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李达传播唯物史观的持续时间最长。从1918年李达弃理从文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开始翻译和撰写马克思主义论著开始，直至其晚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经历了社会革命的高低起伏、国家命运的动荡抉择、个人生活的颠沛流离，亲历了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等中国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怎样，他一直坚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以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革命前途目的的唯物史观研究贯穿其整个学术之路。李达的唯物史观路线图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时期以大革命前为界，李达初步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运用其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马克思还原》为代表作；第二时期为大革命期间，李达把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直接的和重点的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代表作；第三时期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底来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并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经济学、法理学、历史学等具体学科领域，以《社会学大纲》为代表作；第四时期则侧重于毛泽东唯物史观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以《〈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为代表作。
一、第一时期：初步运用唯物史观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在五四运动的激荡中认识、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李达也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前，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缺乏开展工人运动和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只是在小范围内为人们所“知晓”，谈不上真正理解和与实践的结合。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李达也曾谈到十月革命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学术使命的决定性影响。1919年6月，李达在《陈独秀与新思想》中开始表达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去建设苏俄式的新国家的观点。
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新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工作。李达接下来撰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文章，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并从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即生产、分配和财产所有制关系上简要说明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李达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中，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区别。他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中，着重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目的是“救济经济的不平均”，政治目的是“恢复人类真正的平等状态”。这些文章初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原理，对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启蒙作用。在组织发动对假社会主义批判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李达撰写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不仅参战最早，而且著述最多，影响很大。特别是《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据各地同志说，那篇文章颇有积极效果”。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第三次社会主义大论战中，他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围绕着需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焦点，对无政府主义从理论根源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建党时期，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如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第四国际的“左”倾思潮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批判，对廓清非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理清建党障碍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虽然带有明显的经济史观的思想，但已开始初步运用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等观点理解社会主义，认识社会问题。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革命目标，引导李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侧重于运用唯物史观说清社会主义特征、目的和价值。因此，李达此阶段唯物史观传播的特点表现为初步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想。
由于文献的缺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一般的观点，没有从整体上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李达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思想中也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认识。例如他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中认为：“社会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产及分配，共产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活。社会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共产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各人应以财产献出给社会公有。”他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归纳为“社会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产及分配，共产主义是主张共同的生活”，容易引起不了解唯物史观的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接着他又把差该异归纳为“社会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反映出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对社会形态历史进程的认识还是比较粗略的，缺乏对具体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表现特征和过渡性的认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是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文章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大都是根据河上肇的译文，而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他们理论的重要论著，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除《共产党宣言》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根本没有中文全译本，有的甚至没有外文本。文本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全面掌握。
中文版经典文献的缺乏，使李达感受到诠释文本的困难和准确解读唯物史观受到的制约，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完全可以通过直接阅读外文版原著求得解决。李达便开始在熟练掌握日文的基础上自学了英语、德语、俄语，并较快地具备了直接阅读文献的能力。较好的语言功底使其能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旨，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使其成为当时理论水平最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概括为7条，为人们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标准。第一条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第二条论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第三、四条谈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直接动力；第五、六条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第七条涉及共产主义社会基本性质。在文中，李达还进一步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5条基本原则，并把唯物史观列为第一条基本原则。李达的这种介绍“已相当明确地抓住了唯物史观的实质”。鉴于李达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为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资源，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被誉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
二、第二时期：为马克思学说的“实行”而系统研究唯物史观
