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丽遣使入唐概况
从唐朝建立（618）到高丽灭亡（668）间的半个世纪内，高丽向唐朝派出了不下25批次使者。为方便对高丽入唐使者情况有较全面的认识，笔者根据有关史籍记载，汇成表格形式，表述按照入唐时间、使者姓名（若无使者具体姓名则省略）、出使目的和文献出处的顺序进行。
正如堀敏一先生所论，无论是从其国内树立威信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与周边民族国家的竞争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的需要考虑，对于高丽君主来说，都有必要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从东晋以降的高丽历代国王登上王位，都需要有中原王朝派使者对国王进行册封，从而得到所谓的正统地位。没有得到册封的统治者，往往得不到臣民的拥护。这也是高丽泉盖苏文弑高丽王高建武后，没有自己称王，而是把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立为傀儡国王的原因。后来泉盖苏文去世，其子虽继续掌握高丽实权，但仍然由高藏坐国王宝位，这同样是利用傀儡国王的名望，对内让臣民归心，对外使宗主国不至于太过动怒。后来，唐太宗暂时姑息了盖苏文的弑主行为，静观其变，不能不说与盖苏文立傀儡国王的措施有一定的关系。
高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的时候，常常触犯中原王朝的利益，甚至直接出兵越境杀掠，引起战争。在魏晋时期，高丽与中原王朝激烈争夺，先后把乐浪、带方二郡及玄菟、辽东郡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到南北朝时期又与中原王朝化干戈为玉帛。另外，在唐朝征讨高丽之前的数百年中，高丽与百济、新罗之间的领土纷争不断。尽管有中原王朝屡次从中调和劝诫，高丽始终没有停止对别国领土的侵夺。高丽之所以能在这种不断扩张的环境中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形式上能够敬奉中原王朝，在侵犯中原王朝利益时，也能做到及时调整策略，在把握住自己最大利益的情况下，与之讲和、称臣，让中原王朝统治者对其恼怒却不至于无法饶恕，因而在对高丽的决策方面不可避免有反复或犹豫的情况发生，这就给高丽的扩张带来了时间和机会。本节探讨的高丽入唐使者的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有此共性。维护君主在国内的地位，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是高丽向唐派出使者的前提，或者说是所有朝贡国使者共同的出使目的之一。
从唐朝建立到高丽灭亡的50年中，高丽遣使达到25批次之多。期间有停顿，停顿原因基本上可以从当时的政局情况入手分析出来。并且，即使在与半岛上的其他两国交战，甚至在和唐朝交战的过程中，高丽也屡屡向唐朝派出使者。针对上述高丽遣使唐朝情况进行分阶段探讨，可以对当时两国局势以及唐与半岛三国交往情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二、对高丽遣使入唐的四阶段分析
上述高丽对唐朝的遣使情况，基本上可以分成如下四个阶段来讨论：
第一阶段，时间从武德二年（619）到贞观三年（629）。
在这十年间，高丽向唐朝派出使者11批次，其中武德九年，即贞观元年（627）没有派出使者的记载。除此之外，高丽每年一到两次向唐朝派出使者。
为什么高丽在唐朝建立之后频频遣使？要理解其中原因，就有必要对唐以前高丽向中国朝贡的情况进行简单概述。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中国在夏朝开始就有所谓的五服制度，即“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要求四夷按照身份定期朝贡。
东汉时，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逐渐强盛。汉光武八年（32），“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但此后直到西晋末，中原王朝和高丽的朝贡交往记载并不多。韩国学者全海宗认为，典型意义上的韩中朝贡关系的形成，始于东晋后期，并在5世纪逐渐走向制度化。
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相互争雄。其中，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贡封关系最早、交往最为密切的是高句丽。东晋义熙年间（405-408），高句丽“始奉表通职贡，历宋、齐并授爵位”。而且自义熙四年（408）起“每岁遣使献方物”。“奉表”、“授爵”与定期纳贡构成后世高丽与中原王朝之间朝贡制度的主要内容。据统计，从刘宋建立至隋朝立国前夕（420-580）的160年间，高句丽来华朝贡143次，其中向北朝各政权朝贡102次（北魏79次，东魏16次，北齐6次，北周1次），向南朝各政权朝贡41次（宋22次，齐3次，梁11次，陈5次）。
