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持经达变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指遇事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地看问题，在不违背原则前提下，权衡利害，分别轻重、缓急，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将事情办好、办成功。它充分体现了儒学为人处世的智慧。
在儒学看来，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是根本的、不变的，因而称为“经”。但是，在贯彻实行的过程中，实际情况又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既定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不可能对一切事物都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在特殊情况下，儒学又要求不拘于“经”，而有所通权达变，这称为“权”（“权”的本意是“秤锤”，古代测定物体重量的一种衡器，根据物体的不同重量而移动它的位置。因此，“权”可被引申为变通的意思）。“经”“权”合起来说，就是理有不可变的，亦有可变的。不可变的为“经”，可变的为“权”。可见，“持经达变”这个命题就是把坚持原则和随机应变很好地圆融在一起，反对唯一、僵死的思维方法。儒学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具有这种持经达变思想的人。
《孔子家语·六本》中记载了一则《曾子受杖》的故事：一天，曾参与父亲曾晳一同在瓜地里劳作，曾参稍不留神，斩断了瓜苗的根，曾晳便举起手上的“大杖”向曾参的背部打去。曾参也不逃避，就跪在地上受罚，可身体承受不住，便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慢慢苏醒过来。曾参刚睁开眼睛，就想到了父亲。为让父亲安心，他欢欢喜喜地爬了起来，整理好衣冠，恭恭敬敬地走到父亲面前行礼，向父亲问道：“父亲大人，刚才孩儿犯了大错，使得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教育我，不知您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父亲见曾参似乎没有什么大碍，稍放了心。曾参于是退回了房间，拿出琴开始高声弹唱起来，他希望欢快的音乐与歌声能传到父亲的耳里，让父亲更加确认自己的身体无恙，可以安心。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对门下的弟子们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知道后，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错。于是，就请了其他同学去向老师请教。孔夫子便向前来请教的弟子说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从前，有一位瞽瞍（瞎眼睛的老头），他有一个孩子名叫舜。舜在侍奉他父亲的时候非常尽心，每当瞽瞍需要舜时，舜都能及时地侍奉在侧；但当瞽瞍要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能找到他。如果是小的棍棒，就忍着受罚；如果是大的棍棒时，就应该先避开（原文：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这样，瞽瞍就没有犯下为父不慈的罪过，既保全了父亲的名声，舜也极尽自己孝子的本分。而如今，曾参侍奉他的父亲，却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轻弃生命直接去承受父亲的暴怒，就算死也不回避。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哪有比这更不孝的呢？“当曾参听到了夫子这些话后，一下子醒悟过来，感叹地说：我犯的错，真是太大了啊！于是就很诚恳地去向孔夫子拜谢并悔过。
这则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孝子受到父母责罚时，既要尽孝子的本分，又不可陷父母于不义。即所谓“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可见，孔子既强调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又非常重视“权”的变通。
孟子认为，孔子是一个真正的圣人，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孔子是个非常实际的人，善于从实际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策略。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意思是说，伯夷、叔齐“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虽“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但他们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虞仲、夷逸则“避世隐居，放肆直言，修身合乎清高，弃官合乎权变。”这三类人各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但孔子的原则是“我则跟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孔子所谓“无可无不可”，就是说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便怎样干。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所谓“义之于比”，就是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一切按道义行事。在孔子看来，人只有具备了很高的修养才能做到这一点。
孟子曾称赞孔子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并评价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孟子所称道的孔子是最识时务的能够持经达变的人。在孟子看来，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效法的“圣人”。
其实，孟子本人也是这样一位深通权变思想的人。《孟子》书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意为男女不亲手交接东西，这是古代的礼，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是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在嫂溺水这一具体情况下，不用手去救她，她会被淹死，这样用手去救她不但不违犯经、礼，而且还合乎情理，是权。相反，一时拘泥于礼而不伸手去救她，形式上尊礼，而实质上连野兽都不如。这可以说是儒家对“权变”思想最形象的阐明。
在孔、孟等儒者的著述中，常出现“大人”的概念。儒学所说的“大人”，主要是从其人品、智慧、才能等方面说的。“大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权变”的智慧，是通权达变的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通权达变或随机应变，是“大人”为人、处事成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须知，在关键的时刻能够通达权变是需要有勇气、有胆识的。《孟子》书中关于“大人”品行的一些言论，便可以说明这一点。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是“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的，而且要有政治上的权变胆识。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有人曾批评这句话说，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孟都是一些伪君子，靠说假话办事。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来分析这句话的实质，倒是恰恰反映了孟子的权变思想，而且其中包含了他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充满智慧的辩才。在孟子看来，大人做事，可以通权达变，“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前提。甚至在特殊的条件下，为了维护基本原则（“礼”“义”），应当敢于在实践中放弃原来不现实的许诺，承担因失信而可能受到的责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敢于实事求是，而不是死抱住原来的信条，搞“凡是”那一套。这样的“失信”绝不可与“背信弃义”同日而语，而恰恰说明了一个有胆识、有原则性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当然，儒家所谓的“大人”并不等于完人。因为要权变处事，就很可能因某些过失而受人责难，遭舆论攻击，可想而知，干大事还会没有缺点吗？别人批评一下有什么关系？应当是襟怀坦荡，以事业为重，个人的利害、荣辱算不得什么，这才是孔、孟所称赞的“大人”！
汉代儒家学者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反经为权”的主张。所谓“反经”原出于《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春秋公羊传》发挥了这一思想，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郑玄曰：“能知权者，反于经，合于义，尤难知也。”就是说，“权”是在没有“经”的规定，或偏离“经”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而这种作用则是按照“经”的基本原则对新的情况作出判断后才产生的。因此，汉儒强调，“权”必须当于“经”而后行。权不可常用，有经则无权，经失才权作。如董仲舒说：“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春秋繁露·玉英》）。
宋代理学家反对汉儒的“反经为权”说，程颐批评说：“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来无人识权字。”（《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强调经权的统一不可分，因为权是经在万殊之事中的运用，所以权与经必须保持同质的变，权不可与经反。朱熹认为，“经”“权”是有区别的：“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变通底道理。”（《朱子语类·卷三十七》）但是，朱熹又肯定“经”“权”有着某种统一性：“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朱子语类·卷三十七》）就是说，即使是在通权达变的情况下，也不应违反道德的基本原则，“权”只是原则的灵活运用。
从儒学持经达变思想的发展来看，儒学虽然坚持道德原则第一性的观点，但他们并不主张固执僵化的思想方法。在特定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措施，注意思想和行为的变通，这也是允许的。当然，无论如何灵活变通，“经”的原则性是不能动摇的。
总之，在儒学看来，人们在各种事业中，都应该做一个“识时务、通权变”的“大人”；在事业的选择和进退上，应当是“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四书集注·论语集注·里仁第四》）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应该做到“有所不为方可有所为”。
儒学的权变思想虽然是古老中国文化的一种深邃的智慧资源。但它也好似一柄双刃剑，高明者可以因势利导，反于道而善其事，鄙陋者则往往在“权变”中附于势而迷于道。“权变”衍为“权术”，流为乡愿、明哲保身的护符，甚至成为小人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登龙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