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个中国化的过程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在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不竭追问和激烈讨论中进行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中国现代化道路该如何走，是20世纪上半叶有识之士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十月革命的成功典范，而从诸多理论和思潮中凸显出来。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还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李达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传播路径。他首先将中国社会问题转换为哲学问题，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框架中给予诠释，最后以实践原则为核心尝试构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在构建的过程中重视学术的可溯性。
一、“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哲学思考
“理论是解答实践的活动所提起的问题的。”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实践的活动所提起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历史命运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武器时，他们开始尝试借助这种“武器”使“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社会问题哲理化，尝试着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结合要解决的实践所提出来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从而使“武器”的思想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彻底性，从而开启了中国后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就是强烈的现实问题指向。
深入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决两个关联性问题：一是历史观的问题，即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弄清人类社会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向将来发展的规律性；二是认识论问题，也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问题，解决包括知和行、主观和客观、普遍性和特殊性等问题。李达的主要理论工作的重心和贡献在于前一问题上。
李达学术历程的中心问题是围绕“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命运的结合”展开的。当时，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摇摆。中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其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李达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十月革命所指向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实践的唯一的合理途径，必须用“新思想”来建设“新国家”，否则就“不能立足在20世纪！”而李达所指的“新思想”、“新国家”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式国家。因此，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其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成为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载体。李达认为，政治目标必须转换为哲学目标，“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问题必须哲理化才能在理论上说服人。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向何处去”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可能性、可行性与现实性。
那么，如何在哲学上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一个合理的解释呢？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观之根柢，而“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要准确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有针对性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掌握好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即唯物史观。李达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说。”他认为必须从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的角度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李达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是由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构成，唯物史观是解释社会主义必然性的理论根源，因此，必须首先做好唯物史观的研究。“要获得社会的基础知识，第一应当了解社会进化的原理，其次要应用那原理来解剖现代的社会。现代的社会剖开以后，再来检查现代社会内部的病态，即是研究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研究清楚了，末了再来推论它们的解决的方法，以及世界社会的将来究竟是怎样的。照这样去研究社会，总可以获得社会的基础知识了。”李达“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作为研究重点，并在教授唯物史观讲义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926年）。在书中，李达联系当时中国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
对唯物史观的专注研究，使李达认识到要使唯物史观的研究更加深入，使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加准确，使唯物史观更能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唯物史观更能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向内、向外做两方面的努力和工作。李达指出：“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得对于革命理论有一个彻底的了解。”
向内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学说。对这时的李达而言，所谓更深地研究马克思学说，就是寻找唯物史观更深的理论基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受当时苏联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中国研究、传播唯物辩证法的运动发展迅速，李达积极参与并作出了贡献，他的重要贡献是发现唯物史观更深的理论基石就是唯物辩证法。李达指出：“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是把社会当作不断发展的、生动的有机体解释的。这种有机体的研究，要求对于构成特定社会的生产诸关系，作客观的分析，并探究它的作用及其发展，即由一种有机体进到别种高级有机体的特殊运动法则。这是意识作用对于历史过程的必然的前提条件。然而单只暴露了上述的法则，还不充分，必要的是基于被暴露了的法则，指示实践的方法，以促成由一种有机体进到别种高级社会有机体的变革。”李达认为，从逻辑上讲，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为丰富唯物史观具体的内涵提供了依据。“唯物辩证法，首先是世界观，是研究整个世界的发展的一般法则的科学。”“辩证法不单是思维的方法、认识的方法，同时又是实践的方法、改造世界的方法。”“当作认识方法看的唯物辩证法，……在自然领域具体地适用起来，就成为自然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具体地适用起来，就成为历史唯物论。所以唯物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的方法论。一切科学只有依据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把握客观的真理。”从1929年以后，李达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重点研究，翻译了《现代世界观》（又名《辩证唯物论入门》，1929年）、《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930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雷仲坚合译，1932年）等论著。
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深化了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使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有了新的认知，更深刻地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具体的辩证的历史观。他指出：“历史唯物论是把社会当作适应于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总体去把握”，“历史唯物论是把社会当作客观的、合法则的、顺应自然史的发展过程去把握”，历史唯物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的进行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形态之统一”。因此，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认识方法之统一”，是“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理论，是社会研究的方法，是社会的实践的指南针”。唯物辩证法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化，使李达更自觉地从实践的角度、联系的角度、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总结特定社会的本质规律，“指出超过这特定社会形态而前进的路线……说明前进的社会阶级的任务”，认识变革社会的实践特征，指导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对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特定的社会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认识特定社会的本质规律就是认识它的社会性质和前途命运。
向外的工作就是实际地研究“中国经济状况”。李达认为，历史唯物论的“更深刻、更具体地开展，便是经济学的研究”，因此，要更深入地弄清中国社会性质的真正面目，必须从经济结构角度深层次地分析中国现状，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作出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因此，20世纪30年代李达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就是政治经济学。李达指出：“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暴露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范畴。”“历史唯物论指导经济学去研究各种社会经济构造的各种历史的特殊发展法则（广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构造的特殊发展法则。”在其一系列经济学论著中，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社会进化史》（1935年）、《经济学大纲》（1935年）等，李达将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用经济材料分析现实问题，用经济方法探索哲学问题，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对现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载体，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践行。
