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难中的上海
抗战期间，何炳松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日伪和其他各方的争夺下，为国家购买了大批珍贵文献及古画、青铜器，其中绝大多数是东南一带藏书家历史悠久的藏品，这些书后来成为台湾中央图书馆主要的善本库藏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珍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迅速向各地蔓延，即使日寇铁蹄一时尚未到达之处，也是一片恐慌，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不久，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进攻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仅花了3个月，日军就攻占了上海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的所有地区。
东南沿海一带，不但经济繁华，而且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这时，由于战争造成物价暴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上大规模的迁徙，原来由私人庋藏的大批珍本古籍纷纷流出，不但在旧书肆随处可见平时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甚至地摊上也到处都是各种古籍。
因战乱而造成的古籍流散，引起了日本、美国和北平书商等各方的注意。尤其是日本自近代以来就十分羡慕我国丰富的典籍藏，一直在极力收购。陆心源宋楼珍藏的东渡，使日本学界举国欢庆。但是，像这样以经济手段获得成批珍本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舆论的谴责、中国学术界的干预往往使交易成为泡影。如果不是张元济一时筹不齐十万银元，如果不是陆树藩食言，宋楼的藏书未必会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趁战火打劫，以武力为后盾掠夺，实在是最好的办法。上海沦陷后的混乱局面，给了日本最好的机会。除了日本之外，伪满、汪伪、梁鸿志等各路汉奸，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都直接或委托他人到上海抢购。
最早注意到我国古籍面临日本和汉奸等大肆劫掠的是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郑振铎酷爱购书藏书，尤其注意搜集戏曲类书籍，自称梦想着读到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也是园书目》中著录的元明杂剧。当他知道这些剧本尚在人间时，欣喜若狂。但虽经多方打听，仍然踪迹全无。八一三事变后，他无意中得知这些剧本出现在苏州地摊上，就托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尽力购买。几经周折后，直到1938年6月书才被买到，但价格却从3000元涨到了9000元，并要限时成交。郑振铎只得致电教育部，请求拨款。教育部虽决定购买，但迟迟不见汇款，他只得向代理暨大校务的程瑞霖告贷（此时何炳松往赣湘一带踏勘内迁的校址，上海校务由程瑞霖负责），幸亏程瑞霖同意借款，而教育部的书款在半年后才汇到。“现在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其中的精华”，“这是我为国家购致古书的开始”，《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600页、第602页。从此，由私人购书变为国家购书。
尽管郑振铎和一些热心的同好积极地购书，但以一己财力，收藏实在有限。大批古籍被北平书商席卷而去——当时，几乎北平的每一家书肆都派人南下购书。例如，内有不少罕见本的徐积余的几十箱清人文集、沈氏粹芳阁的精华、常熟翁氏的珍藏、《四库全书》的一些底本悉数北去。这些书的绝大部分最终卖给了日本、伪满、美国。面对祖国珍贵文献的源源外流，郑振铎忧愤交加：这些古籍如果全部流入异域，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于是，他在1939年底建议何炳松出面联系张元济、张寿镛、张凤举等人，几次商谈怎样抢救文献。1940年1月5日，何炳松与张元济、张寿镛、郑振铎、张凤举等六人联名分别致电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会，报告了东南地区文献的流失情况，要求在上海成立专门的购书组织，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