从高句丽与北魏之间稳定的朝贡关系来看，朝贡趋于制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贡有定期，封有常制；二是规定贡物的名目；三是每逢受封加爵，高句丽王须遣使“谢恩”，所贡之物称“谢恩贡”，包括金、银等贵重物品；四是北魏统治者在韩中朝贡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以宗主的身份对高句丽发号施令。南北朝时期韩中朝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以后中外朝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以降，高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记载不绝于史籍。唐朝建立后，高丽的朝贡仍然史不绝书。除了上文所述的朝贡国家的共性及高丽在东晋以来形成的惯例，和前述堀敏一先生认为的“涉及各国君主的利害关系，以及为维护国际、国内的权威”外，直接的原因是来自对隋炀帝征高丽的余恐。隋炀帝征高丽最终没有成功，并且导致国内大乱，帝座易主。对于高丽来说，虽说可以举国抵抗隋朝军队，但百万征讨大军毕竟势难抵挡。倘若不是因为隋朝国内起义云起和高丽主动请降，张扬狂放的隋炀帝岂会草草结束对高丽的征讨！因此，鉴于此例，高丽也要与继隋而起的唐朝尽量保持和平友好的交往。另外，高丽在隋代之前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的惯例，也使得其重视与唐朝之间的交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有了长足发展，在汉字、汉文、儒学、佛教、艺术工艺以及经济技术等方面，高丽都需要和中原保持密切联系。这些方面的因素都是促成高丽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
史书没有贞观元年（627）高丽入贡的记载，似乎有违惯例，而这与当时唐朝和高丽国内的政局有关。
先看唐朝政局。是年，唐朝宫阙内爆发夺权冲突，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消灭了太子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的势力，皇帝李渊被迫让位。在唐朝一团混乱的局势下，高丽即使派出使者，也显然无法得到像平时那样的正规接待。更何况，李世民在发动兵变之前，已对可能产生的政局作出了对策：政变如果不成功，就退守其洛阳根据地。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已认识到洛阳的重要战略地位，其地处中原，有利于联络山东、河北、河南的势力。因此加紧在洛阳经营，派温大雅“镇洛阳以俟变”。不仅如此，还派张亮到洛阳暗中活动，史载“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李元吉曾对李渊说，李世民“初平东都之日……分散钱帛，以树私惠”，也就是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他的地方势力。在这种早有预谋的情况下，玄武门之变前后，即使外族使者进入唐朝，也会被限制行动，使之不能接触皇家机密，避免走漏风声。实际上，政变当月进贡唐朝的只有新罗和西突厥两国。
再来看高丽当时的国内政局，也可进一步明确高丽当年（627）为何没有派使者入唐。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分别上表唐朝，控诉高丽阻断其入贡朝廷的通道，并且屡屡侵犯两国的疆土。在这种情况下，唐高祖派朱子奢入高丽，“持节谕和”；高丽虽然派使者奉表谢罪，但实际上对唐朝的戒备、疑虑又增加了一层，第二年没有像往年那样派出使者，或许与此有关。
第二阶段，从贞观二年（628）到贞观十二年（638）。
此阶段高丽遣使唐朝的特点是，由按常例派遣到停止。贞观二年、三年分别入贡，但贞观四年（630）到十二年间没有朝贡记录。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当然也与当时唐朝、高丽的周边政局息息相关。