经过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李达在学理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李达带着求解中国社会问题之谜的想法，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完成了中国人第一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论著——《社会学大纲》的写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学理性的贡献。
二、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严密结构上去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再到唯物辩证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阶段式的方式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穿透力。李达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为导向介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注重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严密结构上去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导向，使其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而他对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学术逻辑。这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突出特点。
首先，这表现在李达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学习。李达“专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后，只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广泛涉猎、认真研读，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都是他反复研读的重要对象。
其次，这表现在李达注重全面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在日留学期间，除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选择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3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进行了翻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介绍。中共一大后，李达主持建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发表《人民出版社通告》，说明出版目的和出版计划，提出准备出“马克思全书”15种，包括《马克思传》、《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与利润》）、《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乱》（即《法兰西内战》）、《〈资本论〉入门》、《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批评》、《革命与反革命》、《自由贸易论》、《神圣家族》、《哲学之贫困》、《犹太人问题》、《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以及“列宁全书”14种，包括《列宁传》、《国家与革命》等。此外，他还打算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这些书目，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著作。从以上书目可以看到，李达的出版意图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既有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又有他们的早期著作，还有新的历史时期列宁的著作。由此可见，李达的意图是想通过出版‘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使读者能够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再次，这表现在李达注重以唯物史观为主线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性。在李达早期的一篇论文《马克思还原》里，李达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概括为七条，涉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等，还把唯物史观原则列为五条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之首，其他原则包括“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把它们当作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来论述，特别是把唯物史观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论述”。可见李达既关注到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侧重点——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又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和共同的价值诉求之下，强调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地位，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对解决社会基本规律尤其是“特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之谜的价值所在。
最后，这表现在李达第一个构建了严密、完整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很少有人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充分阐述。李达通过自己的研究，一方面强调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联系，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把握；另一方面，以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逻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全面总结，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统一”是李达《社会学大纲》的重要词汇，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他强调，要把唯物辩证法“当作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看”，阐述了“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的同一性”。他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具有极密切的关联”，“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法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他认为，“历史唯物论之积极的意义，‘只有阐明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的联系与统一’，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主张，“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认识方法之统一”，“历史唯物论是社会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之统一”。总之，李达非常重视从各个基本原理的逻辑关联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大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总结性著作，“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三、学术研究中的实践意识
做“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是李达的学术志向。李达以其对马克思的学术思想的理解，认为“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就是在其哲学研究上践行其实践理念。李达不仅强调实践观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基础地位，而且在更广泛的治学方法论、理论构建的方式与内容上渗透着浓厚的实践意识。而这种实践意识为李达始终保持学术研究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提供了推动力。
首先，方法论上的实践意识体现了李达学术研究的实践目的。李达的学术研究与其政治理想、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社会主义入手。在他以后开展的多学科研究中，涉及哲学、社会、历史、经济、法律、教育、民族等领域，都不是所谓的纯学术研究，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理念和很强的价值诉求。他研究经济问题、民族问题，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研究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是为了给战斗着的革命者提供思想武器。他在《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中写道：“战士们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李达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结合中国社会实际需要治学，以其学术信念和学术成就，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厚实的理论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达被毛泽东称之为“真正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阐释，客观上也是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李达在《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中专门谈到学术研究实践意识的重要性：“只有‘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才算得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其次，理论构建上的实践意识体现了李达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李达认为，一种真正科学的学说从其价值定位、生成基础、构建方法到内容构成都有一个内在的实践逻辑。从其理论的价值定位来看，“哲学的任务不是各色各样地解释世界，而是变革世界，同样，历史唯物论的任务不是各色各样地解释社会，而是变革社会。”所以，“一切革命的学说、思想或哲学，只是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矛盾、阶级的斗争等社会变动的事实之观念的反映。这种学说、思想或哲学，无疑是革命的、阶级的、实践的契机，能够促进社会的改造。”从其理论的生成基础来看，李达把“社会变动的”实践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关键契机”。他认为，马克思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从而使“从来的哲学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从其理论的构建方法来看，李达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认为，马克思是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根本线索，从而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石实现了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他指出，“在社会实践中，社会的理论就消失了那学究的性质，它不但有普遍性的价值，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哲学要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具体科学相结合，哲学要从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和革命问题中发现客观规律。他说：“若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同时，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他的各时期的代表性论著《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社会学大纲》等都体现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
