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革命活动，人力物力是关键的前提条件。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经济上离不开海外华侨的支持。可以说，如果没有海外华侨在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辛亥革命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华侨为武装斗争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为孙中山、黄兴等奔走各地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支持。孙中山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这是对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经济贡献的高度概括。
华侨捐款主要为支持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在武昌起义前，革命派曾组织了10次武装斗争，虽然这些武装斗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革命派的不懈斗争，一步步地冲击着腐朽的封建政权，才会有武昌起义的一举成功，才会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连根拔起，也才会有民主政体的构建。从革命派揭橥革命的义旗开始，华侨就已开始资助革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华侨动员力度的不断加大，捐款数目也不断增多，华侨对国内革命斗争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期，华侨为国内的民主革命捐资助饷，无私地为革命提供了一批批宝贵经费，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从捐款地区和华侨的发动面不断扩展、助款数目的不断增多，以及对国内革命斗争的贡献越来越大等情况来看，华侨对辛亥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捐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华侨的捐款在这四个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刚开始华侨的发动面和捐款数额相对较小，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参与捐输的海外华侨的分布面不仅越来越广，而且捐款数额也越来越多。
第一个阶段，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可称之为兴中会阶段。兴中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此时期的革命经费大多来源于孙中山在广州和澳门地区行医所得。兴中会成立之后，由于革命的影响尚小，支持革命的人也不多，孙中山开始组织革命团体、举起革命的义旗，进行革命的宣传和动员工作，经费也逐渐多了起来，此阶段革命活动的经费则完全依靠香港革命党人和华侨的支持。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后不久，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会，并策动了两次武装起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爆发于1895年10月。这次起义虽因事机泄露遭受失败，却开启了革命派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历史，可谓意义重大。这次起义的经费约43000港元，基本都来自于香港革命党人和檀香山华侨捐款，檀香山华侨捐赠13000港元，占捐款总额的30.23%，香港同胞捐款占69.77%，其中黄咏商、余育之两人的捐款就超过了两万港元，黄咏商甚至将自己在苏杭街的大楼捐出来作为革命经费，郑士良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出，陆中桂也捐出了部分家产。
虽然第一次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发动华侨开展革命活动。1900年10月，他在惠州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惠州起义。这次起义所花费用约为345000港元，主要来自香港李纪堂和菲律宾革命党人的捐助，李纪堂在该役中先后共捐赠55000港元，加上善后费用189000港元，来自香港的捐资占据经费总额的69.57%；菲律宾革命党彭西馈赠100000港元，占这次起义经费的28.99%。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博得了社会各界许多人的同情。孙中山回忆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之后，“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惠州起义后，革命形势逐渐得以发展，兴中会组织在日本、越南、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蔓延开来，革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也赢得了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由于革命的宣传范围尚小，发动的华侨不多，参与捐助的华侨范围还非常小，捐助的数目也较小，体现了华侨在经济上支持国内革命的初期特点。
