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暨南学堂到暨南大学
1935年，在各界友人的极力劝说下，何炳松离开商务印书馆，出任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11年之久。
国立暨南大学是民国时期我国唯一的一所以华侨为招生对象的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由两江总督端方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奏准创办的暨南学堂。20世纪初，居留于南洋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华侨已达数百万人，虽然生活在荷兰、英国的殖民地，但广大侨民眷恋祖国，热爱中华文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让后代接受中文教育。自1901年以来，当地陆续办起了一些新式学堂，可是因为缺乏师资和教材，教学质量普遍不高，于是，侨民回国学习的愿望十分强烈。巧合的是，此时清廷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变化。自乾隆重新实行海禁政策，严惩私自出国人员以来，朝廷一直对华侨不闻不问。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内外交困，国势日危，而海外华侨的雄厚财力绝对不容小觑，于是，转而对华侨采取怀柔政策以取得其支持。
最先派员前往南洋的是地方政府。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到南洋视学，“他遍历荷英两属各埠，大力鼓吹侨民兴学”。次年，学部派知府钱恂等人为查学委员，往南洋考察华侨学务，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直接过问华侨教育事宜。
钱恂是五四运动健将、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的胞兄，做过张之洞的幕僚，是一位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又了解外部世界的官员，后来任驻荷兰公使。钱恂在爪哇等地调查后，积极主张华侨子弟回国深造，并由政府提供膳宿。他在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中说，“爪岛学生，通晓官音，可接中学程度者，约三十人，志切归国读书。选地南京，川资日用自备，惟请官给食宿”，同时学部也电请端方“因势拊循”。均见陈育崧：《来远培材，声教南暨》，《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3年编，第122—123页。所谓“官音”，后来称为“国语”。正好端方是一位清朝地方大员中少有的开明官员，作为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他对东西方的差异和巨大差距有着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切身感受，因此对办学、练兵、实业等均能尽力推进。于是，他决定拨江海关的关银创办一所补习学校，培养南洋各地回国就读的学生，以便他们的进一步深造。暨南学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学生享有免缴学费、膳宿费和诊疗费的优待。
暨南学堂校址设在南京鼓楼薛家巷妙相庵（今中山中路汉口路），由郑洪年任庶务长，通常称堂长，即校长。因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南洋，所以节取《尚书·禹贡》中“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语为校名，1907年正式开学。学校原来属短期补习汉语性质，结果发现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加上对国内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即使经过短期培训也无法插入各学堂学习。于是改办为正规中学，并附设小学，学生根据各科的不同程度在相应的年级就读。后来因学生人数激增，独力难支；而且生源大多来自福建、广东，端方遂奏请朝廷“由闽海粤海各关分任筹拨，作正开销”，即由闽粤两省承担主要的办学经费，结果得到批准。陈育崧：《来远培材，声教南暨》，《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28页。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因战乱停办。嗣后，由于当时学校在南洋已享有很好的声誉，因此要求复校的呼声十分强烈。1917年教育部委派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筹备复校事宜，次年在原址重新开办，改称国立暨南学校。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规模急速扩大，南京校舍不敷使用，1922年校董会决定在上海郊区真如乡建设新校区。新校区占地220亩，此外还在学校的西北面圈地450亩，准备建造名为“暨南村”的教职工新村。真如距上海市区约6公里，环境幽静，交通便捷，乘沪宁火车一刻钟即可到达，既能静心读书，又便于商科学生的实习。新校区建成后，至1924年秋，除女子部外，南京各部学生均已次第迁入，学校的搬迁工作基本完成。
随着学校人数的增加，附近的地价从七八百元猛涨到千元以上，市场也逐渐形成，日见热闹。暨南村先后建起许多座有厨房、佣人房等设施完备的小洋楼供教职员居住，甚至一些教师也在那里买地造房，用以自住或出租。
1927年，郑洪年再次出任校长。郑洪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广州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交通部、财政部、工商部次长等职，并与胡汉民、林森同为“迎榇专员”，将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运到南京安葬。他身份既高，办事也有魄力。在暨大任教多年的曹聚仁曾说，暨大校长上面有不少婆婆，但郑洪年是自己做婆婆。他的校长室门前挂着一副“风雅一手提学子，江天小阁坐人豪”的联语，自视甚高。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287页。他十分热心办学，在全国学校普遍升格的大背景下，他制定了详细规划，不失时机地将学校改组为大学。从此，国立暨南大学成为全国华侨教育的最高学府。
根据郑洪年的规划，暨大设立四院一系，即文、理、商、教育学院和法律学系，后者以后再扩充成法学院；另设负责研究并指导海外文化教育事业的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和中学部。郑洪年：《本校改革计划大纲》，《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1—14页。但是，他的计划一时未能实现，大学成立之初，仅仅设立了商学院和中文、外语等8个系。不过，仅花了两年时间，到1930年夏，暨大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商、文、理、法、教育等5个学院16个系及师资专修科、外交领事专科的学校。他还延揽了一大批负有声望的学者来校任教，如黄侃、杨汝梅、潘序伦、陈钟凡、陈柱尊、叶公超、梁实秋、黄凌霜（即黄文山）、许德珩、张君劢、于基泰、陈荩民、黎国昌、谢循初、邰爽秋、张耀翔、王人麟、刘英士、孙寒冰、罗隆基、潘光旦等等；即使附中师资也洋洋可观，有曹聚仁、周谷城、许国璋等人。郑洪年对学生关怀备至，口碑甚佳。
暨大极其重视为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服务，课程设置注意实用性。如规定《南洋概况》为全校公共必修课；本科生除英语外，还必须掌握一门外语，但语种的规定不同，侨生可在德、法、日、荷、马来五种文字中任选一种，国内生则限在荷兰语或马来语中选一种，以便毕业后到南洋就业。又因南洋华侨经商者众多，对商业人才需求量很大，故历来对商科最为重视，1918年复校后首先开设的就是师范、商业两科，嗣后又办过商业特科，与东南大学合办过商科大学。改为大学后，最先成立的学院也是商学院。学校也重视学术研究，重点是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为此，大学设立之初就成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刘士木、李长傅、温雄飞、钱鹤、吴泽霖等著名学者先后在其中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华侨问题的论著；出版了多种有关的专业杂志，在一些报纸上开辟了普及性专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暨大成为全国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研究中心。
在郑洪年任内，暨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因学校处于战区，遭到很大的破坏，战后被迫缩小规模，撤销了教育学院和法学院。1934年初，郑洪年奉派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由曾任教育部司长的沈鹏飞代理校长。曹聚仁说：“那年，可说是最混沌的一年。左侧的教授被排去了，CC、蓝衣社所派遣的教授和学生，他们都是带着手枪的，因此，拿着手枪威迫女同学讲恋爱的事也出来了。所谓‘职业学生’，就从那时开始的。”曹聚仁：《暨南的故事》（下），《热风》第84期（1957年3月），转引自《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79页。沈鹏飞任校长时，曹聚仁已经离开暨大，所述之事得自传闻，未必没有出入。但暨大学生成分复杂，既有进步学生，也有各种派系的人物，甚至有带枪到校上课的师生，这些人飞扬跋扈，寻衅滋事，学校秩序混乱，却是事实。沈鹏飞虽然极力维持，但是情况不但未见好转，反而日渐恶化，不得不于次年辞职。
受命危难
由于暨大风潮不断，教育部深感头痛，很想整顿一番。早在1935年春季，教育部长王世杰就多次托人传话，请何炳松出任暨大校长，但都被婉言谢绝。后来，在陈立夫、吴铁城等人的劝勉之下，“以情有难却，义不容辞”何炳松：《在暨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训词》，《暨南校刊》第143期（1935年9月）。注：《暨南校刊》封面用“号”、天头用“期”，今统一用期数表示，才答应下来。于是，王世杰向暨大校董会提议由何炳松出任校长，获得通过。教育部遂于7月2日任命他为校长，并要求先行到校视事。
1935年与暨南大学校务会同仁。左起：董任坚、杜佐周、程瑞霖、郑振铎、何炳松、张耀翔、吴泽霖、程瀛章。关于何炳松出长暨大的经过和他对此事的态度，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CC派（陈果夫、陈立夫）为了掌握教育大权，派自己的亲信出长全国各大学和重要的学术机构，何炳松就是其中一员。钱国屏：《从建阳到上海》，中共建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暨南大学在建阳》，第31页。在何炳松长校初即兼职暨大、建阳期间曾任教务长的许杰则另有说法。许杰回忆道：“1934年，中国文化界曾经出现了一个《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这个宣言由十位教授签名发表，即所谓‘十大教授宣言’。这十位教授在当时的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同国民党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国共两党之间取中间态度的居多。”“十大教授的宣言，引起国民党二陈势力（CC）的注意，他们采取种种手段笼络十大教授，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十大教授。”“由于经常地发生学生风潮，这个暨南大学的校长，就在不断地换马。而一般的在学术界没有一定的地位，或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政治上也没有后台的人，不够资格担任暨南大学的校长。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十大教授之一的何炳松被CC派看中，担任了暨南大学的校长。当时，何炳松的政治倾向性并不鲜明。”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第256页。许杰接着说，在何炳松踌躇不决的时候，郑振铎支持他当校长，“要他一面同CC发生关系，表面上倾向于CC势力，另一方面，诸如办学方针等学校内部的事务，则由进步的学者们共同协商来管理。这样，何炳松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杜佐周任总务长，郑振铎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其他几位校方负责人也都是由进步人士担任。”