不久，何炳松先后接到中英庚款委员会董事长朱家骅及朱家骅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联名给他们的复电，旋由郑振铎转交张寿镛等人。朱家骅在电文中表示，关于购书之事正在筹商进行。朱、陈联署的电报则说，同意购书，但“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希望能由上海“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将来由政府偿还本利，收归国有。均见《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以下凡收于此书的信件不再注书名。朱、陈所说困难，固非虚言；然而，筹集购书所需的巨款即使在平时也非易事，更何况在兵荒马乱的战时？这样的答复，实际上等于说政府放弃介入。于是，何炳松等人函电交驰，剀切陈词。后来，重庆方面终于同意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购书，并决定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到上海经办此事。当时蒋复璁的身份，有关文章多误作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实此时他尚是筹备处主任，直到1940年8月1日中央图书馆正式成立，才被任命为馆长。见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98页。根据2月3日郑振铎致张寿镛的信中说，蒋复璁函告已经拨款，但是尚未收到。应该说，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
其实，在请求政府拨款收购之前，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已经开始了购书，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因此经费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例如，他们买下了出自著名藏书家刘世珩的玉海堂、瞿镛铁琴铜剑楼的一些古籍，为了兑现在1940年的阴历年内支付各书店2.8万元书款的承诺，不得不先向暨大借款二三万元垫付。1940年2月3日郑振铎致张寿镛函。按此信云“拟向暨大先行借款二三百元应付”，与欠各店的书款相去甚远，此据陈福康《郑振铎年谱》改，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政府同意拨款购书，正好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据陈立夫说，重庆方面为购书划拨的经费总数共约300多万元，其中原划拨中央图书馆建馆用的剩余英庚款120万元，教育部另拨专款200多万元。原来，因为新建中央图书馆，1936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150万元，作为建设馆舍补助费。由于中央图书馆隶属于教育部，所以使用经费还要得到教育部的同意。这笔款项，在南京时因征集图书馆的建筑图样和购买筹备处办公房屋等，用去了一部分；内迁重庆后，因建馆又用去部分。虽然余款可以用作购书，但西南并无著名藏家的书籍可供选购，而战时物价飞涨，这笔经费在迅速贬值。
正在这时，何炳松等人迭电重庆，要求政府出资购书。因陈立夫正在外地巡视，朱家骅就先与教育部次长顾毓、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谈了此事。朱家骅认为：“长期抗战，币值必将贬落，如俟还都建筑，则所值无几。不如以之购置图书。”蒋复璁：《涉险陷区访书记》，《中央月刊》第2卷第9期（1970年7月）。顾毓表示十分赞同。陈立夫回到重庆后，也赞成这一做法。于是，决定在上海、香港两地设立机构，同时进行购书，并将款项直接汇往沦陷区，由购书者负责保管和开支，“先派筹备处蒋复璁主任至香港与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叶誉虎（叶恭绰，字誉虎，号遐庵）先生接洽，由其负责采购广东流出之书；至上海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先生负责采购京沪平津方面流出之书”陈立夫：《成败之鉴》，第298页。由此，开始了两年之久的抢救古籍的工作。
