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怎样“上了羊头山”
如果按照《黑暗传》记载，“神农上了羊头山”，那么神农氏族原来必然不在羊头山。神农氏族从哪里来呢？
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说到，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的温度大约比现在高出3～5℃”。温暖湿润的气候，茂密的植被，为山西境内发展刀耕火种的农业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竺可桢根据我国物候资料整理的气温变化曲线，与西方现代北极冰芯历史气温测量技术数据高度吻合。从一万年以来的气温变化曲线可以看出，距今一万年前，华北平均气温处于第四纪冰川的低温点。
到距今7000至5000年期间，气温升高到比二十世纪初高2℃。
不要小看这2℃，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相比，平均气温也不过相差2℃，但黄河流域的苹果树在长江流域，就因为气温高已经不能栽培了。建国60年来至今，气温上升不过0.7℃，开国大典时人们还穿棉袄，现在国庆人们就只穿便装与毛衣了。
根据11000年以来的气温变化曲线分析，10000年前是一个极低气温时期，即第四纪冰川时期，人类在西北地区很难生存下去，西北先民必然逐渐向较为温暖的中原迁徙。距今7000—5000年前这个时期，平均气温上升了5℃左右。华北气候温暖潮湿，正是“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的时代，农耕诞生了。应该说，农耕只能历史地诞生于那个温暖湿润的时代。
对气候变化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殷商许多求雨的甲骨文上。在殷墟发现的15万件甲骨文，有数千件与求雨或求雪有关，从其中能确定日期的甲骨文推断，当时安阳农耕下种比20世纪70年代要早一个月。武丁时期的一件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洲象化石必定是土产的。而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这个“豫”字就是人喂大象的字形。
周朝初期，我国气候依然温和，这从竹子当时能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到显著作用就能看出来。中国当时形成的许多汉字，都以“竹”字头来表示，如簸、箕、箭、箱、箩、簪、篦、筚、篮、管、筒、筐、筏、筛、箍、篷、签、筯、箸、笔、算、筹、篇、简、笙、笛等，表明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制作。而目前的黄河流域，竹子已经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作物了。
根据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更为古老的姜、羌族历史，要溯源至远古时代我国西部的古老羌族。随着地理气候的历史变迁，羌族中分化出其中一支姜姓氏族部落，向东迁徙经过渭水流域，并在居住地留下地名姜寨、姜氏城等地名。
那么炎帝是否曾在陕西定居呢？《国语》里虽然有“炎帝以姜水成”的记载，《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帝王世纪》载“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的记载。
但是，先秦文献却没有姜水的记载，宝鸡常羊山也不见于史书，《陕西通志》及民国所修《宝鸡县志》也不曾记载，起于何时也不可知。如果真与炎帝出生地相关，方志中定会特书一笔，不应弃而不顾。由此看来，“宝鸡说”是有问题的。当然同湖南炎陵一样，宝鸡也有可能是炎帝氏族在迁徙过程中居住过的地方。
再后来，姜姓部族的一支顺黄河流域继续向东迁徙，到达黄河中下游的豫西、山西一带，终于上了羊头山。
神农为什么上羊头山
以今天的考古成果与科学技术，我们能否探索历史，发现一些历史真相呢？中华大地自古传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就在传说“地陷东南”的浙江省，考古发现了环太湖的良渚文化，当时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却在公元前2200年突然中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连传说都没有。
经过长期的考古研究，浙江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苏吴江梅埝等陆续发现厚达0.3～0.9米的淤泥层，其中没有任何文化遗存。同时，周边宽达数十米的壕沟被发现，如此宽阔的壕沟只能防范与引导洪水。被洪水毁灭的迹象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逐渐证实，良渚文化后期向苏北方向大汶口文化区域迁徙。