从唐朝方面来说，贞观二年，唐在东北地区的势力大增，令高丽不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突厥内部斗争削弱了其实力，因为东北地区突厥的十部多叛突厥而降唐，颉利可汗对管辖该地的突利可汗十分不满，加上突利可汗在对薛延陀、回纥作战中战败，受到颉利可汗的拘禁和鞭挞，由此与颉利矛盾激化，上表唐廷请求入朝。二是本来臣服突厥的契丹投降了唐朝，给已经处于内讧中的突厥又一个打击。唐朝抓住此次机会，拒绝了颉利可汗以梁师都交换契丹的要求，并很快消灭了梁师都的势力，又挫败了突厥的援军。突厥的实力进一步被削弱，这种状况令高丽更加紧张。三是当唐朝势力在东北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北方的黑水靺鞨也在次年臣附，唐以其地设立燕州，次年黑水西部的室韦开始朝贡，并从此朝贡不绝；霫也在贞观三年向唐进贡。综上所述，时局的发展使得唐朝在东北的势力不断增强，而这对要求在东北地区扩张领土的高丽来说，则是非常不愿看到、也极难接受的事实。此前，新罗、百济举讼高丽阻断其入朝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丽为扩张地盘而阻挡唐朝于东北地区行使权力的力量在增长，只不过高丽对唐朝的阻挡是在暗暗抵抗，还没有将对唐朝势力发展的不满情绪表面化。现在，唐朝势力在东北地区发展得如此迅速，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高丽的担心和不满。反映到表面，就是高丽对唐朝的朝贡相应懈怠下来。
贞观四年（630），唐朝李靖、张宝相等数次大败突厥，并俘获颉利可汗，突厥对唐朝的威胁解除。“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更激起了高丽的强烈反感。所以有学者指出，这在准备于大陆有一番作为的高丽看来，唐朝已取代突厥成为阻挡自己发展的巨大障碍。对唐朝的朝贡热情锐减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高丽对唐朝在东北的势力发展正感觉恼怒、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唐朝的一个举动彻底断绝了高丽对唐朝的幻想。贞观五年（631），唐太宗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丽，收瘗隋时因征高丽而战亡的将士骸骨，并毁坏了高丽当时所立的京观。高丽仿佛又嗅到了隋代征伐高丽时战场厮杀的血腥味，或者是预感到又一场残酷战争正在悄然迫近，故对唐太宗这一举动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因此，在唐毁高丽京观后的当年，高丽王高建武就下令修筑一条长城，以阻挡可能来临的军事进攻。长城长一千余里，东北起于扶余城，西南至海。前后共用十六年才完成。这标志着高丽对唐的敌意完全公开化。与此同时，高丽对唐朝贡断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对唐无朝贡的时间持续了九年。
作为宗主国，唐朝既然在东北的势力大大增强，当然也不愿看到属国高丽对其无礼，那么为什么高丽阻塞新罗、百济的入唐道路，唐朝能派使对其责问，而修筑千里长城这种明显敌视唐朝的行为发生后，甚至在高丽缺贡的九年时间内，唐朝却没有责问、训斥或者征讨呢？
原因仍然要从当时唐朝和高丽两国的具体情况入手寻找。从唐朝方面来看，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对上述结果产生了影响。
首先，唐朝从隋末战争以来，国力还远远没有恢复。贞观二年（628）四月，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仍然很残破，国力状况可想而知。所以直到贞观六年，当群臣上言请封泰山的时候，唐太宗还说：“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话虽然在自矜德比汉文帝，但以唐太宗的英武雄略，不封禅泰山肯定不符合他的内心本意，因此，这不啻透露出他想说而说不出口的话，即唐朝社会经济其时远没有恢复到足以应付封禅大典所需巨额花费的程度。所以当时魏征就唐太宗这一席话作了评论：“随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其目的在于坚定唐太宗不劳民伤财的决心，但这些话却明明白白地反映出唐朝经济脆弱、不堪折腾的客观事实。
其次，贞观初年，在平灭了突厥颉利可汗之后，仍然有北方的薛延陀、西方的吐谷浑不时威胁唐朝边境，需要备战防范。而且贞观初唐朝自然灾害频仍。据《通鉴》载：“（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同书卷192三月条载，贞观二年，由于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朝廷因此“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因此，唐朝即使有心责罚高丽，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
