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由花城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作为出版社开出200万稿酬的名家力作，笔者原以为这部书一定会不同凡响，特地到书店买了一本，一读为快。拿到书的一刹那，笔者首先看到了一行醒目的字眼：“文学大师的70年家事国事心事自述”，不知怎么，看到“文学大师”的字样，我就一下子倒了胃口。王蒙是当代著名作家，也是老前辈了，说他是文学大家尚可，但说王蒙是文学大师，这好像有些唐突。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王蒙称文学大师，还为时尚早。
这里需要对文学大师做一个界定，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被称作大师？笔者认为文学大师不仅要具备旷世奇才，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还要有过硬的独立人格。把这样的标准放在国外作家身上，我们可以列出许多名字：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是天才，他们在知识、思想上博大精深，一般的读者甚至作家在他们面前都有一种渺小感，在他们大海一般的丰富和博大面前感到自己始终无法穷尽他们的内涵，他们人格崇高，具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一种既有赤子之心又有近于上帝或者圣人或者叫做佛的悲悯情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作家，我们不得不悲观地看到，能够被我们称为文学大师的人物几近于无。
因为对王蒙先生的尊敬，我极力抑制住自己的反感，勉强读完了《半生多事》。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还达不到文学大师的水平。也许是本人对王蒙的期待太高，也许是听到的先前的宣传太多，仅从这部自传来看，除了提供了一点可怜的文学研究资料以外（此判断的前提建立在王蒙自己所标榜的“最大限度的真实”这一基础之上），其他各个方面都属一般水平。考虑到《半生多事》是王蒙自传的第一部，后面两部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武断这部传记的总体水平如何。但现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部《半生多事》的写作水平离文学大师还有不少距离。
这部书的内容暂且不谈，所有的传记在内容上必须保证一个最低底线，就是真实性原则。传记无论怎么写，都不能离开真实这个最基本的准则。单就这本书的写作来看，语言很是一般，散文化行笔记录着无序散漫的记忆，丝毫没有什么文学大师的味道。阅读以后，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半生多事》
的确有些支离破碎了。我怀疑王蒙写这部作品的时间十分仓促，我觉得以王蒙的“过人”智慧和才华，他应该写得比现在更好。这样的作品，根本体现不了文学大家的风范，遑论文学大师的水平了！
但愿这只是出版方的一次小小的炒作，不是王蒙自身所为。把文学大师这顶帽子安到自己头上，王蒙不会太心安理得。因为作为一个经历比较复杂，写作实践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王蒙，他应该明白自己的作品的位置。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王蒙的其他作品，包括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看看他这些作品是否可以充当建筑文学大师的砖瓦。
必须看到，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王蒙这一章，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春之声》以及《活动变人形》等。
客观一点讲，在开启文学新风方面，王蒙的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文学成绩，而且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学作品挣脱意识形态钳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遗憾的是，王蒙挣脱意识形态的力度还很不够，所以尽管他的作品在当时的环境下受到推崇，而到了新的时期，时代氛围变得更为宽松以后，王蒙以及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大踏步落后了。
王蒙进入文学史，不能否认他在文学写作上的才华横溢，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而且就他的文学地位来讲，也不可谓不高。他官员做到新中国文艺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等，头衔很多。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王蒙进入文学史的理由，因为我们不能回避一个常识：王蒙早在取得这些非文学成就以前，已经被当代文学史所注意。
也应该看到，王蒙被注意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作品的文学成就，更多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那个时期出现的所有作品，包括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其他同时期作品，它们之所以被注意，很多的原因是思想解冻后文学界的一片荒芜。与其说是他们的作品写得好，还不如说是这些作品契合了那个时代的节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对这些作品本身文学价值的解读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只是凭着直觉发掘出了这些泛政治化的作品。这些泛政治化的作品不幸被一些嗅觉敏锐的评论家们所注意以后，被极力予以拔高。现在看来，这些被无限拔高的作品已经凸显出语言的贫乏思想的贫瘠和结构的幼稚。也许这样来要求那个时期的作品有些苛刻，但时间的检验是无情的，历史都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定格。可以说，时代环境的不自由，根本不允许出现文学大师级的人物，也不会出现大师级的作品。