许杰的回忆中虽然没有说明他讲这些话的根据，而且也有一些误记的内容，如本位文化宣言发表时间应是1935年；何炳松出长暨大时郑振铎已离开商务，正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等等，但是他的话基本符合事实。暨大情况的复杂是众所周知的。7月16日——何炳松正式到校视事的当天夜里，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还说：“暨大情形复杂，新校长究竟是否到校，尚未可知，倘到校，那么，西谛（笔者注：郑振铎的号）也是去的。我曾劝他勿往，他不取用此言。”《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846页。何炳松为人谨慎低调，他曾多次为左翼朋友排解危难，却不愿让人知晓，确实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从他的用人习惯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喜欢任用熟人。他在商务时，曾约中学的学生杜佐周共事；此时聘请的任教者也是如此：郑振铎是商务时的同事，张耀翔是北高师的同事，周予同、周谷城是北高师1920届毕业生，戚叔含则是1923届毕业生。其中张耀翔、周谷城等原来就在暨大执教，属于续聘。聘用熟人主要是对他们比较了解，可以各用所长，容易沟通。他的用人原则是能否胜任工作，与所用之人的政治倾向没有什么关系。上述诸人中，除郑振铎是左翼外，其他人政治倾向并不明显，杜佐周更非“进步人士”。
当时，何炳松的挚友金兆梓劝他不要出长暨大，“力陈教育部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与其受制于当局，何不仍留在商务这块园地里，为学术事业而耕耘，假以时日，必然大有作为的”。但何炳松认为培养华侨子弟意义深远，“且当轴促驾甚急，已无时间给他考虑”，并请金兆梓出任教务长。“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而各行其道了”金永礼：《记金华两位史学家》，《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72页。周予同曾说，何炳松是被连拖带拉地坐上校长的位置的，“某些人的计划，原是希望先生接任三个月后掀起另一次学潮，再把先生送回商务，而不料先生一坐坐了十年！先生在某些人的眼里是顺眼而又不顺眼的人物，他们希望您早点走，而又无法使您早点走！”周予同：《哀悼何柏丞先生》，《读书通讯》117期。周予同与何炳松情兼师友，先后在商务、暨大共事近20年，深受何炳松倚重，从何炳松入主暨大直至内撤的6年间，长期担任史地系主任及教务长，深悉其中曲折和难言之隐，他的话应比其他人更为可靠。抗战胜利后，为维系、发展东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何炳松被迅速调离，派到金华去创办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英士大学，说明他与当局并无什么特殊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何炳松是两陈派出之说并不可信。这么讲还有另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当时陈立夫尚未任教育部长，而王世杰又是国民党内政学系的重要成员，不但与两陈并非一系，而且两派素有矛盾。何炳松之所以一再婉拒，究其原因，恐怕是知道学校里派系林立，混乱不堪，担心难以收拾；更何况教育部曾明确告诉他：“给暨南大学一个最后的机会。如果整顿不了，就准备停办。”何炳松：《在民国三十一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纪念周上的报告》，《暨南校刊》建阳版第1期（1943年5月）。如果暨大在自己手中关闭，自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后来，各个方面包括学校所在地的市长都表示支持他出任校长，自然就多了几分整顿成功的把握。
何炳松接任暨大校长后，面临的是多年沿袭的混乱局面，学风不正，派系众多，据当时在暨大任教的程俊英说：“教师中有派别，学生中也有派别。”少数特殊学生无端滋事，根本无视校纪校规。在一次入学考试中，教务长张耀翔发现有人冒名顶替，当即令顶替者退出，未料“邻座有个暨大附中的学生党棍，从腰里拔出手枪，逼耀翔说：如要赶他出去，我就开枪”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松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71页。直到何炳松亲自赶来，才将两人逐出考场。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学风，把暨大办成学术空气浓厚的学校，何炳松本着“力谋全校人事之安定（包括罗致名贤担任讲席及学生管训尽量从严两个方面），力筹各项设备之充实”的宗旨，何炳松：《暨南大学一九三六届毕业同学纪念册弁言》，转引自《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9页。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包括调整学校领导机构成员及公布学校组织大纲，大力选聘优秀师资，整顿校纪，严惩违规学生；同时大力推进学校的硬件建设等等。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有着丰富教育行政经验的教育家，何炳松深知要办好一所学校必须拥有一批名师，还要有一个高效的行政机构。履职之前，他已经开始选聘优秀师资和学校行政机构人员。到校伊始，正值学年末，很多教职员的聘期即将结束，于是重新选聘并很快公布了校院系负责人及首批教职员的名单：大学秘书兼总务长杜佐周，教务长张耀翔，训育主任吴修，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吴泽霖，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理学院院长程瀛章，商学院院长程瑞霖，附中主任黄敬思，实验学校主任董任坚。专任教授有李健吾、方光焘、张世禄、周谷城、陈高、郭一岑、王勤、周予同、周谷城、崔九卿、周宪文等40人，而早年与王淦昌齐名、享有国际盛誉，后因坚持科学精神而被人为封杀，近年重新“发现”而名声大噪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则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就教授的阵容来看，当得起一时之选。当然这与暨大是国立大学，甄选标准比较高，教育部新近又严令聘任教员必须先行报部核准有关。
当时，不少学者通过名人介绍想来校任教，如张元济就曾通过蔡元培向郑振铎介绍了蒋维乔，结果被暨大聘为教授。但也并非人人都能得偿所愿。鲁迅亦曾向郑振铎推荐过台静农。起初鲁迅虽然感到可能会有些困难，但还是比较乐观，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倘能出力，我看他是一定出力的。此次之请教员，其办法异乎寻常，系当由教育部认可，但既由校长推荐，部中大约总是认可的。”结果被告知学校内情况复杂，至少半年内无可设法。尽管他对郑振铎的处境表示谅解，“大约掣肘者多，诸事不能放手去做”；但还是十分不快，在致李霁野函中说：“日前为静兄事向暨南大学有所图，亦不成，中国步步荆棘。”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则已是愤怒了：“向暨大曾一问，亦不成，上海学校，亦不复有干净土。”《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46页，第848—849页。
作为一位多年的北大教师，何炳松对蔡元培兼容并包、民主办校的风格有着亲身体验，内心十分向往。他很快公布了学校组织大纲，设立了学校最高议事机构——校务会议。他指出：“一个大学决非一二个人所能办好，必须群策群力而后可。校务会议就是一种表现群策群力的机关”，“校务会议的性质实为本校一个最高的议事机关，凡本校一切大政方针，都应由本会议决定。”何炳松：《在暨南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上的报告》，《暨南校刊》第147期（1935年10月）。校务会议成员由校长，大学秘书，教务长，总务长，院系负责人，附中及实验学校主任，教授代表杜佐周、张耀翔、郑振铎、程瀛章、程瑞霖等20余人组成，实际上延续了北大教授治校的传统。本着高效精干的原则，何炳松对学校行政机构作了调整，决定原秘书处改称总务处，由总务长负责；大学秘书除负责秘书工作外，还要兼管很多其他工作。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绝大多数不设副校长，大学秘书的职责重大，地位仅次于校长。
为了组建学校行政机构和物色合适的人员，何炳松费了很多心血。除了郑振铎很快辞去燕京大学教职来暨大担任文学院院长外，杜佐周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何炳松约他到暨大共事，担任大学秘书，“最初我以不喜行政工作而坚辞，但他终未允许，且责以师生大义，促速成行”杜佐周：《我与何柏丞先生》，为了此事，竟至“函电迭约，催赴襄助”，杜佐周才应邀而来。张耀翔原来担任教育学系主任，何炳松请他出任教务长，也颇不顺利。他的夫人程俊英回忆道：“耀翔是一位书生，以研究、教学心理学为终生使命，最不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所以当场就表示再让他考虑考虑。这段时间，耀翔思想很矛盾……甚至有两三夜都睡不着觉。何先生了解耀翔不大愿意做这个事，就托耀翔的朋友去劝说，自己又亲自来说服。”在这种情况下，张耀翔才勉强接受任命。从此，他每天忙于教务，早出晚归，再也没有时间做学问了。程俊英说：“当初我对何先生的人事安排意图还不怎么清楚，过后我们才逐渐明白了何先生的办学宗旨，就是要把学术界的一些名流和挚友、故交召集到暨大来，担任学校的台柱以及教师，这样，大家既志同道合，又能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把暨大办好。”程俊英：《我所了解的何炳松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71页。他们在整饬学校秩序，建立良好学风方面做到了雷厉风行，无所顾忌。郑振铎在到任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说：“现在有许多困难尚未过去，因为我们的不敷衍，不联络，处处以同学的学业为前提，竟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暨南校刊》第142期。张耀翔也说：“是抱着改革决心来的……我们肯牺牲，只要对于学校有利益。”《暨南校刊》第143期。
为了尽快改变学校现状，何炳松以会议、座谈、个别交流、信件等各种形式了解情况，仅从当时的校刊记录，就可以看到他经常出席校务会和院、部务会议和教务会议，一度还兼任附中主任。与此同时，作为中华学艺社的理事长，还要经常召开各种会议，磋商、解决各种事务，从接任理事长到抗战爆发，是中华学艺社社务最为繁忙的时期，成就斐然。由于百事缠身，他不得不在“总理纪念周”上对全校学生说，希望对学校有要求的同学找教授、系主任或院长等有关人员，不要直接找校长，以便能节省精力从事规划，集中精力考虑发展大事。这也是各司其职，提高效率的需要。
何炳松十分重视做到上通下达。他以在纪念周作报告、发布告示等形式及时与师生沟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首次开学典礼上，他直截了当地告诫学生：“暨大近年来名誉日堕，吾人亦不能袖手旁观，只加批评，而不负责任……因为要改革，不得不开罪于人，因此近几天还常有种种谣言的发生。”他谆谆教导学生：“现在国势阽危，国难严重，许多人已经无书可读，在国家尚未灭亡之时，我们应如何发奋图强，努力奋斗，以拯救国家，以复兴民族！我们在有书可读之时，应努力读书，不要只在无书可读之时，空自追悔。”何炳松：《在暨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训词》，《暨南校刊》第143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野心日益膨胀，此时正在策划华北自治阴谋，民族危机深重，这番沉痛的语言，对绝大多数学生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撼。暨大迅速走上正轨，与何炳松的循循善诱不无关系。接着，他提出了学生培养的目标是“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毕业后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他还明确了办校的三个方针：学术标准化，即提高程度，课程合理，不因人设课，要为课择人，还要充实图书仪器，提倡研究风气，组织团体研究各种学问；财政合理化，即学校经费要多用于设备，少用于薪俸，奖学金及清寒学生补助金目前也要适度；团体生活纪律化，即教职员忠于职守，不迟到早退，学生恪守校规。他郑重宣布：一切照章办事，不稍姑息，绝无通融余地。
何炳松长校的第一个学期，正值多事之秋。日本积极推进大陆政策，企图通过制造华北自治，将渤海变成其内海，进而鲸吞整个中国；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被刺，流言纷纷；上海方面也频生事端，因一日本兵在虹口被杀，谣言四起，人心浮动，位于江湾地区的学校为避祸而纷纷搬迁。何炳松一方面致信全体教职员，要求保持镇静，为学生做出表率；一方面出布告安定人心。并多次向全校学生作报告，分析形势，要求大家时刻注意国家危难，处处以国家利害为前提。至于学校方面，“如有甚么重要消息，我自然要随时通知大家，绝不能置之不理”《校长报告》，《暨南校刊》第151期（1935年11月）。
由于暨大积弊甚深，何炳松决心用重典治校。在建立制度、健全机构、加强沟通、寻求共识的同时，严厉惩处严重违纪的学生并予公布，以儆效尤。在开学后短短的两个月中，仅见于校刊记录的处分就达5起。对在招生考试中公然以暴力威胁教务长张耀翔的附中教职员谢荫荣等人，不但动用校警当场捕获2人，还通缉逃逸者，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此后，处分类的布告明显减少。迅速平息纷乱，处置得当，显然是吸取了以前治校的教训。应该说，整顿是十分成功的。