这个阶段捐资支持革命的以香港革命党人和檀香山的华侨为主。
当时在檀香山，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不惜低价出售一部分牛，捐作军饷；跟随孙中山回国起义的邓荫南，将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军费。开小饭馆的宋居仁也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回国参加革命。
这个阶段的华侨捐助基本以无偿捐献为主，但到这个阶段的末期，孙中山开始以军需债券的方式进行筹款。因当时一般民众害怕受到革命牵累，军需债券的不记名且不强制入会的方式可满足华侨参与和支持革命的热情，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华侨所接受。最早的军需债券是由兴中会的股银加以扩充而来的。1903年至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票面为十元的军需债券，注明此券收美金一元，俟革命成功，则还本息十元。据载，当时檀香山的华侨踊跃认捐者众多。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华侨中，继续以此种方式募款，规定债券一张收美金十元，待革命成功，则还本息一百元。但此时的美洲华侨尚未真正地发动起来，多谈虎色变，认捐的数额有限，仅得美金四千余元。从华侨捐款的数额来看，此阶段华侨的发动面尚小，表明此时革命的宣传力度和华侨对于革命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但这个阶段毕竟开启了华侨对国内革命的捐助，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可以称为华侨捐资助饷的第二阶段。孙中山在世界各地建立和健全兴中会的革命组织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活动出现新局面。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同盟会的支部和分会先后在海内外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这个阶段对保皇派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们积极动员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同时，也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在同盟会的领导下，革命派发动了粤、桂、滇三省边境的六次武装起义，具体来说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的防城之役，1907年12月的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至5月的钦廉之役和1908年4月至5月的河口之役。这些战役所需经费众多，武器军火的购置，战士的生活费用，战争的策划、宣传和组织，无不需要经费的支撑，如果没有经费则寸步难行。正是在华侨的捐助下，革命形势才能如火如荼。
这个阶段革命所需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南洋华侨的捐助。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发动六次起义期间，大约募捐了298550元革命经费，其中南洋华侨成了主要的捐助者，共计捐助199150元，占全部捐助额的66.82%。此外便是孙中山自垫及其家人私储首饰计15000元，河内欠债10000元，一位同志独捐60000元，日本人铃木捐14000元。
由于革命组织开始在南洋建立，同盟会的支部和分会先后在海内外成立，革命在海外的影响逐步扩大。通过革命派所进行的多样的宣传工作，海外华侨了解国内革命的机会也日渐增多，支持革命的人数和力度也更多、更大。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发动的六次起义期间，华侨所捐助款项，两年间总额已达数十万港元，比第一阶段十年间增加了十倍以上。例如，西贡华侨李卓峰为防城、河口、镇南关等处的起义就捐了军费几万元。事实上，还有部分经费未经孙中山之手，而是华侨通过其他渠道捐助革命的。如潮州黄冈之役（第一次潮州起义）虽然是在1907年5月发动的，但早在1904年就已经开始酝酿，第二次潮州起义原计划定于1907年9月发动，后因时机不当而中止，这两次起义共花费了60000叻币，其中约有30000叻币源自新加坡华侨。
1907年黄冈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人员逃到新加坡，已经资助3万元起义经费的陈楚楠又设法加以筹措安置。1908年，镇南关（今友谊关）和河口起义失败后，退入越南境内的600多名起义士兵，遭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先后分两批撤退到新加坡，他们的衣、食、住以及其他日常生活费用，都由新加坡、马来亚同盟分会的会员负担，仅为接纳他们而以契约为抵押向英国殖民当局交纳的担保金即有13万元，后张永福、林义顺、林受之、沈联芳、陈楚楠等又设法于蔡厝港开设中兴石山公司以安置他们，并介绍他们到槟榔屿、吉隆坡、霹雳、文岛等埠的工厂、矿场工作，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
