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侨报后来居上
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到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同盟会在菲律宾、越南、缅甸、暹罗、新加坡、马来亚、荷属印度尼西亚、帝汶、夏威夷、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新西兰和欧洲共有总会、分会近80个，有姓名者600余人，会员3000余人。“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与革命组织纷纷建立的热潮相呼应，华侨社会进入办报的全盛时代，革命侨报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这些报纸大体可以分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和具有革命倾向的商报两类。思想内容或者抨击清廷的暴虐与腐朽，或者揭露保皇党的欺骗言论，与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作斗争，或者笔锋直指帝国主义殖民者的贪婪暴虐。比如1908年8月27日创立的缅盟同盟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即以“鼓吹孙中山革命主张，唤醒华侨”为宗旨，极力“宣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主张”，“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1909年，巴达维亚华侨出版的定期刊物《华铎报》，其发刊词就是针对保皇派而言，“今日者，吾不惧人之欺我、侮我、杀我，奴隶而牛马我，我惟惧我之自欺、自侮、自奴、自杀，则黄帝之华胄终没，而周孔之遗泽永沦。我为惧而不得不大声疾呼痛哭哀号曰：同胞醒！同胞醒！”提醒侨胞警惕保皇派的欺骗。
华侨办报高潮的形成，大致由以下三个原因促成：
1.华侨教育的开展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海外华侨出现了第一次办学高潮。维新派志士、革命党人以及清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号召华侨爱国兴学，1903年9月，康有为应吧城中华会馆的邀请，到南洋各地发表演说，他指出：“为中国人，就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然后可成为一个真正之中国子民……现在各会馆间有兴办学堂，但其数不多，尤须陆续增加。文字之声音应用国音，日常言谈应用国语。”1905年，粤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到南洋召集各埠代表及玛腰、甲必丹在万隆开学务会议，奉朝旨敦促兴学。此后，清廷陆续派林文庆、钱询、董鸿伟、陈华等人去南洋，派内阁侍读梁庆桂到北美筹办侨民兴学事宜。华侨教育的开展提高了华侨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激发了华侨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增进了华侨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华侨的民族情感和祖国认同是其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重要基础。
2.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提高了华侨的革命觉悟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建国主张最终能得到大多数华侨的认同和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革命党人坚持不懈的宣传。孙中山先生对华侨非常重视，与华侨的关系密切。在其革命生涯中，他到新加坡、日本各11次，到马来亚、越南、美、英、法各5次，到檀香山4次，到比利时3次，到暹罗（今泰国）、加拿大各2次，到德国、锡兰各1次。他在国外所接触交往的人，主要是革命同志、留学生、华侨和会党成员。通过对孙中山的言论和著作的统计，发现其对华侨的讲演达六七十次，专门文章十余篇，其他口头谈话、通信和有关指示之多，难以确数。孙中山等人的长期宣传教育使华侨“观念大新，齐倡革命。知非追随孙中山先生不足以救祖国之危亡”。
3.同盟会的遍地开花使华侨办报获得了组织的扶持和指导