在大革命时期，为适应革命的需要，李达开展了系统地研究唯物史观的工作。1923年，李达曾提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为着这样的目的，李达开始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1926年，李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该书全面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论述了阶级、国家、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论述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与内容的深刻性而言，《现代社会学》都可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阶段的完成。《现代社会学》为渴望革命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工具，受到高度评价，所以一经出版就十分流行，至1933年共印行了14次。历史学家吕振羽后来回忆说：“李达老师是我国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邓初民在《忆老友李达先生》一文中也谈到该书在大革命时期很流行，“差不多人手一册”。1928年反动当局也以此为通缉李达的罪名：“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现代社会学》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满足了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革命者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需要，而且在学术理论上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作了深入的挖掘。李达在文中指出的“其研究之目的，在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其研究之方法，在追溯过去以说明现在，更由现在以逆测将来”，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求得社会革命的方法。李达认为，唯物史观不仅在“解释世界”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变革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他指出，唯物史观“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
在书中，李达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基本规律，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阶级、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全面准确的阐述。在阐述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时，李达十分重视生产力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根源、根本动力和最高标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形式），经济基础（经济组织）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之变化所规定。”“社会计划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他意识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同时李达还初步谈到要用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对待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要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李达认为，唯物史观虽然强调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唯物史观并不是经济决定论或线性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也并不是经济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在强调经济状况是基础时，还考虑到国家、政治、法律、哲学和宗教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从这点可以看到，李达的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史观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李达在书中还特别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性，“物质的条件之具备”是社会变革的第一“要件”。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他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指出：“一种社会组织，非至一切生产力在其组织内绝无发展余地以后，决不颠覆；而新而较高之生产关系，当其物质的存在条件未于旧社会胎内孕成以前，决不实现。”“例如共产主义经济组织以充分发展生产力为前提。”因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假如一定社会组织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而人类必欲一己意志企图颠覆，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遽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李达还提出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后的经济政策要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他认为，工业后进国的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革命以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时，要考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国家政策的制约性。如果他们取得了社会革命的成功，也仅仅取得的是政治革命领域的成功，这时“无产阶级虽能代资产阶级起而执政，而其所施行之经济政策，仍不能超出资本主义之范围”。因此，落后国家的政治革命并不能取代经济革命，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固有阶段。可见，李达已经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落后的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并提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必须实行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这些观点，体现出20世纪20年代初的李达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已有比较准确的掌握，在我们今天读来仍然很受启发。
李达还指出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李达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划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工专政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贯穿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劳工专政三大原理，并将三者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的是阶级斗争学说。《现代社会学》突出了唯物史观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理论基础地位，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理论说服力，是李达前一时期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延伸和发展。李达还结合了当时中国社会与革命的实际，论述了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深刻地指出了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正因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革命道路的性质问题，所以就系统性和深度而言，《现代社会学》代表了当时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著作的最高水平。
在唯物史观方面，李达除了修订和多次重版《现代社会学》之外，还在该书基础上撰写了新著——《社会之基础知识》，于1929年4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发行。《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是对《现代社会学》唯物史观思想的发展。该书首先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提出了社会构造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析了民族问题，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国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该书还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实践”概念，并以此作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
总之，这两本以唯物史观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始终贴近中国社会问题，贯穿着“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历史命运”这根红线。
三、第三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的全面总结
1935年，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总结性著作，“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总结，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实践的土壤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理解、再阐述，是为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社会学大纲》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深入，中国革命实践的探索取得初步成功，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背景下写就出版的，所以论著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李达指出：“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此书推荐于战士之前。”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写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全面展开之时，系统性是其突出的特点。从传播内容来看，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认识论，都有全面的介绍和宣传。同时，从传播论著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原著及苏联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得到较多的翻译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走向了深入。在此过程中，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全面的整理与消化，力求与中国革命实践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相适应，而且在学理上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学者指出：“李达以自己精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这部大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将进入生根、开花和结果的新时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深入，受国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同时应中国社会实践和学术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内容发生了重要转变，唯物辩证法替代唯物史观而成为传播主流。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也借助其唯物辩证法的研究而更加系统、深入和全面。《社会学大纲》集中体现了李达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综合成果。