这个阶段，南洋华侨的贡献是最大的，其中越南华侨所助款项更是远超其他地区华侨。“或募集饷糈，或入伍从军，舍身捐产……实为全球各地华侨所不及”。孙中山曾这样评价越南华侨的捐款义举：“此处（河内）与西贡商人，甚踊跃提倡捐助义军之需，大约可得十余万……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过三千人，一晚捐资得万余元。河内一埠华侨工商不过千人，所捐亦也八千余元”。从中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南洋华侨在众多华侨中得以脱颖而出，究其原因，与南洋的具体情况及孙中山的战略计划是分不开的。
南洋，包括越南、暹罗（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亚、荷属爪哇各埠等地区，是华侨旅居海外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南洋华侨在20世纪初期约有600万人，占当时全世界华人人口760万人的79%。这些华侨的籍贯以广东为主，福建次之。由于孙中山是广东人，基于乡谊的亲切感，在语言上更易于跟籍贯为广东的华侨沟通，也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南洋与中国距离较近，交通也较为方便，地理上的因素为革命联络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地区与中国毗邻，无论是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民族心理、人种肤色、文化结构、社会风俗、价值取向，还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同中国有着密切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同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悠久的历史、密切的关系、相同的命运，促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相互同情与支持。早在孙中山开始革命之初，东南亚就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这里的华侨耳濡目染殖民者对当地民众的奴役，也跟当地民众一样具有反抗意识，因而这些地区具有从事革命活动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在这些地区宣传革命能比较容易得到华侨的认同和支持。
但在兴中会时期，也就是前一阶段的两次武装起义期间，东南亚尚未成为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活动的重点地区，当时孙中山的行踪及宣传的重点地区为美国、加拿大、欧洲及日本等地，到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才开始将其战略重点放到东南亚来。这个时候孙中山的计划是这样的：先取得中国的海岸交通线，占领边境省份，再以此为据点进行北伐，这样能便于武器弹药的输入，为武装战争的开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所以这个阶段孙中山开始以东南亚地区作为发动起义的基地。他在此地着力最大，深入开展了各种宣传和组织工作。孙中山曾经11次到新加坡，5次到马来亚，5次到越南，2次到暹罗，11次到日本，5次到香港，5次到美国，4次到檀香山，5次到英国，2次到加拿大，3次到比利时，1次到德国，5次到法国，1次到锡兰。从次数上来看，他一共有23次到达东南亚，约为整个出洋筹款42次的二分之一，从他多次到达东南亚地区，不难判断出他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有史料记载的孙中山60～70次公开演讲、10余篇专文等宣传文章，大都发表在东南亚地区的刊物上。而此时期海外出版的传播革命思想的报纸有83种，其中有26种在东南亚地区发行，书报社有158处，东南亚占了157处。革命党人携带过去的各种革命丛刊、宣传革命的各种戏剧演出及革命志士的公开或秘密的演讲也多在东南亚地区开展。在1900年惠州之役失败后亡命东南亚的黄福、黄耀庭、邓子瑜，1901年在新加坡创组中和堂的尢列，都在当地广泛联络华侨和小商贩，积极宣传革命。因而东南亚地区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都为东南亚华侨直接或者间接支持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东南亚为宣传和组织革命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但是初期革命思想的传播仍然举步维艰，当时东南亚华侨的思想并未统一，而革命党人到达东南亚的时间较保皇党人要晚，东南亚华侨对革命尚不能理解和接受，在东南亚宣传革命，需要克服种种困难，突破保皇党思想的限制，才能有所成效，因此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此处倾尽全力开展工作，促使华侨觉悟。随着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东南亚华侨逐渐觉悟起来，革命思想也随之传播开来，革命组织纷纷建立，革命风气也得以全面改观。如孙中山等人于1905年10月赴越南，先后在西贡、堤岸、河内、海防等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1906年4月和5月，孙中山等人又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至1908年，东南亚各地凡华侨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同盟会会员的足迹。由此不难判断出，东南亚华侨成为此阶段乃至整个辛亥革命期间为革命作出最大贡献者是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
