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术价值观相联系，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穿越了其整个学术生涯，从革命思想的衍生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追问，从阶段性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不同领域的理论到尝试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都可见唯物史观思想的影响。与其学术关注点相联系，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是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头戏，其学术历程的中心问题围绕“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命运”而展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工具，政治经济学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实践材料，科学社会主义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价值目标。那么，唯物史观思想为什么会始终成为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中心问题，而他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又是如何丰富和发展的呢？我们也许可以从李达唯物史观思想的理论来源、历史分期和理论特色中找到一些答案。
由于中国是现代化后发型国家，所以一些近现代学术思想也是后发型的。基于理论来源与中国近现代学术理论的形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那么研究一种理论的理论来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诞生于中国本土文化，但对中国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领域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何以产生、如何产生及产生的结果如何等问题是一个大的历史课题。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元而复杂的，日本、欧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理论资源渠道。李达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受的理论资源影响也与整个中国的传播状况相似，其基本的路线图是先日本后苏俄：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以受日本资源影响为主，当然也不排除建党时从欧美所获得的部分资源；20世纪30年代后则受苏俄的学术影响较大。李达的理论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方法，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分析李达的唯物史观思想流变可以清晰地探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植根与生长。
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对李达治学的影响
日本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主渠道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涉及人物多，这与日本成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留学地是密切相关的。中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又有着共同性，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东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成功模式而促进了中日两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景仰和传播。留日学生李达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日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接触了日本的著名进步学者、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思想上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研究者。
1.日本对李达唯物史观早期传播的总体影响
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来自赴日留学生，来自日本人写作或翻译的著作。日本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状况对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李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谈到了当时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当时日本社会主义信徒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学说，但都不是系统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日文本是看到了的，但被省略的空白点是很多的。”总的来讲，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两多两少”的特点：一是介绍性质的著作多，经典原著少；二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多，纯哲学的著作少。这一方面与日本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著作还未公开出版有关。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主要侧重对社会主义的介绍。
当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缺乏完整性，同时，日本学者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介绍的并不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度也是有限的，表现为其所传播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混杂不清的，多以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学说为主。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这个理论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又受制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有限性，所能吸收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肤浅的，还不能明确地划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受进化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影响甚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更是不成熟的。但是在十月革命的成功典范引导下，这些理论对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却具有非常大的实际价值——以社会主义为主的理论资源正好契合了寻找中国现代化和救国图强之路的社会需要和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解决中国历史命运问题的又一思路，因此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们以积极的姿态从日本获取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由于与日本交流渠道的通畅和便利，从“五四”时期到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即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支持前，日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而作为留日学生的李达，自然借资料与语言的便利而使日本成为自己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以传播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日本理论资源深刻地影响了李达早期的传播路径。李达在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参与了两次社会主义大论战，即“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论战”和“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李达注重运用初步掌握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反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虚假性。考察李达的思想，比较李达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联系，便会发现不仅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内容影响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而且日本在传播中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内容的传播特点也影响了李达的唯物史观传播路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日本是李达“新思想”的最初发生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重新开始活跃起来，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契机。李达正是在此时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而此时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日文报刊。后来他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时回忆说，当他从日本报纸上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可见，十月革命后李达从日本媒体资讯中获得了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正是这些初步知识的启发，促使李达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重要转变。