当时，300多万元是笔巨款——重庆新建的中央图书馆，在当地已是屈指可数的建筑物，才花费了10多万元。因此，用这笔钱购书，虽不能说绰绰有余，但也相当可观了。不过，关于购书款的数额，有不同的说法。苏精《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说，起初一共40万元，其中四分之三给上海，其余用于广州；并说这是蒋复璁与叶公绰在香港商定的。这一说法的依据何在，作者没有交代。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如此大事，不可能由蒋、叶两人做主；而且对购买古籍来说，这笔钱实在太少了。《传记文学》（台湾）第35卷第5期（1979年11月）。苏精还说，书款以后陆续增加，他述及的三次拨款的总数是160万，与实际所费仍相去甚远。蒋复璁在《我与中央图书馆》一文中只提到了用英庚款购书，没有涉及具体数字。由于他是当事人，所以这一说法被多数文章所引用；其实他在另一篇相关的文章《涉险陷区访书记》中有“庚款用罄后，陈立夫先生又由教部拨款应用”的补充，正好印证了陈立夫的回忆。另外，仅根据郑振铎书信中所提到的购书款项，总额已达270余万元，已经远远超过英庚款的120万元，因此，陈立夫的回忆是可靠的。
文献保存同志会
参加上海地区收购古籍工作的人员有何炳松、郑振铎、张寿镛、张元济、张凤举张凤举名黄，以号行。文物鉴定家，收藏家，后堕落为汉奸。曾向陈西滢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自日本盐谷温的著作。陈乃撰文指责鲁迅剽窃，鲁迅予以反驳，两人于是交恶。后来胡适披露了此事缘起，直斥张凤举为“小人”，他们组织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作为负责经办此事的组织。大家公推张元济主持此事，但他极力推辞，于是转推张寿镛主持。稍后，蒋复璁为此事抵沪，于次日（1940年1月15日）亲往张元济寓所，敦请他负责，最终仍无结果。大病初愈的郑振铎根据何炳松的嘱咐，也在当天过访张元济，结果张氏“以病辞，未见”，使郑振铎很不愉快。《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622—623页。《张元济年谱》将众推谱主主持购书事误系于1940年1月14日。
2月初，郑振铎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初稿共10条，后修改为7条，主要内容为：在该会之下设一办事处，负责图书的点查、登记、编目、装藏事宜；购50元以上书籍须全体委员通过；委员购书要先通知办事处查核，以免重复；办事处每两个星期将所购书清单交各委员；宋元本等重要书籍在购买前先请各委员鉴定；各委员调书要办登记和销号手续；重要图书从登记到入藏的全过程必须有委员一人以上在场。《细则》曾先后送张元济、张寿镛等人，请他们审阅内容，征求对该会名称的意见，并要求如果同意则在纸后署名。张元济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办事规例十条已读过，甚周密。命名只对内不对外，自无可无不可也。弟前声明不与于办事之列，故未能遵命署名于上。”1940年2月4日郑振铎致张寿镛函。其他人则无异议。可能由于名称不对外的缘故，陈立夫、蒋复璁的回忆中或只提办事处，或笼统地说为此事“筹设机构”，而未提及文献保存同志会。
本来，大家已经商定由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采购，张元济负责鉴定，何炳松、张寿镛负责保管经费。由于张元济不愿在《细则》上署名，即拒绝正式参与此事，后来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都参加了鉴定工作；另外，嗣后奉调来沪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文物和版本鉴定家徐森玉主要承担了鉴定工作，以及点收、运输任务。不过，实际上后来张元济还是参与了一些书籍的鉴定。在这场抢救古籍的工作中，核心人物是何炳松、张寿镛、郑振铎，由于张凤举不久就离开了上海，结果，原来“不想实际参与其事，但可竭力相助”的郑振铎出力最多，《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622页。采购任务几乎由他一人承担。
在屈指可数的几篇有关文章中，对谁是抢救古籍工作负责人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陈福康说，何炳松“曾出面主持郑先生倡议的这一重要工作”；刘哲民说，致重庆的电报都是何炳松领衔，同志会的组织，办事细则的订定，职务的分工，大多也由他和蒋复璁预先商定，而郑振铎也是参与的，含蓄地认为何炳松就是负责人；而钱文忠则说“在张元济以病力辞主事的情况下，从一开始起，郑振铎就在实际上主持这项造福子孙万代的文化抢救工作了”，意即原来是张元济负责，后来改为郑振铎。陈福康：《何炳松与郑振铎》，刘哲民：《何炳松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钱文忠：《郑振铎与战乱中的文献》，《学术集林》卷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刘、钱的说法，与事实尚有出入。