这个阶段还发行了债券，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1905年12月发行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每券面值千元，实收250元，五年内还清，还本利千元，但发行极少。当时孙中山印制了两千张面额千元的债券，这种债券数目稍大、周期较短，但由于多种原因，出售效果并不好。第二种是1906年发行的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面额一百元。这种债券在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时，经许雪秋手发出的有两百张，计2万元。在新加坡、马来亚发行军需债券得5700美元。比第一阶段在美国发行的军需债券所得，亦有所增加。
尽管此阶段还处在革命动员的初级阶段，但也涌现了不少华侨慷慨捐输的感人事迹。如1905年10月，孙中山从日本乘船前往越南筹款，抵达西贡后，应邀参加了旅越华侨举行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很多华侨深为感动，当即要求以认捐的方式支持革命，就在当晚，孙中山就获得捐款1.2万元。这些踊跃捐输的华侨大都不是富商大贾，他们基本来自省吃俭用艰苦维持生计的中下层华侨。如商贩黄景南，以卖豆芽为生，平日里生活非常节俭，日子也过得非常拮据，竟然一次认捐了3000元，将一生的积蓄毫不犹豫地全部捐出。当有人问他“平日不肯多花一文钱，今日为啥这样慷慨”的时候，他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爱国之心浸透在他朴实的言语中，让人感慨；1907年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前夕，孙中山命许雪秋前往东南亚筹饷，新加坡华侨林受之等数十人纷纷解囊相助，踊跃输将，热忱为革命筹措资金，尤其是林受之，前后共捐献五次，捐出3万多元，甚至毁家助饷也在所不惜；潮州起义时，糖厂商人蔡干初曾捐献10次以上，直到破产；箫竹漪曾抵押田产筹得数千元。这些感人的事迹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对这些华侨肃然起敬，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关心的爱国人士，才推动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
第三阶段，从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至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这个阶段革命形势日趋高涨，同盟会的主要活动为发动新军之役、黄花岗之役和在美洲发展革命组织，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侨也被广泛地发动了起来，支援革命的华侨日渐增多。
粤、桂、滇三省边境的武装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起来，革命党人也在这种高涨的革命浪潮中越挫越勇。1910年2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广州新军之役费用约为45000元，主要来自香港同胞和美国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侨的捐助。具体有：香港的林直勉变卖其叔父留给他的遗产得款20000元，李海云捐出其在某商店的股东存款20000元，美国华侨捐助9000元，总计49000元，但实际用于此役的革命经费约为45000元，因美国旧金山的华侨捐款1000元到达香港时，起义已经失败，未能派上用场；另外3000元则为余款，后由李海云在起义失败后上交香港组织。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再接再厉，加紧策划广州黄花岗之役。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柑仔园召开同盟会领导人秘密会议，策划翌年在广州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与会，吴世荣、黄金庆、林世安等槟城与南洋各埠华侨同盟会代表如怡保李孝章、芙蓉邓泽如、坤甸李义侠也由吴世荣通知前来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是辛亥革命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即有名的“槟城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命运的影响十分深远，会议上孙中山等人精心策划广州起义。1911年3月爆发的广州黄花岗之役，是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最大也是最后一次重大战役，同盟会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倾尽全力试图攻占广州，期间因为经费和器械迟迟未到等原因使得起义一再延期，最后，战斗在黄兴的率领下打响，战争非常惨烈，伤亡惨重，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其影响力可与后来的武昌起义相比肩。虽然此次起义不幸失败，却直接促成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中国自此从封建帝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走向民主共和。为筹集这一次重要起义的经费，吴世荣动员同盟会槟城分会的会员踊跃捐款，自己则变卖店产，毁家以纾国难，尽力支持这次武装起义。陈楚楠在他的《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中指出，“吴世荣同志，本是槟榔屿的殷实商家，后来因革命，把几十万的家产都革完了”，他为国倾家，是“本党极可贵极光荣的历史”。广州黄花岗之役爆发前，革命派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在广州所设的秘密机关，亦有38处之多。这些革命机关的活动经费亦多靠华侨捐助。黄花岗之役后，黄兴等革命党人在香港设暗杀机关，急需活动经费15000港元，就由美洲洪门筹饷局及檀香山、伦敦同盟会组织负责供给。
