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皇派的报刊舆论阵地及对革命势力的侵夺
相对于革命报刊的创办，保皇派的舆论宣传比革命党起步更早，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流亡海外，在香港、南洋、美洲等地开始创办报刊。
据统计，从1898年至1905年，保皇派在海外和港澳地区共创办了数十种报刊。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仰光新报》。在美国创办《大同日报》、《文兴报》、《世界报》、《维新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在澳门创办《知新报》、《镜海丛报》和《濠镜报》。在香港创办《商报》。
保皇派建立报刊舆论阵地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保皇派自己创办的报刊
保皇派创办的创刊，以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立的《清议报》和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为代表。《清议报》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由梁启超主编，编辑有麦孟华、欧榘甲等。该报宗旨是“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所谓“主持清议”就是抨击“逆后贼臣”慈禧、荣禄把持朝政，拥护“明君圣主”光绪复位；所谓“开发民智”，就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知识，以此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在此期间，梁启超频繁地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因而，梁启超、欧榘甲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些主张民权、自由和论述破坏革命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思想保守的麦孟华却向康有为告密，康有为大怒，下令在保皇会的报刊上不准再出现“革命”、“自由”、“民权”、“独立”等字样，并将梁启超、欧榘甲分别调往檀香山、旧金山去进行保皇活动。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刚出满100期后，报馆发生一场大火，损失惨重，被迫停刊。
1902年，梁启超在旅日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这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主编是梁启超，编辑有蒋智由、马君武、麦孟华等。《新民丛报》的宗旨是“开民智”、“造新民”。为此，《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军事、文教、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学说，在政治倾向上，《新民丛报》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立宪，但在1903年以前梁启超等人因与革命派接触，受其影响，《新民丛报》也发表了许多谈革命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销量高达14000份，国内外代销处有97个，盛极一时。1903年以后，梁启超政治态度大变，明确将斗争矛头指向革命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许多反对革命的言论和主张。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成立之后，《新民丛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经过论战，“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1906年11月20日，《新民丛报》停刊，共出版96期。
2.华侨在保皇派支持下创办的报刊
1905年之前，保皇思想在海外风行一时，很多爱国华侨受此思想影响出资创办报刊，鼓吹维新理论。最典型的例子是1898年由新加坡著名侨商邱菽园出资创办的《天南新报》。邱菽园是福建人，父亲早年在南洋经商成巨富。邱菽园承其家业，曾参加晚清科举考试，并列名“公车上书”名单，受维新思潮影响很深。《天南新报》虽为邱菽园个人创办，但得到康有为的支持帮助，梁启超也一度参与筹办。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康门弟子徐勤、欧榘甲、汤觉顿等人参与主编。随后，康有为在新加坡成立保皇会，推邱菽园为南洋分会会长，《天南新报》便成为保皇会在南洋地区的机关报。《天南新报》采用“孔子纪年”，在内容上宣扬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学说，主张开设议院、改变科举、兴建学堂、创办报刊、废除缠足等，也不乏吁请光绪复位和抨击慈禧的言论。当时孙中山革命派尚未立足南洋，《天南新报》影响较大，“英属各埠华侨，从之者大不乏人”。
3.侵夺、控制革命党报或者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侨报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大同日报》和《南洋总汇报》。《大同日报》原来是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创办的报纸，保皇派欧榘甲借自己年轻时曾参加过洪门组织的关系，加入《大同日报》，担任编辑，使之成为宣传保皇立宪的报纸。新加坡《南洋总汇报》原是陈楚楠等人集资创办的宣传民主革命的报纸，但保皇势力趁报社股东内部矛盾之机，插足其间，控制该报。