再次，唐朝在高丽缺贡的九年间，没有对高丽进行责问，更没有讨伐，这并不代表唐朝对此事不介意，相反，更表明唐太宗对此事非常重视，故不轻易表态。这不仅仅是因为高丽修建长城名曰“仅是自保，没有直接危及唐的边境，因此，唐朝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静观其变”。其真正的原因，唐太宗在贞观十五年九月终于吐露：“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在唐太宗眼里，高丽本来就是中国领土，是汉武帝设立的朝鲜四郡地的一部分，回归中国管辖理所当然，只是把收复时间暂时延迟一下罢了。所以，当贞观十九年征讨高丽出发之前，唐太宗直截了当地说：“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显然，说为隋朝复仇，是为了激励将士奋勇当先，其背后隐含之意，当是对高丽多年来不恭的清算。
第三阶段，从贞观十三年（639）到贞观二十一年（647）。
从贞观十三年开始，高丽恢复了对唐朝的朝贡。
是什么原因促使高丽态度发生转变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唐朝和朝鲜半岛三国各自的社会状况和交往情况，笔者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唐朝长时间对高丽不加责问，使得高丽对唐朝的戒心逐渐松弛；另一方面，半岛的其他两国新罗和百济都在向唐朝朝贡，唐朝对它们都加以优待（见下面百济、新罗使者表），这可能使得高丽意识到不能和强大的唐朝长期疏远，有必要跟唐朝拉近一点距离；再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来自高丽和新罗战争结果的影响。高丽经过了九年的和平时期后，于贞观十二年（638）十月，重新挑起和新罗的战争，结果大败而归。在战败的情况下，高丽采取了向唐朝低头的姿态。高丽善于在任何时候既保全自己，又获得最大利益。这次或许又是在争取更有利的时机，以改变不利处境。
高丽在贞观十三年恢复朝贡后，唐朝没有对它此前的缺贡有所指责，这令高丽感到意外和欣喜。所以，次年（640）高丽更派出了以太子桓权为代表的使团入唐朝贡，并申请让王室贵族子弟入国学深造，借以密切早先疏远的丽唐关系。高丽太子桓权入唐朝贡是一次非常值得注意的遣使，它是高丽自建国称王以来首次以太子为使者，也是历代高丽出使中原王朝使者的最高级别。纵观此前高丽向中原王朝遣使的历史记录，均没有指出使者的姓名，反映出使者的身份并不是很特殊，不值得专门记载。此次遣使反映了高丽与唐交好的愿望特别强烈，也是高丽历史上所作出的最低姿态。之后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高丽几乎每年都朝贡。在贞观十七年（643），甚至还专门派莫离支泉盖苏文到唐请求派道士去高丽弘扬大唐国教，以示归化。唐朝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
在这一阶段中，贞观十九年（645）在史书上没有高丽朝贡的记录，是唯一缺贡的年份。其原因乃是该年唐太宗亲征高丽，两国开战使然。唐朝在二月从洛阳发兵，九月从安市城班师。而此前一年（644）十一月开始，唐太宗已经命令李□、张亮等大将“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分别从柳城、莱州出发，分陆路、水路“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尽管高丽曾在这年正月、九月两次朝贡，但已不能阻止唐朝对高丽的征讨。这进一步反映出，唐在高丽缺贡的那九年里没有责让高丽，非但不是不在意，相反，是慎重对待的，所以不轻易表露。高丽虽然尽力弥补因戒备、敌视而缺贡给唐朝带来的不良印象，以至于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了太子朝贡，但最终还是不能避免唐朝的征讨。高丽逐渐扩张的经历和趋势，半岛三国之间的相互厮杀和争夺，以及唐朝国力的不断巩固和增长，都预示着高丽最终要面临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来重新规划它的发展方向。当高丽预感到决战的迫近，作出努力来尽量拖延时间的时候，战争已然降临。
唐朝征讨高丽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不仅在等待国力的恢复与发展，还在坐观高丽的举动，等待征讨时机进一步成熟。贞观十六年（642），高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弑高丽王高建武，自立为莫离支，并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唐太宗得知此事后说：“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藩属国出现大乱，宗主国唐朝虽然有征讨之意，却没有及时出来扶乱匡正，表明唐朝仍然在等待征讨高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