这次起义是唯一的一次有经费收支报告的武装起义，共花费224443元，其中南洋地区华侨捐助之款有115143港元，占总数的51.3%。据有数可考者，荷属南洋32550港元，英属南洋47663港元有奇，美国华侨捐款15000港元，占总经费的15.59%，加拿大华侨的捐助为此役各地华人捐赠的首位，共计74000港元，占总经费的32.97%。但是，根据1913年1月12日中国驻温哥华领事张康仁的调查，这次捐款有温哥华致公堂自捐及集捐2万元，利和号商人岑琛个人捐助2000元，维多利亚致公堂破产捐和集捐4万元有奇，新威斯敏斯特等四埠致公堂自捐和集捐万余元，蒙特利尔、多伦多、柯度及中部致公堂自捐和集捐约4万元，合约港币10多万元，各埠的捐款以维多利亚最多。张康仁的调查应该比较准确些。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个阶段捐款的地区从南洋进一步扩展到了美洲。这与此阶段革命派对于华侨的发动面有所扩大有直接的关系。这个阶段同盟会对华侨的宣传和动员工作，超越了东南亚地区，在美洲华侨中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离开东南亚亲自到了美洲。孙中山原本计划继续在东南亚地区发动华侨进行筹款活动，但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相勾结，他在各处遭到驱逐，无法在东南亚立足，于是辗转来到美洲。正如孙中山自述的：“如是则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予遂不得不远赴欧美矣。”孙中山亲自赴美洲筹款，使这个阶段除了东南亚华侨继续在经费上积极帮助国内革命之外，美洲华侨为革命捐输的数目也激增。
在美洲，孙中山首先发动的便是致公堂。1904年改组美洲致公堂时，他就“预计全美会员总数七八万人，若注册有效，可得美金20万元以上”。如为黄花岗之役，东南亚与美洲华侨共捐助款项187000余元，其中美洲华侨共捐助77000余元，而捐助力量则以致公堂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北美华侨中绝大多数是华工，富商很少，总体的收入水平不如南洋华侨，但捐款人数比例远远超过南洋华侨。
虽然此时美洲华侨已被发动起来加入到积极捐输的行列，但东南亚华侨在这个阶段的捐款仍占主导地位，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侨觉悟的提高和发动面的扩大，捐款数目也越来越大。1911年1月，孙中山派邓泽如等人到南洋筹款，他们来到马来亚的怡保募捐，华侨郑螺生等共捐款4500元，吉隆坡的华侨工人黄扬，将自己的房子抵押金全部捐献，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侨黎公耀捐款5000多元。马来亚华侨谭德栋，在黄花岗之役捐款中，最初捐助500元，当得知筹款困难，他将捐款增加至1000元，最后更是将其店中的5000元货物全部捐出，以充军饷。
第四阶段，从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后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尽管黄花岗之役以失败告终，但影响很大，海外华侨纷纷被黄花岗之役中革命志士为民族大义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所感动，革命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革命精神不断蔓延，更多华侨加入到支援国内革命的队伍中来。尤其是武昌起义胜利后，华侨在经济上对国内革命的支持达到顶峰。因此，这个阶段华侨的捐款主要用来支持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各省的光复活动，以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
武昌起义由同盟会中部总会主持，但在经费方面仍然依赖海外华侨。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为了筹集进一步起义的经费，国内同盟会电告孙中山，急需经费15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焦头烂额间，司徒美堂提议将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四所致公堂大楼典当出去，以募集革命经费。致公堂会所原为侨胞捐资所造，是他们在海外聚会的场所，为了光复华夏不惜变卖，体现了华侨无私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所有侨民的爱国热情。
东南亚华侨一直处于资助革命之首，此阶段他们依然是捐输助饷的主要力量。据资料记载，马来亚槟榔屿同盟会南洋支部，曾捐出数千叻币至上海民立报转交黄兴，作为其赴湖北、四川联络革命党人之用，间接协助武昌起义的发动。在此之前，胡汉民也在越南西贡募得数十万元。