在正面引导与严厉惩治并举之下，学校很快面貌一新，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好评。暨大校风变化最显著的表现是在运动场上。暨大的体育运动一直十分出色，在上海以至全国的高校中都十分有名，其中足球和篮球运动尤为突出，历来引为自豪，但也因纪律不好素被诟病。为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设立体育委员会，由校负责人、体育教师、校医等组成；其次，规定体育为必修课，分4学期修完，每期选习4种课程或10项运动，期末须经测验及格，但没有学分；增设体育讲座，邀请参加第7届世运会的国家队运动员和体育专家作系统演讲，增加学生的体育知识，提高兴趣。学校特别重视体育道德的教育，注重健全人格、团结精神的培养，规定选手与普通学生并重。
经过整饬之后，风貌一新。原来运动场上经常出现的磨擦、纠纷消失了，运动成绩则不断提高，足球、篮球等项目仍然保持传统优势。参加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各运动队，暨大有多人入选：国家篮球队4名上海选手中，暨大占了3名；足球队占了4名；田径队占了3名，暨大体育教师沈昆南还是国家田径队的教练。何炳松曾在对全校师生的报告中高兴地说：“沪上各大学的各种运动比赛，本校到处得着胜利，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了，我们全校师生，无不喜愉。而且每次胜利，都是以合理的努力得来，并没有什么不良的举动；这种有良好运动道德所获得的胜利，最有价值。”并宣布准备给予奖励。《校长报告》，《暨南校刊》第157期（1935年12月）。1936年，当时的上海交大校长黎照寰曾撰文评价全国的高校：“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黎照寰：《青年努力新趋势》，《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
加强与各方的联系，协调好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也是急需做的工作之一。暨大原与上海市教育局合办实验学校，在资金方面得到教育局的支持。但何炳松刚接手学校，就收到停止合作的通知。在他的多方努力下，对方终于答应继续合作。
以前暨大毕业生与母校关系不密切，何炳松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他长校之后，“自始即注意于同学现状之调查，及其名录之编印，以为扩大组织互通声气之准备”何炳松：《暨南大学一九三六届毕业同学纪念册弁言》。他对毕业生的重视，给学校带来了不少好处，在抗战中毕业的学生，有些就是通过这些校友才顺利找到工作的。如毛明道1944年在赣州江西盐务管理局负责人事管理工作时，接到何炳松来信，告诉他应届“毕业同学人数不少，而处兹抗战时期，地方沦陷甚多，谋求职业殊非易事，为安排同学们都能就业，心中如焚”，问他能否在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设法介绍工作。“函辞谦切，语气仁慈，使我感受甚深。”结果，在毛明道的积极推荐下，暨大10名学生在经过考试后全部被录取，月薪4000元，到职时还可领取路费，在当时已是不错的待遇了；经何炳松介绍，在1936届校友朱兆秀的帮助下，其他3名学生也被赣州税务局顺利录用，此后又有两届毕业生进入。事后，何炳松还专门致函毛明道和赣州税务局的朱兆秀表示感谢，并要求他们引导这些新参加工作的同学“从艰苦的环境中走上康庄大道”毛明道：《回忆何校长二事》，《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44页；沈宝书：《怀念何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09页。
其实，何炳松在帮助学生和推荐就职方面历来不遗余力。毕业于1937年的毛明道本人也曾被何炳松和郑振铎向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保荐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任中华中学校长，只是因抗战爆发而未能成行。1989年，华东化工学院教授汪巩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最难忘的，是我在大三时，曾为《徽州日报》主编《科学丛谈》副刊，何校长为我亲笔书写刊头，以资鼓励支持。毕业后又由程瀛章先生请何校长书函介见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先生，推荐去浙江省工业改进所工作，栽培提携，至深铭感。”汪巩：《忆真如时期的暨大》，《何炳松纪念文集》，第473页。
一个学校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一流专家，于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请名家来校讲学就成为最好的补充办法。何炳松的做法有三个特点：首先，邀请的学者只重学问，不论政治倾向；其次，讲课内容多样，除学术外，还包括师生迫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再次，不拘形式，即除了传统的专门讲座外，还利用其他机会。例如，当时规定学校每个星期要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读孙中山“遗教”，演讲三民主义。由于内容枯燥，遂流于形式，师生们对此都很厌烦。何炳松上任后，在第一次纪念周上就宣布，以后的纪念周准备请名流学者“举行普通讲演”，假如请不到适当的人时，就请本校教授讲演；而学生中的“各种研究学术团体应另行敦请各种学术专家分别讲演”，《校长报告》，《暨南校刊》第144期（1935年9月），第150期（1935年11月）。学校对这些团体予以资助。仅见之于记载的讲演者就有马宗荣、章乃器、江问渔、马君武等人，讲题有“白银国有问题”、“自救救国”等。何炳松就江问渔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贡献向师生们专门作了介绍。他说，战争期间救济战区人民、援助前线战士的机关只有两个，就是青年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青年会雇用汽车把战区人民从炮火下救出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则将各方的援助物资设法送到前线，“这种艰辛的爱国工作，没有人不钦佩，但是我们在报纸上不曾见这种记载，口头上也未曾听着这种事情，这就是江先生和他的同志不事声张，埋头苦干的原故”《校长报告》，《暨南校刊》第154期（1935年12月）。
为了使学生对国难深重的形势有清晰的了解，1936年2月起，增设“中国现代问题讲座”课程。讲座共20次，每周2次，每次2小时，由校内外专家讲授。除了何炳松自己讲“引言”、“中国的出路”外，其他演讲者及题目有：竺可桢“中国的地理环境”、周谷城“中国民族的发展”、郑振铎“中国文化鸟瞰”、周予同“鸦片战争后的国势”、钱亦石“日本的大陆政策”、吴泽霖“人口问题”、张心一“农业问题”、程海峰“劳工问题”、刘振东“中国战时经济政策”、程瑞霖“国际贸易问题”、陈湘涛“交通运输与国防计划”、张其昀“国防问题”、程寰西“军事化学及重工业问题”、吴颂皋“外交问题”、董任坚“中国教育的改造”、张耀翔“军事心理”、杜佐周“目前中国教育应有之动向”、陈礼江“民众教育与民族复兴”等。这些讲题均关系国计民生，与现实紧密联系，有的更是与战争息息相关。嗣后，这些专题讲座经记录整理，在主讲者审阅后，即由学校出版课出版，除发给学生外，还向社会发行，竺可桢、张其昀、陈湘涛、刘振东、陈礼江、程海峰等人的讲稿就曾公开发行。
何炳松明确地告诉学生，这是一种“特殊学程，特别注意中国的出路的讨论”，一、四两个年级必须选修，二、三年级如时间许可，也可选修。“俟在校的各级同学都习过以后，再把此项学程专备一年级的同学选习”《校长报告》，《暨南校刊》第155期（1935年12月）。作为一位有深邃眼光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极力想将学生培养成为时刻关心民族前途的热血青年。中国现代问题讲座在社会上反映良好，《申报》还专门做过报道。《申报》刊登的讲座题目名称和正式讲题略有不同，如张其昀“国防问题”为“中国国势鸟瞰”，陈湘涛“交通问题”为“交通运输与国防计划”等等，这是因为报纸的新闻稿行文必须简洁，并非讲座内容改变。
暨大的特色是华侨研究，改为大学之初，就明文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与大学部、中学部鼎足而立。暨大与其他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这个专门研究南洋华侨问题的机构。根据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组织条例，设立委员会总揽部务，黄建中、夏尊、徐中舒等17人担任过委员。初设教育、调查、指导、宣传、编译五股，后来继有调整，改为文化、教育两股和编译委员会；事物、编译两股，等等。先后担任过部主任的有刘士木、丘汉平、吴泽霖、俞君适等人。部名和行政机构也迭有变化。1928年10月的部务会议决定，改为部主任制，名称改为“南洋文化事业部”；1930年9月，又改称“南洋及美洲文化事业部”，但因经费和人员的限制，研究范围并未相应地扩展到美洲；一·二八事变后，与南洋商业调查部合并为“南洋委员会”，战争结束后恢复原名；后因认为华侨研究不应限于南洋、美洲两地，名不副实，于1934年改称“海外文化事业部”；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建制，经教育部同意，缩小规模，改称“南洋研究馆”，直至抗战胜利。
何炳松长校后，对南洋研究工作尤为重视，根据实际情况对海外文化事业部的机构、人员作出了重大调整，并充实了研究内容。聘吴泽霖、俞君适为正副主任，下设研究、调查、编辑3股，原来的研究人员都没有留任，新聘朱伟文、邱致中、苏鸿宾等为研究员，其中7人是本校毕业生。重新分配研究范围，“将华侨问题分为政治、经济、史地、教育、侨务、物产及人种风俗等种类，更将华侨居留地分为若干地带，以类别为经，以地别为纬，由部中同人按照各人的专长，负责研究”《暨南校史》，暨南大学1986年版，第68页。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1.海外各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制、教育、宗教等；2.华侨的历史及其经济、教育、社会各种事业之发展问题；3.国内与海外侨胞有关之各种问题；4.调查侨居地概况，以及征集海外文献、编辑杂志和丛书、绘制图表等等。马兴中：《何炳松对华侨教育事业的贡献》，《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88页。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后，即有出版定期刊物和相关书籍的计划。主要是编印《南洋研究》和《中南情报》，前者是双月刊，以刊登长篇的研究性论文为主；后者是半月刊，偏重于消息报道。两刊的内容“除介绍南洋美洲及其他各地之种种消息，及讨论关于华侨之一切问题外，并注意国内与侨胞有关之各种事业，作精密翔实之调查与研究，俾海外侨胞明了国内情势，同时并引起国人注意华侨与海外之问题”《国立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概览》，1936年。后来由于暨大印务组业务繁忙，杂志经常不能按时出版，部务会议决定将两刊合并，《中南情报》停刊，《南洋研究》改为月刊，另外每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出版“海外侨讯”、在厦门《江声日报》上出版“中南周刊”专栏。这样，既有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侨务信息的及时报道，又避免了因印刷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延期，而且影响也远远大于自办刊物。到抗战前的1936年，“海外侨讯”已出版20期，“中南周刊”已出版9期，《南洋研究》更是出至第5卷第6期。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制订的出版丛书计划规定，本部的研究员每人每年必须编撰其中的一种，题目任选，这个计划多年来得到坚持。到1936年，已出版有关书籍23种，正在印刷或编撰中的12种，计有《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荷属东印度地名字典》、《日本委任统治岛的社会组织》等著述；关于南洋问题的最多，有《南洋各国史》、《南洋华侨史》、《南洋都市社会论》、《南洋物产概况》、《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等，涉及各地的历史、地理、经济、教育、城市、物产、民生、人物，内容广泛，可谓洋洋大观。著作最多者为刘士木，其次为李长傅、苏鸿宾、钱鹤等人。
