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个烟雾迷蒙的早晨，在史岱佛郡，由北面的陶瓷场到南面的矿区，一群群工人走向工作场。距伯明翰不到二十哩的大威理村，一半是农田，一半是矿区。大威理矿场坐落在较偏远地面的矿渣堆与煤层之间，早班六点钟开始。
前一晚下了一夜大雨，倾盆的雨由午夜前半小时开始，直到黎明前才停歇。矿场附近的路，是黄红色黏土与沙地的混合，雨后变得十分黏滑。一个名叫亨利·吉瑞特的男孩，在六点二十分左右上工的路上，被地上的东西绊了一下。
潮湿的血滩中，躺着一匹矿场的小马，不过还是活的。马肚子被用非常锐利的刀子划破，却没伤及肚肠；刀口虽然尖利，刺入却并不很深。小马衰弱的挣扎着，血一直由伤口缓缓流出。
“血，”年轻的亨利·吉瑞特作证道，“流得颇顺畅。”
于是，他大叫要人来帮忙。叫声召来了一群矿工，匆匆的跑来看那匹小马，也唤来了警察。二十名警察和便衣人员每晚整夜巡逻那段地区已有一段时间，这是六个月之内，第八个残害动物的案子。
一九○三年二月到八月之间，马、牛和羊连续死于某个机巧却不见踪迹的狂人之手。同时，警方收到一连串嘲讽的信，信中的署名是伪造的不同假名。
不过，我们这里要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署名”中有一个是华梭小学的学生，该校距大威理约六哩光景；而那个孩子从各方面证明都与此事毫无关系。
匿名信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有点像“跳娃娃”玩具那样疯狂的跳跃其中。在第一封信中，写信的人不止一次热情的提到大海；而且，他扬扬得意
的细述令人恶心的残杀细节。他说他是帮派分子，他乱指了一些人是共犯；而且说他们以将牛只开膛破肚为乐！信中提到他们其中一人：“他有秃鹰般的锐利眼睛，耳朵薄如刀片，双腿像狐狸般轻捷，他手脚并用，爬上那些可怜的野兽……”或者，嬉皮笑脸的：“十一月时，大威理将会有段快乐的时光，他们就要向小女孩下手了，到明年三月之前，他们会像对付那些马匹那样，割上二十个小女孩。”
这最后的威胁使原本就骚动愤怒的社区更加上了恐怖。然后，八月十八日早晨，那匹垂死的小马被发现躺在野地上。虽然二十名随时警戒的警员在巡逻这个区域，而且其中三名还一直注意着这片野地，但事情还是又发生了。
这就像“破膛手杰克”来到乡下一样，而这个破膛手杰克在切割动物之前，显然非常知道怎么对付它们。史岱佛郡警局的堪波探长查验了那匹小马，下了如此定论。
堪波探长，就像他所有的同僚乃至于警局头子那样，深信他知道凶手是谁，他相信他一直清楚知道。离这片野地约半哩——在伦敦与西北铁路线高起的铁轨另一边——是大威理的教区牧师住宅。堪波探长与几名警员一起走向牧师房舍，如果他能找到任何线索，他决定立刻逮捕牧师的儿子。
现任的牧师夏帕吉·艾达吉，已在这个教区服务了将近三十年，他是个拜火教徒。他生来就属于印度的一个教派；以通俗的说法来说，他是个黑人，因此被认为是外来的凶恶怪人。一个拜火教徒如何能成为英国教会的牧师？没人知道。不过，夏帕吉·艾达吉牧师娶了一个叫卡洛蒂·史东曼的英国女人，他们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是二十七岁的乔治·艾达吉。
乔治·艾达吉肤色深黑，眼睛凸出，在伯明翰当律师。每天早晨，他乘七点二十分的火车到办公室；晚上六点半回到牧师住宅。乔治·艾达吉瘦小软弱，紧张畏缩，但是个十分聪明的学生。先在梅森学院，后来在伯明翰大学，他都是荣誉毕业生；他得过律师学会的奖，写过一本有关铁道法的著名手册。
他黑人的面貌，加上一对丑怪的眼睛，看起来比他父亲可怕得多。
“他很怪，”有人窃窃私语。“不喝酒，不抽烟。即使盯着你看时，也好像视而不见。而且，‘上次’那件事你怎么说？”
就是因为“上次”，谣言才四起。
几年前，确实时间为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五年底，乔治还在鲁格理学校时，突然出现了一批匿名黑函，有些信还寄到校外，其中一封是给华梭小学校长的。大部分的黑函是针对夏帕吉·艾达吉牧师而来的。那些信咒骂他的妻子、女儿，特别是他大儿子。信件偷偷由门缝或窗子塞进牧师家，而且牧师本人还进一步被捉弄。
伪造他署名的广告刊登在报上。另外，也是以他署名的明信片，分寄给不同的牧师。一个远在沙塞克斯郡的牧师，吃惊的收到一封“夏·艾达吉”寄给他的明信片：
除非你立即以电报为你在讲道时所暗示损及我操守的话道歉，否则我将公布你奸淫的内幕。
今天看来，这类的事似乎很可笑，可是匿名恶作剧对经历过的人而言却一点也不好笑。黑夜里，有人在艾达吉门前的车地上，撒满了旧汤匙、旧刀子及不用的破垃圾桶。还有一次，一把由华梭小学偷来的大钥匙被放上门前的台阶。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恶作剧持续进行了三年之久。