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和各省响应光复的喜讯传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后，华侨都高兴万分，他们争相庆贺，奔走相告，在经济上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发展到高峰。武昌起义胜利后，大笔的捐助款项从新加坡、马来亚及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汇往国内，捐助数目超过了以往的数十倍，有人统计，仅辛亥一年，东南亚华侨便捐助了五六百万元。原来对革命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部分华侨也纷纷加入进来，以参加捐资助饷为荣，竞相捐款。这些捐款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大资本家，如荷印苏门答腊的大资本家张耀轩也捐出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当孙中山在为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急需资金而焦虑不已时，原来对革命并不热心的南洋富商陆佑，当即承诺承担10万借款，并于当天汇至广东5万元，汇到上海46562两。
据载，在武昌起义后的数月之间（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新加坡—马来亚华侨捐款即达870896元（其中包括汇寄香港革命党筹款局的234334元），寄广东革命军政府的250000元，寄福建革命党政府的270000元，直接汇往上海的66562元，寄给孙中山的50000元，荷属八打威同时期的捐款约为120000元，越南捐助530000元，缅甸278000元，美国288261元，香港800000元，横滨30000元，古巴61860元，华侨在武昌起义前后的捐款高达2822817元，其中南洋华侨共捐助1802696元，占全部捐款的60.44%。
尽管这个时期东南亚华侨依然是华侨捐款的主体，但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华侨都被发动了起来，他们高涨的爱国情感在祖国即将推翻帝制迎接新的革命政权的时刻集中表现了出来。出现了一些以前未曾发动的捐款地区，如亚洲的印度、菲律宾，澳洲的悉尼、墨尔本，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拉丁美洲的巴拿马、古巴的秘鲁、智利等；捐资的阶层分布也更加广泛，从普通的工人群众到中层的资产阶级再到上层的大资产阶级，都普遍地加入到支持革命的行列中来。美洲华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动，捐助款项的地区得到了继续扩展，捐款数量也急剧增多。总之，这个阶段，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华侨都被发动了起来，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侨心中激起了情感的共鸣，为腐朽的封建体制奏响了挽歌。
世界范围内华侨的广泛支持，不仅是革命党人宣传扩大、华侨觉悟提高的结果，还与当时团体募捐的筹款方式有关。筹款团体积极地在世界各地活动，如美洲的洪门筹饷局、檀香山华侨所设立的广东筹饷局、东南亚华侨的福建保安会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美洲的洪门筹饷局，于1911年7月在旧金山成立（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做“国民救济局”），专门负责为国内武装起义筹备军饷，并颁布了《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和《革命军筹饷约章》两个文件，广为刊发。文件重申了革命宗旨，规定了组织机构、捐款措施及对捐款者的奖励办法等。筹饷局的组织机构由致公堂和同盟会推选出代表组成，如由原属致公堂的总办员朱三进、监督员黄三德、原属同盟会的李是男担任会计一职。孙中山也为游埠筹饷专员，参加筹饷活动的共有44人，其中26人属致公堂，18人属同盟会。
洪门筹饷局的成立以及演说员不辞劳苦的演讲宣传活动，对争取美国各地致公堂在财力上支持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按照筹饷局的计划，孙中山等游埠筹饷专员打算在美国南北近百个城镇（埠）进行演说，但在出发之前，金山大埠致公总堂不仅向美洲各埠发出号召洪门兄弟慷慨捐助并优礼欢迎孙中山等筹饷员的布告，而且筹饷局还在金山致公总堂的协助下，向各地致公堂寄发了捐册，以便各地登记华侨捐款之用。如此，不仅孙中山等演说劝捐到达的地区，就连很多劝捐动员工作尚未到达地区的华侨也自动为革命慷慨解囊。筹饷局成立伊始，温哥华致公堂带头捐港币1万元，在致公堂的带动之下，华侨支持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上至富商，下至小商贩，纷纷慷慨解囊。不少华侨还向亲友借债捐献，甚至倾囊为革命捐款，许多工人将整月的工资都捐了出来。虽然筹饷局发行了债券，但其筹集的款项绝大部分属于义捐，并不要求兑换，一些华侨还将债券付之一炬，以示对革命事业的坚决支持。这次募捐，筹饷局接受了上万华侨的捐款，捐助范围前所未有的广泛。