保皇派和革命派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的两股政治力量，在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各自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怀革新之志，但认为中国国民愚昧无知，只能以明君实行立宪，不可行民治。他们幻想在根本不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发展资本主义。革命党人认为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寄之无望，只有选择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民族危机，使中国转弱为强。革命派和保皇派也是20世纪前后海外华人社会主要存在的两大势力，尽管在反对清政府腐败专制这一点上两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但是随着两派在海外势力的不断扩张，组织上的纷争和思想上的论战不可避免。
二、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歧
1901年8月，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已初露端倪。庚子年后，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日蹙，维新运动屡遭挫折，梁启超于是在1901年的《清议报》上连续刊载长文《积弱溯源论》，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救国救民之路。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的总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素质差，有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大弱点，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在那拉氏一人柄政三十年。因此他主张支持光绪皇帝重新执政，夺回慈禧太后手中的权力，继续走君主立宪的道路。针对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论调，章炳麟在秦力山主编的《国民报》第4期上发表《正仇满说》予以驳斥。他首先指出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必要性。他说：“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屠刽之惨，焚掠之酷，钳束之工，聚敛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以仇视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观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訾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章炳麟还认为光绪皇帝只关心自己的权势，不足以寄予厚望：“夫其所谓圣明之主者，果能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之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阻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章炳麟的《正仇满说》是向保皇派放出的第一枪，由此拉开了革命派与保皇派论争的序幕。
1902年，康有为广为散发《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阐述他保皇立宪的思想，从而攻击革命。“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皇上以救民变法，不幸被废，事竟不行，然以寻常言之，人以救我而至大祸，我民乃不能救之，于报施之理，已为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祸，被缚于贼之时，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今所见革命之人，挟权任术，争锱铢小利而决裂者，不可胜数，如此之人，使其有天下，而望其行尧、舜、华盛顿之事，是望盗跖之让国也。”对此革命派坚决给予了回击。1903年6月，章炳麟在上海出版的《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政见书》，黄世仲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上发表《辨康有为政见书》，对康有为散布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等谬论加以驳斥。如黄世仲指责康有为是“穷极无聊，乃转借感恩图报以图解罪，欲保护异族窃据之版图，以隐抗革命风潮之膨胀”，并针对康有为对革命的种种责难逐一反击，认为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才是中国独立富强的唯一途径。如果说此时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争还只是局限于两派个别代表就事论事，那么1902年保皇派在广州出版的《岭南报》和革命派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之间的笔战就可视为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交锋。战端起于1902年革命派在广州起义失败，《岭南报》趁势诋毁革命为“大逆不道”，《中国日报》严词驳斥，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