而考古又逐渐发现，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由沿海向西北内陆迁移，这也隐含着大水淹没家园的迹象，他们由低处向高处移动，如果是遭遇水灾，幸存者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黄河两岸的邯郸、洛阳、武功等大量远古洪水吃水线的保留，真实记录了无数次黄河泛滥直接淹没古城的印记。河南辉县龙山城墙高4米，洪水过后的淤泥掩埋却已达城墙上沿仅半米处。
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表明，黄河泛滥淹没村庄时伴随着大地震，没有一个人幸免。
大批文明的火种或迟或早，都在浩荡的洪水里结束，成为今天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和发现的遗址。
或许这只是偶然的几次水灾，还不足以证明长期的洪水泛滥。怎样能够证明发生过连续泛滥几十年的洪水呢？
《史记》等文献追述：“尧时洪患为烈”，“尧69年治水”，“鲧九年治水不成”，“禹治水13年”，仅此而论，大洪水至少历时数十年。这些记载，与中国的“神话传说”相互补充：
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一派汪洋。
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堆积芦灰止住大水。
精卫填海，炎帝之少女儿化作精卫鸟，以微薄之力抵抗水患。
大禹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书经》尧典）。《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这些神话传说中隐含的信息，直接描绘了一个毁灭性的洪水时代。
特大洪水只能有两个来源，一是降雨量大幅度增加，二是江河上游冰川融化，二者都源于气候大幅度变暖。
竺可桢的研究，与西方科学探测数据吻合的气温变化曲线表明，距今8000至4000年前，东亚气温由第四纪冰川的低温点突然升高5℃，比二十世纪初高出2℃。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形成的“2℃共识”表明，如果现在地球温度再升高2℃，则关乎全球人类的生死存亡。
而距今8000—4000年期间，正是超出目前平均气温2℃的时代。高温必然导致超量降雨，高原冰川融化必然倾泻而下。这与传说中的滔天洪水直接对应。
公元前2600年，洪水排山倒海，冲决了黄河故道，迫使黄河改道苏北平原入海，黄河水裹挟着巨量的泥沙，我国从此有了黄海的名称。这次洪水，显然是一次超量级的规模。
公元前2000年，又一次滔天洪水滚滚而下，再次冲决黄河故道，黄河再次改道山东入海。这显然是又一次超量级规模的洪水。
中国是最早记录自然灾害的国家。自周惠王开始，公元前400年至今共泛滥1900次，局部改道26次。黄河的浩荡风貌举世无双。
洪水就这样，在亿万年冲积而成的华北平原上一次次肆虐，不断留下一个又一个古文化遗址。
更为惊心动魄的还不止于此。
21世纪的发展趋势能够证明，4000年前的高温气候融化了高原冰川和南北两极冰盖，海平面大幅度提高。高原冰川导致融化的冰雪与大增的降雨合流，使江河流量大增，导致大范围大规模泛滥。
目前已经在华北平原发现的四条贝壳沙堤，标志着海水侵入内陆以后形成新的海岸线，其时代为距今5235年、3330年、1080年和近代，佐证了海水曾侵入陆地纵深达100公里，到达玉田、安次、霸县、大城、南皮一线，达到甚至越过了大运河，天津、杨柳青、沧州等地都被海水淹没。由此佐证了我们的祖先目睹沧海桑田的真实记忆。
杭州历史博物馆展示的曲线显示，全新世以来最强的被称为皇天畈海侵出现在距今6300年，海平面比现今高出约8米，这一结果与全球和全国最强海侵基本一致。河姆渡文化因这次最强海侵的影响而消失。
杭州历史博物馆上述曲线还显示，第四个千年尺度暖湿气候期距今（3800—3200年），出现了全新世以来的第二个最高的海平面，当时海平面比现今高6米左右，被称为钟家堍海侵。专家认为就是这次较强的海侵，导致良渚文化的消失。在大量良渚文化遗址的文化层上，普遍存在一层厚约0.5米以上的黑色水相沉积物，这是长期处于浅海底和湖沼底部的证据。
鉴于我们经历的半个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如果气温上升幅度超过1.5摄氏度，全球20%到30%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海平面上升将淹没包括纽约、孟买和上海在内的一些沿海城市。2007年11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警告：“世界正处于重大灾难的边缘。”
