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如一条主线贯穿着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1922年7月，李达出席了中二大后，应毛泽东的函邀到湖南任自修大学校长，讲授唯物史观，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1923年11月，李达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和教授，后法政专门学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担任教授，开始系统讲授唯物史观。1926年至1927年，他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也主要讲授唯物史观。在李达的学术生涯中，自1923年底至1927年间，是李达以极大的精力集中研究唯物史观的阶段。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视域并力求联系具体国情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是李达该时期的理论研究特色。在这一时期，李达完成了当时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著作《现代社会学》。其后，在经历了经济学研究的转向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深化后，李达进入了唯物史观的深入拓展研究时期。1937年，李达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对以往的唯物史观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阐发，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唯物史观思想的体系化概括。经过10年的学术积淀，李达在唯物史观方面的思想更为成熟，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观点的认识更为准确，同时与中国国情分析的联系更为紧密。总之，从1923年到1937年李达度过了一生中的唯物史观研究的两次学术高潮。这两次唯物史观研究高潮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由表象进入实质的不断伸展的重要过程。
《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是集中展现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它们分别代表两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时期。在这两个时期，李达用了两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来概括唯物史观，体现了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逐步清晰和深化的认识过程。
一、《现代社会学》时期的“唯物史观社会说”
《现代社会学》是李达在湖南任教与治学期间有关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为了在国统区合法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把唯物史观讲义更名为“社会学”，同时为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李达又把这部宣扬新世界观的讲义称为“现代社会学”。这部讲义于1926年6月正式出版，影响甚广，其中所表达出来的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使我们能客观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视域与致思方向，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认识水平。
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把马克思关于“社会本质之研究”学说称为“唯物史观社会说”，指出了唯物史观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本质的思想武器，强调了唯物史观在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李达认为唯物史观超越了其他关于研究社会本质的理论学说，并且比较了唯物史观与其他社会学说对社会本质解释的差异。在马克思学说创立之前，“关于社会本质之研究，旧有三大历史的社会说，即契约社会说、生物的社会说及心理的社会说”。契约社会说主张社会由个人同意而缔成和改造，为资本主义初期树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依据。生物的社会说提出社会非人力所能支配，宜任其自然发展，是资产阶级树立自由经济的依据。心理的社会说提倡社会改良只需改良人类天性，无须改造经济组织，是资产阶级树立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的依据。李达对这三种学说进行了分析，指出契约社会说过于重视意志，生物的社会说过于主张从进化论角度认识社会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的固定性，心理的社会说过于注重心理要素，都不能彻底说明社会的本质，其实质是拥护资产阶级的理论工具，在“今日的世界”已是过时或无实行的可能。李达指出，唯物史观社会说与这三种学说在对社会规律解释的基本出发点上是完全相异的，“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人类因为生存而要获得生活资料，就不能不参加社会的生产，因而结成社会。人类参加社会生产，完全是由于生活的需要，与个人意志、生物定律、心理因素都没有决定性的直接关系。人们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种种生产关系，由个人加入生产关系而构成的结合体就构成了人类社会。
“各人为谋求、满足欲望而加入生产关系之结合，谓之社会。”李达分析了社会中的现实个人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对社会生成的重要意义。个人的独立性存在是社会生成的自然前提，个人因生存需要而形成的生产活动中的相互依赖又是社会生成的现实前提。李达指出，人既然受到生存需要的驱策而加入社会生产，共同生产生活资料，那么在此生产过程中，就不能不共同劳动或互相工作，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种种生产关系。加入种种生产关系中的一切个人遂构成一个社会。因此，人固然因生物性需要而驱动生产，但这只是具有前提性的意义，人类的社会生产正是人由独立走向依赖、由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由生物性生成精神性的唯一路径。“生存资料之出产苟能充分供给人类之需要，则根本的欲望容易满足，因而非根本的欲望亦容易满足，故精神的文化完全根据物质的发展而发展。概括言之，人饥则求食，不食则死；寒则求衣，无衣则僵；避风雨则求庐舍，无庐舍则病。衣食住者实人生所必不可缺之生活资料也。地无分东西，时无论古今，人类必自有其生产方法以生产生活资料而分配之。如吾人处都市之中，决不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苟为无产工人，即不能不售其劳动于资本家，借以取得一定之工银，然后再支出所得之货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卖劳力以谋生，本属至苦之事，为谋生计，不得不尔，决非本人之意志所得而左右之。”
这时李达还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但李达通过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和翻译其他学者的解说，其关于社会生成的思想很接近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人的劳动是一种客观的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为人是作为活动的人存在的，人的劳动具有社会性。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甚至当人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人也是社会的。不仅人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的，而且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因此，人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人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人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在所有社会活动中，物质生产是最基本的活动，物质生产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物质生产支配。在《手稿》中，马克思消解了传统哲学对生产劳动的抽象思辨的理解，并通过生产劳动揭示出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和历史命运。