孙中山于1903年12月和1904年1月，在美国《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文，是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保皇派，这次论战的主要问题成了日后两派大论战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最高领袖发起与保皇派的新闻战是两派势力日益扩张已经形成直接利害冲突的结果，孙中山檀香山之行是论战开启的导火索。从历史上说，孙中山和康、梁派有过短暂的合作，比如曾在日本协作举办大同学校，戊戌政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派人物有过很多接触，也多次商谈过合作之事，“时梁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或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梁副之”。但因为康有为极力反对，合作终成泡影。20世纪初，孙中山和康、梁加紧在海外扩张势力，为了取得华侨的支持，梁启超在檀香山借“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分化檀香山兴中会，使兴中会成员多加入保皇派，思想上奉行君主立宪主义，行动上拥护保皇派，同时横滨兴中会也被保皇派潜移默化，自会长冯镜如之下皆服膺保皇之说。保皇派通过混淆华侨视听的手段攘夺孙中山的革命地盘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慨，同时也促使孙中山在战略上日益重视新闻战、思想战。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的中心思想是划清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界限，“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梁启超等人“口谈革命者，欲笼络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门者，欲利用洪门之人也……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
《敬告同乡书》发表后，檀香山保皇派报纸《新中国报》主笔陈仪侃于1903年12月29日抛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企图用一系列似是而非、最易惑人的论调来稳住保皇派的阵脚。《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的论点有两个：一谓中国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郎发，当此之际，不应当提倡革命。二谓立宪为共和的过渡，保皇派的最终目的也是共和，但共和不能一蹴可及，故主先行立宪。为此，孙中山又发表《驳保皇报书》“以塞毒焰，而辟谬论”。文章一开头就针对保皇派自我标榜的所谓“爱国”，针锋相对地指出：“彼开口便曰爱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接着，孙中山针对保皇派所谓革命可召瓜分及先行“立宪君主”始能“立宪民主”等谬论，予以逐条驳斥，指出瓜分的原因是“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拯救之法也”，“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破坏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这篇文章将陈仪侃文章中自相矛盾、立论荒谬、逻辑混乱、常识错误之处揭露无遗，从而宣传了革命救国的道理。
经此论战，“深受保皇论影响的广大檀香山华侨从保皇即革命的谬说中解脱出来，重新振奋了革命精神和增强了识别保皇论的能力”。
总体来看，同盟会成立前，两派之间的论争是零星分散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全面的辩驳。争论既起，势必扩展，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两派交锋呈现白热化，海外侨报迎来了新闻战的高潮。
三、大论战的时代
1905年《民报》创刊后，为了消除保皇派思想的影响、扫除革命发展的障碍、扩大革命阵营，一大批留学生加入革命宣传的行列，投入到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的论战中。首先，创刊号上登载了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三篇文章，向康、梁为首的保皇立宪派发难，《新民丛报》继而在梁启超的主持下起而应战，并于1906年春将其新近为反对革命而发表在该刊的《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辑成一本题为《革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加印一万册，广为散发，这样就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
《民报》方面参与论战的撰稿人主要有汪精卫、陈天华、胡汉民、章炳麟等，《新民丛报》则以梁启超为主将，还有一个中派偏右分子徐佛苏偶尔写过一两篇文章。这次论战是革命派有计划、有组织、积极主动进行的，是向保皇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发起的总攻击，因此论战针锋相对的激烈程度空前，在1905年至1907年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期的《民报》和《新民丛报》都有论争的长篇文字。
两报针锋相对的论文篇目主要有：
革命派与保皇派思想战火燃起后，即一发不可收。1906年，南洋地区也呈现两报对垒的局面，主战场在新加坡，参与论战的双方分别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和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