早在南京办学期间，暨南学校就设立过“南洋陈列室”，将侨生归国就学带来的居住地土特产、风俗用品、历史文物等收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关于南洋历史文化的小博物馆，后来因为管理不善，藏品散失，最终不复存在。何炳松长校后，开始规划设立南洋博物馆，为此还派人赴南洋各地收集各种标本，绘制各种图表，以供展出。同时着手筹备设立“南洋文库”，托牛津大学的朋友在英国各图书馆中代为收集关于南洋的书目，暨大图书馆主任林仲达据以编成西文的南洋图书目录，包括英德荷法等语种的所有书籍；郑振铎则编写了中国人所著南洋书籍的目录；日文的有关著作也已着手调查。这样，整理所有关于南洋研究的中西文书目就具备了基础。并据书目购买了部分书籍，其中中文书籍350多种，外文书籍170多种，海外华侨报纸20多种；还将历年积存的裁剪报纸等资料细加分类。这样，南洋文库就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此外，为了积极推进南洋问题的研究，何炳松决定从1937年新学期开始，聘请若干有研究兴趣的教授来校指导，以提起全校学生研究南洋问题的兴趣，经常发表研究心得，使暨大成为一个真正研究南洋问题的机关。何炳松：《在暨南大学校庆纪念会暨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报告》，《暨南校刊》第214期（1937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概览》，1936年。
在内部基本稳定后，立即着手向海外的发展。为了了解南洋和其他各地的华侨学校，暨大长期实行通讯调查的办法，或直接寄发表格给各华侨学校，或寄给领事馆及当地的中华商会代为分发。由于寄还者不多，就改为聘请驻外通讯员，并每年派人到海外实地考察。例如，1936年5月，派海外文化事业部副主任俞君适赴南洋各地调查暨大毕业生情况和华侨教育情况，访问侨生家庭及招生等。又派周宪文、郑振铎等人到香港处理校务和招生。为吸引侨生，先后推出了一些优待措施。如设立大中学部免费及公费名额，侨生到国内参加入学考试，住学校招待所两个月只收3元杂费，等等。此外，还开展多种与华侨有关的实际工作，如接受各地咨询和委托；指导海外侨生回国升学；招待回国考察的侨胞等等。还准备编纂华侨学校教科书，设立华侨问题函授部等。
在何炳松的积极倡导下，来访的华侨团体日渐增多，接待工作也因此繁重。1935年10月，南洋巨商胡文虎率百余名华侨选手回国参加第6届全国运动会，暨大特地在大礼堂集中全体大中学生为他们举行欢迎会，何炳松还亲自在校刊上撰写了《欢迎胡文虎先生及马华选手归国参加全运会辞》。他回顾了我国体育的今昔，对华侨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以前我国士人深居简出，故体格孱弱，民国以来，虽有进步，但与西人相差尚远。而“侨胞素与西人密迩，观摩攻错，讲习有方，各类球艺，向多杰出之人才，其所贡献于体育界者，固为国人所津津乐道者矣”。正因为国人参加体育运动时间较短，所以还未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比赛场中，纠纷时见，竞争剧烈，斗殴频闻”，希望能以华侨选手为表率，体会运动之真精神，行雍容礼让之风。他指出，运动有二要义：锻炼刚健之体格，讲习慕而有礼、勇而有文之精神。《暨南校刊》第145期（1935年10月）。
1936年5月，何炳松接待了暹罗（今泰国）中华总商会中华中学祖国观光团，并亲自向客人介绍经过淞沪抗战破坏后学校的恢复和发展情况，观光团则介绍了暹罗华侨的教育状况。11月，在接待新加坡华侨俭德会会长兼启发学校、中华公学等校校长黄子玉时，何炳松在介绍了暨大近年来的改革情况后，恳切地希望毕业同学能与母校有切实的联系。黄子玉表示，回去以后，将联系海外毕业同学，共同促进母校正在建设的体育馆、图书馆、南洋博物馆等计划的实现。1937年4、5月间，他又连续出席了暨大与华侨互济社联合宴请爪哇华侨青年祖国团及华侨教育考察团等一系列的活动。
由于暨大声誉日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来由侨务委员会主办的侨民教育师资训练班改由暨大经办，由教育部划拨所需开办经费。后来虽因教育部财政困难而未拨款，但何炳松仍决定用校款开办。这些师资是为南洋地区各华文学校培训的，事关暨大的声誉和将来向海外的发展。因此，何炳松极为重视，指示负责此事的海外文化事业部草拟了一年学制的详细计划。招生对象必须高中毕业，在侨民学校服务一年以上。学员分文、理两组，除专业课外，还设置了不少公共课，如教育概论、现代教育思潮、教育心理、学校行政、各科教学法、教育测验与统计等，由相关专家张耀翔、周予同、章益、李长傅、俞君适等授课，何炳松还亲自讲授了“华侨教育”。这一计划，后来刊登于《南洋研究》和《暨大校刊》上，以广为宣传。1936年9月，首届侨师班正式开学。招收学员40名，全部为侨生，来自暹罗、新加坡、巴达维亚、北婆罗洲、西贡、菲律宾等南洋各地。
在教学之外，学校还在假期组织这些学员到祖国的西北地区参观访问。他们不但观摩了大量的人文古迹，还特地到傅作义的驻地慰问英勇抗战的将士——当时，傅作义部刚刚取得了抗击日伪军、收复百灵庙的胜利。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日本的侵略，学员们感到了极大震撼，更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一年后，所有的学员均顺利毕业。侨师班效果良好，原打算继续开办，可惜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办。
在注重“软件建设”——聘请名家来校任教的同时，何炳松还花了大力气建设硬件，改善师生的工作和学习条件，1936年8月11日的《申报》还专门作了报道。1937年6月，何炳松在校庆暨毕业典礼上高兴地回顾了两年来的建设情况，列举了不少成绩，并谈了将来的规划。暨大校舍及相关的办学条件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例如，原来的校门狭小破旧，经过改建，面貌一新；校门前的木桥也改建成钢筋水泥的大桥，与新校门相得益彰，气势宏伟。又建造教务处及各学院院长联合办公室，以提高办事效率。原来的印刷机器陈旧，速度慢，印刷质量差，出版课因此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当年《中南情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停刊的。此时也进行了更新，新机器不但印刷速度快，而且印件清晰；还新建了理学院工场。此外，附中和实验学校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新建了附中图书室和实验学校校舍。另外，由于学校在郊区，而很多教师住在市区，路途遥远，而沪宁火车又不时误点，感觉十分不便。为解决交通问题，学校曾用校车接送教职员，但因汽油昂贵，学校不堪重负，校车一度停开，教师叫苦不迭。这时改用比较节省的国货木炭汽车，才解决了这个困难。
由于校舍的新建和师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暨大的用电量和用水量也随之大增，尤其是电力不足问题长期困扰学校，制约了进一步的发展。何炳松长校后，很快就更换了自备的旧电机，加大电机的容量。但是，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新电机很不稳定，以致经常断电。无奈之下，只得改由真如电厂供电。而真如电厂地处郊区，原有的电机功率也不够大，必须改装大机。事情虽然几经波折，但最后还是在第一学期之内就得以圆满解决。这类事情的解决速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迅速的。另外还更换了自来水的汲水马达，改造了蓄水池，大大增加了出水量。类似这样的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的事情还做了不少：两年中，图书仪器得到了充实，图书册数的增加量等于过去20余年的总量（一·二八事变损失后从未补充）；增建了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1937年6月，新体育馆奠基。然而，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淞沪战争中，暨大各种建筑几乎全部被毁，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星散，有关南洋问题的中西文目录也下落不明，辛辛苦苦的积累烟消云散，何炳松的精心规划尽付东流！
何炳松深知贫困学生的疾苦，并努力设法解决。当年的暨大学生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很多人还难抑感激之情。在就职后的第一次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学生普遍关心的补助金和奖学金问题，公开学校的收支情况，让大家了解财政的窘况，并承诺“以后经费如有余裕，如奖学金及清寒学生补助金等等，有利于同学的措施将尽量举办”何炳松：《在暨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何炳松没有食言，尽管上任后在基建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仍设法在第一学期末就拟定了清寒学生补助金条例和论文奖金条例，而且名额超过了其他学校。
尽管当时国势飘摇，人心浮动，但何炳松仍坚持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努力，暨大很快面貌一新，各学院办学均具有自己的特色，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一学年，文学院在一般高校课程基础上，增设华侨高等教育、南洋各地语言文字与历史地理课程。在初步成功的基础上，第二学年开始注意充实各课程内容，以及购买图书仪器。中文系购买了《四部丛刊》和各时代的总集、重要人物的文集、词话；外语系除了各国语言文字的基本书籍外，购买了很多外国文学名著；教育系收购了李石岑生前的全部藏书，并广泛购置各地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和外国教育名著；史地系在收集有关南洋史地书籍的基础上设立了南洋史地图书室。
在学院层面上，成立由何炳松、郑振铎、周予同、陈高、周谷城等人组成的《中国通史》编纂委员会，以加强教材建设。后来周谷城编撰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油印后作为教材，后由开明书店出版。两书得到史学界的好评，并被不少大学用作教材，一版再版。
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成立了基本国文教学改进委员会、基本英文教学改进委员会和第二外语教学改进委员会。学院还创办了3种学术刊物：《文史季刊》、《地理资料》、《中国戏剧》，刊登师生的论文，介绍有关的书目和参考资料。学院还继承了学生到外地尤其是边疆地区考察的好传统，组织应届毕业生到华南包括香港考察。
商学院的重点是使课程合理化，要求教师多住校，以加强对学生的课外辅导。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利用假期让学生到公司和银行实习和调查，提高工作能力；创办《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季刊》，鼓励学生投稿，培养研究能力。
理学院以适应救亡为急务，尽量加设应用课程，开设金工实习场和军用化学班，据汪巩说，化学系还在院长程瀛章的亲自带领下参观中央造币厂、天厨味精厂，做到理论结合实践。为了充实资料，还商请教师将私人藏书存放在阅览室，供学生研究之用。
1936年，校级学术刊物《暨南学报》创刊，由开明书店出版。何炳松撰写了《发刊词》。他指出，“国立大学的使命在于培植专门人才和研究高深学术”，而大学教授的工作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面以讲学指导青年，一面以著作贡献社会”，刊行学报的目的，就在于使教授们有发表研究心得的机会。希望全体教授站在纯粹学术的立场，经常发表心得，充分发挥学术救国的精神。《暨南学报》第1卷第1号（1936年2月）。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长篇论文《我国史前史的轮廓》，这是他的最后一篇纯学术论文，写成于公务极其繁忙之时。
对待学生运动
暨大历任校长最感到头痛的问题是此起彼伏的学潮，而且暨大的学生运动在上海高校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早在20世纪20年代，暨大学生就“隐然代替上海大学在做盟主”曹聚仁：《暨南的故事》（下），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年，郑洪年、沈鹏飞的去职均与学潮有关。
自1923年恽代英在暨南学堂建立共产党支部后，左派学生运动一直十分活跃。早期有驱逐搞男女生分隔管理的女子部主任章程以等学潮，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很多暨南学堂的学生积极参加北伐，不少人在战争中或四·一二事变中牺牲，郭儒灏：《恽代英同志在暨南的革命活动》，《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5—9页。其他派别包括国民党等右翼学生的活动也很频繁。
何炳松出长暨大以后，学潮频仍的情况一如既往。由于学潮发生的原因不同，发起者的政治倾向各异，因此如何分别情况引导或消弭，困难重重。对明显属于无理取闹的学生，何炳松毫不宽恕，如上文提到的严厉惩处便是，但对于爱国学生运动，更多的是做很多正面的引导工作。例如，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示威游行，数千名大中学生到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领土破裂；要求公开中日外交，反对秘密外交；反对组织“防共委员会”及一切卖国组织，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等要求。一二·九运动很快在上海引起强烈反响。