作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初步探索的重要论著，《手稿》所表现出来的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话语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有诸多的不同。这些差异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走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特征——因求中国的前途命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致思方向。异化劳动是《手稿》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肯定劳动的伟大作用的同时，着重研究了雇佣劳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者带来非人化的后果，以及异化劳动所包含的阶级对抗。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抽象的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哲学话语。马克思在《手稿》中，从“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为资本家所掠夺、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的地位这个现象入手，分析劳动异化问题，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从而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必然产物，但私有财产一经产生之后，又反作用于异化劳动，成为异化劳动进一步恶化的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是以往全部生产发展的结果，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又必然导致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人和农民区别的消失，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阶级——有产的资本家阶级和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又由于其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工人阶级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
《现代社会学》是李达最早的一部传播和研究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著，虽然还是一部“摸索写成的不成熟的著作”，但是李达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达到了当时接触、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所能达到的较高层次。李达在认识劳动对社会生成的重要作用时，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社会中的个人也不能随意地摆脱社会关系的制约。“如吾人处今日机械发达之世界，而欲维持自足自给之经济，亦属不可能之事，势必借分工及交换以保持今日之社会关系，决非吾人之意志所得而左右之。”李达还认识到劳动的积极方面和劳动的消极方面，并初步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分析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他指出，资本主义确立以后，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可谓一日千里，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集中。资本与生产集中的结果，导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演变成垄断的资本主义，而后者加剧了贫富的悬殊，也加大了阶级之间的对抗，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原因。但是李达在写作《现代社会学》时，并没有受到《手稿》的影响，头脑里也没有根深蒂固的欧洲哲学的思辨传统，所以他虽然认识到劳动对社会生成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劳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但是“异化劳动”并没有进入李达的研究视域。
李达通过对人类社会生成历史的揭示，阐述了物质生产活动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观点。李达从人类历史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存在等角度具体分析了物质生产活动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纵观人类的历史进程，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时代都有其政治宗教风俗习惯及思想观念的差异，各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经济制度及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各个时代都可能遭遇不同的战争及迁徙。那么，造成人类历史上各种纷繁错杂的思想及行为的呈现，以及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现象、精神现象的内容及形式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李达指出，原因是人类社会内在的一种“原动力”。人类思想意识的变化、社会制度及社会冲突的差异，都是“原动力”的作用。当然这个“原动力”并非由思想观念理性或精神而生，而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活动中产生。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人依靠自然环境，并凭借自身物质和精神的“助力”经营其物质生活，提供其生活资料，又因生产、生活的需要产生了社会交换，即产生了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社会关系。李达指出，唯物史观关于物质资料的社会实践的所有范畴中，最重要者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始终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因此，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就是生产力。李达认为，唯物史观正是通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出发点去分析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当作马克思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生产劳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因而也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现代社会学》还反映了李达对唯物史观理论出发点的初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哲学与他们的新世界观不同的地方在于：“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抛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他们不是从抽象的人，而是从现实的人，即人的生产活动、从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出发来揭示社会规律”。从这一理论起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人类历史的生成过程和本质属性，即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不是人相互约定的历史，不是人生物进化的历史，也不是人心性相感的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这一理论出发点揭示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在于，“社会之根基既建设于经济关系之上，则人生与自然之根本原理，唯有于经济关系中探求之”。李达认为，人的思想受制于环境的影响，人不仅不能以个人意志决定社会关系，反过来社会关系左右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如此建立的哲学，即为特殊阶级之哲学”，“为该社会经济形态之写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达由经济关系而说明阶级关系，由经济属性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属性，他在《现代社会学》中的唯物史观思想已基本上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李达还十分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李达在谈到《现代社会学》的写作目的时指出：“细察现代社会之趋势，实已由唯物论而进至唯心论，盖采取所谓社会心理学之方向者也。反因为果，倒果为因，推其极致，殆将愈使社会学趋于空化灵化而愈无补于国计民生也。予为此惧，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抑予更有言者：此书之作，聊欲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尝试而已，非敢谓于社会学上自标新帜也。”
二、《社会之基础知识》对实践概念的初步论说
《社会之基础知识》写于1929年初，写作出版于李达翻译著述较多的一个学术高潮时期。对海外马克思主义论著的广泛阅读与编译使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解读跃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李达开始引入了“实践”概念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李达说：“唯心论的哲学，于思维中求真理的规律，反之，辩证的唯物论，则坚持实践。唯心论专以离开生活的抽象为事，唯物论则以生活实现为第一。所以唯心论和唯物论，是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唯心论是离开了直接的生产过程；反之唯物论是生产阶级、生产实践的阶级的世界观。”虽然“实践”概念在文中所见不多，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是中国教科书上第一次明确使用“实践”这一概念，在这以前，我国思想界把实践译作“实际”、“实用”、“实验”等，并且在内涵上也有所差异。