在洪门筹饷局成立前的十多年，美国华侨的捐款微乎其微，所集不过万余港币，远不及加拿大华侨之捐款。然而经过洪门筹饷局短短5个月的宣传筹饷之后，就募集到了144130.41美元。据统计，在其成立的一年时间里，仅美国筹饷局就筹得40余万美元，是当时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其对革命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继续派演说员按原计划筹款，同时筹集了万余美元赠予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款供应各省义军，为数颇巨。据统计，自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元。此外，筹饷局还拨款购买了6架飞机以充军用，并雇用美国机师威尔霍斯与两名助手将飞机运送至上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飞机队携两架飞机回国，虽然没有参战，但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对促使清帝退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2年，洪门筹饷局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将筹饷局的余款30余万美元汇到上海，作为犒赏军士之用。
洪门筹饷局以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为主，该券由孙中山及筹饷局会计两人签名盖章，助饷5美元，即可得到券面票价10美元的金币券，该券在“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即可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当时发行了面额十元、百元、千元的多种金币债券，到革命成功之日，共筹款144130.41美元，是所发行革命债券中售卖成绩最好的一种。
檀香山华侨则设立了广东筹饷局，所筹款项专为广东省光复后的善后工作。1911年12月8日，胡汉民电请东南亚华侨捐助广东省的光复工作，仅新马侨胞汇回广州款项即有23.4万叻币。据广东省财政司收支总册报告，从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底这半年中，华侨支持广东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和借款共达1758099.54元。正如当时主管广东财政的李煜堂所说，“回思反正之初，吏役逃亡，席饱卷矣”，“饷需逼迫，急于星火”，在这种困难时刻，华侨爱国人士“竭汗血，倾脂膏，捐钗环，短衣食，燃眉济急”，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直接推动了国内各省的光复工作。
福建保安会则在陈嘉庚的主持下，筹集了几十万元。新加坡的福建华侨于1911年11月13日由侨领陈嘉庚、陈楚楠等在天福宫召开大会，成立保安会和捐款委员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会长），当场募捐2万叻币，电汇福州支援刚成立的福建军政府，接着又于月余间陆续电汇20多万元，对于战乱后库空如洗的福建新政权，这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而对于处于动乱中的福建人民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马来亚各埠推举陈新政等人为代表，缅甸华侨推举庄银安为总代表，回闽进行慰劳，赞襄光复大业。军政府也派出李恢、张施到南洋筹款，并带有公债票30万元。海外华侨热心家乡事业，慷慨解囊，踊跃认购，公债券顷刻间便被购买一空。长乐华侨林芳原系爪哇一名教员，加入同盟会后被陈嘉庚聘为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他为了筹捐巨款，接济祖国，率领学生一百多人到新加坡等地演剧、卖花劝募。有些华侨，每月工资只有10元，而捐款却达三四十元。据当时福建临时政府交通部长黄乃裳记叙，光复后的福建新政府共计收到华侨汇款70余万元。有人统计，福建光复前后，所得华侨捐助之款不下200万元。
武昌起义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世界各地华侨欢欣鼓舞，难以抑制兴奋之情。印尼爪哇地区泗水埠的华侨举行庆祝大会，遭到当地荷兰殖民统治者的横加干涉，“封闭华报，禁止电信，所升国旗亦多被撕毁，且大肆搜捕侨胞，达于千数”。有了新生革命政权作为后盾，华侨不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他们全体罢市以表抗议。在国内民众的声援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交涉下，荷兰殖民统治者被迫退让，释放了被捕华侨，并表示以后不再禁止华侨升旗。华侨在祖国的支持下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他们更是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希望自己的国家在新生革命政权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希望自己不再是“海外的孤儿”，而是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祖国，从而改变他们处于内外反动势力迫害的悲惨境地，使正当的权益得到保障，人格和尊严得到维护。甚至有些资产阶级上层华侨，也同样富有民族意识，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命运是与祖国的国际地位和处境分不开的，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的迫害时，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就随之迸发，纷纷同情革命或者加入到支持革命的阵营中来。因此，当他们得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竭蹶的状况时，纷纷从海外汇款回国，捐资助饷者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