这次论战由《南洋总汇报》于1906年首先发难。开始，由于保皇派的欧榘甲、伍宪子等人来新加坡主战，革命派忙于建立同盟会组织，因此在言论上革命派暂时居于下风。1907年同盟会创立《中兴日报》，对《南洋总汇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中兴日报》罗致了一批著名的革命新闻人员和革命领袖主持笔政，代表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田桐、居正、汪精卫、张绍轩和陶成章等人。保皇派方面有徐勤、欧榘甲、黎研诏、伍宪子、梁伯鸣等。两报的论战主要出现在“论说”之栏，大体而言，“《中兴日报》的文章多基于法理、政治与史事的理论，逐层剖析和驳斥保皇维新之论说，故说服力较强，应占上风”。
《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论战的主要篇目：
《中兴日报》：《申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革命可以杜瓜分之实据》、《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斥康有为引满汉为同舟共济之谬说》、《正总汇报之奇谬》、《驳总汇报论国会与君主之关系》、《“平实”开口便错》……
《南洋总汇报》：《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革命召瓜分论》、《满洲本我同种论》、《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乱事波及国民之损害》、《论国会之趋势》、《论国会与乱党之关系》、《革命党实乱党之变相》……
除日本、新加坡两个论战的主战场外，两派在南洋、美洲的其他报刊也投入了这场论战。暹罗的革命派报刊《华暹新报》与保皇派报刊《启南新报》，缅甸的革命派报刊《光华日报》与保皇派报刊《商务报》，在1907年至1910年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加拿大，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保皇派的《日新报》之间，“彼此驳论至二百余续，为海外两党最持久之文战”。“半年之后，收效大著，保皇党徒以是登报脱党而服革命真理者络绎不绝。”连保皇会会长叶恩、黄孔昭及《日新报》编辑何卓竞等人都与康、梁脱离关系。在檀香山，革命派报刊《自由新报》与保皇派报刊《新中国报》从1907年至1911年，几乎每天都在辩论，而且常常闹到法庭。在美国旧金山，革命派报刊《少年中国晨报》与保皇派报刊《世界日报》，革命派报刊《大同日报》与保皇派报刊《文兴报》的论战也十分激烈。此外，在澳大利亚，革命派和保皇派也掀起论战风云，具有革命倾向的《警东新闻》抨击保皇派的《东华报》宣扬的保皇改良思想，最后迫使《东华报》停刊。
四、论战的主题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这场大论战遍布全球，“当时亚、美、欧、澳等几大洲有80多家华侨报刊先后卷入这场论战”，“笔枪墨炮，硝烟弥漫”。两派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两派思想战的领军人物都参与其中，在彼此的辩驳中迸发了璀璨的思想火花。由于各报刊的办刊风格不同，面对的读者群体有异，表现出来的论战文章就有长短、难易、论理和通俗等区别，但是细加考究，可以发现论战始终围绕着以下主题进行：
1.种族革命之论
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进行民族革命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双方立论的基点，也是双方笔战反复讨论的内容。自《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开始，保皇派政论家打出的旗帜始终是反对种族革命。他们否认民族压迫，反对推翻清政府，倡导满汉一体、民族融合，主张拥戴光绪皇帝，推动清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梁启超说：“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别无享特权者。”革命派则认为清廷对内实行民族压迫、摧残人民，对外则投降卖国，要依靠这个政府抵制外国侵略、对内实行改革，已不可能，因此，坚决主张推翻清廷。《民报》认为“满洲之对于汉民也，无一不虐”，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同样实行民族压迫。不仅如此，清王朝还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
东京论战之后，为了争取广大华侨对推翻清朝革命的支持，南洋革命侨报继续将种族革命作为宣传的重点。《中兴日报》围绕这个问题与《南洋总汇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革命派论述清政府对华人的漠视和利用，强调反满的原因，“华侨敛血汗之资输之清吏，清吏之力卒亦不能遍地球之华侨人人而保之也”，既然如此，“华侨亦何乐此有名无实之力，而不自求济乎”？与此同时，朝廷对洋人步步退让，“招洋人之来者满人耳，对汉人以不堪者亦满人耳，满人无一息不为灭汉族之谋无一人不是杀汉人之贼”，“吾谓吾国前途之险莫不险于满人之据我主权”，因此要华侨养成“冒险之精神”，推翻清政府。
2.“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改造中国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两派共同的心愿，但是到底是用共和政体还是用君主立宪政体来代替封建专制是两派政治理念的分歧所在，也是两派新闻战论辩最多的问题之一。