李达在对“辩证的唯物论”（唯物史观）与唯心论的比较中，认识到实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理论特征，实践观点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人们应当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唯物史观不仅承认物质世界的第一性，而且主张实践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本身正是人类全部实践所提供的普遍的必然的结论，不以实践为基础来确立的唯物主义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既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和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人类生存于其间的自然界变化的现实基础，也是人类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正是实践把人及人的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既区分又联系起来，是实现意识和物质、社会和自然对立统一的中介和基础。因此，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去看世界，才能真正理解自然、社会的客观实在性，也才能正确理解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和能动作用。由于理论资源所限，李达只是简略论述了实践的理论价值，没有以“实践”为理论域对其内涵、特征、方式和作用，以及与“社会进化”的密切联系作充分的学理展开，也还没有用“实践的唯物论”来整体概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
三、《社会学大纲》对实践观的充分阐述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实践观点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很少被论及。3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遗著出版问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准确解读有了新的可能。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也随着相关论著的不断出版而为人们所重视，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李达在以“实践”构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体系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地位，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关键契机”，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统一基础。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运用大量的篇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首次得到充分的强调，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
1.历史观与自然观统一的基础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区分了哲学史上的各种派别。他指出，在对待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一切哲学的流派都分为唯物论和观念论两大阵营。唯物论与观念论是根本对立的。唯物论的根本论纲，简括起来就是“存在规定意识，意识不规定存在”。观念论的论纲就是“意识规定存在，存在不规定意识”。在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李达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唯物论与观念论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之说明，究竟哪一方面是正确的？真理在唯物论方面，这是不待言的。”李达批判了观念论的谬误，并注意到二元论和折中论“不属于唯物论，便属于观念论”。因此，全部哲学的历史就是唯物论和观念论斗争和发展的历史。在区分唯物论与观念论的基础上，李达进一步区分了辩证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唯物论。李达认为，在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上，辩证唯物论与从来一切形态的唯物论相一致。然而，辩证唯物论又不可能等同于旧的唯物论，其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把唯物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唯物辩证法是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
为区别三类不同性质的哲学思想，李达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的概念：“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看的实践，规定着表象、概念等之精神的生产。在这种见解之下，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且是哲学的认识论的范畴。要懂得实践优于理论的见解，就必须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是认识的真理性的规准。所以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这段话表达了李达对“实践的唯物论”的总体认识。
其一，“实践”首先是“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社会的历史的范畴”。“社会科学”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李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哲学的活动是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即政治的—实践的活动开始的。“唯物辩证法的确立，是在反映政治斗争的哲学之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创始者们的哲学斗争，是与经济学及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相结合而隶属于政治斗争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而两者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实践。李达认为，哲学斗争本身也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
唯物辩证法是在哲学斗争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反映，这个命题是我们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当创始者们最初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立场时，在哲学的领域加入了黑格尔的“左派”，以哲学的斗争来反映政治的斗争。自从他们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决定成为唯物论者，并批判地摄取黑格尔辩证的方法以研究现实的社会诸问题以后，他们就更进一步地使用新创的唯物辩证法这一精神武器，去从事于哲学上的两个战线——代表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观念论与旧唯物论——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普罗列达里亚与布尔乔亚的实际斗争。李达认为创始者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大纲，又表示着这个新哲学在哲学斗争中锻炼而成的经过，表明新哲学是实践的产物。
李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新哲学的形成，经过了两条路线的“哲学的扬弃”。一是对于观念论一般及观念辩证法的批判。这些哲学批判在《犹太人问题》、《经济学—哲学的草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已经全面地展开着，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诸论文，就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和更进一步的展开。二是与旧唯物主义的斗争。这些理论斗争在上述著作中也不断地展开着，特别是《费尔巴哈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系统地、批判性地克服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机械论者的唯物论的缺陷。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诸论文，已经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而全面地克服了旧唯物论的一切缺陷。所以，通过两条路线的哲学扬弃，李达认为，大体上，可以把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写成之时当作唯物辩证法确立的时期。
李达进一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哲学对旧哲学的扬弃是真正的批判性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费尔巴哈唯物论思想是新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但是不能把新哲学中所包含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等同于两者。“辩证法的唯物论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克服，并不是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原形；同样，唯物论的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形。崭新的科学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具有其新的质、新的生命、新的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
“新的质、新的生命、新的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由哲学的扬弃和斗争来完成，另一方面由创始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所参与的政治斗争来实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于新哲学的确立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李达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法国劳动运动与法国社会主义的研究”，从三个方面构建了唯物史观的实践的理论基础。