面对爱国学生运动，何炳松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从内心说，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怀有强烈的同情；但是作为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又要执行政府主管部门的指示，不希望出现游行或罢课等情况。为了防止局面失控，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在苦口婆心劝说的同时，先后公布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责成各校校长劝阻学生游行的电令和教育部关于处理学生运动的密电。与此同时，他还以各种形式表明自己的爱国态度。
据《申报》报道，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仅数天，何炳松就与上海各大学的校长翁之龙、李登辉、刘湛恩等十余人一起会见市长吴铁城，代表上海教育界陈述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的意见，要求政府保持行政统一、领土完整，开放言论自由，外交公开。吴铁城表示将向中央转达他们的意见，还就华北问题作了说明，认为政府奉行的政策与他们的希望毫无二致。会见中，何炳松和著名爱国人士、后来被日伪暗杀的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人先后发言，与吴铁城交换了意见。《申报》1935年12月15日第9版。即使从公开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何炳松等人的主张与北平学生提出的要求在内容上完全一致，只是更加策略而已。在最高当局公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他还以暨大全体教职员的名义就华北问题致电宋哲元、商震、韩复榘、蒋梦麟等人，对日本鲸吞华北的阴谋深表忧虑，勉励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效命国家，充当抗日先驱。对于学生的爱国要求，何炳松尽可能地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给予满足。例如，暨大学生向校方提出召开全校大会，并发表爱国宣言的要求，他很快就答复同意，并在校长布告中表明了态度：“诚以青年爱国，不应后人”，愿意在一定的范围内与学生共同行动，但要求他们千万不要任意参加游行。何炳松的言行，拉近了他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尽管如此，由于政府对日态度暧昧，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最终爆发了全市学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及其后的赴南京请愿运动。
12月19日，复旦、持志、上海法学院的学生率先在闸北地区示威，当天下午，暨大学生在学校大礼堂集合后，前往江湾上海市政府请愿。有意思的是，发起请愿运动的是有政府背景的右翼学生。据多名亲历者回忆，这些学生在当局策划下，组织并操纵游行。他们规定的游行路线是人迹稀少的野外公路，被讽刺为“向空虚示威，向黑夜呼喊”。在来回折腾、走了一个通宵后，于次日凌晨4点多才到达复旦大学。这时，“在黑暗中走了一整夜的疲乏队伍已所剩无几了”，学生们“脚痛得再也站立不起。隆冬天气，寒冷逼人，腹中又饥饿，真是饥寒交迫，难以忍熬”。稍作休息后，他们又与各大学学生数千人一起向市政府进发。在学生们长时间的示威下，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接见了学生并表示同意抗日。胡夏青：《一二·九运动在上海》；蔡其矫：《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暨大附中》；唐蕙：《“一二·九”的前后》，均见《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事后，何炳松对学生们通宵露宿请愿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但希望他们以后能照常上课，做到读书、救国两不误。他在肯定学生们举行的会议和游行是爱国运动之后，表露了自己的两难立场：“同学们自动开会及游行，致使学校失去常态，我站在学校当局的立场上说，是不赞成的；但是纯粹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对于诸位在天寒地冻之中，通宵露宿，步行近百里，远赴市府请愿。此种爱国热诚，为从来所未有，觉得是本校一种很光荣的记录。”他恳切地要求学生“适可而止”，尤其是不要模仿天津、杭州的学生去南京请愿。
虽然校方极力劝阻，仍未能阻止学运的继续发展。24日，部分暨大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赴南京请愿。几经周折，由上海交大学生自己驾驶火车开往南京，但在无锡因当局的拦截而滞留。何炳松闻讯后，派训导长吴修等人用专车将学生接回了学校，旋即上海市政府就宣布了戒严令，学校也因此提前放假。应该说，作为校长，何炳松对学生还是十分爱护的。在学生即将赴南京前曾发布紧急布告，通告上海市政府为应对大请愿，已决定戒严，并欲以武力制止。他直言，作为校长，“对同学安全负有全责……万一发生意外事故，又将何以善其后，本校长不胜焦虑”。在学生被困无锡之后，再次表示对学生爱国运动“始终以同情态度恳切劝导”。均见何炳松：《校长报告》，《暨南校刊》第157期（1936年1月）。据参加请愿的学生回忆，回校后，他们得知安全受到威胁，曾要求校长保护，何炳松遂亲笔写了告示张贴，这些学生才没有遭到迫害。唐蕙：《“一二·九”的前后》。
1935年底的学生运动，因提前放假和行政院长蒋介石同意会见全国大中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而告平息。暨大学生赴京代表为李庆镡、平祖源、黄德官3人。在会见中，胡适、张伯苓等人陈述了各地教育界对国难和学生爱国运动的意见，各地代表还提出了数十份书面意见，暨大学生代表递交了全体学生意见书。最后，蒋介石发表了讲话，表示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为维持国家生命计，不得已时不惜作最后牺牲。在会见期间，教育部也组织校长谈话会，校长们对国难时期的教育方案提出了很多非常具体的建议。
暨大的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成立较早。它的妇女救国会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参加了，是上海妇救会的重要支柱；它的学生救国会是上海大学联的常委，因此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1936年8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日，11月取得收复百灵庙的胜利。捷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发起援绥运动。在暨大中共地下党支部的组织下，由人际关系良好的学生救国会理事陈毅乔（即李冰洁）出面，号召为傅作义部队募捐。何炳松和全校师生慷慨解囊，捐款很快超过1000多元，学生们利用寒假缝制了500件丝绵背心慰问前线将士。此后，又为东北义勇军劝募寒衣，发起“一日一枚”募捐活动。“我们几个女同学每天一早拿了一个铁筒先到校长处，再到教务长处收取一枚铜板。以后就转到各个教授以及所有的职员处去向他们劝募。每天工作结果总是将铁筒装得满满的”唐蕙：《“一二·九”的前后》。他们用这些钱购买材料，缝制棉衣送往东北。在棉衣送出之前，何炳松还和暨大救国会的成员们合影留念，以示鼓励。此外，学校也组织了航空救国募捐等多项活动，师生们积极响应，纷纷解囊。
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虽然形势扰攘，但是暨大仍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面对不断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何炳松和当时很多校长一样，以同情的态度履行着校长必须履行的职责，同时尽可能地保护学生的安全，并未完全听命于政府，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孤岛办学
1937年年中，由于日本加紧推进大陆政策，局势岌岌可危，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召开全国专科以上校长、教授谈话会。上海被邀参加者约50余人，分三批参加，何炳松和黄炎培等人为第一批。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国驻军奋起抗击，抗日战争爆发。由于事出突然，人们对抗战已经开始尚未认识或认识不足，政府工作并未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既定的会议也照常进行。当月11日夜，何炳松与徐诵明、胡健中等人前往庐山开会。16日上午，庐山谈话会在牯岭图书馆举行，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冯玉祥及文化界代表胡适、竺可桢等158人出席，汪精卫主持会议并致辞，张群作了报告。
庐山谈话会的特点是不采取会议形式，参加者对各个问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会议又分为共同会议和分组会议两个议程。共同谈话会原来准备开5天，后因局势紧张，仅开了两天就匆匆结束。张君劢、王云五、张寿镛、曾琦、江问渔、胡适、林宰平、马君武等在会上发表了意见。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报告，阐明了中国对日本的原则立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第3版。这就是著名的“庐山谈话”，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第一次对日本公开的强硬表态。
在嗣后进行的分组会议上，出席教育组谈话会的江问渔、朱经农、陶希圣、刘湛恩、吴贻芳、高君珊、傅斯年、邵鹤亭、廖世承、胡适等人先后发言，会上还发生了争论。据《胡适的日记》记载，会上谈的是教育，胡适最后发言，“说完之后，有妄人刘振东立起大驳我，大众都嗤之”。庐山谈话会原拟举行多次，但因战争原因，7月下旬举行了第二期谈话会后，第三期暂缓举行。《中央日报》1937年7月29日第4版。后来，随着抗战的深入，一切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了战争上来，谈话会再也没有举行。
庐山谈话会使何炳松对形势以及最高当局的态度有了深刻的了解，知道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必定旷日持久，他已经在考虑应变措施。此后他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都证明了判断的正确并行之有效，这是他为战时东南地区高等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基础。20日谈话会结束后，何炳松立即从庐山返回上海，途经金华时，他顺道探望了家人，并会晤了新任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督察专员的阮毅成，对长期抗战国策决定后，应该如何动员应变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
回到上海后，何炳松积极进行应变的准备，并租借了位于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的比德小学为暨大临时办公处。鉴于形势严峻，他于8月11日率领学生先行迁入；同时，派人将学校的关防、印信、文件档案、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转移到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上的中华学艺社大楼里。过了两天，全体学生又转移到中华学艺社暂避，当时，男同学在3楼礼堂打地铺，女同学则在2楼打地铺，“数十人紧挤斗室，睡地板，吃馒头”，一时十分艰苦。《“八一三”以来流亡似的黉舍》，《国立暨南大学廿八年度（1939）毕业纪念刊》。关于暨大撤出真如校舍的情况，数十年后一些当时的师生曾忆及，但多数人未提具体过程，如高宗靖、褚绍唐、汪巩等。张弘在《战斗的青春》中说：“八一三沪战爆发，真如毗邻火线，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为何炳松校长又是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就把图书仪器转移到旧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去；随后，留在学校里的同学包括我们一些家在国外的侨生也不得不迁居到中华学艺社去住”；当时从越南回国就读的暨大附中学生、建国后任职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林修德1987年在函中说：“当时何校长首先将该校的归国华侨学生送到上海法租界”，则迁往法租界的主要是住校学生，而最先去比德小学的或许是只招侨生的暨大附中学生和暨大的侨生。这一天，八一三事变发生——日军进攻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抗战全面爆发。战争的进程很快，到11月12日，历时3个月的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日军攻占了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上海所有的华界地区。在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下，租界如同孤悬的小岛，因此被称为“孤岛”。