同盟会成立后，有计划地派遣革命者到各地开展革命活动。革命侨报的创办和改组得到了同盟会成员的大力支持。1905年春，革命党人秦力山受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委托，自香港抵仰光，结识了保皇派报纸《仰光新报》的主办人庄银安。秦力山便向庄银安“详述康、梁棍骗华侨历史，及己身参加汉口富有票经过”，“银安豁然觉悟”。于是，秦力山进一步要求“时向……《仰光新报》撰作论文”，力主“革新该报言论”，“以启愚蒙”，乃著《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共六万余字，在《仰光新报》连续登载，“力辟康梁邪说”，与保皇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仔细推敲，同盟会时期的革命侨报都或多或少地与同盟会有着各种联系，许多报纸的股东、编辑与记者都是同盟会会员。例如，新加坡《中兴日报》的创办人陈楚楠、张永福是新加坡同盟分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印度尼西亚《华铎报》的创办发起人陈百鹏（百朋）是雅加达同盟会负责人；《泗滨日报》总编辑也是同盟会会员。
二、各地革命党报述略
在华侨创办的一系列报刊中，《中兴日报》、《光华日报》、《华暹新报》、《少年中国晨报》等均产生过较大影响。
1.《中兴日报》
《中兴日报》是同盟会在南洋的机关报，于1907年8月20日创刊，1910年2月3日停刊。创办人为新加坡同盟会会长陈楚楠、副会长张永福以及会员许子麟、林义顺、陈先进、邓子瑜、沈联芳等。
陈楚楠、张永福在同盟会成立之前曾在新加坡先后创办革命报纸《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1906年，《南洋总汇报》改旗易帜成为保皇派机关报，“南洋各埠之革命喉舌为之暗哑者一年有余”，随着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华侨入会，迫切需要成立新的党报作为联络报道机关。陈楚楠、张永福遂联合许子麟、林义顺、陈先进、邓子瑜和沈联芳等人，发起募股，重建党报。同时，函请冯自由在香港代聘记者及购办铅字，香港《少年报》的创刊人、主编王斧（商人出身）被邀请就任主编，后来由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复报》的创刊人、主编田桐（留日学生）继任。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居正、方瑞麟等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核心人员时常为此刊撰稿。因此，“《中兴日报》是由新加坡华侨革命派、以留日学生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孙中山的根据地香港的革命势力，这三者共同创办的南洋革命报”。1907年8月20日，《中兴日报》出版。“中兴”二字取自“兴中会的名上下倒转及汉业中兴”的意思。胡汉民为其撰写发刊词，指明《中兴日报》的目的是要在华侨中间宣传爱国的学问，促使每个华侨爱民族、爱国家，恢复汉人统治的中国。
《中兴日报》发刊不久即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进行笔战。新加坡成为继日本《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南洋论战的主要战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一些知名人物如田桐、居正、胡汉民、陶成章、汪精卫等先后撰文参加论战。1908年后在日本东京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笔战获得全胜的《民报》诸记者也都纷纷移师南来，到新加坡一齐战斗，“把保皇党攻击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
作为一家日刊报纸，《中兴日报》除了登载直接进行革命宣传的社论外，还辟有新闻报道、娱乐、广告等内容，但均寓革命旨趣于其中，因此有人形容其“首先提供国内新闻（报道）及传统文化（娱乐），来提高他们对祖国的关心，进而以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为例，阐述中国国内的政体变更能够符合海外华侨的切身利益（社论）”。
1910年，由于资金短缺，《中兴日报》停版歇业。作为南洋同盟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在出版两年多的时间里，担负起同盟会主要宣传机关的作用。在1907年至1908年的两年间，《中兴日报》日销四千余份，“英荷两属侨众，直接蒙其感化，厥功至伟”。
2.《光华日报》
《光华日报》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缅甸同盟会成立初期，这份报刊既是革命组织发展推动的结果，也是保皇派和革命派在缅甸争夺舆论宣传阵地的结果。
和南洋其他地区一样，缅甸华侨社会初期的舆论宣传被保皇势力所主导，《仰光新报》为其机关报。1905年春，革命党人秦力山受孙中山和同盟会总部委托，自香港抵仰光，开展革命活动。他与当地侨领、《仰光新报》主办人庄银安结识，向其灌输革命思想。秦力山还在《仰光新报》撰作论文——《革命箴言》，力辟康梁邪说，“全缅侨众读之，大为感奋”。未几，《仰光新报》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停刊。1906年秋，庄银安、陈甘泉、徐赞周等人为继续宣传革命理论，又创办了《商务调查月报》，但反响寥寥，仅出版数月即停刊。
