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王小波的人，都会对他的那篇著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留有深刻印象，王小波倾注巨大的欢喜来描述那只猪的独特，毫不掩饰对它的喜爱，称它为“猪兄”。王小波为什么对这只猪如此偏爱，因为它身上有着他所仰慕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这个东西，无论是他脍炙人口的杂文，还是数量不多的小说，无不折射出有趣的智慧光芒和“无设置”的骑士浪漫。终其一生，王小波一直在追求“凡人”的智慧，崇尚个体自由的他反对任何虚假的“崇高”。吊诡的是，与他生前的寂寞形成强烈反差，身后的热闹几乎将他“设置”成了“神物”。这大大违反了他的初衷，王小波活着不需要神化，死了更不需要。凡是不知不觉地将王小波神化的人都没有真正读懂他。
王小波一生追求智慧和有趣，一贯的低姿态，一贯的边缘身份，钟洁玲说“王小波纯粹、理想主义，他在体制外坚持写作，以非主流的身份超越了主流，为沉默的大多数争了口气。”钟洁玲是王小波小说《时代三部曲》的编辑，她对王小波的理解可谓一针见血。小波一生秉承“凡人”立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神化，可是非常不幸，就在他去世的当年，就很快出现了过多的“死后哀荣”。在这方面，他的岳母李克林有着清醒的认识，“现在一些纪念小波的文章，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但也有个别评价有些过高了。小波性格腼腆，不爱张扬，不求虚名，但重真情。而且他生前经历坎坷，刚刚在发展，处于成长的过程中，远未达到顶峰。过分的溢美之辞，他地下闻之也是不愉快的”。
王小波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异数”，这是他受到许多知识青年非理性吹捧的重要原因。人们之所以如此“抬高”小波，是想把他化成一个文化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寄托自己的在现实中受到压抑的或无法实现的理想，同时也成为一种可以充分被人们接受/误读的文化符号。王小波的文本可以成为被青春反叛或玩世不恭的话语借重的文化资源，并内化到成长的叙述当中。有评论者认为，王小波小说与周星驰电影中的那种抹杀历史深度以及嘲弄一切的大话或游戏心态在文学青年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这也许就是王小波为什么在一方面受到大众青年的“狂欢”吹捧的同时，又得不到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并且研究的原因之一。《南方周末》曾经以《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为题刊发了专门文章，就此现象予以探讨。有人认为王小波身后的哀荣来自媒体的炒作和读者的盲目，联系到1990年代的社会背景，王小波的“受欢迎”确是“时代的需要”。
不少人对王小波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他的杂文，不是小说。有人做过统计，王小波生前发表过的小说只有他创作的三分之一，王小波的杂文散见于《三联生活周刊》、《读书》、《南方周末》等报刊，这些充满智慧锋芒妙趣横生的杂文创作为他赢得了广泛声誉。王小波的“走俏”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在死后才“风生水起”，其实，他的杂文生前影响就很大，一些报刊以能刊发他的杂文为荣耀。至于他的小说，因为描写的怪异和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性描写，得到时人及时主动认可的确实不多。
时人对王小波的推崇与排斥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以后，不少知识分子感觉到了日益严重的精神危机，人文精神讨论的兴起就是知识分子主动寻求解决危机的一次不算成功的努力。许多人重新回到“五四”的起跑线上，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深刻反思与发扬。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为了得到最低限度地个体独立，他甚至主动放弃了“五四”所确立的对大众进行“启蒙”的任务，而高高举起有趣和快乐的大旗，追寻智慧人生，解放个体。
在时代环境受到政治和经济双重挤压下，王小波不想“犯禁”，也不想怂恿别人去“犯禁”，他“爱智”，并且认为一个有智慧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学会保护自己。王小波由此形成了个体主义哲学，以“不触犯社会的禁忌”为其批判精神设定了界限。王小波不想扮演或硬充先知启蒙者或救世英雄的角色，他只想做一个有智慧的“凡人”。谢泳在文章《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中说，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欢交替、起落交织的全部人生”。而愿意做一个自由派的王小波，则是主动放弃“话语权”的个体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周国平如此评价王小波：“他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之捍卫科学和民主，并不是因为科学和民主有自足的价值。在他心目中，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具有自足的价值，那就是智慧。他所说的智慧，实际上是指一种从事自由思考并且享受乐趣的能力，这就透露了他的理性立场背后蕴含着的人文关切，他真正捍卫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
王小波一生甘做追求智慧的“沉默的大多数”，他生前给友人刘晓阳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说：“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爆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从王小波决绝的话语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点鲁迅的味道，拿他的杂文看，他也的确与鲁迅有一拼。人文学者邓晓芒曾与朋友说“当代没有鲁迅，就只有王小波了”。但他也只是承认王小波的杂文，对于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并不看好。虽然王小波最钟爱自己的小说，但他的小说成就的确不如杂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小波并不是某些人“神化”出来的“天才”。时评家张远山认为，过度地吹捧，极为廉价地奉送“诗人”、“学者”、“思想家”之类的荣誉头衔，是对王小波本人的不尊重。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大多挚爱王小波的人，几乎都多多少少犯了这个（可以理解并且被原谅的）“低级”错误，李银河说王小波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它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一些媒体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岭南文化时报》为悼念小波发表的文章中说：“王小波的去世对中国文学的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这位非同凡响的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者在《时代三部曲》中显示出来的才华和深度，使我们听到了某种类似天籁的声音”。
对王小波过分的赞扬并不符合他生前的本愿。王小波是一个出色的杂文家、差强人意的小说家和著名的“私”想家。作为杂文家的王小波我们不陌生，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大家也算熟悉，我说王小波不是思想家而是“私”想家，并不是要玩文字游戏。莫说是王小波，放眼20世纪的中国，能称为思想家的寥若星辰，但“私”想者却比比皆是。思想家必须有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必须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必须有恒定的人生哲学。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思想家都称为“私”想家，但并不是所有的“私”想家都可以成为思想家。“私”想可以产生思想，却不是思想。
