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以前新罗和中国的人口流动情况
新罗作为国号，于公元503年才正式定名，此前国名或称斯卢，或言斯罗，有时也称新罗。但新罗人以其始祖朴赫居世立国号“徐那伐”为立国之始，时为公元前57年。新罗国在百济东南500余里，东濒大海，本来是三韩中辰韩的一支。有资料证明，辰韩人的主体是由秦代的流亡人构成的。史载：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有类秦人，由是或谓之为秦韩。其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系袭，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也。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
按：马韩割地给秦朝的逃亡人居住，说明这些流人的规模不会太小，而且时间既久，他们的语言仍然有类秦人，更说明这些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社会。毫无疑问，他们的风俗习惯会受到马韩的影响，但是从“其言语有类秦人”来看，他们的语言还没有完全被马韩同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辰韩社会群体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稳定性会慢慢淡化，最终达到区域性融合。
《三国志》记载，王莽时乐浪郡与辰韩之间的联系还是“乘大船”，有学者据以推知迁入马韩东部地区的中原人主要是乘船自汉江溯流而上。并据同卷辰韩的语言“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认为这证明迁入汉江流域的中原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仅与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一样，有今中国河北、山东等地区的居民，还可能有来自中国西部的居民。《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辰人称国王为居西干，显然这不是汉语，当是出自马韩人的语言。说明在这一地区居住的不全是从中原地区迁来的汉人，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韩人。《梁书·新罗传》：“语言待百济而后通”，新罗立国于辰韩的居住区，其语言与汉语存在着较大差异，说明辰人的语言也与汉语不同，证明这一地区的居民还是以韩人为主。迁入汉江流域的中原人与当地土著韩人融合而形成辰韩，因此辰韩的语言既保留了部分汉语词汇，又与汉语有所不同。
新罗所自的辰韩也有向中原王朝迁移人口的情况。据上文所引《三国志·东夷传》载，辰韩掳掠汉人一千五百名，乐浪郡向辰韩索还汉人，因其中有五百人已死，辰韩不得不用一万五千人来抵偿新莽的人口损失。此一万五千人或不尽为韩人，但其中韩人的比例也应当不会太小。这些辰韩人将会在漫漫的时间长河中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俗融合。史书中对唐代之前新罗与中原之间人口流动的记录，似仅见于以上所述情况。
二、唐代新罗人进入中国概况
在朝鲜半岛三国中，新罗的结局与高丽、百济截然相反。新罗国小力弱，在三国冲突中紧紧抓住中国统治者“兴灭继绝”的宗主思想脉搏而不断求援。由此，它不仅一举扭转了在三国冲突中的垂亡地位，而且和唐朝联手灭掉了两大夙敌，进而鲸吞蚕食原百济、高丽的领土，并一统朝鲜半岛，达到其国家发展的强盛期。在扩张过程中，新罗与唐朝的利益发生冲突，曾一度爆发战争。利益的冲突导致国与国之间或战或和，这在半岛三国与唐朝的关系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基于上述原因，新罗与唐朝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和平友好的交往。新罗人入居唐朝的形式更多地表现为新罗王族贵臣子弟入唐宿卫学习，使者入唐寻求唐朝外交、军事支持，留学生、留学僧入唐求学、求法，流民入唐求食图存以及商人入唐经商，等等。新罗与高丽、百济命运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还在于，高丽、百济的王室以及百官几乎全部被迁入唐朝境内，就连其原境内的普通百姓也被迫内徙，而新罗在保全国家之外，还拓展了领土空间。所以，相对于高丽、百济来说，尽管新罗的入唐人数不如前二者集中、量大，但在与唐并存的近三百年里，入唐者几乎络绎不绝，其绝对数目也不小。
纳质宿卫是新罗向唐遣派质子以示忠诚的方式，这是当时藩属国维护宗籓体系的应尽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义务是出于藩属国自愿而非被迫做出的，换言之，新罗主动向唐派出质子源自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宿卫质子在宿卫唐朝宫阙的同时，还学习文化、礼仪制度等，以便其回国后用其所学为国服务。从唐太宗时代开始，直到唐末，这种宿卫方式一直存在。由于是基于身份地位的派遣，这些宿卫质子大多由新罗王室子弟担任，所以这些高品出身的质子相对于“相望于路”的入唐留学生来说，数量不多。本书后文对此将有详述。
高丽、百济灭亡后，新罗在扩张过程中支持原高丽旧民反抗唐朝，至少有两千名新罗士兵被俘。根据中国方面史书对唐在与高丽、百济战争之间处置俘虏的记述，每当唐朝把战俘赦免或放归本国时，史书就大书特书，以突出宗主国在讨逆战争中的高姿态。但这些新罗被俘者在史书中没有只言片语交代其下落，说明他们很可能被迁入唐内地了。