近代发现古代人类绘制的，南北两极冰盖下的陆地地图，这个世界不解之谜，由于两极冰盖曾经融化，陆地得以裸露，从而有了答案。反之，南北两极冰盖下的陆地地图，能够证明两极冰盖确曾消融。
大洋洲玻利尼西亚群岛土著人，至今还保留着海洋突然上升的记忆。那么中国沿海海平面也一定是同步上升，因为全球的海水是同一个水平面。
中华大地高温气候导致暴雨、洪水和海侵，这显然是个较长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尧舜禹三代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洪水，基本能够吻合。
中国古人或许没有意识到海平面上升，人们惊恐地将海水漫上陆地看做发生了“大地下陷”，因此世代传说“地陷东南”。
电脑的中文字库里，汉字存量仅占中国汉字总量的五分之一，标注“氵”的洪涝汹涌、湍流淹没、汛泽汪洋、激荡泥沙等等汉字就已经达到1073个，这是隐藏在汉字里的“洪水记忆”。
我们今天应该庆幸，我们没有出生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恰好是最最幸运地躲过洪水的那些人——他们的嫡系子孙。
如果洪水确实源于极端的异常气候，那么，全世界都应该遭遇相同的气候。
再看世界各国如海力布的故事、诺亚方舟等历史传说，无一例外都有遭遇洪水淹没家园的故事：
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圣经记载欧洲的一次大洪水，只有诺亚方舟上的人得以幸免，现代考古据说已经发现方舟的船体与停靠地点。
现代伊拉克沙漠地区出土许多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泥板，分别记载着同一次震撼天地的大洪水，又同时被墓穴之下2米多厚干净的黏土沉积层佐证。
希腊神话故事，传说普罗米修斯的儿子坐船逃过几个月大洪水的经历。
印度传说一个名叫摩奴的苦行僧，在恒河沐浴时救了一条小鱼，洪水泛滥时，小鱼拖着摩奴的大船到达安全的地方。摩奴的子孙繁衍成为印度人的始祖，《摩奴法典》也因此传了下来。
玛雅圣书记载：“这是毁灭性的大破坏，一场大洪灾，人们都淹死在从天而降的黏糊糊的大雨中。”
巴比伦人的神话传说，贝尔神发洪水毁灭人类。伊阿神事前吩咐一位在河口的老人选好一只船，备下所有的东西，大雨下了七天，只有高山露出水面。
古代墨西哥文书记载：“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洪水之中。”
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的一百三十多个印第安种族中，没有一个种族没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
全世界都如此统一协调的洪水回忆不可能随意编造，洪水传说一定是全世界早期人类的“群体记忆”。
那么，当大海从东边漫上陆地，暴雨连绵不绝，洪水从西边滚滚而下，黄河流域我们的祖先命运如何？他们将何处求生？
黄河下游华北平原平均海拔仅100米，东面是大海，南面是淮河长江洪水流域，北面是内蒙古高寒干旱地区。除了西面平均海拔1000米的山西高原，逃难者别无选择。
太行山古称大形山，从河北省仰望太行，黑压压在半天之中，山势险峻、群峰壁立，跨越太行山的通道仅八陉、九关。周惠王时期以此地极高，与天为党，得名上党。
逃难者不会嫌弃山高路远，上党地区近期发现已达饱和密度的500多处上古先民聚落遗址，对洪水时代平原灾民上山避难，构成一个答案。
这或许不仅仅是猜想。至今，上党地区还保留许多1937年花园口黄河决口逃荒而来定居的河南难民村，成为远古逃避洪水灾难的现代版本。
中华各民族都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却难以从缺乏文字记载的传说中理清历史的头绪。但是，尚未进入考古学视野的上党地区最新考古成果，500多座古聚落遗址的发现，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与3000平方公里的临汾盆地、5000平方公里的伊洛盆地相比，上党盆地面积仅1000平方公里，500多座古聚落遗址就显得高度密集，社会复杂程度极为独特。
从上党古遗址可以发现，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先后传承、聚落分级关联，世代更替、移民聚落区等许多特征，与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的距离仅在“十舍”之内。
由于迁徙而人口增加，部族之间开始近距离接触。上党地区500多处上古先民聚落遗址，相距大多为“一舍”。一舍为30里，是一天农业耕作往返的最远距离，也是当时部族之间能够互不侵犯的极限距离。
太行山由于特殊的位置和高度，洪水时代幸运地具备了文明发展的“地理机会”。
《禹贡正义》记载“西河之东，东河之西，南河之北，为冀州之境也”。显然，黄河中游各区段的西河、南河、东河的独特称呼，其内涵是治水者必然立足在山西南部。