李达曾经三渡东瀛求学，在日留学时间累计达四年。这四年是李达人生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李达完成了三个转变：人生道路的确定、政治信仰的树立、治学方向的确立。人生道路的确定指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革命救国”；政治信仰的树立指李达由爱国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治学方向的确立指李达由学习理工知识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日本的留学经历和政治活动对李达的治学目标和治学方向的初步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初步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他自觉参加了一些爱国行动，并率领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回国请愿。而这次斗争，对于他“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李达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也是一条行不通的幻想之路。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李达像当时许多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个弃科技从人文的“转业”过程，如鲁迅、郭沫若、夏衍等。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认为，改造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唤起民众，即思想革命，重铸国魂，而不是发展经济，人文知识分子借此占据了文化的中心。从此，李达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直坚守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阵营，即使1923年脱党后也未曾改变。
1918年6月，李达第三次东渡日本，专门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书刊。”李达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马列著作和相关书刊的知识，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在1919年以前，李达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处于学习与接受的过程，一般认为这时的李达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6月至11月，在日留学的李达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之情形》、《陈独秀与新思想》、《女子解放论》、《张东荪现原形》，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启蒙作用。同时李达通过这六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治学理念，因此这六篇文章可以说是李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
其次，日本是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述来源。早期李达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来自日本，来自日文译本或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著作。李达翻译和解说马克思主义著作日文译本的活动开始于1918年秋。1920年夏，李达完成了《社会问题总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三部著作的翻译，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唯物史观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是日本学者所著，《唯物史观解说》为荷兰社会主义者郭泰所著，《马克思经济学说》为德国柯祖基（即考茨基）所著，后两部是李达参照日文和德文对照翻译而成。从这三部译著，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手资料对李达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普遍特点是，从日本大量引进日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吸取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不足，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使得这一时期中国人宣传和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的日本风格。这一方面表现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名词用语是从日本移植的——汉语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与任何一种文化语言形式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概念的语言浓缩形式，所以它们的历史就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另一方面某些理解和观点也是日本学者自己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意有一定的差距，导致中国学者在翻译引进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发生争论。如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早期思想主张“经济命定论”或“经济史观”，曾使李达早期一度持有相同观点。毫无疑问，马克思既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用，也重视社会基本矛盾的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经济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制约因素。李达持有这种观点，反映了李达当时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认识还比较片面，对经济问题发生的相关因素还缺乏认知，更不能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角度去认识唯物史观，因此，李达只能比较被动和生硬地接受日本学者的观点。
2.日本学者河上肇对李达治学的影响
除了分析整个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李达的信仰确立、学术对象产生的重要影响外，不能不提到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经济学家河上肇对李达的学术影响。1918年6月以后，改攻专业的李达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思考救国道路的最好途径，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选择了师从当时著名的河上肇教授。此后李达一直认为河上肇对自己影响甚大。1932年李达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授课时，还对学生讲：“河上肇是我的老师，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具体而言，河上肇对李达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河上肇的学术演变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李达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河上肇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近20年，他的学术重点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有一些变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经济学领域开始的。他先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河上肇又把它们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所以河上肇善于从经济现象去分析社会问题，尽管不免带有经济决定论的思想。
河上肇重视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事实与社会问题的关联性的致思方向对李达影响很大，河上肇的学术演变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逻辑联系的认识。李达弃理科而学马克思主义时，受河上肇影响，经济学书籍是其攻读的重要内容，如在留日期间他学习了《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从而初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并试着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理解社会主义，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李达在其参加建党工作前的早期（1919年6月）的几篇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社会主义简单说起来，就是救济经济上不平均的主义。”“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若男子成了经济的支配者，女子当然成为支配经济的从属人。……女子若能于未嫁之先，从事农工商蚕桑畜牧等工作，求得独立之收入，则结婚以后夫妇间经济关系，有真意义的协同组织，对于所得之物，各自支给，对于生产事业，各自劳动，对于他人给与之物，亦必以同样的给与他人。……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他见，也可以无形消灭了。”从这些表述来看，虽然李达对“经济”二字的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对经济事实的根源没有作更多的分析，并带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史观的思想，但反映了李达初步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来把握社会存在和社会规律的努力。
当李达回国参加建党工作后，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他注意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主义”首要的原则，开始直接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解释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但关注经济现象、以社会经济为切入点来解释中国的革命与现实问题是李达受经济学学习的影响而形成的治学习惯，并持有终身。在早期李达虽然没有单独研究经济学，但他注重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李达集中研究了经济学，撰写了《经济学大纲》等重要经济学著作，自觉地去剖析经济问题与哲学问题的内在联系、经济学与哲学的逻辑关联，逐步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当然，与寻找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联系，李达的学术兴趣并不只在经济学领域，研读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方面，他研究经济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理论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目标何以可能等实现问题。所以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各领域的内容都有比较广泛的兴趣，注重多角度地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