试比较李达唯物史观传播的几个学术时期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到李达的唯物史观传播历程在不断走向成熟与深入之中。在第一时期，李达理论的着眼点主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唯物史观的研究只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依据而展开的，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还不是全面、系统的。在第二时期的前段，李达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到了唯物史观，写作了《现代社会学》一书，论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以及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主要观点，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唯物史观的学说体系。然而，在这两个阶段，李达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缺乏全面的把握，对经济事实的研究还止于感性阶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对唯物史观的深化研究。在学术研究的第三时期，李达以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和研究为契机，为唯物史观寻找到更坚固、更合理、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从理论基础来看，唯物史观是立于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没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便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同时也妨碍了对唯物史观的应用。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这说明对待唯物史观的正确态度是兼顾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
《社会学大纲》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问题放在了重要地位，代表了李达唯物史观研究的最高水平。《社会学大纲》有42万多字，分为5篇。其中唯物史观部分包括4篇，即“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关系”（论述了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论纲、研究对象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社会的经济构造”（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的政治建筑”（论述了科学的阶级观和国家观）、“社会的意识形态”（论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一般特性、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实践观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础，贯穿于各个部分，生产力观点居于其核心地位。同时李达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研究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意义，把唯物辩证法当作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在此基础上拓展唯物史观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李达提出，只有阐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论的积极意义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当时最大的注意”是历史的唯物论，“在他们的著作中，‘极力主张比辩证法的唯物论更为辩证法的唯物论，比历史的唯物论更为历史的唯物论’（伊里奇）。”他们通过哲学的扬弃，创立了新世界观。李达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论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历史领域的观念论的批判加以论证，并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把唯物论彻底地“扩张”到历史领域的重要性。
由于唯物辩证法的“引入”，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认识得更加深刻，如对“生产力”的看法。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指出，唯物史观所研究的生产力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他认为，唯物史观所指的“生产”，是社会的人类的生产，是社会上被规定了的人类的生产；生产力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才能存在；所谓生产力，只是由特定社会关系给以形式的生产力，即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是被给与着的东西，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人们，无论自己愿意与否，都必然要加入这种生产关系。李达特别强调：“当我们说起生产力之时，是意指着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一般；同样，我们说起生产关系之时，是意指着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一般。”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发展的阶段，各个阶段上各有其特殊的生产关系的体系。各个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是由各个阶段上的特殊的生产方法所规定的。生产方法是劳动力与生产手段（即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结合的方法。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参与劳动的主体和生产手段是特定的，社会生产方法也就表现为特定的结合形式。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李达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民族民主的革命性质。
李达认为社会形态也是具体的。社会形态，即社会的构成形态，就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总体以及由它所产生的特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下的社会，并且这个社会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是有其特殊的、固有的特质的社会。因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关系的总体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形态可以当作特定的生产关系总体的社会，譬如先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等就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体。以生产关系为切入点，可以把全部人类社会划分为顺序递进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历史唯物论所研究的社会，必须是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的构成形态，即是当作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看的社会。”
李达还谈到社会形态的革命法则应该是具体的、特殊的，因为这些转变法则的特殊性，根源于各个社会的特殊发展法则，根源于具体历史阶段的特殊生产方法，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例如，由现代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法则和由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法则，是各有其特殊性的。由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封建社会母胎中孕成了的生产力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冲突的结果；由现代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是现代社会母胎中孕成了的生产力与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冲突的结果。社会革命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因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具有差异，而导致革命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都有差异，譬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各有其特殊性。
李达还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历史唯物论特定的研究对象。第一，历史唯物论是把社会当作适应于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总体去把握，即把社会当作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去把握，阐明其固有的机能与发展的法则，并分析特定阶级社会中各阶级间的关系，进而探索那些与生产关系总体相适应的政治上与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说明其内在的关联，以描述特定社会构成形态的生动图景。第二，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当作客观的、合法则的、自然史的发展过程去把握，阐明各个特定阶段上特殊的社会发展法则，阐明社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特殊发展法则。第三，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全部历史列为先阶级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五个顺次发展的阶段，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形态的辩证统一，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
因此，李达指出，历史唯物论的对象是“在最一般的大纲上说明人类社会之历史的客观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阐明各种社会构成形态的特殊发展法则及由一种构成形态到他种高级构成形态的特殊转变法则。”