代表重庆与上海方面联系的蒋复璁后来写了好几篇各有侧重的回忆文章，讲述了张寿镛、张元济、何炳松等人为此事不遗余力，并对他作了周到招待的情况，但没有提到谁是负责人。可能由于他没有按时间顺序完整地叙述抵沪后的活动，因此造成了一些误解。例如，苏精根据他在《一刹那中的决定》中的回忆，说蒋复璁到上海后，“便去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见面后，由张元济转约何炳松、张寿镛、李拔可（商务经理）等人商量进行的方式，决定组成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以避日伪耳目，对外即以同志会名义行动，并推定两张一何为委员，负责上海方面的搜购”。“后来因为张菊老并未参与实际工作，而由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西谛）加入。”苏精：《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这段文字正、误交织，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蒋复璁一到上海就与张元济联系，并通过他约见其他人；张元济是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召集人，而郑振铎反倒成了后加入者。这些，与事实相去甚远。
首先，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于蒋复璁抵沪之前，参加人员的分工由大家商定，办事细则是郑振铎拟定后由有关个人确认的。蒋复璁到沪后，何炳松将有关分工等事项告诉了他，所以才有蒋复璁到张元济处劝驾之事。
至于看望张元济之事，蒋复璁的叙述原文如下：“我在上海住了九天，凡去看人，就拿一枝铅笔及几张白卡片，到门才写名片，我去看张菊生先生，写的是‘蒋明叔’，他出来看见是我，他说：‘我真不知道蒋明叔是谁呢？’他约何炳松、张寿镛、李拔可诸位前辈，公请我吃饭。”可见蒋复璁是在上海期间的某一天去看望张元济的，而非抵沪后即去张的寓所。蒋复璁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明确地说：“抵达上海后，我便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先生、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先生等密商，请他们负责收购京、沪、平、津一带散出的图书，购书款项由中英庚款会汇付。”蒋复璁：《我与中央图书馆》。也就是说，抵达上海后，他立即与张寿镛、何炳松见面，秘密会商购书事宜；而拜访张元济及接受宴请，主要是礼节性的，虽然也会讲到购书问题，但有关任务、经费等机密决不会涉及。蒋复璁知道张元济“不与于办事之列”的态度后，既然劝驾未果，不会再为难他；而且，他的使命是与组织者联系，落实有关工作，具体如何进行不是他的任务；此外，人多耳杂，是不便谈核心问题的。根据蒋复璁回忆和郑振铎日记，蒋于1940年1月14日到沪，当日便与何炳松、张寿镛会晤，15、19日两次到张元济寓所，23日即离沪。张元济宴请蒋复璁，应该在此期间的某一天。
由于张元济、张寿镛的资历远远超过何炳松，而且又是公推的主持者，因此，叙事者将他们的名字列在前面，是符合礼仪的，但并不因此说明列于前面者就是实际负责人。根据前文提到的陈立夫回忆，购书之事决定之后，“先派筹备处蒋复璁主任至香港与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叶誉虎先生接洽，由其负责采购广东流出之书；至上海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先生负责采购京沪平津方面流出之书”。这是唯一明确指出何炳松是上海方面负责人的当事者回忆，而作为第一手资料的郑振铎书信则以大量的内容佐证了陈立夫的说法。郑振铎在1940年6月12日致张寿镛的信中说：“经数日之力，已草就致慰堂先生（蒋复璁字）第三函，乞削正后交还，以便再送何先生阅定发出。”同年12月7日的信中说：“复叶遐老函，已拟就，顷已送至何先生一阅，俟阅后再行奉上。致慰堂先生函，兹亦已拟就，特先行奉上，请先生阅正；阅后，当再交何先生一阅，即可誊清发出矣。”另外，书信中还多次披露了朱家骅、蒋复璁致上海方面的函电是直接发给何炳松，再转给诸人传阅的情况。《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第107页、第166页、第119页、第167页、第178页等。根据重庆方面主要与何炳松联系，以及复函须经何炳松阅定才能付邮的事实，其负责人身份不言自明。
教育部同意抢救文献之后，何炳松与郑振铎仔细商量了即将进行的具体工作。他们觉得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购书不多，不一定要设立办事处，但将来购书的规模必然庞大，点查书籍、装箱、编目等等都必须有专门人员，也要有专门的办事地点。所以何炳松主张为慎妥起见，必须有单独的办事处所和专门的办事人员。2月16日，郑振铎为此事首次与张寿镛函商，并告知办事处决定不用暨大人员，原因是他们“未必可靠”。其实，这里还有一旦被敌伪侦知，可以避免牵连暨大的考虑。原来曾想用商务印书馆的人员，但商务方面没有同意。于是郑振铎询问张寿镛是否有可靠人员供调用，同时还托他在法租界地面介绍单幢房屋或三间公寓，作办事处用房。