由于日本一时还不敢公然对美英下手，孤岛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在这块弹丸之地上，聚集了大量难民和各式机构。各类学校也纷纷迁入，仅大学就有本地的复旦、交通、暨南、大夏、同济、震旦、大同、沪江、光华、圣约翰、持志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中法工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正风文学院（前身为诚明文学院）、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及上海药专、上海音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东亚体专、纺织工专、吴淞商船、立信会计等等，加上从外地迁来的原设于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部分院系，总数竟达30多所！
此后5年多时间里，暨大开始了从真如到租界，从上海到内地的“大小三迁”。所谓“小三迁”，指学校因校舍狭窄或外界的压力，被迫先后迁到公共租界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侨光中学、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东段）四合里、公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上课；“大三迁”指从真如到租界，从上海到江西，从上海到福建的迁徙。在那个困难时期，何炳松为学校的生存四处奔走，席不暇暖，甚至旧疾复发。
10月1日，暨大借用侨光中学上课，由于不敷使用，同时借用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上的新寰中学和位于公共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384号的暨大附中等处分散上课，十分不便。1938年4月1日，迁往陶尔斐斯路四合里38号，租借了三上三下的旧式楼房上课，学生们总算集中在了一起。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又因学生宣传抗日而被迫迁徙。
在租界里，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仍在进行。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他们经常上街贴标语，演讲抗日。在因此被巡捕房关押时，他们还大声抗议并大唱救亡歌曲，“好些东北巡捕流下泪来，苦苦要求我们不要闹了，怕闹凶了对我们双方不利，主要怕我们被引渡给日军。”陈作伟：《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暨南的爱国活动》，《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60页。当年秋季，又有一位姓张的学生出面号召抗日献金，并四处张贴反日标语。“献金的那天，群情踊跃，有的女同学还亲自把金项链和钻戒脱下来，奉献给抗日的将士们。”钱今昔：《创业的先驱——忆何炳松校长》，《何炳松纪念文集》，第476页。献金活动触怒了日寇，法租界当局屈服于日本政府的压力，9月19日，以涉及政治为由，禁止华人在租界内办国立大学、讲授华语课程，下令暨大限期迁出。《教育通讯》第1卷第29期以《暨大被迫停课》为题作过简短报道：“暨大战后迁入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吕班路口新址上课，近突被当局干涉，被迫停课，校长何炳松曾访法大使诺齐亚未得结果，将另觅校址复课。”于是，学校不得不在10月1日从法租界迁出，暂借福煦路暨大附中校舍上课，后又增借新寰中学校舍等处分散上课。半个月后，借期届满，再次搬迁，借赫德路（今常德路）立德中学上课。短短的一个月中两次迁移，上课时间也改为下午和晚上，师生均被折腾得苦不堪言。
后来，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副总办何德奎的帮助下，租得康脑脱路528号为校舍，于11月10日迁入。又在对面租用一座3层洋房，用作餐厅、图书馆、诊疗室和实验室；在附近租用3座楼房作学生宿舍，侨生、男生、女生各占1座。从这时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的3年多时间里，除了因修缮校舍临时借用南阳路滨海中学上课两个多月外，暨大一直在这里上课，教学和生活都恢复了正常。《国立暨南大学二十八年度毕业纪念刊》，《暨南校史》第80—82页。实验设备也全部搬入新校舍，只不过扔掉了几个空大橱。
暂时安定后，各种学生社团又开始活跃，举办演讲、辩论活动，筹备话剧和京剧演出，还经常参加篮球、排球等比赛。教育系学生则借吕班路小学办了一所义务夜校，专门招收失学儿童，来上课的学生非常多。
在孤岛办学，条件远不如前。最大的变化是，进入孤岛以后，学生和教师的人数都大大减少。学生人数从1939年的400余人减少到1941年的约200人，包括因各种原因在暨大借读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教师人数减为七八十人，专任教授三四十人。何炳松根据战时情况，及时调整了原有院系和教学体制。首先缩小规模，文学院设中文、外语、史地、教育4个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2个系，商学院设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3个系；海外文化事业部改组为南洋研究馆。
其次，在经济上帮助学生，以免辍学。上海沦陷后，侨生经济来源一时断绝，国内学生也普遍发生困难。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学校设立了奖学金、公免费和贷金等，学生可根据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等条件申请。对家在战区的学生全部免收学费，其中经济困难者还可申请贷金。据当时从越南回国就读的暨大附中学生林修德说：“战争爆发后，华侨学生国外家庭汇款被断绝。何校长对国外家庭汇款断绝的华侨学生，每人都发给生活费，一直到家庭汇款恢复才停止。”在遭遇猝变的情况下，暨大对学生尤其是侨生生活的照顾是很周到的。
由于环境险恶，人心浮动，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采取了导师制。即将全校学生按院系分成若干组，每组10人，配备导师指导。导师不但指导学业，还要关心生活。导师制不但提高了教学效果，也密切了师生关系，还有利于安全。
租界办学困难重重，与教育部联系不便、校舍逼仄等都是学生大量减少的原因。为了扩大学生的来源，暨大在招生上费尽心思。除了大陆和南洋外，还派专人到香港招生，与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面洽有关事宜。郑振铎在《蛰居散记·汉奸是怎样造成的》一文中就提到过为暨大招生事在香港住了近一个月。有时，还要派专人到重庆接洽校务，周宪文在《陆费伯鸿先生年谱》中，曾提及他在香港时接到何炳松要他去重庆代为联系校务，因而婉拒中华书局邀约之事。何炳松自己也曾亲赴重庆述职。据金兆梓《何炳松传》记载，1939年何炳松取道香港飞赴重庆时，蒋介石闻讯大喜，“召君垂询上海情形甚切，君因详为陈述，并力陈上海终为东南人文荟萃之区，非至最后关头绝不可轻言放弃。”他的意见被最高当局所接受，嗣后并成为东南地区教育文化界的实际负责人：“君归后，教育部因特指令其经营上海各国立大学及各特种文化教育机关之临时经费事宜，政府于是时盖一以东南教育文化事宜责之君矣。”
这时的暨大教师人数虽少，却名流荟萃。在孤岛时期先后任教务长的有李熙谋、程瑞霖、周予同、孙怀仁，训导长吴修，大学秘书兼总务长杜佐周，文学院长郑振铎，理学院长程瀛章、王子瑜，商学院长程瑞霖、吴干、钱素君、周宪文及各系主任戚叔含、陈麟瑞、张耀翔、卢怀道等。除了这些兼任行政职务者外，还有郭绍虞、武育、郭一岑、张素民、王统照、方光焘、傅东华、孙大雨、孙贵定、周煦良、陈逵、曹未风、李健吾、刘大杰、张天翼、钱钟书、吴文祺、胡愈之、江之永、钱亦石、褚风仪、陈钟凡、张世禄、张栗原、左任侠、吴泽霖、楚图南等教师。这些学者言传身教，讲学风气浓烈，如郑振铎、周予同、周谷城分别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汉代经学、中国通史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为了弥补专任教师的不足，何炳松还设法聘请当时滞留上海的一些专家学者兼职暨大，如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等人，在南洋书局编译所工作的暨大毕业生陈育崧也被聘任职南洋研究馆。
尽管处于战时，但暨大的学术研究工作没有停顿。1939年，作为《国立暨南大学丛书》的第一部，由史地系教授陈高主编、学生8人参编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10巨册经过4年的辛勤工作终于出版。该书利用了二十五史、历代政书、实录及类书100多种。将秦朝至清朝近2000年间的天灾人祸分成水灾、旱灾、内乱、外患等6部分，以年表形式记录下来，翻检十分方便。此书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后来被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列入参考书目。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南洋华侨史》等30余种。此外，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和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也相继问世。
抗战的前几年，日军连续攻陷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地，直指西南地区，气焰十分嚣张，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但暨大师生克服种种困难，出版或复刊了一批杂志。1940年，郑振铎和王统照等创办了《文学集林》，成为孤岛上最负盛名的文艺刊物。同年11月，何炳松主办的《学林》月刊由开明书店出版。出版这本杂志除了有振导逐渐被战氛所掩的上海学术空气的目的外，还有着特殊意图。当时，孤岛上有相当一批学者守节抗志，因而生活十分困窘，于是，政府决定由中英庚款委员会出资，创办一份杂志，借此接济这些学者。1940年7月15日郑振铎在致张寿镛的信中说：“朱（朱家骅——笔者注）先生等所拟办之月刊，大约名《中国学报》，规模甚大。”见《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信中所说拟办的杂志，就是后来由何炳松负责经办的《学林》。夏炎德说，《学林》的撰稿者都是有名的学者。程俊英则说，《学林》的稿费相当高，她的父亲、丈夫等不少学者都在上面发表文章，以稿酬暂缓窘境。
《学林》编委会由金兆梓、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王勤、周予同、郑振铎、杜佐周、周昌寿、徐莲僧等人组成。据何炳松密友金兆梓的侄子金永礼回忆：“何先生还不时在家中宴请编委会同人畅谈，纵谈如何办好《学林》和留在孤岛应办诸事等。”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1年6月中一个星期天，参与柏丞先生家中晚宴的计有傅东华、王伯祥、章锡琛、徐调孚、郑振铎、周予同和家叔，席间谈及绍兴发现汉墓的意义，也谈及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一书中，无尧、舜、禹，过于武断，也谈及高本汉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一书中，不能相通之处，概归之会意云云，可谓无话不谈。”金永礼：《记金华两位史学家》，《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73页。
其实，何炳松对顾颉刚疑古之过早就有所批评。1925年，在刊于《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上的《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一文中，他认为整理国故中“或抱疑古惑经之态度以互相争论，或用类别撮要之方法以广摭良材”的做法“不免流入枝节挂漏之一途”。1928年8月在上海向暑期图书馆讲习所学员演讲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中国不免有少数学者专从百家杂碎上去做工，仅将正史置于度外，这真可谓‘舍正路而不由了’。”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杂志第10卷第1号。而顾颉刚在1947年则说过，何炳松与其说是位史学家，还不如说是位教育家，话中不免夹杂意气。早在1928年，教育部就委托何炳松、顾颉刚、陈训慈三人起草《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虽然顾颉刚因远在广州而未实际参与，但此事他不会不知道。试想，起草课程标准的大事会让外行去做吗？更何况此时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就职，尚未出长暨南大学，并无近水楼台之便利。老辈学者月旦人物，虽往往直言无忌，但也不免偏颇之处。
