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头山又名首阳山。为什么同一座山，会有这几种不同的名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种文化线索，可以从汉字结构里去探索，因为汉字这种“活化石”包含了大量造字时代的古老文化信息。按照“双法字理”，“阳”字的繁体为“陽”，左“阝”为“阜”字的简写，山坡之意；右为“易”，上为“日”，下是月的变形，“易”是日月变易之意，具有经典阴阳学说的内涵。一般说来，“阳”特指山坡上最能够充分体验的那种太阳和光明。山坡有四面八方的朝向，却是以南、北方向来说“山南为阳”，即普照阳光时间最长，照射强度最高的南面为阳，北面阴影方向为阴。如果以东、西方向来说，则是东为阳、西为阴。因此，综合起来东与南为阳，西与北为阴。
《易经》云“奎壁角轸，天地之门户也”。即二十八星宿之奎、壁二宿在西北，角、轸二宿在东南，“伏羲六十四卦之图，以乾居西北，坤居东南，正合天门地户之义”。羊头山“其巅有石，状若羊头，觑向东南”，因此背天门而面地户。按我国古代“地倾东南”的地理认识，正是面向“阳”。这里不仅“山形像羊头”朝向东南，山顶的羊头石也是“觑向东南”，符合“首阳山”之意。“觑”字是窥探、窥视之意，那么只有人或动物方可向东南窥视，正合此山“羊头”朝东南窥视。可见“羊头山”与“首阳山”意思相通。同时羊头石觑向东南，正与炎帝陵墓相对峙，或许并非巧合。
羊头山“山形象羊头”，又有山顶“状若羊头”的巨石。根据“双法字理”之“同音往往同意”的规律，“羊”与“阳”便应该有相通的意义，果然《释名疏正》记载“古‘羊’‘阳’字通”。“阳”有炎热之意，羊肉有燥热之性，冬季食之暖胃，对人的生活体验来说，二者相通。“羊头山”与“首阳山”两个名称，与两方面都相关。
《释名疏正》：“古羊、阳字通。”史载“羊自山出，山为羊之居处，故羊为山神”。《陇州图经记》记载“陇州汧原县有土羊神庙”。
古人认为，羊肉味道甘热，食后可增加人的热量，至今蒙、回等族的手扒羊肉，涮羊肉，逢“冬至”吃羊肉饺子，都是为了抵抗风寒。但羊属炎畜，如常年食用，尤其是夏季食用，于健康不利，因而食羊肉时要搭配黍稷等味苦温的粮食，以达人体阴阳平衡。因此，古籍中就有“羊，炎畜也。黍，高燥所生，与火处相宜”，“凡会膳之宜，羊宜黍”（《周礼》），“羊为甘热，黍为苦温，甘苦相成”（《正义》）等生态保健的记载。
羊皮能御寒，保持身体温暖，因此，人们用羊皮制作了羊皮袄、羊皮裤、羊皮大衣、羊皮坎肩、羊皮帽子、羊皮手套、羊皮皮包手袋用品饰品等，几乎高寒地区人民必备的御寒物品、皮具饰品都有以羊皮为材料。总之，在人看来，羊一身都是宝，这并非是羊愿意牺牲自己造福人类，而是人类“万物为我所用”、“无所不用其极”，这只有万物之灵的人能够做到。假设我们突然发现某狼偷偷喂养一群羊，逢生日或节假日吃掉几只，羊皮还要披在身上取暖炫耀，我人类真要惊吓得全体晕死过去。这可不是危言耸听，人们至今不能忘怀《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证明。所幸，并无“披着羊皮的狼”，到目前为止也仅有“披着羊皮的人”。
羊头山上有羊头石，因此高平志书又有羊头山“羊自山出，山为羊之居处，故羊为山神。山神为羊，土神也为羊”的记载。但是，羊在任何一座山均可放牧生存，为何特以“羊”命名此山呢？
这必须同时具备“羊”对命名者的重要性、“此山”对命名者的重要性、“命名”本身对命名者的重要性三个要素。
第一，“羊”对命名者的重要性，在于羊是人类最稳定可靠的重要食物来源。特别是在农耕技术产生之前的渔猎时代，以羊群为主的“鲜活而不腐败的易保留食物”，与同样“鲜活不腐败易保留”之“鱼”类，共同构成“鲜活”的样品。因为狼虫虎豹不能饲养，甚至不斩杀断气就难以猎取回来，一时吃不完就变味腐败，很难保证总是新鲜。而温顺的羊捕捉回来，如果其它食物足够食用可以先饲养，待需要时宰杀，肉当然新鲜。“鱼”也同样，多余的可以放入水罐、水池养着。甚至猎获物较多时，鱼总是作为“多余”的留下，因此“鱼”就是“余”，何时烧烤都新鲜。这就是“鲜”字由“鱼”和“羊”组成，“鱼”代表“吉庆有余”的根本原因。至今晋中寿阳县乡间还有名吃“鱼羊包”，常被游客读成“鲜包”，主要原料正是鱼肉和羊肉，显然有久远的历史传统。