“实践”作为“社会科学的范畴”，揭示了“新哲学”的根本特征。李达指出，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的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造出科学的世界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质、新生命、新内容和新历史使命。因此，“辩证法的唯物论”和“实践的唯物论”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其内涵都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的传统，以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即保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为基本立场，以实践作为人类与自然发生联系的基本活动方式和思维的基础，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实践—劳动范畴，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也不理解辩证法，并且离开社会的实践，所以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不能理解社会环境之革命的变革”的缺陷，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其二，“实践”是认识论的范畴。由劳动—实践范畴引入传统哲学而引起的历史观和认识论领域内革命性变革，就是唯物辩证法。李达首先把唯物辩证法看作一种社会认识论，是认识社会的思想工具。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是为了将其所揭示出来的法则即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于指导实践的方法，以促进社会的变革。
李达认为，从认识产生于实践来看，实践也是认识的范畴。“实践的唯物论”在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处理上克服了旧唯物论的弱点。从来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只知道认识是客观实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却不能理解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的契机。因此，这种旧唯物论，不知道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原动力，所以不能说明认识的发展、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的、客观的真理的关系，即不能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而“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看作认识发展的杠杆，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的生产及社会斗争，并主张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契机和真理性的规准，阐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而克服了旧唯物论的缺陷。
“实践的唯物论”在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处理上也克服了观念论的弱点。观念论展开了旧唯物论所忽视的实践的契机，很注重实践的概念。但观念论把实践解释为抽象的精神的东西，不知道实践原属于社会的、历史的范畴。李达以康德、黑格尔为例分析了观念论的实践缺失。康德虽提倡“实践理性的优位”，却分离“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不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真理性的规准。黑格尔虽然主张实践是认识过程的契机和推动力，但他把实践解释为意识的劳动或活动，这纯粹是观念论的观点。而“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归入历史的、社会的范畴，把实践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能够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辩证法。所以，劳动—实践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实践的唯物论”在承认人的思维有受动性一面的前提下，承认人及其思维又有能动性。这是因为，实践的唯物论把实践“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实践不仅“能够指导自然的认识”，而且“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
李达还概括了认识的圆运动公式，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认为这种圆运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因此实践在认识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认识是实践的契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李达进一步总结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认为其基本特征在于将实践观点引入人的认识过程并与人类的认识历史相结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出发点和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的认识论思想经李达的理解与发挥，使我们对以实践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辩证性和唯物性认识得更加清晰。
因此，李达认为，“实践的唯物论”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一步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反过来说，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之普遍化的概括。”
李达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的唯物论”应看作理论、方法和实践指导的统一。历史唯物论在特定社会形态的机能及发展法则中，阐明该社会形态的必然没落的法则，指出新社会形态制度取而代之的必然性的根据。历史唯物论指出超过该特定社会形态前进的路线，预见它的将来，在社会的实践上，说明前进的社会阶级的任务。总之，历史唯物论必然是社会实践的指导。
2.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说明劳动
李达认为，与以往对劳动—实践的理解完全不同，劳动—实践范畴的内涵，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开始阐述的。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李达认为，马克思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他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去说明劳动，这是与从来的唯物论和观念论关于劳动的理解完全不同的。”
李达还认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揭示劳动—实践的本质是马克思学说对哲学的重大变革。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其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李达对此解读到，在马克思之前，观念论和旧唯物论的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观念论把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人类转化为自我意识，使意识脱离自然和人的实践；旧唯物论把自然与人类分离开来，使人类转化为生物学的范畴，把意识归结为纯自然的、被动的产物。这样，劳动—实践的概念，就变为抽象的东西，也不能正确地说明人类的社会和意识的关系，而实践的真正意义在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现实活动中的“能动的”、“革命的”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只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去说明劳动，才能凸显劳动的能动性和革命性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结合的手段、过程和产物。在劳动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相结合，自然对于人类发生具体的联系，因而劳动—实践成为“当作社会的人类看”的人类的本质。李达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劳动对于唯物史观确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正因为劳动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媒介，所以以此引出对于劳动概念的唯物论因素的把握，就能够理解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物质基础，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建立起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基于这种理解，唯物论就从自然的领域扩张到历史的领域，从下方完成到上方，建立彻底的唯物论、统一的世界观。”