借办公用房看似小事，其实十分不易，主要原因在于既要房舍宽大，更要保证安全，因此选择起来费时费力。于是，在借到办公用房之前，郑振铎让人先在自己的寓所里办公，因为很多书已经存放在那里，工作起来比较方便。由于书多地狭，郑振铎多次致函张寿镛，催促借房，以便尽早成立办事处。到3月13日，他已急不可耐了：“现所最急者为办事处，以许多书须送去堆藏或装箱也。不知法宝馆方面已接洽定局否？至念！至念！”郑振铎信中所说的法宝馆，是上海佛教场所觉园的部分房屋，由于要通过当时在香港的叶公绰商借，所以颇费时日。直到21日，才总算借定，但又因与僧人杂处，要等其迁出后才能搬入。后来由于购得的书籍太多，除了觉园外，又租借南京路科发药房堆栈等多处房屋贮存，其中还包括了私人住宅。工作人员则先聘用了由张寿镛介绍的光华附中职员郭晴湖，后来又加聘施韵秋及原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员沈志坚。
抢救古籍是一件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关于这一点，蒋复璁回忆中有着生动的描述。1940年元旦，他奉命从重庆飞往香港，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叶恭绰，告以此行的使命，并请其负责采购广东等地散出的珍籍和转运图书等事宜。接着，“因将去陷区上海，为隐秘计，在香港旅寓改易姓名”，在香港虽有不少知交，但极少拜会。尽管如此，在离港前一日夜间，仍发现有一人在他的房门外徘徊不去。次日黎明一出房门，此人又已在门外，并随同进入电梯。到了楼下，正好有出租车在门外，蒋复璁飞步登车，曲折绕行，才安全上船。1月14日到上海，在检查时，还目睹了数名旅客被日本宪兵带走。他在办完事后，已近春节，他的家人寓居上海，劝他留下来过节。他虽一时心动，但因任务在身，还是立即上路，返回重庆。事后才知道，当时日本特务机构已经侦知他在上海的踪迹，正派人四处缉拿，而此时他已离沪3天了。
如果说蒋复璁是冒一时之险，那么在上海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则无时不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状态下。在郑振铎的书信中，不时可见环境的险恶。他们之间的聚谈，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选择地址，以防不测。而作为负责人的何炳松，还要担负与潜伏在上海的重庆方面人士的联系任务。蒋复璁在《一刹那中的决定》一文里讲到，他离开上海的前夕，在何炳松的家里见到了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吴绍澍，“据吴先生说，他是化装而来，沿途都暗中布岗，想要探听重庆方面消息”。蒋复璁与吴绍澍冒险会见，到底谈了些什么，他的回忆中没有说，但为公务而非闲聊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对何炳松来说，其危险是可想而知了。
在整个购书过程中，还存在着其他风险和困难。其中，经费的安全汇存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风险越来越大。由于孤岛的特殊性质，大笔经费从重庆划汇十分困难，数量太小又不敷使用，且频繁汇款容易引起日伪注意；巨额汇费也是沉重的负担：有一次叶恭绰从香港汇款15万，汇费竟近1.9万；到了后期，港英当局甚至还曾冻结法币。因此，单单汇款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有关款项划拨及汇出途径的详细情况现在已不可知，但大致情形还是清楚的。首先，购书款项分批拨汇，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选择不同的汇出途径。除了直接由银行汇寄外，还曾通过王云五、叶恭绰，甚至外国友人转汇或垫支，例如，马爵士就曾多次转交款项。郑振铎在1940年7月29日致张寿镛的信中说：“今晨晤何先生，知由马爵士处拨付之款（十万）已可照付。”此外，还有多次这样的记载。《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第122页、第225页、第271页。
何炳松等人深知巨额经费来之不易，为此他们制订了严密的存取制度。规定由张寿镛保管存取款的图章，现金的支取由何炳松经手。每次收到重庆拨款后，都要将款项分存多个银行，以保证安全。关于经费的拨付、保管和使用，郑振铎书信中有不少记载；目前唯一留存的何炳松致张寿镛的一封信，主要讲的也是书款之事，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重庆的汇款银行和收到后的保管方法：重庆是通过新华银行汇拨，金额26.5万元。收到之后，分存于4家银行，除汇款行新华外，中央银行3万，浙江兴业银行5万，上海银行5万。《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762页。
