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可数的学术社团
无论在北京、杭州，还是上海，何炳松都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他参加过很多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等等。这里主要介绍他与中华学艺社的关系。1934年，何炳松当选为学艺社理事，次年被选为理事长，从此主持日常事务，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一直到病逝。
中华学艺社的前身是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丙辰学社”，1916年12月3日成立于东京，因当年是农历丙辰年，于是就定名为丙辰学社，学社的宗旨是“研究真理、昌明学艺”。它与中国科学社是民国年间两个最大的学术团体，但就成员构成而言，学艺社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几乎囊括了各界的知名人士，如陈立夫、戴季陶、王宠惠、雷震、傅式说、郭沫若、周昌寿、郑振铎、周予同，等等。
丙辰社初期的负责人是正副理事，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首届正副理事为陈启修和杨栋林。理事之下设总务、编辑两科，协助管理具体社务和编辑机关刊物《学艺》杂志。1918年，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军事协定》，企图侵占我东北及外蒙，留日学生群情激愤，理事王兆荣率领包括很多社员在内的留学生回国进行救亡运动，于是学社的活动基本停止。
1920年，上海、北京、东京、京都等地的学员相继开会，恢复活动，停刊已久的《学艺》也在郑贞文、陈承泽主持下恢复出版，丙辰学社的影响逐渐扩大。1922年，丙辰学社改名为中华学艺社。稍后，在上海成立了总事务所，选举郑贞文、周昌寿为正副总干事，何崧龄、林、范寿康、郭沫若、陈启修、刘海粟、王兆荣、曾仲鸣等为干事，并调整了各地的分支机构。1930年1月，学艺社借款白银2000两购买了上海法租界内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上两亩多地建造总社社所，两年后建成。从此，上海成为学艺社的主要活动地区。
何炳松于1923年6月加入中华学艺社，当时他在杭州任浙江一师校长。此后，他积极参加社内的活动，参与筹备过多次年会，并担负过一些日常工作。
中华学艺社一共举行过五次年会。1924年3月15日至17日，第一届年会在浙江省教育会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代表30余人及杭州社员30余人参加了会议。年会除了讨论社务外，还接受了演讲任务。因为学艺社社员绝大部分是留学生，很多人在各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他们齐集杭州，自然引起了当地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很多学校、机关都邀请他们演讲。
第二届和第三届年会都因为战乱而不得不临时取消。1930年12月，第四届年会在南京召开，1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何炳松作为年会演讲股成员参与了筹备工作，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整理中国史之我见”的讲演。当时，各学科的学者汇聚一堂是件不很容易的事情，因此，何炳松在会议期间代表商务印书馆招待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并向他们赠送了礼品。这次会议是在结束了长期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何应钦和铨叙部部长张难先等政府要员到会演讲，胡汉民和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派代表致辞，足见南京政府的重视。很多社员和各地分社纷纷提交提案，年会共收到提案42项。
1934年4月，在北平举行了第五届年会，何炳松作为年会论文组、演讲组成员参加筹备，并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9月，学艺社按照新章程用通讯方法推选理事。结果，何炳松与傅式说、潘公展、陈立夫、周昌寿、周宪文、马宗荣、白鹏飞、郑贞文、刘百闵、谭勤余等11人当选为理事。次年1月，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何炳松为理事长，并选举他和蔡元培、吴铁城、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王世杰、何应钦、宋子文、叶楚伧、王云五、孙科、钱新之、朱家骅、陈仪、陈布雷、陈蔼士、张群等26人为董事，陈蔼士为董事长。自此，学艺社的领导机构由理事会和董事会组成。
学艺社的第六、七两届年会是在何炳松的主持下召开的，这将在后文提到。
中华学艺社理事长
中华学艺社自成立起，就明确以文化事业和科学研究为己任，后来，又从事于教育事业，曾在上海办过学艺大学，在南京办过学艺中学。