不但是王蒙，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根本就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如果说上世纪以来中国还有文学大师的话，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沈从文。鲁迅的文学地位不容动摇，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以及学术研究，鲁迅可以当之无愧文学大师的称谓。尽管否定鲁迅的杂音始终存在，尽管有些人对鲁迅始终耿耿于怀，但鲁迅仍然以自己作品的深邃独特和人格的高远超然，给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个大师标本。鲁迅式的人物是如此稀缺，以至于我们在总结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发出“幸亏有鲁迅！”的感叹。沈从文的前期作品也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他构建的湘西边城文学世界，浑然天成、清新质朴，他建造的人性的希腊小庙，让我们倍加感动。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的大师级文学命运就在被迫中“主动”消亡了，他无可奈何又“心甘情愿”地转向了服饰文化研究，走上了另外一条可以明哲保身的学术研究道路，从此离文学大师越来越远。
这样看来，文学大师的成长是需要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的。鲁迅和沈从文这一个半文学大师所成长的环境看上去“很乱”，但往往是这样的“乱”世才会出天才、出大师。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战乱频仍，却出现了诸子百家，形成了流传久远的百家争鸣。鲁迅和沈从文生长的社会环境也是很不太平，恰好是这样的不太平让鲁迅这些人有了自由写作的氛围。鲁迅的时代是出大家的时代，一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有可能成为大家的写作者几乎都出自这个时期，除了沈从文，还有张爱玲、老舍……等等，遗憾的是，也正是这些大家在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走了下坡路，以一步之遥的距离远离了成长为文学大师的可能。
归根结底一句话：文学是需要自由成长的，是需要思想自由的，没有了思想自由，就没有了大师。
如此说来，19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史在大师级人物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到了新时期以后，才开始出现生长文学大师的环境。可悲的是，从斗争时期走过来的作家们（包括王蒙）已经深受其害，即便给他们自由创作的权力，他们也不会回到春秋或者五四时期了。一旦接受了意识形态的钳制思维，再来打开一片新天地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也不愿意苛求王蒙们，不是他们不努力，也不是他们没有成为文学大师的才华，而是环境使然，时代使然，可悲的不是他们没能成为文学大师，而是不能产生文学大师的时代。
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时代造就文学大师的佐证，那就是我们在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本土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尴尬。诺贝尔文学奖自设立以来，已颁发了90余次，30余个国家的90余位作家先后获奖。然而，文学传统深厚而悠久、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相当可观的中国，至今竟无一人获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作家长时间地被忽略？
我们不能否认有中国作家自身的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时代环境太恶劣。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建国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文化环境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其严重程度，就是放在世界历史上来看，也许只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以相比。新中国所遭遇的几大浩劫，至少造成文化上的三重断裂：一是传统文化的断裂，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文化传统的断裂，三是与外国文学的隔绝，不仅是与世界同步的世界文学潮流，就是20世纪以前的文学传统也是严重的不完整。
如前文所说，文学环境的不宽松一直到新时期以后才逐步得到缓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比较经典的文学作品。有评论者认为文革后二十多年的文学积淀已经有了初步的效果，无论是断裂的新文化传统的重续还是与域外新思想的交流都已经不成问题，甚至转换性本土化的创作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比起伤痕文学的粗陋和先锋写作的生硬移植，进步已经很大了，作为进步的最好例证就是准经典作品的出现。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整个文学界包括整个人文学界投机浮躁的心态成了大师产生的最大敌人。王蒙被盲目地称作文学大师就是典型的一例。
笔者说王蒙称文学大师为时尚早，并不是要否定王蒙的文学成就。王蒙的文学成绩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也是不容许否定的。我们的时代本来就缺少优秀的作家，王蒙这样的文学大家不是太多，而是太稀缺了。我觉得现在还是称王蒙为文学大家比较合适，说句拿不到台面上来的私心话，就算是从为了爱护王蒙，从王蒙的大家英名的角度考虑，还是缓称一下王蒙为文学大师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