乎？门院外，池塘里，朵朵荷花无忧绽放。它们，是否如70年前的莘莘学子，青春无悔？
在附近泰和六中的校园内，队员们寻访到当年浙江大学所用的大礼堂——萧氏祠堂。那木制舞台，一定是昔日师生或联欢、或演讲的基地。多少学术盛宴在此上演，多少救国呼声在此唱响。虽说当年校舍多成今日断壁残垣，浙江大学流亡办学的艰苦卓绝仍然依稀可见。六中校门口的护城河边，竺校长率领师生栽种的四棵柏树，如今已是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他当年是否在希望求是精神如是传承？
（五）
20世纪40年代，战乱纷争，动荡燃烧着大半个中国。
然而，西迁后的浙江大学学子，在经费拮据、物资短缺、疾病困扰、日军轰炸的艰苦条件下，以苦为乐，安心向学，实事求是，献身科研。
苏步青写着一手漂亮的板书，演算着华美而精确的数字；马一浮在趣园里摇动着长袍，句句“之乎者也”绕梁不绝；谈家桢打开他的“百宝箱”，显微镜、刀片、杯具鱼跃而出，对果蝇基因的研究如火如荼。
于天目山办学时期开始实行的导师制也在这里继续得到贯彻，为贫困生设立的贷金制或公费制同样初见成效，各已停办大学的学生亦纷纷前来借读——求知、求真、不辞劳苦、奋发图强，是当时的求知者实现自身价值、报效祖国的方式。外界评论称，在国破家亡的动乱之秋，浙江大学师生能够如此专注于学业，同抗战时期国内各其他高校相比，实属罕见。
泰和给予浙江大学一片世外净土，浙江大学亦不忘反哺当地民众。竺可桢日记就曾透露：“（搬迁）要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地方，使大学教育与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肖馆长介绍说，当年浙江大学为当地人民办了三件好事——兴修赣江15里防洪堤改造九曲河，兴办澄江学校使教工子女和当地小孩子得以入学，筹建沙村示范农场安置难民和伤兵约140人。
跟随肖馆长的脚步，实践队员们看到了浙江大学师生兴修的防洪堤。4月迎梅雨，6月送梅雨。雨季的大水让村民吃尽了苦头。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抓紧时间勘测、建设，东起泰和县城南门朱家桥、西至三溪村张子山，终在汛期到来前使堤坝完工。
笔直的堤道，延伸至远方的山峦，历尽岁月的磨洗。堤坝两旁，往日的江水早已不复，幻化成菜田和野花野草私语之地。紫花烂漫，伴风起舞，全然不知昔时的洪水泛滥。而今，只能在堤道两侧找到当年堤坝防洪的闸门和排涝的涵洞，只能想象防洪堤建造前民众所受的洪涝之灾和建造后疏导水流、造福百姓的利好。
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
（六）
1938年3月28日，泰和，油菜花盛放的时节。
浙江大学为当地创办的澄江小学顺利开学。老师多为浙江大学高年级学生，学生则是教职工子女或当地小孩。
没多久，台儿庄大捷。浙江大学学生在黑板上画出台儿庄、陇海路、京浦路的方位，庄严而深情地告诉孩子们：祖国的明天一定被呵护在我们自己的双手上！
而今，遗址在上田村罗家上田初中的院内，学校依然生生不息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代代相传。
从澄江小学出来，一行人又来到当年示范农场的遗址。当时农学院开垦荒田600亩，种菜种果做实验，并安置伤兵、难民上百人，一时传为佳话。如今，这片土地已是泰和县高产稳产示范田，稻谷亩产可达1200斤以上。肖馆长还介绍说，浙江大学在泰和一直很注重对环境生态的保护，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师生们栽种了大量树苗。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浙江大学就已有这么强的环保意识，难能可贵。
最后，队员们来到了赣江边，一睹浙江大学码头的风采。宽阔的江面，猛烈的江风，滔滔的江水，共同保存着70年前的那段记忆。
（七）
1938年6月的一天，风和日丽。
竺可桢和几位老师到江边散步，顺便下水测测地形，发现一处地势平坦、水流平稳，极适合游泳。于是圈出了一块游泳池。从此，游泳成为浙江大学学生的必修课。健全的体格亦成为浙江大学在学术成就之外培养学生的又一目标。
至此，实践队已走访完浙江大学在泰和办学近一年的所有遗迹。与肖馆长分别时，队员们纷纷感谢肖馆长的一路陪同与讲解。肖馆长表示，希望当今浙江大学学子不忘昔日西迁精神，将其普及与传承。
不错，西迁精神是一座丰碑，但此碑是否已仅是空中楼阁？
时值浙江大学西迁70周年，战火纷飞已成幻影，物资贫乏已成回忆，代之以太平盛世，先进设施。然而，当年心无旁骛，于艰苦中求真知，学术成果一度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成绩斐然；而今，博士论文造假，行政人员贪污，于富贵乡中渐忘求是本源，学术浮夸，学风不正。学生们的眼中，充斥着太多的绩点、关系、钱途，社会的拜金与利己思维导向亦使部分学生鬼迷心窍。求是与求真，作为校训，作为西迁精神的魂魄，又为多少学子所饯行？一方面，了解西迁史实的本已不多，而西迁地的遗迹又没有得到最好的保护，无论从尊重历史还是宣传求是精神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不利的信号；另一方面，校园文化发展有偏，真理至上的责任意识和服务社会的宽广心胸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百年求是魂，万不可日益稀薄啊。
风起云涌的抗日战争，没有击垮求是人的科研精神、民族气节，漫漫西迁路，浓浓长征意，尽在信仰真理的终极人文关怀之中。在此，求是精神与牺牲意识殊途同归。新中国成立后，“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树我邦国，天下来同”，肩负着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历史使命，浙江大学学子更应该继承并重塑新时期求是魂，共飨学术盛宴，共捍独立人格，共创民主法制新时代。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此次走访泰和，我们除了加深对西迁历史的认识，更多的是体验到肩上任重道远的责任——保护西迁遗迹，宣扬求是精神，在校园里倡导真善美的人生方向。
2010年3月7日，竺可桢校长诞辰120周年。
相信，他和我们会一同期待，求是魂的又一个百年传承。
（该文为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校园文学大奖赛获奖作品，作者时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7级金融学专业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