除了《学艺》、《学艺汇刊》、《学艺月刊》、《中华学艺社报》等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外，中华学艺社还编印过《学艺论文集》、《学艺丛书》、《文艺丛书》、《学艺文库》、《中华学艺丛书》、《中华学艺社丛书》、《学艺小丛书》等十几种丛书。在日本步步进逼、国势日蹙之时，学艺社还计划出版日本国势丛书和日本语讲座丛书，作为学术刊物的《学艺》杂志则登载过东北问题专号。
在保存和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方面，中华学艺社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辑印古书》，这也是它所出版的丛书中卷帙最大的一部。近代以来，中国不少私人收藏的珍贵古籍流入外国，尤其是在藏书界享有盛誉的宋楼的全部藏书被日本收购一事，对中国学术界的刺激极大。1927年冬，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向总社建议，商借日本公私藏书机构所藏而在中国已亡佚的珍本古籍影印，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出版，并援引日本学术团体的成例，分配给特别需要的社员，不对外发售。
当时中华学艺社的总干事郑贞文正好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他与张元济、高梦旦商谈此事后，决定由郑贞文、马宗荣以学艺社的名义与日本帝国图书寮（又称宫内省图书寮，即皇室图书馆）、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及内野五郎式等图书馆和私人联系借书，商务印书馆承担选印经费。
马宗荣得到国内同意其建议的答复后，积极与各方联系，得到了日方的许可。次年，张元济与郑贞文一起东渡借阅古籍。为了提高效率，赴日之前张元济、郑振铎就选好了书目，并请傅增湘过目，后者还作了增删；至于各图书馆书目中未列的书，则由马宗荣事先调查后开列书目。因此，两人到日本后，按图索骥，在短时间内就阅览、审定了需要影印的49种古籍。在阅读和挑选的过程中，日本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例如，宫内省图书寮一般不允许外人进入，张元济则不但被特许入内，而且为了便于他的查阅，宫内省大臣还专门奏请天皇三天内不要到图书寮看书。宋庆森：《清末明初中国学者东瀛访书纪事》，《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据郑贞文说，为了这次阅书，他们在东京逗留了约3个月。由于他的回忆是在30多年以后写的，因此时间有误，其实，他们在日本历时刚好一个半月。另外，在挑选、拍摄等具体工作过程的描述中，郑贞文也有一些误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华东师大历史系欧阳亮的硕士论文《中华学艺社研究》言之甚详，本书有所采用。
这次拍摄的古籍，绝大部分是宋元旧刻，还有部分稀见的明本。除了计划影印的宋本《论语注疏》、《东莱诗集》、《武经七书》等49种古籍外，还刊印了清初苏玄瑛的《曼殊留影》及《宋刊残本梅宛陵集》、《宋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三种书籍。按照中华学艺社与日方的协议，这些书出版后，每种分别赠送提供底本的原书藏有者20部，其余分赠有关的学艺社社员。
张元济深知这批珍本古籍对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意义，因此很快就进行整理，然后或与他书配合成套，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三国志》、《晋书》、《陈书》、《新唐书》等均系此次访书所得与国内的本子配补而成。仅以《三国志》一书为例：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藏有宋衢州刻本《三国志》的《魏志》，虽极精美，然缺少《蜀志》和《吴志》。当时国内还有两处藏有此书的宋刻本，但均无从借阅。后来张元济从藏书家张石铭处借得元刻本加以拍摄，由于该本颇有讹误，而且好几册字迹漫漶，总觉得不尽如人意。当他在帝室图书寮见到宋本后，不禁大喜过望，在写给马宗荣的信中，多次提到此书极为重要，务必设法拍照。后来，终于如愿以偿。此外，还在帝国图书寮、奈良东福寺、静嘉堂文库发现宋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各1000卷，并商得日方同意摄影。经此次影印，不少珍本秘笈得以在国内重现，并广泛流通。
1934年，学艺社董事会委托总务部筹办人事咨询所，下设教育、职业、卫生、法律、出版5个组。咨询所委员长为潘公展，何炳松任所务委员、编审委员会委员，并与舒新城共同担任出版咨询组组长。董事会决定编辑《民族复兴丛书》，何炳松承担了其中的一种《中国民俗之研究》。后来由于经费困难，人事咨询所下属的其他4个组都没有开展工作，只有出版组在何炳松、舒新城的努力下，终于开办，积极从事为作者介绍稿件，为出版者征集稿件等业务，成功地介绍出版了不少书稿。当时的报纸上，不时可见他们活动的消息。此外，何炳松还为中华学艺社拟主编百科全书的计划与南京中正书局接洽。