可见，在李达看来，唯物史观特别强调历史唯物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具体性，而非抽象性，历史唯物论所指称的社会是“一定历史的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历史唯物论把这“一定历史的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当作特定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去把握，由此以探求各阶段上的社会的特殊发展法则，及其转到高级形态的特殊转变法则。在这基础上，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多方面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合法性，阐明了在最根本的原则上如何把握住人类社会客观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这种在最根本的原则上说明社会客观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的方式，是对具体社会历史过程的正确的反映，是一般的全部社会发展过程与特殊的各阶段上的社会发展过程的统一。只有依照这种最根本原则来反映社会的发展法则，才能理解这一般的发展法则在各个阶段上的社会中所显现的特殊面貌。所以社会的发展，常是具体的，是一般性与各个历史阶段特殊性的融合。“历史唯物论是在最一般的大纲上，反映出统一的社会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法则，反映出特殊的、异质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转变的根本法则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反映了社会形态和发展进程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它并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发展公式，不是解决一切历史上的问题的万能钥匙。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在其本身中就统一着一般的进行的路线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即是统一着整个过程的一般法则与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法则。所以，李达指出，只有具体地从特定构成形态如封建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等的特定历史发展条件出发进行研究，才能理解特定构成形态的质的特殊性，才能理解社会的一般发展法则在它当中所表现的特殊面貌。因此，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的历史观，而是具体的“感性”的历史观；唯物史观不是以一般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而是以“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
四、第四时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的过程有两种形式：一是革命的实践，二是理论的研究。毛泽东等政治领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也不可忽视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其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与李达有两次直接的合作。一次是在1922年秋，李达应毛泽东之邀，离开了中共中央，抵湘担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开始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之路。在自修大学，李达系统讲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指导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其间，毛泽东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李达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运用唯物史观认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如《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等，并刊登了《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哥达纲领批判》）译文。一年后，由于自修大学被军阀关闭，李达改任其他学校教授，结束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合作。但这次合作的默契延续了两人多年的友谊，为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广泛收集理论著述，开展理论研究，并组织了哲学研究会。在研读的过程中，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其中李达的译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论著《社会学大纲》，毛泽东都仔细研读过，它们对毛泽东的哲学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构建的认识论体系和矛盾学说体系对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都有很大影响。李达在论述矛盾法则（“对立统一的法则”）时，首先区别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与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就是承认万物的不变性、静止性；辩证法发展观的特征，就是承认世界的运动性与可变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唯物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当作事物本身的自发的发展去考察，当作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必然的运动去考察，当作事物本身的自己运动去考察，因此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就来自“一切用事物的内在的矛盾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首先分析了两种宇宙观看待世界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谈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创始者们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改造。其次，毛泽东在自己的论著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的多种版本的阅读，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在表述形式和内容见解上体现出了简明、实用与创新。例如，毛泽东在谈到事物运动的源泉在于事物的内在的矛盾性时，直接使用并十分强调“内因”的概念，他运用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说明“内因”在事物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还对“矛盾”的基本属性和主要表现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使“矛盾法则”在唯物辩证法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人民日报》先后单篇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们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李达非常佩服《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成果，十分重视对“两论”的学习并大力宣传和研究。为了帮助人们学习领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内涵，进一步在新生的中国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根据自己30年前翻译郭泰《唯物史观解说》的体会和经验，决定解说毛泽东“两论”。毛泽东对李达的解说作了充分肯定：“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这次对“两论”的解说，可以说是两人的第二次直接合作。
“两论”解说的基本形式是采取对原著逐段解说的方法，通过准确说明“两论”的原意，运用历史、哲学史、科技史、自然科学和实际斗争的经验材料对原著基本观点进行详尽的解释，并阐发了原著的若干重要观点。“两论”解说的基本特点是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而展开。因此，李达对“两论”的解说仍注重唯物史观的理论旨趣。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理论和认识论的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它是中国革命行动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科学总结。”因此，必须要领会毛泽东思想实质、立场、观点与方法，用以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作为实践的要求。李达还指出：“《矛盾论》是论证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共产党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在社会领域中扩张起来，就显示出工人阶级对于特定社会之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矛盾论》如同《实践论》一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范本，它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李达十分重视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革命路径既实践又辩证的科学揭示。他认为，毛泽东正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来剖析中国革命的要求与规律，所以才使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得以全面地呈现出来。李达也强调，毛泽东在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路径上尤其重视对其各种特殊性的揭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的各种特殊性，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阶级是革命的广大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毛泽东“由特殊到一般”，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就引出了一般的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且“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毛泽东进而“由一般到特殊”，根据这个一般的结论，研究革命形势的变化，分析革命发展各阶段的复杂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分别制定出不同的解决阶级矛盾的方法，逐步推动革命的发展，又丰富和发展了那个一般的结论。
李达的“两论”解说，体现了系统性、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在当时众多的宣传和辅导“两论”的论著中，名副其实为宣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范本。
除此之外，李达在研究、宣传毛泽东的其他论著时也注重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其理论的重要性、实践性、创新性。在《怎样学习党史》中，李达指出应学习党史的7篇重要文章，即毛泽东从1926年到1935年的论著，“都是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经典著作，都是中国革命史中的辉煌文献，每一篇都刻画着中国革命的道路，标志着当时革命的方向。”李达认为，这些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完全是具体地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矛盾中，从发展中，综合各个方面所得到的科学结论。在另一篇学习心得中，李达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似乎可以概括他自己的解说路径：“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段里的精辟论断，是充分地运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列主义，这就叫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造。”
综上所述，李达不仅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与李达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以自己的哲学智慧和哲学体验对毛泽东论著进行了解读，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确立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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