1908年，缅甸同盟会的成立为革命报刊的创办注入了新的活力。革命党人杨振鸿、黄子和、杜韩萧力主创办缅甸同盟分会的机关报。他们竭力奔走，四方联络，得到已成为革命积极分子的庄银安、徐赞周等人的资助，再得“巨商陈玉著、张永福（不是新加坡的张永福）、陈金在、曾广庇多人附股”，募集资金八千余盾（缅元），旋以三千盾承购原《仰光新报》的铅字、机器，创立了缅甸同盟分会机关报——《光华日报》，并于是年8月27日正式出版。庄银安任经理，陈仲赫任副经理，并电新加坡《中兴日报》，聘请滇人杨秋帆和鄂人居正任报馆主笔，报馆设在仰光百尺路62号。自从《光华日报》出版后，“即高倡革命排满，抨击保皇立宪，尤不遗余力”。保皇派在它的谬论被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对革命派及其《光华日报》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09年秋，在清政府驻仰光领事肖永熙为华侨富商陈文郑出殡之时，向商户敲诈钱财，《光华日报》因编辑、革命党人吕志伊撰联讥笑之而被迫停刊。停刊不久，报社财产被保皇派阴谋出资购得，更名《商务报》。
缅华同盟会员们愤于《光华日报》被保皇派攘夺，召开全体盟员大会，“筹募复兴资本，一夜集股一万三千余盾”，使《光华日报》于同年12月13日复刊。复刊后的《光华日报》与《商务报》大开笔战，论争数月。然而，保皇派、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对革命派进行迫害。1910年，康党勾结清驻仰光领事肖永熙，谋陷《光华日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谋求英国“将该报当事人驱逐离境”，于是，英外部电示驻缅总督怀特，递解《光华日报》主编居正、经理陈汉平出境，《光华日报》被迫再度停刊。
1910年，在槟榔屿避居的庄银安与同盟会成员陈新政、黄金庆、徐洋溢等人筹集资金在槟榔屿二次复办《光华日报》，“以继承仰光党报之统绪”。当时新加坡的《中兴日报》和《星洲晨报》都已经相继停刊，只有《光华日报》在马来亚“大声疾呼，光芒万丈”。直到辛亥革命胜利，“民国”成立，仍屹立不衰！
纵观《光华日报》的沿革，可以看到它是在缅甸同盟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创办的，期间几经停刊而复办，折射出革命报刊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3.《华暹新报》
泰国（暹罗）的华侨报业始于20世纪初。最早的华侨报纸——《汉境日报》创刊于1903年，由保皇派主持。当时暹罗华侨社会政治思潮激荡，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曾派人到暹罗宣传各自的思想主张，以求得华侨社会的支持。革命党人及爱国华侨合作创办的报纸有《美南日报》（后改为《湄南日报》），但先后因为经费困难和保皇党人的破坏而停刊。
1907年，革命派另辟舆论阵地，在曼谷创华文、暹文版的《华暹新报》，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暹罗公开宣传革命、与保皇派论战的新局面，成为当时曼谷很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华暹新报》的创办人是陈景华和萧佛成。陈景华（1864—1913年），字陆逵，广东香山人。曾任广西贵县知县，因为得罪了两广总督岑春煊而远走香港，后到暹罗的曼谷。陈景华与当地侨领萧佛成、爱国华侨沈荇思、王杏洲等往来颇密，遂共同创办了《华暹新报》。
萧佛成（1862—1940年），字铁桥，祖籍福建南靖，出生于暹罗。青少年时代在曼谷读书，师从失败后逃到暹罗的太平天国将领顾成佩，并受其影响加入反清秘密团体三合会。1904年又加入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曾与陈景华等创办宣传民主革命的《美南日报》，并任社长。1907年创办《华暹新报》，任社长。另聘《有所谓报》前记者王斧，《图南日报》前记者康荫田为主笔，侨商中同情革命者如沈荇思、王杏洲、何少禧、陈美堂、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梁挺英等也为报纸出力甚多。
《华暹新报》分华、暹两种文字版本，陈景华任华文版总编辑，暹文版由萧佛成父女负责。1908年，孙中山、胡汉民等由新加坡到曼谷，宣传革命，成立同盟会，萧佛成被推举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华暹新报》正式成为同盟会在暹罗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1942年，日军侵占暹罗时才自动停刊。这家报馆，办了30多年，是南洋革命党报中寿命最长的。《华暹新报》自始至终就与华侨华人的祖籍国政治息息相关，贯穿了当时革命派与保皇派于海外华侨华人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显露出报纸作为舆论工具的鲜明特点。