总的来说，经费划拨比较及时。从决定购书到第一笔书款的汇出，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此后，因为物价的上涨和各方争购等原因，书价也不断上涨。因此，实际成交价格往往大大高于最初的价格，所以经常需要追加经费，而教育部基本满足了要求，这在战时还是很不容易的。
抢救古籍
对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购书，何炳松、郑振铎、张寿镛商量了多次，以决定购买哪些书籍，即购书的标准问题。由于不同内容、不同年代的书琳琅满目，而经费有限，以哪一方面的书、什么年代的书为重点，煞费周章。蒋复璁来上海时，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除张寿镛因病未到外，其他发起人全部到场。张寿镛托郑振铎转达了两条意见：对外用暨大、光华、涵芬楼的名义购书；款存中央银行。久议之后，决定了收购藏书家之书的原则，并决定首先购买玉海堂、群碧楼藏书。郑振铎提出，同时还应该注意搜购零星的好书。但是，这个意见似乎未被接受，以致他颇有怨气地说：“但他们的意见，总以注意大批的收藏为主。”《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625—626页。此后，他们之间还分别进行了多次商讨。何炳松极力主张购整批书，即著名藏家的大宗书；张元济主张缓购全集的零种，诗文选钞、铅印本、太平天国以后人的著作、非初印本、非极著名的诗集等。郑振铎只赞成张元济的前两条意见。他认为，铅印本不能再印，将来更难收集；太平天国以后人的著作少，且有关近代史料；每书择初印，失去者必多；不著名的诗集每每有用。这些书价格低廉，不妨广收。他特别重视稀见书、史料书、抄校本和稿本。《郑振铎书信集》，第411页、第4—5页、第8页、第187页。蒋复璁则同意郑振铎意见，主张多购清人集和近代史料。在购书过程中，他们还不时交换意见。其实，之所以有分歧，是各人的位置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何炳松作为东南一带沦陷区文教机构的负责人和暨大校长，工作千头万绪，对抢救文献工作只能着眼其大，希望速战速决；张元济精通版本，希望多购善本珍本；郑振铎从为国家图书馆建立基本库藏出发，自然主张尽量扩大选择面，用同样的经费购更多的书——不过，后期他注意到所购书中宋元本较少，遂加强了这类书的选购。
由于郑振铎对上海的书店业情况非常熟悉，与不少旧书店老板和书商颇有交情，因此对搜购古籍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受各方之托南下的北平书商们却在价格上占了绝对优势，他们的出价比郑振铎等人要高得多，如燕京大学和大同大学为美国购书，凡遇想要的书，甚至不问价格。在逐利的旧书市中，他们反而具有优势。文献保存同志会规定购买50元以上的书要全体委员同意，而各人眼光不同，要求价格一致已是难事；有时还需得到重庆方面准许在《郑振铎书信集》中经常可见“前途允以某某成交”，“前途坚索某某元”之类的文字，“前途”指代重庆，束缚更大。例如，张元济因为经眼的善本极多，所以一般书很难入其法眼，估价较低；郑振铎则认为个人藏书可有偏爱，为图书馆购书要尽量齐全，即使一书有几个版本也没有关系，而且价格不宜过低，以吸引书商将书不断送来。如刘体智所藏季振宜辑《全唐诗》的底本质量远过誊清本，可纠正通行的康熙官修本的大量错误，刘氏索价8000元，但张元济觉得至多不过3000元；而郑振铎认为刘氏决不会以这个价格出售，他虽然想自己买下，但有心无力。有一次，他在来青阁见到“最罕见”的弘光刊本《雪窦寺志略》及《寓山志》，议价数小时，书店才肯以58元出让，他惊诧价廉，于是立即购归，“恐稍一踌躇，便将为平贾所夺也”。因为此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刘体智的大量藏书被王晋卿购去，转手后风闻被人作为礼物献给日本；天津李盛铎藏书全部被敌伪所得，均令他痛心不已。不料，在送张元济鉴阅时，认为应还价30元。郑振铎对张寿镛表示：“如此价公家不要，我亦拟自行购下。”他觉得张元济“似矜经济力太过”，认为“将来之患，不在于缺款购书，恐将在于无书可购也”《郑振铎书信集》，第23—24页、第26页、第127页、第130页。应该说，郑振铎还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同样的分歧何炳松和郑振铎之间也偶有发生。后文提到的周宪王的《牡丹诗图》，何炳松认为价格过高，还价后是否购成不得而知。
在抢救古籍中帮助安全邮寄了大量书信和书籍的唐说，郑振铎用“高价吸引书贾，取得了优先选购权”《悼西谛》，见《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完整。起初，郑振铎确实以较高的价格购买过一些书，希望用千金买马骨的办法，吸引好书续来，果然，杭州、苏州、徽州、绍兴、宁波、天津、北平的书商纷至沓来。但是，仅仅靠价格优势是难以为继的，如前所述，随着有外国背景的书商大举南下，价格优势不复存在，取得优先权主要靠激励书商的爱国心。郑振铎曾说，要劝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宋版书的王姓书商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而绝大多数书商表示，愿意将书先卖给国家。在郑振铎的书信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此外，沪、平货币的兑换差价使之获利有限；书籍在北运途中经常遗失，甚至在托运的火车上遭焚毁，北平的书商们承受不了巨大的损失。