再次，从理论内容上看，李达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予以介绍和论述。李达将实践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地位，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体系的统一基础，始终强调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他在《社会学大纲》中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揭示实践的本质，论述了“实践”作为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范畴的基础性意义。他还论述了与“实践”的基础观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他指出，“社会的实践所以比社会的理论占居优位的理由，可以分为四点：第一，社会的实践是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的出发点；第二，社会的实践是一切社会的认识之规准，是社会的理论的真理性之规准；第三，社会的实践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两者间所必要的联结的规定者；第四，社会的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价值，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对实践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原则首次得到充分的强调，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同时，对认识论范畴的“实践”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写作《实践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渊源
没有无根之木，也没有无源之水。李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十分注重对其学理渊源的追溯。这种理论特色从李达20世纪20年代集中系统研究唯物史观开始，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写作《唯物辩证法大纲》之时。李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门“科学”，对个中问题追根溯源。
李达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研究。1929年，李达翻译的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一书出版。该书原著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材，德文书名为“辩证唯物论的入门”。李达认为该书的7～13章，即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到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唯物论各章是对辩证唯物论的发展和说明，是该书的主要部分，也是该书的精粹之处。李达通过翻译《现代世界观》，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产生前史，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上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学理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论争的问题。为了说明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理论的科学学说，李达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内容之前，比较并批判了旧有的西方三大社会学说，回应了哲学界的争论，并提出“唯物史观是在批判旧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的产物”的观点，进而把自己的第一部唯物史观研究专著命名为“新社会学”（即《现代社会学》）。
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前全部认识史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出：“当作哲学看，唯物辩证法与一切先行的哲学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一切先行哲学的历史，都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历史唯物论是在它与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及历史哲学作长期的斗争中锻炼而成的。”
李达还专辟一章论述辩证法的产生、历史形态和相互对立的哲学观点。在论述唯物辩证法的生成时，李达分析了唯物辩证法的社会历史根据、自然科学成果、直接的理论来源、创始人的社会实践，以及经济学研究成果对唯物辩证法生成的作用。李达尤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批判继承关系，并揭示了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改造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他还论证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内在联系，即“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原是认识论，它的更进一步的具体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反过来说，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之普遍化的概括”。李达不仅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生成，而且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在“当代”（李达时代）的发展，阐述列宁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贡献。因此，在《社会学大纲》中，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首次得到系统说明，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首次得到了系统的说明，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写作当作自己的得意之笔，因此，在晚年解说“两论”时，也常常运用这种方式挖掘实践、矛盾等哲学范畴在哲学上的来源和重要意义。
李达一直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问题。20世纪30年代后，李达对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已有广泛深厚的研究基础，因而能更清晰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全部认识史的学理联系，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有了逻辑和历史两种思路的认识。从逻辑生成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彻底地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并扩张于历史的领域”。它不同于从前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连费尔巴哈在内）……他们的唯物论，只是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不知道把唯物论扩张到历史的领域，反而在历史领域中变成观念论的俘虏”。从历史生成来看，“创始者们的思想演进与社会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历史生成的意义上，李达强调“唯物辩证法，并不是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机械的综合”。“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不仅是费尔巴哈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摄取，还概括了新的丰富内容。”新的丰富内容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者的哲学的实践活动，这首先是从社会历史领域即政治实践领域开始的。“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造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在这种处所，我们可以理解新哲学的新生命、新内容和新的历史使命。”李达的两种“生成”思路，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是社会历史根据、自然科学成果、直接的理论来源、创始人的社会实践以及经济学研究成果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活的生命力和直接的现实性，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以往认识成果的简单复合，而后者正是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条理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李达在治学中还注重观点的学术溯源。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他常常在自己的译著和论著附上相关原文依据。在中国系统介绍唯物史观最早的译著之一《唯物史观解说》中，李达增加了一篇题为“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的附录，不仅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而且还简要说明了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划时代的意义。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李达除了讲授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之外，还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亲自讲授《哥达纲领批判》，并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印发给学员参考。
综上所述，通观李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这四种理论特色可以说是贯穿李达治学始终，造就了李达兼具全面传播、系统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性贡献。李达虽然选择了“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但他不是专为“理论的研究与传播”而做，而是始终面对着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李达认为中国式的思想武器的思想必然不同于经典作家那里的思想武器的思想，而后者必须转化为前者才能作用于现实。中国式的思想武器的思想来源有两个，即“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李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通两者同质性的关节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现实问题展现的不完全和文本资料的缺失给李达的这种努力造成了种种困难，但李达以其勤勉、严谨与睿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路径上树以新路标，在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理论平台上构建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李达所尝试的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路径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这种治学方式，也是一种对学术传承的历史尊重，值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借鉴。
？§§第二章 中国第一个唯物史观思想的体系化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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