洪水对古代人类文明巨大的冲击，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洪水凸显了上党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上党因此可能融汇中原各部族的精英，他们近距离接触，交流增加，生产力优化，文化交汇。与此直接对应的是神农尝百草、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等一系列中华神话传说，大多发生在太行山和周边地区。这也不像是巧合。
融合也意味着碰撞，因此传说山西运城盐池一带炎黄阪泉大战、黄帝与蚩尤九次涿鹿大战、轩辕黄帝上王屋山祭天等等。这些故事大多与历史地名直接对应。
与此直接关联的是，传说与历史文献中的大多数上古部族领袖，许多与山西上党有关。
太行山的特殊地理环境，罕见的生物多样性，决定了神农尝百草的基本条件。例如“人参，昔以辽东、新罗所产皆不及上党”（《植物名实图考》）。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晋东南高平一带“是与炎帝神农氏有关遗迹的集中点”。
白寿彝先生指出，蚩尤部族一直活跃在今鲁西南、豫西、晋东南一线狭长地带。文献记载和传说，都展示了轩辕黄帝大战蚩尤发生在运城盐池。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特别指出，蚩尤部族与炎黄大战失败之后，有一支退到太行山中，后来建立黎国。
《史记》记载，尧帝是轩辕黄帝五世孙，尧的母亲庆都，是炎帝部族的后裔，尧帝就是炎黄部族联姻的后代。民国版《山西通志》记载“尧初生伊，成长于耆，即今黎城也”。这与古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基本一致。
几位古代领袖，都在历史传说中居首要位置，都与山西上党有关联。上党地区的特殊位置，成为研究中华文明不可能被忽视的重要地区。
太行山西侧是陶寺文化遗址，东侧是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是被考古学、历史学认为是文明发展阶段代表性的文化遗址，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在这个历史阶段，神农上了羊头山，不是必然的、必须的吗？
“遍陟群山”在太行
虽然姜、羌氏族有迁徙的历史，但是，这种迁徙绝非三年五载能够完成。由于地理变迁、气候变化等原因迁徙，那常常是数代数十代人以世纪为纪年单位的长期行为。《路史》记载“神农七十世有天下”，就说明当时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渔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管理原始落后，仅以氏族的形态松散地存在。政治经济状况还不足以形成大规模战争。迁徙只可能是地理自然气候等客观原因，促使氏族主动向有利的地区迁徙发展。一个生产力先进的氏族的迁徙，只可能由自然灾害发生地区向安全地区、贫瘠地区向富庶地区迁徙。
农业逐渐产生和发展以后，原始的农业区域之间、部族部落之间，开始出现利益冲突和利益联盟。“黄帝时有万国”，后来曾有1700多个国家。我国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几千年的边界争端，不就是一部战争史吗？战胜者占据中原，战败者退出中原远居边陲。古往今来，波澜壮阔。
必须历史地看问题，不能以今日之现代人类生存条件想象古人之行为。在这一点上充满想象的表述者不少，多称炎帝生在哪里长在哪里葬在哪里等等。如果说上古时代某人一生，即使带着一支卫队走南闯北，那也是很奇怪的，去干什么？任何人都不会做没有根据和目的的事情。而且那时连干粮都没有发明，想想那时的生存条件去得了吗？上古时代绝非和平民主时代，战争或称“冲突”，常为争夺猎物、资源或女人。《山海经》中虽没有直接记载战争，在灾难的征兆方面也偶有提及或在祭祀中亦有体现。
“鹿台山，有鸟焉，见则有兵”（西山经）。
“小次山，有兽焉，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山经）。
“钟山。钦化为大鹗，见则有大兵”（西山经）。
“槐江山。有天神焉，见则其邑有兵”（西山经）。
“鸟鼠同穴山，其中多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西山经）。
“蛇山，有兽焉，名狼，见则国内有兵”（中山经）。
“熊山。有空焉，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中山经）。
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中没有这样的例子，只有“可以御兵”的动物。西山经、中山经的这些记载，体现了那个时代必然存在“战争”。
成吉思汗军团横扫欧亚，那是整体族群迁移，父兄战死子孙后继，牛羊随军不断繁殖随时军需供应。如果不是这样，成吉思汗本人即使带领卫队，也难以走出百里，任何一个城邦都难以跨越。