特别要说到“羊”，它的肉类总量、易于饲养、吃草而产出肉与奶、可随人类转移等特性，终于成为保障渔猎时代氏族生存的首选可保留食物，这是任何黄金白银珍珠翡翠白玉都不可替代的救命食物。因此《齐民要术》记载“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刘陶曰：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陈思王曰：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食。诚哉言乎”。而“羊”是渔猎时代能够解决猎获不足时的“储备”食物。这或许就是上古时代形成羊图腾崇拜的根源。
第二，“此山”对命名者的重要性，在于炎帝神农氏于此山获得嘉禾、开创了人类新的、草本类的、根本性的食物来源、拯救了日益短缺食物的人类，实现了氏族生产方式由渔猎到农耕的至关重要的转折，这个里程碑式的转折发生于“此山”，发生于居住“此山”崇拜羊的姜姓神农氏族。这就是“此山”的重要性。第三，“命名”本身对命名者的重要性，在于命名本身就是一个“宣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神农氏族在此发生生产方式的革命，食物构成的革命，“此山”从此成为类似今日“农耕技术研究所”、“农耕技术推广中心”，其他氏族部落都须来此“市场交换”才能获得农耕产品、农耕技术即生存法宝。
据《越绝书》记载，古越族在勾践以前，一直活动于江南会稽山区，从狩猎发展为迁徙农业，即所谓“鸟田”。至于越王勾践迁徙会稽（今浙江绍兴），始接近平原，但其农业仍主要局限于山区，有稷山、麻山、葛山、鸡山、豕山、白鹿山等。江南属亚热带，以此来印证炎帝神农耕种于羊头山，其理相同。羊头山因此成为“圣地”，发现食物之源的伟大，如同太阳的光辉照耀大地。
那么，以“羊”或“阳”命名此山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因羊头山的山名至少流传数千年，《山海经》、《黑暗传》均有极为古老的记载，羊头石刻只可能在记载之前成形。经反复查看羊头巨石，“羊头”的特征极为鲜明，羊角、眼窝等左右严格对称，质地平滑，并非人们附会的某种“仿佛相似”，完全具备美术意义上的艺术逼真，只能属人工雕琢。因此，就一定是先以“羊”命名此山，并以人工凿刻羊头巨石为图腾标志。是人崇拜“羊”的文化概念在先，人工凿刻羊头标志在后，且凿刻年代极为久远。绝非有石似羊头而附会得名。
那么，这种人为的标志只能是以牧羊为主要生存模式的姜、羌氏族所为。羊头石刻就是上古时代姜、羌氏族在此居住生息的实证。有唐碑北齐碑记载、《山海经》《黑暗传》记载、本地及南方的古老传说、当地炎帝神农氏传说、民俗遗存、地理遗迹佐证等，因此都是“有源之水”。五千年前炎帝神农氏即在此居住活动，“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绝非虚言。这五十个世纪的久远历史，至此逐渐明晰。
面对这个结论，长期关注炎帝神农文化的米东明、白双法与笔者等均感兴奋，反复自我质疑以便确认没有漏洞。
质疑之一：羊头巨石如果为后世凿刻，此论还能成立吗？曰“可以”。若羊头石后刻，也已先有羊头山名称记载于《山海经》，名称之概念必然是从羊崇拜之氏族内产生。羊头山之名称又必早于《黑暗传》内容随神农氏族后裔迁徙至神农架之前，这个过程的顺序应该是“了解羊头山历史的姜羌氏族迁徙至南方，为定居地起名神农架”，即羊头山之名早于神农架之名。居住羊头山在先，迁徙至神农架在后，前后时间因果关系明确。