因此，从“自然领域”到“历史领域”并不是将自然看成与人毫无关系的自然，把生物界的简单规律（自然规律）扩张到人类社会，而是将自然看成与人发生物质生产联系的自然，通过探讨人与自然间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揭示物质生产的社会规律，并将之运用到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劳动—实践是人的“第一历史活动”，所以只有以劳动—实践为基础，才能对人和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科学的、深刻的解释，从而彻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李达指出，一方面“实践的唯物论”正确地理解劳动、实践的作用，把人看成社会的人，和自然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一认识把劳动、实践理解为人和自然结合的媒介，当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物论观点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时，能够得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唯物论就从自然的领域扩张到社会历史领域。另一方面，“实践的唯物论”也克服了旧唯物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总之，“实践的唯物论”根本之处在于将实践的概念引入唯物论，以实践为出发点去理解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一全新的认识使“实践的唯物论”不同于一切旧的唯物论。
3.对《手稿》的敏锐关注
李达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时，特别分析了《手稿》的重要价值。1932年，李达看到了以德文全文出版的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该书的发表在苏联和欧洲并没有引起重大的反响，但是他却敏锐地发现该书在新哲学形成的逻辑框架中的重要地位，并立即反映到自己正在写作的《社会学大纲》中。值得注意的是，李达是从强调马克思研究现实问题的角度关注《手稿》的学术价值的。
李达认为，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中，实现了“实践”概念的变革，实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创立。正如前面所论述的，这样的“改造”，并不仅仅是纯哲学领域内的活动。李达指出，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成为唯物论者后，就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应用辩证法研究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各种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和英国的宪章运动，认定研究无产阶级运动是理解近代社会秘密的关键。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即“法律关系和国家形态”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为基础。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而后者“终止于一八四三年所达到的境界而停步不前了”。李达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论思想的克服，是在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的同时进行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一方面在受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又“只是暂时的”。他在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决定成为唯物论者以后，其注意的中心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政治的批判。所以马克思首先把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只是自然主义的抽象的人类的本质当作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去把握，而把人看作历史的、现实的，是在法的批判、政治的批判、经济学的批判中实现的。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其他领域的研究，填补了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机械论的性质、形而上学的性质及历史观领域中的观念论性质”的三大缺陷，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实践观的改造。其中最基础的批判是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开始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间”。“这种研究的成果，是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的草稿》。”李达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阐明了劳动者与资本家、地主的阶级关系，分析了货币、资本、工资、地租等经济问题，并且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李达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中的实践概念展开批判的重要意义。李达指出，“黑格尔辩证法最伟大的特色，对人类的劳动、活动、实践的意义的重视”，但由于黑格尔的观念论立场，他只是把劳动当作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去理解。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改造的突破口，就在于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出来，引入于唯物论之中，赋予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中说明劳动，强调了劳动的社会学意义。
同时，李达认为，《手稿》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通过对其他领域的研究，更加丰富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李达分析了《手稿》具有的三大研究特征，即革命史研究、经济学研究、劳工运动研究，认为马克思在这些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深化了处于在形成过程中的唯物史观。一是通过对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马克思得以“阐明了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市民的社会’与‘政治的国家’的关系，指出了阶级对抗的作用与普洛列达里亚的历史使命”，构建了社会基本矛盾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的理论雏形，并使马克思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二是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提供了“雏形”，同时给予把历史唯物论当作哲学唯物论的一个构成部分确立的可能性。李达通过《手稿》的文本研究发现劳动—实践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意义，特别指出，“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是由劳动的概念所成就的。这劳动的概念，不是精神的劳动和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行为，而是物质的生产劳动，是当作经济学的范畴看的劳动”。他通过劳动范畴揭示了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的联系。三是通过对法国革命运动与法国社会主义的研究，使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种观点“在《草稿》以后所写的《神圣家族》中，表现了积极的意义”，为《神圣家族》作了理论的铺垫。
综上所述，李达用“实践的唯物论”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通过劳动—实践范畴从整体上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处于基础与核心地位，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将实践导入唯物论，“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使“从来的哲学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劳动—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阶段具有开创性意义。劳动—实践范畴的确立，进一步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是简单地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相反，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他认为，“实践的唯物论”不但适用于自然的领域，而且适用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而适用于后者对人类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从而成为彻底的唯物论。他认为，“实践的唯物论”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实践为基础，实现了科学历史观与科学自然观的统一。“实践的唯物论”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实现了认识论、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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