在郑振铎的努力下，逐渐做到了先阻止南书北运，然后再使北方书倒流到上海。连北平的书商们也开始主动与他联系，并不时地送来一些很重要的书样。后来，他们甚至将“底货”及部分在山西、山东、湖北、河北等地的新收书运沪求售，其中佳品很多，如溥仪师傅徐梧生旧藏周宪王《牡丹诗图》，就是极可贵的明初彩绘本，“实是美术品，可作为明初绘画看”。原来为了安全，不轻易与背景复杂的北平书商往来，但是因为送来的书中有很多善本，郑振铎遂与何炳松、张寿镛多次商谈，决定也收购他们的书籍。郑振铎曾充满自信地说，他“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至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和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他对曾予协助的书商们作了公允的评价：“书贾们的爱国决不敢后人。他们也知道民族文献的重要。”《郑振铎书信集》，第85页；《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604页。这些与抢救文献有关的书店和书商有：上海的中国书店店主金颂清、来青阁主人杨寿祺、传新书局、树人书店、文汇书局、汉文渊、隐庐主人罗振常、上海书林、孙伯渊；北平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修文堂孙实、文禄堂王晋卿、邃雅斋董会卿、通学斋孙殿起、东来阁，李紫东等等。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合作，持敌意者也大有人在，一个典型就是袁同礼，来沪购书之前他就公开扬言，要破坏郑振铎等人购买嘉业堂藏书事，并且果然付诸实施。不过，后来由张凤举等人出面请何炳松、徐森玉等人与袁同礼便酌，看来关系有所缓和。
何炳松提出购整批书的意见，得到了郑振铎等人的赞同。他们一开始就注意收购一些著名藏书家的大批书籍。在两年的时间里，主要购买了玉海堂、群碧楼、适园、嘉业堂等大宗书籍和铁琴铜剑楼、海日楼等所藏善本。
清朝嘉庆、道光以来，四大藏书楼最为著名：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所藏善本一部分来自黄丕烈士礼居）、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吴兴陆心源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由于海源阁毁于兵燹，宋楼被日本岩崎弥之助购去，八千卷楼归于江南图书馆，所剩唯有铁琴铜剑楼，因此瞿氏藏书为众所瞩目。郑振铎与其后人瞿凤起保持密切联系，分数次购买了瞿氏藏书。首批交易时，郑振铎还亲自到常熟验看质量，结果感到“确均甚佳”。此后陆续购进洪武本《元史》和《营造法式》等书。瞿凤起为人诚实，曾主动将可以混充宋本的明本告诉郑振铎，并表示，瞿氏书决不售给他人。两人约好，将来如售书不经书贾转手，直接送郑振铎处，他还介绍其他藏家直接与郑振铎联系。
无论是大宗书籍还是零星善本，完成交易往往历经反复。例如，对群碧楼藏书，原来只打算购50种珍本，因北平书商每日均至持有者孙伯渊处数次，催购全部藏书，而孙氏不愿拆零出售，表示如能出同样价，决不售给北平书商。郑振铎与何炳松、张寿镛商量后，立即决定以5.5万元收购。全部书籍近4万册，平均一册才1元多。这些书被分为善本和普通书两种，即使普通书中也有元刊本等古籍。郑振铎看了首批从苏州运沪的善本3100多册后，在给张寿镛的信中兴奋地说：“佳本缤纷，应接不暇。非先生力为主持购下，必将追憾无已也！”后来，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说，由于玉海堂和群碧楼藏书在江南流散古籍中量多质高，北平的书商们一直在费尽心思染指，这些书被自己收购后，北平书商知道在江南一带已不能得到什么，才开始主动与他接近。
适园藏书的收购也多波折。张芹伯性格多疑，反复无常，索要书价数次变化，而上海方面意见又不尽一致，重庆因其价昂也犹豫不决，使郑振铎感到两头为难，拖延竟达一年之久。所幸徐森玉及时回到重庆，力主全部购买，最后以70万元成交，这是最大的一笔交易。尽管如此，这些钱还不值前一年的30万元。
嘉业堂因其名声响亮，更是引来了众多的竞争者，北平的文禄堂王晋卿、邃雅斋、修文堂等均来洽购，且出价甚高。在多方努力之后，总算购买了1200余部明本，这是郑振铎、徐森玉费了几天的时间从1800余部中挑选出的精华。在购书过程中，注意高质量的明本、史料书、批校本的搜集，而不是一味追求宋元本的事例比比皆是。
除了藏书家之外，他们尤其注重学者藏书，如沈曾植海日楼、邓实风雨楼的精华均被购进。另外，所购潘氏宾礼堂的约120种宋版，质量不在南瞿北杨所藏之下。