质疑之二：可能是神农架先民迁徙至羊头山并取名吗？曰“不可能”。如果那样，羊头山一带应该有神农架的传说。“米”姓为高平六大姓氏之首，米东明家族世居高平，从未在当地听说“湖北神农架”之地名，反而是《黑暗传》证明了北方信息向南流传？原始先民迁徙必是某种压迫无奈之举。上古迁徙不仅是走路，迁徙首先是不断的后有压迫，前有抵抗。迁徙沿途不断地遭遇侵入其它氏族领地不可避免的抵抗作战，攻略领地、披荆斩棘、生离死别、有去无回、杳无音信等等。也不可能原始先民向北迁徙，信息却反而向南流传。人口与信息只能同向流动，不会逆向传播，与今日通讯交通发达时代完全不同。
质疑之三：会是姜羌氏族从别处迁徙来羊头山吗？曰“最初可能”，但一定是在神农氏“尝百草”之前。否则“获嘉禾”就不会发生在上党，而是在别处了。
史学家认为，炎帝族在久远的早年发源于甘肃河湟地区古老的羌族，是以牧羊为主，崇拜羊图腾的部族，最早成为牧羊为主的原始群体。
随着原始先民狩猎技术的发展，各种动物因人类的狩猎逐渐减少，靠狩猎难以获取足够食物的危机日益加剧。人们不得不将幼小的、容易驯化的动物饲养起来，以应付动物食源短缺。动物的繁衍发展导致产生了畜牧业，羊的温顺善良、易于驯服和饲养的个性，“羔……执之不鸣，杀之不啼，当死义者”（汉董仲舒语），即羊被擒不鸣叫，被宰杀时不嚎叫，从容慷慨赴死，与牛未登祭台就恐惧发抖，猪未见刀血就挣扎嚎叫，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义”的繁体为“義”，上半部是“羊”，下半部是“我”，“我”字为“手”与“戈”，手持戈面对羊，羊别无选择地只能为人类做出牺牲奉献，这就是人类舍生取义引喻的由来，为儒家所称道。
汉字由此引伸出与羊有关的字：“犠”、牺的繁体，牛字旁表示牛与羊才能作为牺牲品，分别用作“太牢”与“少牢”仪式。“仪”的繁体“儀”、庄重祭祀的仪式以杀羊为特征。“馐”，羊肉食品。“羞”的古义为有滋味者。“羞”字为上“羊”下“丑”，表示羊如果养得丑即感到羞耻，丑羊最先列入牺牲，故食物常是丑羊即“珍馐”，但烹调后很有滋味。“羊”开“口”吃“艹”为“善”。加肉月旁的“膳”则表示羊作为主食，为进食的雅称，羊肉才称得上美味佳肴。“羡”字在甲骨文里是流口水的字形。
羊还用来表示吉祥之意。金文中的“大吉羊”现在应读作大吉祥，“礻”字旁为后来分类添加，是祭祀的供桌象形字。《说文解字》注：“从示，羊声。祥，福也。”《尔雅·释诂》载“祥，善也。汉：大吉羊。有祥兆、祥瑞、祥符、福禄、祯祥”。
《易经》里正月为泰卦，以“三阳”（泰卦六爻之下三爻为阳爻）表示冬去春来，阴消阳长的吉象。因“羊”通“阳”，故人们常用“三羊开泰”作为岁首颂辞。
“羊”与“大”合为“美”，即群羊之中最强壮硕大者为领头羊，由此形成上古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养”表示以羊为食，养活了人类；“糕”，表示黍米做的粘食像羊羔肉一样美味；“挂羊头，卖狗肉”则直接说明羊肉的食用价值大于狗肉，以至有人以狗肉冒充就能多占便宜。另外“亡羊补牢”、“替罪羊”、“羊毛出在羊身上”等民间俗语，都用羊来比喻一些人世的生活哲理。
氏族图腾被认为具有护佑氏族生存、促进氏族繁衍发展的作用。为了强化图腾的意义，人们通常将其做成陶器模型、雕刻或绘画，以与其它部族相区别。姓氏（图腾）还起着分种族、别婚姻的作用。一块领地有了氏族的标志，就意味着别的氏族部落难以再涉足，否则就是流血与战争。而在上古时代，人们已经知道不同氏族之间通婚能够避免近亲遗传疾病。以图腾作为氏族标志，就能区别不同氏族从而实现生育优化。
羊头山山形像羊头，明代皇亲朱载堉则指出：“羊头山神指神农也。”因此，羊头山的羊头巨石就直接代表着炎帝神农，故有难以估量的文化意义。