4.《少年中国晨报》
《少年中国晨报》为美洲同盟会机关报，社址在旧金山大埠古里街，由华侨李是男、黄伯耀、黄超伍等人创办。先后任笔政者有李是男、黄芸苏、黄超伍、崔约通、张霭蕴、黄伯耀、伍平一、马醴馨、刘涤寰、林华耀等人。
《少年中国晨报》的前身为《美洲少年》周刊。1907年，旧金山土生华侨李是男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后，重赴美国，开展反清活动。有感于清朝政治之腐败，华侨寄居海外各国受到异邦的欺侮与苛例限制，1909年，他和祖籍台山的华裔青年黄伯耀、黄超伍、温雄飞，留美学生黄芸苏等人在旧金山成立了少年学社，出版油印刊物《美洲少年》，“鼓吹革命排满”。适逢孙中山从欧洲抵达纽约，看到了这份周刊，大加赞许，但认为周刊七天才出版一次，未免为时过久，对于革命宣传工作，似乎不够。于是，他与李是男、黄伯耀两人共同设法将其改为日报，使之确实成为党的言论机关报。因为当时旧金山已有三家华文日报：《中西日报》、《大同日报》、《世界日报》，此三报皆系每日午间出版，而该报位居后起，又属青年人所办的革命党报，自当别创一格以示富有朝气，遂决定以晨报姿态出现，每日清晨六时即出版，《少年中国晨报》因此得名。1910年8月，《美洲少年》改名为《少年中国晨报》，并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伯耀任经理，黄超伍任总编，李是男任副刊与新闻编辑。
《少年中国晨报》成立初期宣传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与《大同日报》密切配合，积极在美洲华侨中推进革命思想的传播，发挥了党报政论的战斗作用，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言论者，事实之母，武力实行者即空言鼓吹之果……惟是鼓之吹之，久而又久，则革命必不能免之原理已大著，自足以收摄当世人之心，皆趋于革命之一途，使革命之思潮，为之澎湃而不可遏抑，革命之方法，为之研究口口无不详，是武力实行者即从空言鼓吹所陶铸而出”。“民国”成立后，《少年中国晨报》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支持二次革命。后内部一度分裂，在抗日战争期间继续出版，“是清季革命党机关报之惟一寿命最长者”。《少年中国晨报》是海外影响巨大的革命报刊之一，“民国”成立后不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给该报旌义状：“《少年中国晨报》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给予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
三、南洋、美洲的革命书报社
革命报刊是传播革命思想的有效工具，但实际传播的对象以“中等社会”的知识分子为主，但是海外华侨中还有很大部分是文化层次较低的或经济困难的普通民众，如何将这部分人纳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是革命党组织发展壮大后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同盟会成立后，为了避免殖民当局的迫害，华侨革命党人采取了建立阅书报社，借知识普及、文化普及之名，行革命思想传播之实，既保证了同盟会的活动不被干扰，又扩大了革命舆论宣传的辐射面，是新时期海外华侨社会政治风潮激荡的表现。
1.星洲书报社：新式革命宣传机关的创办
海外华侨建立的最早的书报社是1903年创立于新加坡的星洲书报社。星洲书报社最初并不是为了宣扬革命，而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和初级文化知识。其创办人郑聘廷是新加坡基督教华人牧师，他先期开办了一个耶稣教会——青年会，但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青年会的用意，怀疑与教堂差不多，故一般人都“裹足不敢参加”，造成该会门庭冷落。郑聘廷于是将青年会改为书报社，初设于吉宁街38号，后迁入郑氏任职之丹戎巴葛长老会礼拜堂内，免费提供一些报刊书籍给那些家庭穷困无力上学的青少年阅读，意使他们将来成为基督教的信徒。对于郑聘廷本人来说，当初创办书报社并无明显的政治倾向，对改良派或革命派两种对立的思想派别，并无成见，两派人员均曾被邀去书报社进行公开演说。新加坡华侨陈楚楠、张永福等人认为这是为革命思想张本的好机会，在每次被邀请发表演说的时候，“必以种族观念革命主义向群众演讲，每演说时，听者满座，盛极一时”。其他如胡汉民、汪精卫、田桐等均曾到该社演讲过。