保皇派认为革命不可行，拯救中国的良法是通过君主立宪以实现宪法。梁启超说：“然则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梁启超把它称做“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如何要求立宪，梁启超的回答是“其提出之条件必须为彼所能行，若为彼所必不可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立宪的方法只能是单方面的乞求，这自然不能收到寸效。然而梁启超的设计仍然为保皇派的思想家所服膺。在《南洋总汇报》，保皇派用力的分配来证明君主立宪是最完美的制度：“且国家之大力有三，曰权力，曰才力，曰财力。专制之国，三力皆聚于上，共和之国，三力皆操于民，立宪之国，上操其一，而民操其二，上以其一而制民，民以其二而制上，上下相制而得其平，此国家之所以强也。”1906年，清政府预备仿行宪政，这给了保皇派以极大的鼓励，他们的主张中又增加了速开国会的内容，他们在政论中将速开国会以实现君主立宪政治说成是挽救时局危亡、促进国家富强的一味良药。1908年8月1日到8月8日《南洋总汇报》刊登《论国会之趋势》，“国会者富强之基础也，治安之本原也，国会立则宪政可成，宪政成则百废具举”，“国会之成立，可以转弱为强，由贫致富，拨乱反治，举危措安，内之可以防煽乱之莠民，外之可以救外交之失败，近之可以挽隔阂之颓风，远之可以结涣散之团体，如饥者之得食，如寒者之得衣，如枯木之逢春，如久旱之时雨”。总之，“中国今日，欲求所以救亡之策，舍国会其末由矣”。
对于保皇派对清政府的幻想及对君主立宪体制的狂热崇拜，革命派从事实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列举事实，证明现有的清朝政府已经是一个极端反动腐败的政府，处处与国民站在敌对的地位，已不可能再指望它进行任何有力的改革。他们痛快淋漓地驳斥道：“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不失九五之尊也。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然则政府诸人，可谓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这个政府“其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事望诸政府，而专望之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对于保皇派之速开国会就可以使中国转弱为强的想法，革命派驳论称“立宪则强，不立宪则弱，日本以立宪胜，俄国以专制败，诸等可笑之门面语也。夫一国之国民，有实力则强，无实力则弱，非与于国会之有无也……贵族院之议员，只有为满人说话，更无为汉人说话者。即有一二，能否与多数相争乎……至满人立宪成功，吾敢断言之曰，内阁与贵族院必同心，既同心矣，势必合力以排挤汉人有势力之众议院，而专为己族谋利益者”。立宪与国会都不能改变君主专制，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使民权得以伸张，这样才能实现建立强国并抵御外侮的目标。
3.革命与内乱、瓜分之论
改良派攻讦革命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斥责革命派是乱党，根本无力推翻清政府，其革命行动只是叛乱，只会导致内部分裂，国无宁日，最终导致列强瓜分中国。就此问题，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的《驳保皇报书》就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笔战中，双方也多次争论过这个问题，《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也将此作为一个论辩的重点。
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提出革命就会打破社会的秩序，而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一旦原有秩序被打破，通常出现的就是群雄并立的局面，各不相上下，战乱不休。“群盗满山，磨牙吮血，举国中无一人能聊其生。若光外国乘之，则俟数年或十数年后，有刘邦、朱元璋起，复于君主专制；若有外国，则不俟恺撒、拿破仑、刘邦、朱元璋之兴，已入而宰割之矣，于是乎其国遂亡。”梁启超在描绘了这样一幅恐怖的前景后，进一步指出：以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后者。他得出结论：“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
对此，汪精卫发表《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声称革命事业是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它的手段，它所要破坏的是不适宜于社会的东西，而所要建设的正是适宜于社会的东西：“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钤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适宜于社会者也。”“破坏其所不适宜者，而建设其所适宜者；本乎建设之目的，以行破坏之手段，其现象乌得有恶乎？”对于革命可以导致瓜分，《民报》也反驳说“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又称“各国苟欲瓜分，不必有所借口”，“今日满洲政府之政治，可以借口者多矣。随时随地，何不足以借口，必坐待有内乱起，然后有以借口乎？”
汪精卫在后来的《中兴日报》上也就这一问题有篇长论：“中国未至于瓜分者，以各国维持势力平均之故。各国欲维持势力平均，故用开放门户保全领土政策。各国既定此政策，故虽有义和拳之乱，尚不至于瓜分。”“维持势力平均及保全领土云者，不过中国乘时自立之机会，而非可恃以为长治久安。各国以协约解决均势问题，故协约即为他日实行瓜分之本。吾人当于各国未能实行瓜分之时，速使中国独立自强于世界。非革命党无以达自强独立之目的。”他指出：“清政府之外交政策，实足惹各国之瓜分。”但革命军则不是这样，因为“革命军起，堂堂正正，以破坏世仇民贼之政府为目的。而对于外国，一切照国际法以行，并无被干涉之原因，更何致有召瓜分之结果”。
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海外的报刊大论战，持续数年之久，双方数十家报刊都参与论战，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经过这次论战，保皇派气势锐减，一些原本支持保皇派的华侨，从改良主义迷雾中醒悟过来转而支持革命派，革命派力量获得空前发展，从而推动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