从上面使者列表可以看出，高丽在泉盖苏文弑主之后，仍然保持了对唐朝贡。而唐朝并没有受此迷惑，在接受高丽朝贡的同时，也在着手准备征讨高丽。贞观十八年（644），时机基本成熟。唐太宗亲自到老将李靖家去问疾。李靖曾率军灭掉突厥和吐谷浑两国，唐太宗对李靖的慰问和封赏是其决心征讨高丽的预兆。不久，在讨伐高丽之前，太宗又召见李靖，问他：“公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东有高丽未服，公意如何？”这等于是对战功赫赫的老将说，东西南北的敌人你打败了三面，现在只剩东面之敌了，箭已上弦，你说是该打呢，还是留着它坐大？已无须回答。征得李靖的赞同只是程序上的需要，用来更加坚定征伐高丽的决心和信心。“贞观之治”使隋末以来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突厥、吐谷浑等其他周边威胁势力已被击垮，长期以来，高丽对唐朝的敌视和傲慢态度给唐太宗心中造成的压抑就要爆发，唐太宗已经不能再容忍下去。
从列表中的记载来看，贞观二十年（646）和二十一年（647），高丽派出入唐使者的目的都是谢罪。而且二十一年高丽派出的是一位王子高任武，他是高丽历史上派出的第二位高级别的朝唐使者。但两次谢罪的缘由不一样，前者是针对唐太宗645年亲征而表示的谢罪，后者则针对是年（647）唐兵两次从水陆两路分别攻伐高丽而谢罪。贞观二十一年，唐朝采用了新的战略以拖垮高丽。从中可以看出，在唐朝的频繁打击下，高丽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国力不支，因此为延缓、减少唐朝的进攻时间和频率而派出使者，以争取时间备战。
第四阶段，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到乾封元年（666）。
这一阶段高丽对唐的朝贡时断时续，十九年中，只有五次派使者入唐。体现出两国关系的变化不定。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高丽仍然入唐朝贡。这是紧接上一年十二月高丽派使谢罪后的外交手段，是高丽在唐朝连续打击下采取的一种政治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唐朝意向进行直接侦察的最佳策略。因为该年太宗皇帝又遣右武卫将军薛万彻等往青丘道讨伐高丽，“进破其泊灼城，俘获甚众。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陕州刺史孙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粮及器械，贮于乌胡岛，将欲大举以伐高丽”。随后唐太宗“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以外交途径躲避征讨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此后三年，高丽遂停止朝贡，加紧备战。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驾崩，遗诏罢辽东之役。高丽得以从危机中暂时摆脱，但是不再遣使入唐。从永徽二年（651）唐高宗对百济使者的一席话中可以看出，此阶段内，高丽和半岛其他两国之间的争夺仍在继续。永徽三年（652）春正月朔，高丽再次恢复朝贡。从列表记录可以看出，高丽再次朝贡的时间已经是四年之后（656）了。因为在这四年期间，高丽在唐朝的军事压力解除后，趁机再度向周边国家大肆扩张，又把唐朝的警告放到一边去了。
永徽五年（654），高丽出师派“高丽、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于新城”。契丹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和十月分别由其酋帅率众内属，接受唐朝的管辖。唐朝在其地分别设立羁縻府州治理。所以，高丽对契丹的侵略，即是对唐朝的侵犯。永徽六年（655），高丽又与百济、靺鞨联兵，侵略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高丽四处扩张的活跃举动令唐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年二月，唐朝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攻打高丽，得胜而归。从永徽四年（653）到麟德二年（665）的十三年中，高丽只有在显庆元年（656）十二月遣使入唐，名义是“贺册皇太子”。而唐高宗册立皇太子的时间是当年的正月。高丽在唐册封太子之后才朝贺，确实有点离奇。实际上，唐朝从永徽六年（655）即屡屡派将领率军攻打高丽，这是唐太宗时期“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战略的继续。高丽在不合适的时间朝贺，很可能意在通过遣使侦察唐朝对高丽的态度。