1905年，孙中山来到新加坡，在了解了星洲书报社的情况后，认为可以利用书报社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壮大革命力量。后来经过工作，书报社的创始人郑聘廷首先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其他如李镜如、卢礼明等不少华人基督教徒也相继加入了同盟会。“至于非教徒而加入同盟会者，亦以先入星洲书报社而后入党者不少。”星洲书报社很快就变成革命活动的联络中枢、传播革命思想的发源地，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有效而成功的革命宣传机构。著名学者颜清湟对此书报社有如下评论：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革命派成功地渗透和控制了星洲书报社，对于新加坡、马来亚革命势力的增进，都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事。因为星洲书报社除了为革命的宣传增加了一个新的场所之外，也代表着革命派在整个东南亚可以渗进许多其他的社团组织。
在星洲书报社的影响下，新加坡、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华侨，也纷纷组织书报社或阅书报社。“推其原始，则星洲书报社为先锋也。”可见，星洲书报社开创了南洋各地书报社之先河。
2.书报社在南洋、美洲的蜂起
星洲书报社的成功范例鼓舞了其他华侨革命党人，他们在各自的活动区域纷纷创办书报社。1907年以后，孙中山在新加坡、马来亚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指示革命党人致力于此项活动。革命党人创办书报社的活动遂达到高潮。例如，在新加坡，实行分帮设社，粤帮方面由何心田等组织开明书报社，福帮方面由许子麟等组织公益书报社，潮帮方面由潘兆鹏和张仁南等组织同德书报社。在印度尼西亚，1908年，张煊、吴文波等人组织雅加达书报社。在缅甸有公开设置的觉民阅书报社，以“开通民智，联络华侨，了解国内外时事”为宗旨，进行革命宣传，联络和团结革命积极分子和广大侨胞。在美洲有旅古侨胞陈孟瑜倡议设立的三民阅书报社。从分布地区来看，阅书报社以南洋的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为多。下面将南洋华侨设立的阅书报社列举出来，以便观察辛亥革命前书报社开办之规模。
众多的书报社虽然存留时间和历史影响不一，但他们都是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的机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新加坡的公益书报社、同文书报社和同德书报社，马来亚的槟城书报社和益智书报社，缅甸瓦城的振汉书报社和勃生埠汉兴书报社，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埠民仪书报社、苏门答腊巴东书报社等。美洲著名的书报社有古巴的三民阅书报社美国旧金山的少年学社辛亥时期的书报社一般是经过当地政府注册的公开文化教育机构，直接受同盟会、革命党人的领导或影响，许多地区的书报社和同盟会在人员上都互有重叠。比如成立于1908年的槟城书报社的正社长吴世荣、副社长黄金庆就分别是槟城同盟会的正、副会长，第一届社员熊玉珊、陈新政、邱明昶也是同盟会的首届成员。槟城书报社在革命重心从新加坡转移到槟城后一度是革命的策源地，在谋划起义、筹措革命经费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远远超出了革命宣传的功能，可视为一个特例。总体上看，辛亥时期的阅书报社的功能在开通民气、团结同胞、谋求侨民幸福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从成立于1908年的暹罗中华阅书报社的绪言中可证：
20世纪之世界，正种族智识竞争之世界也，不观乎今日东西洋各国乎。夫各国能屹然独立于地球之上，何一非由民气之发达团结而成乎？然究其民气之发达团结，又何一非由热心爱国之士，著书出报以鼓吹其国民之力乎？征之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卢梭民约论，德那谟新闻记者数人之书报，当时国民之受益若何？已可概见，是书与报之有益于国民，诚非浅鲜矣！吾中华近十年来，一般热血之士，知国家之积弱，种族之沦亡，皆由民气不振，到处著作新书，刊发新报，大声疾呼，唤醒国民之迷梦，使人人皆知有中华民国一分子，联络一气结成团体？起而共谋应享之幸福，其心良苦，其功亦良多矣！特是有因地方阻隔，寄买末由，资本无多，购办莫备，是虽有益于国民之书报甚多，而国民之受益终不能遍及，诚可惜耳！今暹罗旅居华人，号称二百余万，其数不可谓不多，然人数虽多，而叩其人心之团结，社会之改良，与夫一切公益之事，竟寥寥无几。此无他，皆由未尝领略近今志士所著之新书新报耳。兹本社同人，有鉴乎此，特组织一阅书报社，凡有益于同胞之书报，罔不采办齐备，以饷同胞之观阅，并于夜间举行演说，俾谘商界工界中人，咸受其益，咸知大义，共谋吾中华国民之幸福，方不负诸有志之士著书出报之苦心，而得舆东西洋各国并驾驰驱于地球之上，是本社同人所厚望于吾同胞也。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思想在南洋、美洲渐次涌起成高潮之势，所谓“开通民气、启民智识”，即向普通民众灌输革命真理，反映在书报社内陈列的报刊种类上即是革命报刊占绝大部分。比如缅甸觉民阅书报社内陈列的革命派报纸有：《民报》（东京）、《星洲晨报》（新加坡）、《中国日报》（香港）、《醒华报》（加拿大）、《华暹日报》（暹罗）以及仰光分会出版的《光华日报》，另外还有《太平天国革命史》、《鸦片战争史》、《岳飞传》和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书籍。这些激励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气节、宣传民族革命的书报，对于身处异乡、饱受殖民者凌辱的华侨来说，特别易于接受和引起同情，不少缅甸华侨，就是因为读了这些书刊，特别是《革命军》后，“联想祖国受清政府腐败专制统治，同胞走投无路，自己来到缅甸谋生，又受英国殖民当局种种苛例压迫，便激起一股反清的革命情绪，愤而将辫发剪掉”，毅然加入同盟会。