正如张远山在发表于1999年第2期《书屋》杂志上的文章《王小波论：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入非非》所说，王小波并没有写出杰出的诗篇（而当代中国有许多真正的诗人写出了杰出的诗篇），认为他有诗人气质则可，称他为“诗人”就过于勉强。仅仅以唯一一首“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这样的诗行是不可以成为诗人的。王小波的学问也算不上很大，称之为“学者”也不够实事求是。王小波的思想更缺乏足够的独创性，他只是用一个合格的当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普及一些公认的现代常识，在这一点上，和曾经流行于1990年代大学生中的余杰、摩罗等人有着类似的地方。那几年，王小波的确是和余杰、摩罗一起被青年们奉为知识偶像的。当然，王小波要比余杰“有趣”得多，但仅凭这个，把王小波等人誉为“思想家”，也是对真正思想家的一个贬低，只能助长业已病入膏肓的浮躁和不自信。
评论者颜竣说，王小波只是一个满怀工作热情的个人主义者，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同盟；他敢于也善于解构一切神话：哪怕是戳穿所有人都因之骄傲狂热的心理蜃景；他正视一切禁忌，包括同性恋话题和难得的健康的性爱；他是所有自欺欺人的酸腐知识分子、怀旧诗人、高烧的人文精神斗士和官僚和清教徒和中年色鬼的敌人，也是童心和人性的捍卫者。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神化王小波，他终生都在反对制造神话，小波生前是一个自由的人，死后也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他愿意做那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样的愿望应该得到满足。对于盲目神化小波的行为，我们应该予以清醒的认识。
2000年9月20日晚，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学者崔卫平在《人民日报》读书论坛和网友在线讨论王小波，有一位网友说读王小波的文章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对自由有两种憧憬，例如笼中鸟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另一种是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的发出的感叹，王小波属于第一种。对此，崔卫平也很赞同。在同一次讨论中，也有网友提出，王小波应当人手一本，他是我们民族的解药。王小波生前如果听到这种类似当年对“红宝书”的盲目肤浅认识，大概会给与当头棒喝的。如果他生前能够看到死后的嘈杂喧嚣，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无知吹捧，看到自己的照片同影视明星商贾政要一样上了杂志封面，看到青年们自动成立的“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中国人最善于吃人，这个鲁迅时代就被提出来的中国式的吃人，其内涵大概在当代得到了彻底的“发扬光大”。封建时代把活人吃死，当代盲目人群把死人吃活，因此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死人活人通吃的升平景象。
承认小波的独特，承认小波的有趣、说真话和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并不是要盲目拜倒在他的名下。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说，王小波文字上还有不完美甚至寒碜（他毕竟是半路出家，有人说文字这事儿，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姑且存此一说），在小说结构上还存在着臃肿（表现在无谓重复和写作的断断续续），在旨趣上太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总之，小波的出现也许是一个奇迹，但谈不上什么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他的过早去世而改变。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要想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几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对小波作品的解读一定要超越他的死亡，要站在纯粹文本的立场上。以小说而言，王小波不能算作是成功的范本，至少不该是中国当代文学该追求的范本，尽管他的小说在台湾获了奖。即便是把王小波的小说放进现代派这个大筐子里面，以便显出文本的高深莫测，但现代派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语言晦涩结构复杂地难以理解。现代派小说主要出现在20世纪初到中叶，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找不到卡夫卡那样深刻的焦灼与痛苦，也没有感觉到《追忆逝水年华》中那样的细腻、婉转的心理刻画。即便涉及到大跃进、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小波似乎也只是以大胆放荡的性爱来反思，失之于油滑，没有得出自己深刻的独特见解。虽然文学解冻（新时期文学）以后，有许多小说触及到一些性描写，但还没有像王小波这样大胆而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兴趣，并在小说里作性狂欢宣泄，这种对性器官、性行为、性快感的近乎白描式的展示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来说显然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正如一些论者所说，把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这与从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岂不是一丘之貉，岂不是同样的荒谬同样的违反人性同样的与人追求的终极价值背道而驰？
当然，作为一个杰出的杂文家，王小波是当之无愧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王小波引起大陆文学圈的注意，外因多于内因。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不要把王小波评价得过高”；“王小波的杂文在常识层面上谈的很好，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关照王小波，也许不是一种绝佳的角度，即便是把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来考察，重视的似乎也应该是他的独立自由精神。但以上四位学者的态度却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识界对小波的态度。
在一部分人那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确实把王小波神化了。小波只想做一个普通“凡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只想做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兄”，我们没必要为了满足自己的“挚爱”违背他生前遗愿，把他“速”造成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文化符号，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自私了。也许我们还记得1998年的“断裂事件”，在《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有大约一半的人表示：喜欢王小波的书，但他不是偶像，对其写作也没有影响；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不可能是偶像，也没有影响，因为不了解他们。而韩东则认为：
“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是90年代文化知识界推出的新偶像，在此意义上他们背叛了自身，喂养人的面包成为砸向年轻一代的石头。”韩东的说法也许偏颇，却很实在地说出了王小波的被神化。
这是令我们感到惋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