为了办好《学林》，何炳松还主动和学术界朋友联系，以广开稿源。如郑振铎就向张寿镛征过稿。刘百闵曾回忆道：“战事中间他在上海，以后在建阳，他办《学林》，向我征文；我办《读书通讯》，向他征文，彼此都没有交了卷。”刘百闵：《哭何柏丞先生》。其实，岂止没向刘百闵交卷！抗战爆发后，何炳松整日忙于维持校务和其他公务，竟至放弃了学术研究！以至周予同在悼文中，对此痛心疾首。
《学林》共出版4辑，分别取名《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潮》、《生命与生存》、《教育之实验设计与统计方法》、《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吴文祺、王勤、张耀翔、周予同等很多学者发表了长篇论文，对中国文艺思潮史、地理学史、心理学史、铁路史及新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些文章的质量很高，不少至今仍有价值。此外，因八一三事变而停刊的《南洋研究》也在1939年4月复刊，改为不定期出版，一直坚持到学校内撤。
何炳松还要负责教育部组织的上海地区高校活动。1941年，教育部举办第二届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试，成立上海区复试委员会，任命何炳松与上海市教育局顾兆麟为负责人，上海各院校校长为复试委员，并设立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的一切事宜。复试委员会设在暨大内，接受所有的考试名册和函件。这是为“奖励学业”而举行的竞赛性质的考试，每年一次，分初试和复试，复试又分为甲、乙两类，考题均由教育部出。初试由各院校负责在本校进行，如人数过少则在指定的其他院校内参加考试，复试则由教育部主持。
租界内的文化教育界经常举办一些爱国活动，何炳松都给予了支持。如上海美专曾经举行“救济难童书画展览会”，为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儿童筹建教养院募捐；又以“展览先民遗迹，发扬民族精神”相号召，为上海医师公会筹募伤兵医药费而举办“历代书画展览会”，这些，都得到了“文化教育界和何炳松校长的热情赞助”。谢海燕：《何炳松与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99—300页。
租界办学除了物质方面的困难外，还经常受到日伪的威胁。1940年3月9日，汪伪政权宣告成立，命令大中小学一律放假一天，以示庆祝。“当时陷身孤岛院校，大多慑于敌伪淫威，莫敢反抗，包括当时交大在内，也都听命俯从。当时地下党同学曾去谒见先生，探询学校当局对此持何态度”，何炳松回答说：“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拒不放假。又据当时在场的学生马飞海说，去见何炳松的学生包括了左派、三青团、汪伪系统三种人；戴敦复则说，要求校长表态的是各系的系会代表。翁大启等人的回忆基本相同，但何炳松的语气略微和缓：“请同学们体谅我的处境，我以‘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两句话表明我的立场。”金永礼：《十年辛劳，身殉文教》，《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25页；戴敦复：《何校长，我们永远记住您》，《何炳松纪念文集》，第482—483页。根据当时身处孤岛，日伪触角无处不在的情况，马飞海、翁大启等人的回忆可能更接近真实。既要保持民族气节，又要讲究策略，这与何炳松一贯做法是吻合的，也符合一位大学校长的身份。更主要的是，他担负着领导上海地区高校等文教单位的责任，必须注意隐蔽，保持低调。
何炳松虽然平居恂恂，从无疾言厉色，但遇到事关民族大义之时，却每每大义凛然，奋不顾身——除了拒不放假外，默许学生的抗日宣传，支持他们为抗日将士募捐，积极筹备学校内迁，与20多所高校联系组建东南联大等等，无不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在日伪横行之时，公然抗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这样的先例不胜枚举。当时，因坚持爱国立场被害的文化人很多。1938年4月7日，文化界、宗教界知名人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暗杀。租界高等法院院长郁华，《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朱惺公，暨大毕业生平祖仁等人或因不顾威胁，揭露日寇暴行，或因坚守民族气节，在报纸上公开痛斥敌伪引诱而被惨害。日伪甚至公然进入校园捕人。1939年春，日本特务闯入暨大，以抗日的罪名抓走两名台湾籍学生，两人从此杳无音信。租界当局以两人“算是日本人”为借口，不敢过问。陈作伟：《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暨南的爱国活动》，《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61页；《暨南校史》，第82页。当然，在敌伪淫威和利诱之下，也有一些文人纷纷落水，仅暨大就有樊仲云、曾任商学院院长的董修甲和曾任会计银行系主任的张素民当了汉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暨大最早遭搜查，就与校内汉奸的告发有关。
孤岛办学的几年中，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学校的“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郑振铎：《蛰居散记·暮影笼罩了一切》，《郑振铎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何炳松竭尽所能，使学校保持着浓郁的学术气氛，使莘莘学子弦歌不绝。数十年后，当年的暨大师生言念及此，对他的贡献尚称颂不已。
艰辛的内迁
在租界内频频搬迁、苦苦维持的同时，何炳松还在筹划根本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后方择地建校，整体内迁。在进行迁校的过程中，计划因战局变化和其他原因一变再变；勘察校址艰辛异常；而在组织内撤过程中，充满危险。
早在抗战初期，何炳松就已经意识到了战争的长期性。八一三事变后，他在率师生转移、稍作安顿后，就亲赴南京面见教育部长王世杰，要求将学校迁往内地，“树立永久校基”。教育部要他在江西、湖南、湖北选择校址。何炳松很快决定将学校迁往江西，在南昌附近“勘定地址，建筑校舍”，准备永久办理，《国立暨南大学战时迁校桂林计划》，司琦：《何炳松校长文集》，第272—273页。并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于是，何炳松在杜佐周等人陪同下，亲自前往南昌，就迁校事与江西地方当局会商。江西省政府对暨大内迁十分协助，划拨南昌西南约30公里处的西山万寿宫全部房屋作为大学临时校舍，距市区约45公里的奉新县赤田村的张氏大厦为附中临时校舍。同时，在南昌市区设立暨大办事处，由杜佐周为主任，负责筹划迁校和修缮所借两处校舍等事宜，并将在江西接洽的情况电告上海的教职员，以早做准备。11月中旬，几乎与上海沦陷同时，学校正式向师生宣布，即将迁校江西，并计划于次年2月前完成迁入新校址的工作，正式开学。
11月底，自愿报名先期内迁的60余名学生组成了“暨南大学学生救亡团”，在文学院助教俞寿松的带领下离沪赴赣。他们在所经过的宁波、金华等城市以游行、张贴标语、演讲、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据当事者回忆，金华“虽然听说有些疏散安排措施，但是，当时街市如常，行人熙熙攘攘，仍在过着比较宁静的生活”。“在抗战初期，一般离战火稍远的中小城市，大多是一样，老百姓还没有动员起来”。陈秀椽、江泽黔：《暨大迁校南昌之议与学生救亡团》，《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71页。因此，救亡团的宣传活动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胜利信心的作用。当年救亡团的负责人陈秀椽等回忆道：“出于对校长的爱戴，有些同学还到何校长故居去看望过。”
12月中旬，先行内迁的学生到达南昌。而由于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随时可能溯江而上，九江形势紧张。月底，教育部长王世杰到南昌，何炳松委托杜佐周向他提出改为迁校桂林，得到口头同意。1938年初，因情况紧急，何炳松以公文形式向王世杰报告了改迁桂林的原因。何炳松认为，在日军已经进犯江苏、安徽的情况下，不但沪赣交通不便，给师生内撤和图书仪器的转运造成很大困难，而且江西随时可能成为前线，再在南昌办学显然已不妥当，“与其勉强准备开学，将来仍不免一再播迁，何若更策长久益坚宏济艰难之志”《国立暨南大学战时迁校桂林计划》。这时，上海报纸盛传日伪打算干涉租界内我国文化机关的消息，久居租界已非长远之计。鉴于四川、贵州已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夏等校迁往，何炳松建议，暨大可以迁至桂林。因为暨大是华侨大学，侨生多为闽粤桂同胞；桂林与广东和越南相邻，交通便利；同时符合教育部要求将政治文化中心移至西南的旨意。桂林近郊有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舍宽大，可借作暨大和附中的校舍。为此还特派杜佐周到教育部请示行止，要求明令实施迁校桂林，并行文省政府配合。
这次，教育部很快电令暨大暂时留在租界办学；至于已去南昌的学生，要求立即返回上海上课，或暂在其他学校借读。当时，各地在南昌的流亡师生人数很多，并还在不断增加。江西地方当局决定成立“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容纳这些学生，通知暨大学生救亡团也可参加。
为了学校内迁，何炳松亲自与杜佐周等前往赣、湘、鄂等省实地勘察，寻觅合适的校址。由于离校时间较长，由商学院院长程瑞霖代理校长，主持上海校务。据金兆梓说，何炳松间关跋涉，足迹几乎遍及三省。1月上旬，到达长沙后，他牵记着如何妥善安置在赣的学生，立即紧急召见带领学生赴赣的教师俞寿松，详细了解在南昌的学生情况。当他知道同学们安然无恙，还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后，非常高兴。他对俞寿松说，因战局不利，教育部已决定暂不迁校，要求向在南昌的学生详细解释原因，劝他们回沪上课。他还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变通：不愿回上海者，可就地加入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或自找去处，学校则给予配合。结果，少数同学返回上海，多数同学参加了服务团，个别人到内地其他学校读书，还有去延安或新四军地区的。陈秀椽、江泽黔：《暨大迁校南昌之议与学生救亡团》，第74—75页。为海南抗战英勇献身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总团团长、原暨大学生符克，很可能就是那时转道延安的。像符克这样为抗日战争牺牲的暨大学生，大有人在。
由于长期在野外踏勘适合建校的处所，劳累过度，何炳松肺病复发，一度病势沉重，被送入长沙湘雅医院治疗，经过两个月的诊治后才渐渐复原。
虽然内迁之事一时没有着落，但何炳松始终认为孤岛难以长久维持，“为先事绸缪计，迭次请求教育部准予在昆明、福建两地各设分校，以作迁校准备”，但直到1941年7月，教育部才明令暨大在福建设立分校。何炳松：《暨大校刊复刊辞》，《暨大校刊》建阳版第1期。在商讨之后，何炳松很快决定由商学院院长周宪文、训导长吴修前往福建，负责筹建分校，次月，两人即率员离沪赴闽。
周宪文等到达福建以后，得到了时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等人的大力协助。郑贞文是中华学艺社理事，与何炳松熟稔。经过实地考察后，周宪文等决定以位于闽北建阳县城郊的童游镇的文庙为校址，并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了何炳松，随即得到批准。
选址建阳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能够保证安全。日寇侵占南京以后，迅速向江浙赣皖等省深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虽然设在上饶，但并不稳固；而建阳地处闽北万山丛中，山区地势险峻，敌人不易深入。其次，交通比较方便。建阳是南北往来的枢纽，中国旅行社还在此设立了分社。最主要的是，自朱熹定居之后，办书院广招门徒，其弟子在建阳各地办了10多所书院。县儒学迁到童游的护国寺（即文庙及其配套建筑）后，经历代扩建，整个建筑群十分庞大，为一般县城所少见。虽然清代以来文化盛况不再，屋宇已经破败，但抗战初期在这里举办过建阳专区各县有几百名义教老师参加的训练班，已经稍加修葺，这时再加整修，可以省却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王文天：《抗战时期就读暨大回忆》，《建阳文史资料》第13辑，第102页。文庙建筑群居然能容纳分校的几百名师生，确实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
在整修校舍的同时，分校很快着手招生工作，在福建、浙江、江西、云南、四川等地分区招生。据分校学生回忆，当时“我们在报上看到招生广告，为之狂喜。因为考取以后，不但有书可读，可免流浪，且有公费可领，衣食无忧”《恭祝周宪文师八十大寿》，周宪文编著《中外学人年谱集刊》第一册，中国论坛杂志1986年版，因此，报考者众多。这次共招收福建、浙江、江西、云南、四川等省学生240名，分别进入文、理、商3个学院的9个系。11月15日，暨大建阳分校正式开学。从寻觅校址到开学，历时仅3个多月，试题、阅卷均由周宪文等人负责。