《说文解字》对姜的解释为“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从女羊声”。即炎帝之所以为姜姓，是因神农氏与“羊”这种家畜有着最密切的依存关系。“姜”就是牧羊女，“姓”即“女”与“生”。炎帝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普遍还是以母系氏族社会为主、正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的、以牧羊为基本生存模式的放牧群体时代。
“羌”是羊与人（下部“儿”是“人”的变形），也与“羊”有密切的关系，即“牧羊人”之意。直到今天，聚居在四川西北的羌族仍然以羊作为图腾。因此“姜”、“羌”本属同宗同源的部族。因羌族自中原退出，与汉民族有着数千年交往、交流、斗争、融合的割舍不断的历史，所以笔者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拍摄间隙交谈时，成都的一位羌族学者叶星光调侃地说，我们羌族在宋朝时打得你们汉族只剩七个寡妇（指镇守山西代州杨家将杨业的七个儿媳妇，随穆桂英挂帅征西）。这使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英雄的民族。
《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左传》记载：禹生自西羌是也。而夏王朝是大禹创立，因此“禹就是羌”。炎帝神农氏是羌族的祖先，大禹是羌族的后代，炎帝与大禹同宗同源。那么，禹建都在晋南，即现在的山西运城市安邑，炎帝神农氏活动于晋东南，即现在的山西晋城市高平羊头山，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均属《禹贡》所记载的冀州之域。那么炎帝神农氏族在黄河流域之山西一带居住生息，是无可置疑的。
《释名疏正》记载“汉时有羊头山，在今长子县东南，是西羌居住地”。西汉的《后汉书，西羌传》则记载，“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众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均记载确凿。
一个以羊为图腾的上古氏族，直至西汉仍世居上党羊头山，那么山上仍有历史遗留的羊图腾就不足为奇，是题中应有之意了。东羊头山的一座北魏石刻，基座为一个经典的羊头造型，便是羊头山羊图腾的传统传承直至北魏的实物遗存。
为了摄制《寻找炎帝遗迹》，笔者曾去长治市博物馆寻找有关文物，拍摄了一件青铜“卧羊镇”，即一个卧羊形的“镇物”。另有上世纪80年代考古挖掘的羊首铜钜，都能说明羊图腾在上党地区是极为普遍的风俗遗存。
上党地区各种关于羊的祭祀活动都很有特色，逢节必须蒸面羊，而且形态各异，有公羊、母羊、群羊、独羊、站羊、卧羊等。公羊身上披满谷穗，和面掺黍米面，用豆做眼，麦粒作唇。一头面羊麻、黍、稷、麦、菽五谷俱全。显然这与炎帝神农氏发明五谷的传说是相关联的。孩子过满月时，姥姥、舅舅家要送五只大小不同的面羊，据说是取“伍”的谐音，表示与羊为伍。大羊的头下戴一把锁，用红线把三枚古铜钱套在羊脖子上。另捏拴羊石一块，意思是把羊拴住。羊在这里已经完全变成了孩子的替代物，把羊拴住就等于把孩子拴住了，这样就不至于被恶魔拉走。孩子十五岁时要开锁。开锁时姥姥家也必须蒸十五只面羊，以象征孩子十五岁。但与以往不同，面羊头下取消了锁，也没有了拴羊石。开锁仪式完毕后，孩子拿着一只面羊跑走，表示成人了，可以自由了。孩子用面羊找邻居家换一把盐，表示从此可以闯荡江湖，体味人生咸酸苦辣。这一习俗波及到周边的寿阳、霍州等地，只是演变为以羊为主的各种动物，但仍然叫做“面羊羊”或“羊羔馍”。如霍州，孩子过十二岁生日时要开锁，要在一个锅盖似的大馍上雕十二只面羊，现在则变成了以羊为主的十二只动物。这种习俗显然与原始时代的羊图腾崇拜有关。在原始时代，人们把图腾看成与自己是一体的东西。文献记载炎帝是人身牛首。如《孝经援神契》说：“神农长八尺有七寸，人身而牛首，龙颜而大唇。”《帝系谱》、《帝王世纪》等亦皆记载神农是“牛首”。在陕西民间剪纸中，炎帝像亦作牛首人身。有人认为牛是炎帝族的图腾。在原始时代图腾是比较繁杂的，有个人图腾，还有氏族图腾、部落图腾、性别图腾等。看来“牛首”只是炎帝族所崇拜的形象，是首领的个人图腾，而羊才是这个氏族的图腾。