自第一个海外书报社——星洲书报社成立起，定期举行演讲会宣传革命、发表革命言论就成为大多数书报社的常设活动。比如开明书报社“按期敦请民党名流演说革命真理”。觉民阅书报社每周举办一次演讲会，每次与会听讲者多则两三百人，少则一两百人。三民阅书报社成立之日，多名革命党人相继登台演说，“对于革命真谛，发挥尽致”。被聘请到书报社演说的一般都是革命党中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华侨中率先入盟的先进分子，如缅甸《光华日报》的编辑吕志伊、饶潜川，同盟分会干部庄银安、何荫三、黄水田，三合会首领曹华碧以及盟员陈卓南（牧师）、曹伯忠（华商）等，原东京同盟会核心成员汪精卫、胡汉民，包括孙中山也常被邀请到社演讲。据说星洲书报社开办期间，汪精卫的演说声名最著，“凡达到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
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足见听者注意及其兴奋”。在觉民阅书报社，有一次陈卓南在演讲《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时，声泪俱下，对清朝政府屈膝媚外、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对籍制、奴役与杀害各族人民的罪恶行径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大大激起华侨对清朝政府的仇恨和参加革命的热情。
除了陈列革命报刊、发表革命言论外，书报社还根据情势组织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雅加达书报社成立后随即开展活动，于明朝灭亡纪念日举行演说大会宣传革命，又于慈禧太后生日之际散发传单劝告华侨不要为其祝寿。越南华侨黄景南、刘易初、陶铁等十几人设立“萃武精庐”后撰歌曲南音、粤讴等宣传反清革命，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一时打倒满廷声浪沸腾，发聋振聩，不数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召集社友二百余人，履迹往来，户阈为满”。1911年，清海军统领程壁光乘军舰到纽约、古巴等地游历，古巴三民阅书报社，趁机扩大革命宣传，“一以唤起该舰官兵之觉悟，为将来响应革命之赞助，二以鼓舞旅古侨胞，俾收踊跃助饷之效果”。于是三民阅书报社的同志印刷“海圻军人听者”传单广为散发，还在舰队军官游历公园之时，“每乘间进以革命之说，并指公园中巍然矗立之革命伟人马的（Marti）等之肖像以喻之”。三民阅书报社同志的殷切厚望令某军官“大为动容”。
综观革命报刊、革命书报社风起云涌的繁盛景象，可以说，华侨宣传革命斗争的热情和兴中会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深明民族大义，虽身在商界，但以革命为己志，而广大普通民众亦渐渐对革命抱有同情之心，以各种形式支持赞助革命。其次，随着同盟会组织的不断扩大，革命党人数量激增，他们分散于南洋、美洲、日本等革命要地，对华侨的宣传活动、宣传策略提供了更多的指导，华侨的革命斗争始终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革命宣传阵地异彩纷呈、人才辈出，大有生生不息的峥嵘气象。当然，除了办报纸、创书报社等，爱国华侨还利用文艺演出、戏剧表演等形式进行反清宣传。最早由香港富商李纪堂出资2万元，促成建立“采南歌剧社”，陈少白担任戏剧编辑曾编写了改良粤剧《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宣扬民族主义精神，成为粤剧演革命戏的先导。之后，旧金山华侨李是男组织“新舞台剧团”，演出了《唤国魂》等以反清革命为主题的粤剧。新会人黎民伟也在1911年创办香港第一个文明戏团体——清平乐会社，演出《爱河朝》等革命剧目。革命的宣传朝夕不暇，革命的真理越辩越明，旧金山、芝加哥、古巴等地华侨同盟会领袖组织宣传队向华侨灌输革命思想，虽然有些队员“被殴，几遭不测”，但仍“以鼓吹革命为天职，职责所在，抱不淫、不移、不屈之精神，勇往直前，莫之能御”。1910年10月，同盟会会员、祖籍台山的华裔青年邝佐治，在奥克兰伺机行刺前去访问的清朝海军大臣戴洵时不幸被捕。他进而把美国法庭当作宣传反清革命的讲台，声明“吾此举在于唤起我国民族之革命精神，及予满州君臣以严厉之警告，万死不辞”。这种种举动都表明了广大华侨以革命为务，为革命尽瘁的爱国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