学校的布局是以文庙前进为办公室，两庑为教室，大殿为大礼堂，夜悬煤气灯，以供学生自修。明伦堂前院作女生宿舍，后院作教授住宅，魁星阁作男生宿舍。建阳办校初期，教职员仅10多个人，分校主任兼教务主任周宪文，训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吴修，会计主任盛礼约，注册科主任许杰。许杰是在离开设在东陂的广东文理学院之后，应周宪文的邀请，到建阳协助办学的。
12月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暨大在上午收到了教育部拨发的本月经费和临时费的通知单，而周末下午和周日是中央银行的休息日。根据惯例，一般不会马上提款——时间太急促了。但是这次因为得到何德奎关于形势危急的通知，何炳松令学校出纳组主任曹增美赶在银行停止营业前将全部款项提了出来。曾任暨大校长室秘书、总务长的俞剑华说，这笔资金的及时提取，为暨大的整体内迁成功提供了经费上的保证，而上海地区其他高校均未能成建制地撤离，除了其他因素外，经费短缺是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此，保存我国华侨高等教育一脉不绝，何德奎功不可没。这里，对他的生平作一简单介绍。
1927年春在苏州出席何德奎订婚仪式。前排左三为何炳松，左五为何德奎，右五是何德奎的未婚妻杨闰康，右一是何德奎的妻妹杨季康（杨绛）。何德奎，1896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早年就学于北大，1917年考取公费留美，学习政治经济学，1919年获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浙江大学任教，后历任南洋公学、大同、光华上海法学院等校教授。曾在华人纳税会、外交部、银行公会等机构任职。后来由银行公会推荐，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历任会办、华人副总办等职。1932年6月国际问题研究会成立，与前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等同被选为15名理事之一，郭秉文任理事长，又是中国经济学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成员。《申报》1936年6月6日第12版，1936年10月7日第10版，Who's Who in China，Fifth Edition，Shanghai，Published by THE CHIHA WEEKLY REVIEW，1936（《中国名人录》，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解放战争后期，离开大陆赴海外。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函召下，从香港回到祖国，先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去世。笔者曾于1995年拜访其80多岁高龄的遗孀，亲聆了关于他的一些经历。
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美英相互宣战。次日，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中央银行关闭，上海各高校因而均未能取出经费。何炳松立即召集周予同、郑振铎、王统照等重要教职员会商对策。会议决定举校迁往建阳，并议决了与此相关的向教职员和学生发放内迁路费等事宜。高君箴说，会上，何炳松宣布，学校照常上课，但“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便立即停课，将这大学关闭”高君箴：《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宣布这一决定时，何炳松声音颤抖，老泪纵横。高君箴是郑振铎的夫人，她的妹妹高君珊是孤岛末期暨大附中主任，也是暨大校务会议成员，因此，她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
郑振铎在《最后一课》中记载了暨大停办的过程。12月8日清晨，在听说日军占领租界后，他匆匆赶到学校。这时，“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在随后上课时，他对学生说，我这门课还要照常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上午10点30分，远处传来沉重的车轮碾地声音，几分钟后，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郑振铎“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当年的学生徐开垒这样记载悲壮的停课一幕：“上午九点钟，在二楼中间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的第二节课开始了，老师是王统照，上的是一年级国文，教的是陆机的《文赋》……这天他的脸色非常严肃，课堂上一片寂静，而我们回头从阳台上望下去，康脑脱路上却是一片乱哄哄，但见日本军队卡车正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卡车的喇叭声像鬼哭狼嚎……在到剩下最后一刻钟时间，他才终于放下课本，讲课程以外的话了……‘同学们，刚才何校长与我们许多教师商量，决定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通知，学校从现在开始，停办了！因为日本军队已经开始进入租界！我们决不能让敌人来接管我们的学校！今天这一节是我们最后一课，我们现在要解散了！’‘我们的日子正长，青年人要有志气，要有能冲破黑暗的精神，学校可能内迁，你们跟不跟学校到内地去，何校长说了：这要看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来定，不要勉强。问题在不论留下来，还是跟着内迁，都要有个精神准备，这就是坚持爱国，坚持抗日！’”正在上课的十几个教室里，周予同等教师几乎同时向学生们宣布了停课、内迁的决定。
在何炳松、周予同的具体布置下，暨大师生开始了有计划的内迁。首先向内迁师生发放路费，同时将图书仪器装箱，分别秘密寄存。何炳松事先在金华、上饶设立了暨大内迁接待站，金华接待站的地址就在文昌巷他的家中，由娄子明负责，成员有沈传珍等人。平时，何炳松就注意利用各种机会让学生知道学校内迁的决心，让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久，暨大经济学会召开过一次有四五十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应邀出席的何炳松对学生们说，时局很紧，你们能走的，要到大后方去读书，不能在沦陷区里当汉奸。周之瀛、顾汝俊：《从“孤岛”到建阳的一些回忆》，《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00页。
当时的孤岛，日伪横行，人人自危。据何炳松说，沦陷的第一天，他和周予同同车回到寓所，已经遭受日军的检查，“但我仍与同仁开成了一次上海最后的会议，议决了我如何出走和我们如何遣送学生”。由于学校里两个教师的出卖，第二天暨大即被日寇搜查，这是上海专科以上学校中最先遭到侵入的学校。而他和周予同的办公室被搜查得最仔细。阮毅成这样转述何炳松的回忆：“因为我们事前的布置，居然一无所得……经过相当的安排，我居然坐上北站的火车，许多位师生忍着泪，担着心，分别地，秘密地与我握手告别。这别离的滋味，是够悲壮的！”周予同的有关回忆与何炳松几乎完全相同。阮毅成：《记何炳松先生》，《何炳松文集》，第263页；周予同：《哀悼何柏丞先生》。
暨大教师去向各异。杜佐周受何炳松委托，留沪负责处理东南联大事宜，结果被日伪侦知，寓所突然遭到搜查，妻子被捕，他闻讯后，化装潜行，经过十几天才到达自由区。郑振铎因肩负整理珍本古籍的重任没有离开上海，隐姓埋名，独居一处，行动极为小心，其所著《蛰居散记》记之甚详。周予同、张耀翔则因小孩重病而滞留沪上，傅东华等先后内迁。
很多学生不愿在日伪的统治下做顺民，决心到后方就学。近50年后，一些当年的学生回忆了各自艰难险阻的内迁经历，其中周之瀛、顾汝俊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他们经同学的转告，“知道了学校教务长周予同先生在何校长指示下留沪处理校务和南迁事宜。我们分批前往学校（当时校门关闭，敌军荷枪守卫）斜对面的南北货糖果店，暗访周先生”。周予同告诉他们，校长预先有南迁计划，早在福建建阳设立分校，可以前往报到。“但沿途很难行走，危险很大。特别详细介绍如何取道前往，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周之瀛、顾汝俊：《从“孤岛”到建阳的一些回忆》。每人领取300元路费后，学生们遵照周予同的嘱咐，二三人一批地分别离开上海，前往建阳。周、顾两人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浙东沦陷区，“白天绕道走小路，攀山越岭；夜晚经闲林埠偷渡敌人封锁线，蛇行匍伏，爬出铁丝网，穿过公路，便拼命地赶路，顾不得饥寒疲惫奔了几十里的崎岖山路”。事后，向导才告诉他们，就在穿过的铁丝网上还挂着人头呢。
几天以后，他们平安到达金华，找到暨大内迁接待站，在接待登记，安排食宿后，娄子明还代表校长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4天后，他们顺利到达建阳，受到了先期到达的师生们的热情欢迎，“相互热泪盈眶地握手拥抱，确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情，倍感母校大家庭的温暖”。有的同学因在途中受到敌伪和地痞的敲诈勒索，路费用尽，所幸可在金华、上饶接待站凭学生证借款，才最终到达建阳。戴敦复、沈宝书、黄仁、林念庚等人在内迁路上都经历了重重危险，长途跋涉之后回到母校，喜不自胜是大家的共同感受。当时内迁的路线是经杭州、金华、江山、上饶、浦城而至建阳，除学校接待站外，当地驻军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在交通、住宿、电信等方面都给予了不少帮助。
战时的教育系统，在不少方面存在上下沟通不及时，朝令夕改，犹豫不决等问题。从现存档案来看，何炳松在举校内迁上坚定不移，多次行文教育部，甚至派员或亲自前往陈述情况，敦促早下决心，但教育部往往总是久拖不决，这种情况似乎不能仅仅以战况有变来解释。例如，从1938年1月决定暨大仍旧留在租界办学到1941年7月同意在福建设立分校，居然花了3年半时间，而太平洋战争在4个多月后爆发，如果不是建校速度异乎寻常，等于白做决定。戴敦复说，暨大在上海停办时，他是4年级上，学校发了一张临时毕业证书，所以大多数同学没有离开上海。但后来教育部不同意提前毕业，要求再读一个学期，于是他决定去建阳，而文学院毕业班学生中去建阳的只有他一个人。其实在非常形势下，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避免。
在暨大学生自发为何炳松举行的追悼会上，有这么一副挽联：“先生来暨大太迟去暨大太早一迟一早且哭且悲，学校离上海在后回上海在前我后我前任劳任怨”傅以兰：《永恒的哀思》，《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55页，它讲述了内撤时何炳松走得最晚，胜利后为筹措复校又最早返沪。事实也是如此。据建阳时期的暨大校长室秘书、总务长俞剑华和一些师生的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教职员和学生开始撤离，有的学生则在刚过完春节的2月初起程，而何炳松直到处理完校务后，在3月25日才离开，于4月1日抵金华。俞剑华：《何师柏丞在建阳》，何炳松：《暨大校刊复刊辞》。关于何炳松内撤的时间说法不同，与他同时离沪的女儿何淑馨女士说在4月初；傅东华说在2月；时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则说：“何先生既从沦陷在敌人手中的上海北站，间关以入浙江。我随时留心最前线各县的报告，并要我方的敌后工作人员与最前线的各单位，注意掩护他的行踪，并准备接待。直到三十一年（1942）三月下旬，才得到何先生已经进入了自由区的消息。”据多名亲历者的回忆，当时从上海到浙江自由区的行程一般在10日之内，何炳松一家并未在路上耽搁，故不取傅说；何女士的回忆于50年之后，难免不尽准确。此取本人回忆和俞剑华记载，阮说恰与之吻合。此时日寇侵占租界初期的混乱已过，控制渐趋严密，危险大大增加。他离沪之时，已经蓄起了长胡须，与家人分别去车站，上了火车才会合——实际上是化装后出行，一路上历经风险。据与他同行的女儿回忆：“一路上胆战心惊，尤其是夜宿浙江萧山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窗外小河上不停地传出敌船的马达声，我们全家分成几个互不联系的小户，分住在三间客房里，半夜伪警和日本宪兵不时前来查房，隔壁房里的敲打旅客声传来，几乎令人精神失常。”“我起初认为父亲住朋友家，蓄大胡子，路上装成互不相识等一系列做法似乎有点小题大作，后来才知道内迁途中被敌人逮去，被迫参加伪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何淑馨：《怀念父亲》。日伪为了胁迫知名人士出任伪职，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能抓到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尤其是同时兼管东南文化事业的负责人，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件喜出望外之事，而对于何炳松来说，危险程度也就大大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