显庆二年（657），因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鏖战，唐没有派兵攻打高丽。同年，沙钵罗可汗被俘获后，唐朝恢复了连续派小股部队骚扰高丽疆场的战略。在龙朔三年（663），唐朝专攻百济残余反抗力量。麟德元年（664）下诏将于两年后（666）封禅泰山。在这四年内（663-666）没有对高丽用兵的记载。
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和武则天封禅泰山。高丽王在前一年十月派太子福男入唐，侍祠泰山。这是高丽历史上第二次派出太子作为使者，说明高丽对唐朝的封禅非常重视，这也是高丽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遣使入唐。当然，高丽对遣太子参加唐朝的封禅当非出于自愿。当时的半岛局势是，高丽的同盟国家百济在唐和新罗的联合打击下已经灭亡，高丽早已成为唐罗两国瞄准的下一个攻击目标。而唐高宗的封禅诏令三年前就已传出。高丽此时派太子侍祀泰山，一方面在向唐朝伸出橄榄枝，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察看、揣测唐朝意图的目的。对当时的高丽来说，以此借口来了解唐朝的动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封禅的当年，唐朝就恢复了对高丽的大举进攻，两年后（668）灭掉高丽。
高丽灭亡后，高丽人掀起了复国斗争。圣历二年（699），武则天派原高丽王高藏之子高德武为安东都督，统摄安东高丽旧户，然而高丽旧地遭新罗、靺鞨等蚕食鲸吞，高丽遗民纷纷逃散，“高氏君长遂绝矣”。因此，有学者认为，“高句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就这样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在高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之后，还至少有三次高丽使者（其中有一次是高丽朝鲜王）入唐事件见于史料记载。所以有必要对此现象进行探究。
高丽在乾封三年（668）被唐、罗军队攻破国都后，国王及王室、大臣等被俘虏，遣送入唐，这标志着高丽国的灭亡。唐朝“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笔者还发现，高丽国灭亡近半个世纪后，史书上仍有高丽国存在的信息。开元三年（715），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制令居河南之旧地。授高文简左卫员外大将军，封辽西郡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高文简降前的官职为“高丽莫离支”。莫离支是高丽独有的官职，泉盖苏文弑高建武之后，自任太大莫离支，独揽军国大权，盖苏文死后，其子泉男生继任莫离支。
既然开元年间仍然有高丽莫离支的官职出现，那么，在高丽国灭亡后，是否还有一个被称为高丽的政权在某个地方存在呢？
三、乾封三年之后的高丽国存在状况探析
上述“高丽莫离支”高文简从突厥降唐事件至少反映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丽灭亡后，部分高丽人逃到了突厥，其中有高丽王室成员。因为唐曾经在高丽旧地“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不过这些高丽民众“其后颇有逃散”。
第二，逃到突厥去的这部分王室成员可能在突厥的庇佑下继续沿用高丽国号，或者沿用、设立高丽官职。他们很可能以高丽国君继承人自居，而突厥默啜可汗为笼络、驾驭这些高丽遗民，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个“高丽国”首领，于是高丽莫离支就成为突厥可汗的子婿。当然，即使有这样的一个高丽国存在，此高丽已非彼高丽，它是突厥国内之国，受制于突厥，要跟着突厥辗转迁徙，在很大意义上已沦为突厥可汗为自己权威增色的象征性衬托。唐高宗永徽元年（650），“车鼻既破之后，突厥尽为封疆之臣”，“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也就是说，在突厥国内，即使有此象征性的高丽国流亡政权，它也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史书没有记载此高丽的情况，也说明其无足轻重，对唐朝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景龙四年入贡的高丽是否是设在突厥的高丽国呢？
应该不是。因为从武则天时代起，突厥默啜就屡屡侵扰唐（武周），并时而与唐（武周）交好，时而翻脸入寇，反复无常。唐中宗甚至一度“购斩默啜者王以国、官诸卫大将军”。突厥与唐朝的这种胶着状况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朝。换言之，即使有所谓的突厥国内之国“高丽国”，在变化不定的突厥与唐关系中，出于其自身安危的考虑，它怎敢贸然向唐朝贡呢？因此，景龙四年朝唐的高丽应当不是来自突厥方面。