在描述神农氏“遍陟群山，备尝庶草”时，其“遍陟群山”的“陟”字是“阝”与“步”合体组成。“阝”即“阜”字省写，意为山坡；“步”为上下两个“止”（下边为倒置的“止”），“止”即脚趾；“步”就是两脚分别迈一次为“步”。那么“陟”就是在山坡上走。因此“遍陟群山”一词是走遍群山，绝无越过大河之意。而要从“中国”（山西南部因被黄河故道包围古称中国、河内）到达岭南，必须跨越黄河、淮河乃至长江，就会使用“涉”字，如跋山涉水，显然神农氏没有跨越黄河，仅在“中国”即山西境内“遍陟群山，备尝庶草”。
炎帝神农氏在上党的建国遗址——耆，位于今长治县的黎侯岭，俗称羊头岭，以“羊”图腾命名，相连接于羊头山北面。它的特点与羊头山一致，以太行与太岳之间横向连接的山脉，构成北临长治盆地，南接宜耕作之“高平”区域，首先是战略地位，其次是农耕的理想位置。
羊头山西边至运城地区有一座横贯东西稍偏西南的中条山，中条山延伸至永济市的部分靠近黄河边也有座一首阳山，显然也是炎帝神农氏族曾经到达的地方。
神农氏著名的乐曲“扶来”，“来”即“莱”，就是麦。据悉，大麦，又称燕麦、青稞，适合西北高寒地区生长。后来由西北地区传至中原，至今青海省还有麦的野生品种，在那里发现有最多的一粒野生麦种发育到400多个分蘖的。到了炎帝时代，位于中原的炎帝神农六世厘与来，在大麦基础上栽培成功小麦。麦的成熟特点一般是由南到北变黄成熟，成熟的麦黄区域看着看着就随风飘过来了，故称“来”，亦含有从远方而来之意。现在中条山下的运城地区，历史上一直是山西主要小麦产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暗示炎帝神农氏族从西北地区引种小麦迁徙而来的走向。
至于神农氏族领袖开始有意识地在上党群山寻找可食用植物，如何历经坎坷到羊头山获嘉禾？“八种才能成粟谷”——种植试验尚且需要八年岁月，氏族内部示范推广又需多少年？更远范围的农耕技术传播又是多少年？这种农耕文化可能以多少代人的综合努力形成传播扩散，才可能形成优良品种、种植技术、天文气候知识的农耕文化系统，才可能逐渐形成农耕始祖崇拜，形成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这需要“神农氏族”几十代人农业知识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积累。丹雀从天而落一穗嘉禾，那是一个偶发事件促进了农耕质变的飞跃，并不是随便谁捡到一穗嘉禾，农业就能宣告诞生这么简单。这如同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诞生万有引力定律，其余多少亿人看到苹果落地吃完抹嘴走人，似乎什么也没发生是一个道理。这需要以文化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来思考，即全方位思考。
唐碑记载羊头山“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柱出此山”；《国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潜夫论》记载“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故立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兴也，以弃代之，至今祀之”；《帝王世纪》记载“神农之后，烈山氏都于蒲阪”；《蒲州府志》记录《路史》之“柱所都蒲阪”。这些记载，粗略描绘了炎帝神农在羊头山获嘉禾、农官柱出生羊头山，后来扩展农耕到河东即晋南地区，建立氏族领地的发展轨迹。
中条山与王屋山交界处最高峰是著名的历山，舜帝耕作过历山的舜王坪。这些古代遗址都是山西地区特有的农耕历史遗迹。
国外专家、学者认为，黄土有自行肥效的作用，有限的雨水，使易流失的碳酸盐得以保存，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载了李约瑟教授的评价，“黄土是非常肥沃的未经淋滤的土壤，栽培作物可以多年不施肥。它的保墒能力能够使它在雨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因此可以想见，为什么黄土区是古代农业最古老的中心区”。
我国农业专家研究发现，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最大的特点是广泛覆盖黄土，土层深厚，主要是风成的原生黄土（华北平原是冲积、洪积、坡积而成的冲积平原），质地疏松多孔，颗粒甚细，风化程度微弱，土壤颗粒中的矿物质，包括较易流失的碳酸盐还基本保留着，因此有自肥效应。天然肥沃和疏松的黄土，即使利用原始的木制工具也能垦耕，是农耕文化发源的理想天地。