在搜购古籍的同时，他们真正做到了抢救文献：做了孤本书籍的翻录副本、出版稀见本及编纂丛书的工作。郑振铎计划出版《善本丛书》，并拟就了《善本丛书目录》。到1941年3月，善本已近2000种，加上拟购嘉业堂的1900至2000种，约得善本3800种左右，抵得过北平图书馆善本目1900种。而这些书的总价在100万以内，还不包括同时购进的清代善本和普通书。此外，郑振铎还准备影印善本书影及全书，并得到了何炳松的全力支持。何炳松在看了他拟好的《晚明史料丛书》目录后，指出“过于凄楚，无兴国气象”，郑振铎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拟多选有兴国气象之书加入”。《郑振铎书信集》，第55页。这部书后来改称《玄览堂丛书》，1941年影印了第一集120册，郑振铎用“玄览居士”笔名写了序。
书籍的保管和运输也历经艰险。根据规定，每个书箱盖里都要粘一书目，并另立一簿，详记每箱书名及册数，由郑振铎签字。善本书则由郑振铎亲自写目录，详记版本及内容。善本绝大多数藏于科发堆栈，其他书分藏觉园和郑振铎寓所等数处。郑振铎的回忆文章中有多处说到科发堆栈是最可靠的地方，不料后来科发堆栈被封，幸亏此前已经意识到危险，书籍已被搬运一空。另有部分善本装入旅行箱，由何炳松托马爵士寄存汇丰银行。
所购书籍原拟全部运往重庆，并通过唐、马爵士、徐森玉等邮寄了相当数量。到1941年7月，善本已运走一半。所有书籍可以分为三部分：被徐森玉随身带走的两大箱是最精本，后从香港空运重庆；邮寄香港大学（叶恭绰将广东办事处设于该校）的2.3万多册原拟运往美国，托胡适联系暂存国会图书馆，结果未及启运，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被日军掠往日本；未及运走的存沪书籍，藏于多个地方，包括郑振铎及有关人士的寓所。王辛迪说：“那时西谛个人住处系在沪西居尔典路（今名高邮路）……所赁小楼一角，到处都是书籍。”“他更担心代国家经手收藏之书，万一被敌伪发现，势必前功尽弃，宁不可痛，乃与森丈四出设法分置数地。我家寓楼顶层也曾作为庋藏所之一，木箱凡数十只。直到抗战胜利后，森丈和西谛全部运出，妥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方告蒇事。据赵万里先生说，在这一期间，他们两人经手所收藏善本计达八千余册。”王辛迪：《忆西谛》，见《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抗战胜利后，这些书最后全部收藏到觉园的法宝馆中。
蒋复璁怕积存在港的100多箱古籍运美后或有疏失，主张加盖“中央图书馆藏”的印记，以便识别，经陈立夫同意后办理，于是在每本书的前后加盖藏书章。日寇占领香港后，书被日军掠走。战后，日本政府推脱下落不明，而在东南亚各处又遍寻未见，后来“经驻日军事代表团顾问顾一樵（顾毓，字一樵）先生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全数运返南京，并无一册遗失”。1948年又运台湾，还是用的香港原制木箱，共计12万多册。
二次大战中，日本在所占领的亚洲地区大肆劫掠，从中国掠夺的财富最多。美国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在合著的《黄金武士》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中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金块、财宝、钻石、色彩多样的宝石、瓷器、艺术品、远古化石、无价的线装典籍、宗教文物和祖传宝贝都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除中国内地外，从香港到新加坡、从马尼拉到雅加达，几乎海外所有华人的居住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战败之前，日本制订并执行了一个“金百合计划”，把大量黄金埋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屿上。战后，日本以无力偿还为由拒绝返还，从而使经济得以迅速腾飞。对掠自香港的古籍善本下落一问三不知也是日本对付追寻的伎俩之一。幸亏战后顾毓出任驻日军事代表团的顾问，这位战时的教育部次长对此事始末了如指掌，因此苦苦追寻。如果不是深悉内情、一直关注被掠古籍下落的话，此事很可能不了了之。这里要对这位有功之士作一简单介绍：顾毓，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校，曾任教育部次长、国立音专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后赴美任教。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特意到费城探望了这位昔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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