有迹象显示，该高丽国有可能来自新罗。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丽国灭亡后的第三年，即咸亨元年（670），因为新罗擅取百济土地遗民，导致唐、罗两国交恶。是年六月，高句丽水临城人牟岑大兄收合残兵，杀害唐朝官吏，向新罗逃亡。中途遇到渊（泉）净土之子安胜，“迎（安胜）致汉城中，奉以为君”，并遣小兄多式等哀告新罗曰：“兴灭国继绝世，天下之公义也，惟大国是望。我国先王以失道见灭，今臣等得国贵族安胜，奉以为君，愿作藩屏，永世尽忠。”新罗王遂处之国西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七月，新罗王遣使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并在册书里说：“……命公为高句丽王，公宜抚集遗民，绍兴旧绪，永为邻国，事同昆弟……”
根据此项记载，新罗在其西部金马渚这个地方安置了高丽遗民成立的高丽国，从“永为邻国，事同昆弟”之语看出，高丽国从此在新罗存在下去。据下文新罗入唐使者表可以看出，中宗神龙元年（705）之后到玄宗朝“安史之乱”爆发（755）的这段时期，新罗基本上每年都派使入唐朝贡，有时候甚至达到一年三次。新罗与唐的和睦关系，势必对附属国高丽有所影响。《宋高僧传》就记载了天宝年间来自高丽国的僧人元表的事迹，曰：“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唐敬宗宝历三年（827）“三月，高句丽僧丘德入唐，赍经至。（新罗）王集诸寺僧徒出迎之”。高丽僧人入唐取经回国，新罗王召集僧人迎接他。这一情况说明这个高丽国不仅在新罗国内，而且还和唐朝在佛教方面有交流。
所以，景龙四年入贡的高丽，以及元和十三年（818）向唐朝朝贡、进乐器及乐工的高丽，很可能就是此附属于新罗的高丽。
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在随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外国酋长中，有高丽朝鲜王。现录《旧唐书》相关文字如下：
壬辰，玄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这个高丽朝鲜王不可能是附属于新罗的傀儡高丽国王。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查证史籍，在唐、罗灭亡高丽之后，唐从未派使入新罗册封高丽朝鲜王；其次，新罗收留高丽遗民并使其建国，本来就是违背唐朝意志的，为此唐罗之间还爆发过战争，遗民高丽国既然是新罗的附庸，那么就不会再受到唐朝的册封，新罗也必不肯接受唐朝对其册封，否则遗民高丽国的地位当和新罗平级，新罗对高丽国的宗主国地位必然丧失，这不是新罗所愿意见到的；再次，退一步说，假如参加封禅的高丽朝鲜王是新罗册封的高丽国主，那么唐朝不愿也不会认同其藩属国所册封的藩属国王。原因很简单：立王封国是天子独有的大权，唐朝皇帝作为“万国之主”，怎能把册封国家的权力交给藩属国新罗呢！基于上述原因，参加封禅的高丽朝鲜王不可能来自新罗。
这个高丽朝鲜王很可能来自唐朝内地。
高丽被唐和新罗灭亡之后，王室贵族大多被迁入唐朝内地。此后，他们多担任了唐朝的官职，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爵称仍然跟高丽地区有关。比如，前述开元年间从突厥投降唐朝的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被唐册封为辽西郡王；高足酉也是入仕于唐和武周的重要高丽将领，据其墓志《大周故镇军大将军高君（足酉）墓志铭并序》所载：“证圣元年（695），造天枢成，悦豫于来彤……斯时也，即封（高足酉）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正二品），食邑两千户。”其他类似情况还有原高丽王室成员在唐朝被册封为相应官职，如高宝元被册封为高丽郡王，等等（下文均有详述）。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高足酉的高丽蕃长头衔。武则天为了宣示她德化四海，给忠心于她的“四夷”首领封官加爵，最后把他们的名字都铸在天枢上，高足酉的高丽蕃长头衔也是因此而来的。所以，这种头衔实际上是为武则天建造天枢服务的，是为了给女皇面子上增光。鉴于此，笔者大胆推测，唐玄宗为了在封禅泰山之时营造一种“万国来朝”的宏伟壮观场面，在封禅之前就封好了本已灭亡的高丽、百济的首领爵称。届时，与唐有朝贡关系的众多蕃国酋长济济于泰山脚下，唐朝天子傲立泰山之巅，居高临下俯视世界，显得多么有天下共主之气派！故此，所谓的高丽朝鲜王和百济带方王的人选，当是从居于唐朝境内的原高丽和百济王室后裔中物色出来的。这个头衔是荣誉性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此推论还需以后找到资料来进一步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