遣送留学生入唐学习，也是新罗人入唐的途径之一。唐代中后期，新罗入唐学生的身份，由王室贵臣子弟垄断扩展到向全社会的好学者开放，新罗著名文人崔致远就是放松限制之后的留唐学生。唐后期，新罗学生留学中国竟然也被称为宿卫，而且有时候学成归国的人士一次就达一两百人，反映了宿卫在罗唐之间其实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外壳，当然也侧面反映出宿卫在新罗人看来与其说是一种义务，不如说是一种荣誉。留学生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考中的也可以做官。在唐朝的中央朝廷内和地方政府内，都有新罗人为官的史料记录。这可能是很多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应该给予研究关注。严耕望先生认为，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到五代中叶的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的留唐学生在两千人以上。而马驰师的《羁旅长安的新罗人》也认为入唐的新罗学生大大超过三千人。
留学僧是入唐新罗人的又一来源阶层。新罗的僧侣为求法而入唐巡礼，甚至转而入天竺礼佛取经，他们的行为给唐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新罗的商人们更是利用了接近大唐帝国的地理位置优势，或入唐朝内地经商，或长途贩运，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构织了一张海上商业网。另外，还有新罗人因为国内灾荒和饥馑，或被海盗掠卖入唐，或逃荒到中国，有的人被迫典身为奴，以求食谋生。
综合上述高丽、百济、新罗人入唐的特点，可以明确他们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入唐方式不同。高丽、百济人大多数是因为亡国，其上自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被迁入中原内地。他们是被动入唐的。新罗则因为与唐朝关系亲密，不仅得以保全疆土和子民，甚至借以扩展领地，并最后完成了一统半岛的夙愿。第二，入唐后的待遇不同。高丽、百济人中，凡是皇室成员或出身贵族、将酋的人，基本上被授予唐朝官职，加以任用。一些士兵和平民，因为在与唐军作战中被俘，被迫成为奴婢，赏赐给唐军将士。两国的许多人被集体安置在内地居住。新罗人入唐的途径则比较复杂，宿卫、留学、经商、求法、为奴等，说明两国之间的交往环境很宽松。这些情况在后文中将一一论述。
§§第二章 入唐三韩使者考论
“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史记》卷2《夏本纪第二》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
——《史记》卷4《夏本纪第四》
在隋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存在着规定东亚国际关系的一定的秩序形式，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册封体制。但是中国王朝同周边各国的关系不仅限于册封，它包含从朝贡到羁縻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的差异是根据各国的地位及实力关系而形成的。特别是涉及各国君主的利害关系，以及为维护国际、国内的权威，各国都致力于获得册封等形式，并努力加以维护。
——[日]堀敏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史家的笔下，周边民族、国家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诸多形式往往被冠以朝贡之名。中国历代帝王也视朝贡为政治归化的象征。而对有些国家来说，朝贡其实就是官方贸易的托词，如汉代一些携带所谓贡品前来中国的往往既非官员，也非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至于《后汉书》中被广为征引的“大秦王安敦”于公元166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段文字，也不过表明双方之间发生的首次政治、经济联系，实在算不上朝贡关系。因此，对文献中所反映的朝贡关系，应予以分辨。除少数藩属国外，朝贡制度中的册封制度其实并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的实质内涵。这种象征意义，也是后世朝贡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而高丽就是属于册封制度下的藩属国之一。以前面列举的堀敏一先生的观察角度去看高丽、百济、新罗的对唐朝贡，或许更能洞察其发展对唐关系的动因。
百济、高丽在唐朝前期灭亡，它们在灭亡前和唐朝都有过频繁的交往接触，包括战争期间的使者往来。新罗也因为使者穿梭往来于罗唐之间，争取到了唐朝的支持，最终得以平灭两大夙敌，并一统三韩。此后，新罗继续遣派各种形式的使者，大力吸收唐朝的文化，促使新罗的文化制度快速优化完备。所以，研究三韩入唐使者的情况，对了解该时段的唐与朝鲜半岛三国之间的关系、朝鲜半岛三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唐、三韩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结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