炎帝神农氏族后来逐渐退出中原，羊图腾随南迁的炎帝神农氏族后裔传播到岭南。广州又名羊城，“羊城”的称谓大有来历。五仙观位于惠福西路，明洪武十年（1377年）建成，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周夷王时，有五位仙人骑着口含谷穗的五头羊飞临广州，把谷穗赠给广州人，祝愿广州永无饥荒，言毕仙人腾空而去，羊化为石，故广州又叫羊城、穗城。人们为了纪念五位仙人，建造了五仙观，塑五仙骑羊像，奉祀观内。五仙观坐北朝南，依地势而建，原有照壁、牌坊、山门、中殿、后殿，两侧还有东西斋房、三元殿、廊庑等，现仅存头门、后殿和东西斋房部分旧建筑。头门上石匾有清同治十年（1871年）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书写的“五仙古观”4个大字。后殿是绿琉璃瓦重檐歇山顶，琉璃鳌鱼宝珠瓦脊，立面造型比例适度，保留有早期建筑的遗风，是广州市保存较好的明代木构架建筑。五仙观还保留有宋代至清代的碑刻14块，石麒麟一对。原有五仙塑像，年幼的在中间，手里拿着稻穗，年长的四位在左右，手里分别拿着黍、稷等谷穗。五仙像下面的五头羊，大小相交，毛色斑驳。“五仙霞洞”列入“羊城八景”。
五羊传说至少已流行了1500年。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晋代。到了唐宋，五羊传说更为流行。唐代著名诗人高适诗句、《太平广记》都提及羊城，即广州。至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续南越志》云：“旧说有五仙人，骑五色羊，执六穗秬而至，至今呼五羊城是也。”
其中最重要的文化信息是“执六穗秬”。秬黍为高平羊头山特有。六穗秬黍则为上古至今中华文化赞不绝口的“嘉禾”，即多穗的黍。这里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清代屈大均在《广州新语》中针对五仙观说道：“今山坡有五仙观，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梗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此，有角形傲弯，势若抵触者，大小相交，毛皮斑驳，观者一一摩挲，手迹莹然。”
这一组古代雕塑造型，有着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五石羊，象征这个氏族是以牧羊为基本生存模式，故以羊为图腾。左右老者手持黍稷，是典型的北方旱地作物，象征这些古老的氏族居民从北方迁徙而去。少者居中手持梗稻，象征他们的后代和比黍稷种植历史为短的种稻历史。这组雕像蕴涵了炎帝神农氏族由北向南发展的历史轨迹。
这组资料，其中极为重要的时间信息，是“相传周夷王时”，有另传说为周夷王八年。这个北人南迁的时间数据。按此推算距今2898年。还有传说南方曾有五支姜姓部族，却以羊为本氏族图腾，黄、红、黑、白、紫五种颜色相区别等等。
1959年，广州越秀公园立了一座五羊雕塑，一只老仙羊口衔谷穗，其余四只羊环绕，成为广州市（羊城）的城徽。这是炎帝神农氏族的羊图腾文化延伸至我国南大门的文化再现，也是至今广州人民追念古老历史情怀之集中体现。
2010年广州亚运会徽标，其基本造型就源于广州市的五羊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