其二，河上肇的“实践唯物论”观点对李达有着重要的影响。河上肇非常认同马克思关于“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如何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变革世界”的观点。他认为，哲学家在解释世界时，可能有种种立场；但当变革世界时，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必然规定哲学家只有唯一的立场，在现代就是唯物史观的立场。哲学家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解释世界和变革世界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河上肇把这种强调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世界观概括为“实践唯物论”，他提出“我首先给这种世界观起名叫实践唯物论”以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展现新世界观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河上肇还以“实践唯物论”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释自然和社会的首尾一致的完整世界观。
河上肇的“实践唯物论”观点对李达影响很大。李达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观点，在中国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翻译《唯物史观解说》时，曾经参考河上肇的论著重新翻译了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段论述，并加译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一段说明，以从学理渊源上证明实践观点对马克思新世界观产生的重要作用。
但是，李达并没有照搬河上肇的观点。河上肇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概念，但他的唯物史观还是一种经济史观，是在同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相分离的意义上来考虑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因日本其他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河上肇才弥补了自己理论上的局限。而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受苏联唯物辩证法研究的影响，对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的关联作了深刻的分析，独立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综上所述，通过对河上肇思想变化的研究发现，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上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吸收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这种评价是由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怀着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研读分析经典著作而独立形成的。河上肇等日本哲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处于一个靠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自主思想的阶段，而李达的思想变迁并没有随之亦步亦趋，而是在不断吸纳包括河上肇在内的日本哲学家的思想的同时，也处于一个不断形成自有思想的过程中。李达虽然重视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但李达并没有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经济史观，而是特别强调实践始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于基础地位，“社会的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价值，而且有直接的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体现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属性的准确把握和独立见解，说明了李达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研究的深入，也说明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并不仅仅限于河上肇等日本哲学家，还包括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原著的直接接触并吸收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思想。在这方面，李达丰富的语言能力给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为除了日文书籍，他还可以直接阅读德文、英文书籍。因此，李达所获取的理论资源是广泛的，其研究视野是开阔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能够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所获取的观点相对比较合理。由此可以看出，李达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从日本哲学家那里直接照搬而来，而是具有一种自我研究、独立创新的特点。
二、欧美对李达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需要建党的知识和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1919年7月，苏俄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强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3月25日，上海的进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在国内首次刊登了该宣言原文。接着《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出版）也刊登了“对华宣言”汉译版，中国各团体、各报刊纷纷对其发表热情评论，对新俄国精神表示欢迎。来自革命圣地的经过革命检验和选择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期待相映照，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的资讯需求非常迫切。受此影响，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迅速活跃起来。正当中国人民对“第一次对华宣言”作出热烈反应的时候，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这个代表就是Vitinsky（译为魏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魏金斯基来到中国后，被当作俄国革命精神的具体传播者，因此受到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他曾在美国做过工人，英语说得很好。这段经历使魏金斯基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除了带来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俄文资料外，还带来了大量反映欧美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由欧美共产主义者加以消化了的苏俄、共产国际革命理论的英文资料。
此前，欧美渠道主要体现在旅欧勤工俭学者身上。魏金斯基来华不仅开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联系渠道，也拓展了欧美影响渠道；不仅传入了直接的俄文著述，也拓宽了英文著述的范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更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在内容上也有一定变化，使传播内容有了明确的革命目标、革命主张和价值诉求。
因此，欧美理论资源对李达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建党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解方面。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在各地成立起来。这一年8月，李达“以‘中国留学生总会’代表的身份，从日本归国寻访‘同志’，在上海参加了发起建党的活动”。李达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新青年》的主要投稿人和主要编辑、《共产党》的主编、人民出版社的主编、中共一大推选出的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能够大量接触到这些来自欧美的共产主义理论材料，它们对于李达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向《新青年》、《共产党》、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其中不少资料来自魏金斯基所带来的新资讯。他所编辑的《共产党》月刊明确地反映出欧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该杂志的体裁和封面装帧完全模仿了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The Communist）。此外，《共产党》月刊第2号刊载的P·生（茅盾）译《美国共产党党纲》和《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两文，分别原载于芝加哥的《共产党》1920年6月号和《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1920年9月号；《共产党》月刊第4号的P·生译《国家与革命》是从《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杂志1919年2月号翻译而来；《新青年》第8卷第3号的震瀛（袁振英）译《民族自决》一文，是从《解放者》（The Liberator）1920年6月号转译的。这些汉译文章所依据的美国进步报刊也多在1920年下半年出版，说明魏金斯基来华后，进一步沟通了欧美与中国资讯交流渠道。
总之，魏金斯基的到来使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资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加突出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努力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实践意义上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从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思想为主发展到更加注重对列宁哲学思想、政治理论的吸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拓展到列宁主义理论阶段。