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整体而言属长期干旱类型。目前黄土高原全年降雨400～600毫米，集中降雨为6～8月，适于耐旱且生长期短的粟黍类旱作物生长和成熟。森林稀疏的大片黄土，半干旱草原的存在，使这一地区较早进入了锄耕农业的阶段，为使用以耒耜为代表的木石工具的原始人类开发大规模的田野农业，及中原地区文明的较早到来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气候干旱和雨量的分布不匀，导致了黄河流域走上旱作农业道路的同时，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艺。
最重要的是，当时上党地区先民大量种植黍稷类作物。
神农氏七十世与后八代
根据考古发掘新石器中后期氏族聚落的猪骨，以碳14技术测定，山西上党范围之中，猪骨的谷糠成份含量比河南猪骨谷糠成份含量高70%，即为1.7倍。可见这种由谷类种植技术传播源流不同，形成的农耕技术水准阶梯式差异非常明显，这个差距长期没有被缩短，说明获得嘉禾、农耕技术领先并普及的羊头山为中心的山西比之河南等地区，农耕技术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天文气候等对自然的认识水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期漳河下游、自高平翻过太行山的河南安阳地区，人的食物结构中粟黍类植物含量接近50%。同时兽类骨骼中家畜类骨骼占到69%，其中猪、牛、狗占90%，说明农业以及家畜饲养已经成为主流，农耕文明已经成形。
嘉禾的获得，种植技术的试验成功及扩散，炎帝神农氏拯救民族的、划时代的光辉事迹得以万众传颂。台湾学者姜竹先生多年研究认为，炎帝神农氏农耕始祖魁傀以下分别是帝临魁、帝承、帝明、帝宜、帝厘、帝哀、帝榆罔（参卢）共八代。这八代领袖都处于变革的盛世，促使农耕技术得以发生飞越式进步，社会生产方式才能发生由渔猎向农耕的转变，氏族食物危机才得以根本解决。
那么，还需要讨论“神农氏七十世”之中哪一代是神农氏农耕始祖吗？连“神农氏族”的名称，也只能是在农耕技术取得质变之跨越之后才能够获得，之前只可能是姜姓氏族或姜羌氏族。
炎帝神农氏之前，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部落中居主导和统领地位的人是母亲、女人。我们祖先的这一族群因早先以驯化、养羊为最主要生产活动，所以为姜姓。“姜”为“羊”、“女”合一的图形，“姓”为“女”、“生”合一的图形，那么姜姓就代表了“女”所“生”的整个群体。驯养管理羊群的工作也主要由女性承担。“女”字的甲骨文字形是人手持长物，说明女性主导畜牧业。那么“姜”与“羌”的区别，甲骨文字形趋向复杂，“姜”是“羌”的后续和发展。
自发明农业以后，出现了炎帝神农。即为善用火、掌握四面八方、四时八节圭表系统的耕作的人。男性杰出人物的产生，出现了氏。“氏”的甲骨文字形有性的意思，意为人之来源，可知特指男性。“氏”的象形字下边再加一横线，就是站在地平线上，就是汉字笔划规范以后的“氐”字；加“广”字旁为“底”，都有根底之意。在原始社会，只有最有贡献的人，才能形成被社会公认的“氏”，如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神农氏因烈山垦荒又称“烈山氏”，不同的发音形成别称“连山氏”“历山氏”“厉山氏”等等。
因此可知，“姓”为母系，“氏”为父系。家庭出现之后，逐渐合为“姓氏”。那么，神农氏族首领就是“姜姓”“神农氏”。
农业的兴起，因将土地划块为田，田中有弯腰劳作的人，“田”“人”合一为“男”。“男”字的甲骨文字形，是“田”与一件农具，意为田中使用农具者。而耕作的个体劳动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力量，男性逐渐居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母系氏族社会因农业生产的出现，以及男性首领的产生，开始逐渐向父系社会过渡。最有智慧、最有知识、最有力量、最有威望的男性则成为部落首领，按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分析，“神农氏”农耕“始祖”是“获得嘉禾”并“八种才能成粟谷”的这一代姜姓氏族领袖。自他获得嘉禾开始，到末代榆罔整八代，标志着中华民族农耕文明诞生。
但这个氏族之前的62代应该怎样称呼呢？
因其先进生产力变革的代表炎帝神农氏魁傀（烈山氏）尝百草获嘉禾，使中华民族的农耕革命产生质的飞跃，只有他可以称作农耕始祖神农氏。自神农氏始祖开始，这个氏族有了神农的称号。其后共八代领袖都处于生产力变革的大发展时期，是中华民族农耕诞生后的代表，英名均得以流传。而“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之炎帝神农氏农耕始祖之前的62代姜姓氏族领袖，都还属于渔猎为主导、采集与初始种植为辅助的落后生产力时代，他们的事迹只能被新时代农耕革命的光芒所掩盖，难以传诵下来。但终究属于同一个氏族，后世通称“神农氏族”。这应该就是神农氏“七十世说”与“八代说”之间的关系。
这如同笔者家族，同样有三代与三十二代两说，定居太原是三代，自宋朝二程之程颐算起就是三十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