1935年1月，何炳松被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开始主持日常事务。为了使学艺社具有活力，他投入了很多精力，在短短的3个月里，就召开了两次理事会议，参加了4次董事会议。经过商讨，除了决定充实学艺社的图书馆，添设各种文库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艺术研究等学术活动，如开办国乐研究所及“孑民美育研究院”。他亲自负责国乐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为此多次致函张味真，请他前来主持；还与潘公展、刘百闵等共同推荐萧友梅、吴梅、郑文觐等专家参与筹划建所方案，并邀请王雪庵和当时在中央研究院供职的丁燮林与学艺社理事共商此事，充分利用各方人士的智慧。国乐研究所的活动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后来因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而陷于停顿。1939年夏，何炳松再次提议继续开办，并聘请沈之明任所长，主要研究昆曲歌谱。在困居孤岛的恶劣环境中，何炳松一如既往地对研究民族音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心血。
1936年，何炳松与孙科、吴铁城、钱永铭等人以阐扬蔡元培学说为宗旨，发起成立“孑民美育研究院”。该院以学艺社社所为筹备处所，准备设立学术研究、美术展览、学术奖金、学术讲座、图书出版、美术馆、图书馆等多个项目。虽然这个工作一开始就因为经费不足而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何炳松不肯轻易放弃。他专门召开理事会商讨解决办法，决定以学艺社的名义代为募捐，同时降低研究院所租用的学艺社房屋的租金。后来因为抗战的爆发，研究院的工作前功尽弃。
在创办研究机构之外，何炳松还组织了继续辑印古籍，与市社会局合办定期学术讲座，资助学艺中学等工作。
何炳松主持社务的前两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逼，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时期，但是两国民间仍有往来，尤其像中华学艺社这样历史上与日本各界联系密切的团体更是如此。如何适当处理与日方的关系，是何炳松经常要碰到的事情。他对日方的要求，既非一概拒绝，又保持警惕，坚持原则，维护了民族尊严。例如，1935年9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未经学艺社的同意，先在报纸上擅自发布已借定学艺社讲演厅为“东洋工业会议”会场的消息，然后再函商借用。何炳松召开理事会讨论此事，认为日领馆举措不当，于是以会议性质不明为由，拒绝出借。后来，日领馆再函商借，又辞以借期已经排满，要求日方出示详细的参加者名单及讲演题目，然后才能斟酌办理。结果，日方不得不送上出席者名单，并说明与会人员仅限于中日两国，议题纯属学术领域。在此情况下，才出借了会议厅。
何炳松十分重视了解日本的情况。他不但亲自接待来访的日本代表团，也主持过他们举行的学术讲演会。即使在战云笼罩的1937年，在何炳松的主持下，经过理事会讨论，中华学艺社仍然决定派代表团赴日考察，行期定在8月初，团员除何炳松外，还包括了学艺社的其他重要成员叶溯中、潘公展、刘百闵、王兆荣、傅式说、周宪文等人，此行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取消。重视了解日方国情以知己知彼，比夜郎自大要高明得多，绝非示弱的表现。在坚持民族气节上，何炳松一贯大义凛然。早在1935年底，他就主持理事会议，将叛国投敌的殷汝耕、邹宗孟、池宗墨（尚同）、陈大同等汉奸从学艺社开除了出去。上海成为孤岛后，他拒不屈从汪伪的淫威；孤岛沦陷后，又立即将暨南大学关闭，举校内迁。
担任理事长后，何炳松积极推进学艺社社务，除了经常召开理事会商讨工作、开展各种活动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连续两年召开年会，这在学艺社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35年4月，学艺社在武昌中华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年会，到会代表及社员共百余人，会议收到论文10多篇，议决要案24件。当时正值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发表之后，中华学艺社武昌分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武昌分会联合召开座谈会，请何炳松到会讨论本位文化建设问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也邀请他在联合纪念周上演讲同一内容。会后，省政府主席张群还就文化建设的话题，与何炳松长谈了一个多小时。
1936年7月，何炳松在南昌主持了第七届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史整理问题》的论文。此时，社员已达到860余人。在年底举行的新一届理事选举中，何炳松再次当选，并于次年继续膺选为理事长。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年会是学艺社的最后一次年会，原定于1937年7月20日以后在福州举行的第八届年会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取消。