三、苏俄对李达的学术影响
苏俄对李达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十月革命的直观影响和对十月革命的感性认识引发李达政治信仰和学术方向的确立。苏俄对李达早期的影响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对于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李达而言，俄国更像一个情感和政治信念的投射对象，正是受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鼓舞，他弃理从文，并逐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李达对苏俄有着天然的好感和现实的关注。二是建党前后的组织与理论宣传工作，使李达真正开始了对唯物史观思想的理性研究。作为一位冷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更善于从文本中去获取资源。参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主持《共产党》月刊编辑等工作使李达有机会大量接触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俄文与英文文献资料，对其深入研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认识中国政治实践是有很大帮助的，使李达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更加全面。三是受苏联哲学界影响，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集中研究了唯物辩证法，为深入研究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工具。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凸现出来，应该怎样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复杂的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就显得越来越迫切。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领导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革命呈现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阶段性成功，从实践上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要求，从而要求在理论上进行呼应和回答。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为分析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苏联是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加之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苏联哲学家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常常被认为是最正确、最有权威的。因此，苏联哲学家的著作总是被迅速地翻译过来。1930年前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的较多，影响较大。例如，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中译本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战斗的唯物论》、《近代唯物论史》等；德波林的著作有6部中译本：《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伊里奇底辩证法》、《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论与乌里亚诺夫》、《近代哲学史》；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一书，在1930年有4种译本同时出版。1932年以后，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3本在当时被视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科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译）、《新哲学大纲》（米丁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被迅速地翻译出版。这些中译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主，引导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点的变化，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转向以经济学为重点的研究外，哲学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即从20世纪20年代以注解唯物史观为主，转变为30年代以探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重点。1929年以后，李达较集中地进行了唯物辩证法的翻译介绍工作，其中有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又名《辩证唯物论入门》）、德国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930年）、苏联西洛科夫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前两本书翻译于苏联对德波林学派批判之前，李达赞同《现代世界观》对辩证唯物论前史的学理追溯，肯定书中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辩证唯物论的逻辑梳理，认为这是此书的主要部分，是“辩证唯物论的发展和说明，也就是这书的精粹处”，很值得“精读”。《现代世界观》还阐述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对李达理解唯物辩证法有重要的影响。《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是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专著。当时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还没有中译本出版，因此，此书的翻译出版有助于中国人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把握。
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当时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最新成果，并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因而被认为是全面而权威的教科书，对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李达写作《社会学大纲》也有重要导向意义。此书是苏联哲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过程中较早产生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李达通过翻译此书，清算了过去哲学中的机械论思想。他在“译者例言”中说：“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的说明。”李达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把唯物辩证法作为重要的脉络来勾勒各哲学原理。1935年《社会学大纲》作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讲义刊印，1937年正式出版，全书分五篇，虽然唯物辩证法只写了一篇，历史唯物论写了四篇，但唯物辩证法占了接近一半的篇幅，并且成为深化历史唯物论的主线。李达指出：“当作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看的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是整个世界的一般的发展法则，即是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的一般的发展法则。”“唯物辩证法与唯物论的自然观及唯物论的社会观，具有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关联。”在书中，李达还批判了两种抽象的脱离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机械论者的历史观和形式论者的历史观。李达认为这两种见解认定的都只是抽象的历史，而“完全丧失了那物质的、具体的、历史的基础”，“只有从科学的认识论出发，我们才能了解历史唯物论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现象的认识方法即科学认识方法论的理由”，才能对特定社会形态的机能和发展法则予以阐明，并指出“超过这特定社会形态而前进的路线，预见它的将来，在社会的实践上，说明前进的社会阶级的任务”。因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结合”，对于理解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社会特殊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此外，苏联学术思想对李达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李达在1935年讲授过“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受当时苏联学界的影响，李达没有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所以对形式逻辑几乎是完全否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达对形式逻辑的否定态度有了修正，肯定了形式逻辑的意义，但同时更强调辩证逻辑的价值。李达根据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的原理”，认为“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外部形式，而且只是从孤立的、静止的方面来加以研究，它不可能成为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但是，形式逻辑只是初等的逻辑，还有高等的逻辑即辩证逻辑。把逻辑仅仅理解为形式逻辑，这种见解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指出：“‘从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最初是个体的）中的反映过程和以实践来检验这个意识（反映）的观点来看，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显然，在列宁看来，逻辑学必须研究认识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必须研究全部认识过程，必须研究真理及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是认识论所研究的问题。可见，认为辩证逻辑只研究理性认识阶段而不研究一般认识论问题的见解，仍然是‘关于逻辑的通常观念’，这种观念早被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过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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