由于学艺社成员众多，情况复杂，格于形势，何炳松有时不得不说一些必须说的话，但他始终注意坚持发挥它的学术研究团体的作用。他在纪念学艺社成立20周年的讲话《中华学艺社的责任与前途》中指出：“近年以来，本社好像有一部分社友感觉到本社的事业，只限于研究和出版，范围未免太狭，很想努力从事于实际事业的贡献，表示本社对于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热忱。这种服务精神，当然是很可钦佩的……不过愚见以为凡是学术团体似乎不应急求近功，似乎仍应以学术的研究为他最主要的任务。”“学术的研究本为各种事业进步的基础，所以我们非急起直追不可。”《何炳松文集》第二卷，第699页。含蓄然而明确地表达了学术团体的任务是从事学术研究，而不是其他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排除政治方面的干扰，是不太容易的。
日本的入侵打断了学艺社的发展进程。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大部分社员去了后方，社务再也无法维持。为此，从1937年10月到次年9月，何炳松在上海、汉口连续召开了数次理事会议，商量应变办法和善后事宜。在汉口会议上，决定总社迁往重庆，上海社所改称驻沪办事处，并将重要文件及理事会、董事会及总办事处的印章等寄往重庆大学的胡庶华转马宗荣；社所则全部出租给交大作校舍。不料，由于邮件在途中被邮局遗失，胡庶华离开重庆大学，马宗荣因病去世，上海内撤人员又因交通梗阻滞留途中，所以当政府要求所有社团在陪都重新登记时，学艺社既缺少必需的文件和印信等物，又无专人经办，错过了最后登记期限而陷于停顿状态。
1940年，王兆荣、周昌寿、周宪文等理事因公先后来沪，何炳松就学艺社事宜分别与他们会商数次。1941年，召开第九次理事会，议决乘谭勤余去重庆之际，委托他设法促成总社内迁重庆之事，上海办事处的总务改由徐莲僧负责。但是，总社迁重庆之事仍无进展。直到1944年1月，在刘百闵等人的努力下，才在重庆上清寺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了第十届理事会，通过了改选理事等议案，社务总算得以推动；4月5日，学艺社被允许重新成立。《中华学艺社报》第10卷第2期（1938年11月）；第11卷第1期（1939年12月）；13卷第1期（1946年11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炳松率暨南大学内迁福建建阳，实际上离开了学艺社的领导岗位；上海办事处由周昌寿负责，加聘杜佐周为总务干事。但不到一个月，杜佐周因日寇的追捕而被迫离沪。随着形势的日益严酷，上海办事处也名存实亡。
规划复兴
1945年10月初，刘百闵、周昌寿、郑振铎等人在中华学艺社社所以驻上海办事处的名义举行茶会，欢迎抗战胜利后回沪的社员。周昌寿报告了抗战期间驻沪办事处的情况，并代表何炳松请刘百闵报告总社迁渝后的情况，还商讨了此后推进社务的方针。几天之后，刘百闵、周昌寿、周予同等人在杏花楼集会，发起组织“中华学艺社社务推进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出版、文化4个组，由到会诸人分管。中旬，何炳松回到上海。当晚，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蒋复璁在上海办事处宴请何炳松、杜佐周、郑振铎等人。席间，这些学艺社的主要成员自然谈及了学艺社的恢复问题。
抵沪的第二天上午，何炳松主持召开了学艺社上海社务推进委员会第一次各组联席会议，与出席会议的周昌寿、刘百闵、周予同等人详细讨论了即将进行的工作，决定了与重庆总社联系筹备年会，改选理事、监事，请各董事、理事筹划常年经费，呈请教育部补助本社事业费等事项，并委托杜佐周将议决事项的书面报告带往重庆，报告总社并请求教育部能够照办。应该说，选举新的领导机构、解决经费问题等都是重新启动社务的最关键的几件事情。
11月初，教育部长朱家骅来上海，并到中华学艺社视察。此前，学艺社曾向教育部要求接办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及东亚同文书院北京人文研究所等原敌伪研究机构。在全体社务推动委员公宴他的席间，朱家骅说，上述机构已经拨交其他机关接收，也没有经费补助学艺社，但可以向银行业介绍借款。至此，恢复社务的工作遇到极大困难。这时，学艺社社所因长久没有维修，加上常年出租，已经相当陈旧，所需的大笔修理费又无从筹措。正好承租的交大未征得学艺社的同意就擅自将社所转租给由上海地区附逆高校组合而成的国立临时大学抗战胜利后，将日伪在上海办的大学合并成临时大学，为免追究，交大教务长李熙谋、临时大学校长李寿雍联合宴请学艺社全体社员，除表示道歉外，两校提出整修学艺社社所，用所需经费代替租金，得到了同意，这是何炳松为学艺社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由于同时承担暨大、上海商学院的复校和教育部上海甄审区等工作，何炳松旧疾复发，只得卧床养病。即使如此，他还在病榻前数次召集会议，商量推进社务。6月下旬，何炳松抱病在总社召开了生前最后一次理事会议，商讨下届年会等多项事宜，但是因为病体过于虚弱，只能临时改由王兆荣主持。仅仅过了一个月，他就在总社宿舍溘然逝世，理事长一职由周昌寿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