可是，史岱佛郡的乔治·亚历山大·安森警长却是个冷峻的人，他是那种把黑人看得连野兽都不如的人。安森警长深信这名恶棍就是乔治·艾达吉本人，向自己家人搞鬼。对这种恶意荒谬的说法，牧师忙不迭的抗议，因为那些信是在乔治（人在他父母眼前）在家时由门底缝中塞进来的。警长还是坚信不动。至于留在台阶上的钥匙，警长写道：“我可以立即声明，我绝不会理会你任何抗议，并假装相信钥匙一事不是你儿子干的。”后来，安森警长还声称，他希望给那滋事者“一些苦役之刑”。然而，这古怪的小恶作剧并未中止。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底，事情突然停止了。最后一则由“夏·艾达吉”署名的伪造广告，出现在黑泽的一份报纸上。至此之后，令人欣慰的，大威理安静下来了——一直持续了七年，直到一九○三年。
然后，有人开始切割马及牛。每只受伤害的动物都有一道长而浅的伤口，
让血液不断的流出，可是又没有深到伤及内脏。是谁残害牛只的？
“乔治·艾达吉。”警方如此认为。大批的特勤警员涌进这个区域。安森警长指示他们监视牧师住宅，看看是否有人在夜间外出。他们曾经在第二次匿名信爆发时做过同样的事，当时信中说：“他有秃鹰般锐利的眼睛，耳朵薄如刀片——”这些信，最后不停的控诉乔治·艾达吉是残杀家畜的不良分子的首脑。
艾达吉先生正要去伯明翰……至于如何能在众多警员监视下行动，我相信，他们是在白天开始伤害牛只，而不是夜晚。
根据警长的看法，到底是谁写了这些信？
乔治·艾达吉本人。（假定他想要毁掉自己的律师前程）那正是堪波警长八月十八日早晨在小马被害之后，前去牧师住宅时所抱持的心态。堪波警长带了几个警员，于八点钟到了那里。乔治·艾达吉已出发到伯明翰的办公室去了，但乔治的母亲和妹妹正在楼下吃早餐。她们透过大门的彩色玻璃看到警员的身影时，艾达吉太太和她女儿便知道是什么事了。
“我必须要求你，”堪波警长说，“把你儿子的衣服拿来给我们检查。”
（那上面应该溅满着血迹才是。）“还有，”他继续，“任何有可能被用来作为凶器的东西。”
凶器方面，除了一小盒四把刀片之外，警方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而那些刀片是牧师的。经过化学药品测验，没有血迹反应。不过，他们的确找到一双乔治·艾达吉的靴子，是湿的，上面有黑色的泥痕渍。另外找到一条蓝哔叽长裤，脚管下缘沾有黑泥。他们还找到一件旧的家常外衣，袖子上有白色和深色的污点，这也许是那些垂死小马的唾液和血迹。
“这件外衣，”堪波警长声称，“是潮的。”
牧师现在也下楼来，与大家一起在书房中，他伸手摸了摸外衣，说根本不是潮的。警长更进一步确证，他看见外衣上有马毛。夏帕吉·艾达吉把外
衣举向窗口仔细看，坚决否认上面有马毛，要对方找出来看看。艾达吉太太和小姐对此已提过抗议。
“是小线头！”后者坚称，“我肯定你看到的是小线头！”
不管怎样，诚如柯南·道尔后来指出，警方并没有取出任何毛发样本，好封在信封里。那件外衣与里面的一件短背心，从牧师家中取走，事后也没有任何说明。在此同时，小马已被杀死，免除它的痛苦。一小条马皮被割了下来，然后——十分不小心的——把它与乔治·艾达吉的衣服包在一起。直到四点钟，警方的外科医生白特医生，才以公证人的身份检视衣物。不管外衣上本来有没有马毛，现在肯定有了。白特医生在外衣上找到二十九根马毛，短背心上有五根。
这成为警方手中的王牌，因为其他证据都无疾而终。白特医生的报告说明，袖子上的白点和污点都是食物的污痕，只有右手袖口上的两个小点，“每个大小约三便士银币大小”，有一丝动物血迹反应。那有可能是小马的血液，也有可能是被没有煮熟的肉汁溅到的。不过，不管怎样，那些污点并不是新的。
他们在当天稍晚拘捕了乔治·艾达吉。警方在他伯明翰的办公室中找到他，他们抵达时，他看起来似乎很不舒服。艾达吉很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察觉出自己已被警方牢牢拴住了。他时而竭力争辩，时而陷入完全的绝望之中。
“我对此毫不意外，”他在去警察局途中如是说。“我早已料到有这么一天。”他这些话被记了下来，在开庭时用来作为认罪的证明。
“你能说出八月十七日小马被残害那天晚上你的行动吗？”
乔治·艾达吉在当时以及后来多次的证词，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我在傍晚六点半由办公室回到住宅，”他说，“我在家做了一会儿事，然后我沿着大街走到布瑞吉镇的鞋匠那里，大约是八点半过一点。我当时穿的是蓝色哔叽外衣。”这点由鞋匠约翰·韩德证实。“我的晚饭要到九点半才会准备好，所以我逛了一下，一定有人看见我。虽然那天下过雨，但是当时并没有下雨。”
（柯南·道尔的笔记写道，因此这就是长裤和湿靴子上污泥的由来，那是主要道路上的黑泥。他们应该很容易就可以分辨村里路上的黑泥，以及附近野地里沙土与黏土混合的黄红泥土是吧？）
接下来是：
“我在九点三十分回到家里，”艾达吉坚称，“我吃了晚饭就去睡觉。我与我父亲睡在同一间房间，我已在那里睡了十七年了。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差四十分，我才离开房间。”
八月十七日当天晚上风雨很大，由午夜前一直持续到黎明。夏帕吉·艾达吉是个很易惊醒的人，由于烦恼及腰痛，整夜不得安眠。“而且，”他继续说，“我总是把卧室房门给闩上。如果我儿子任何时间离开，我应该会知道的。他并没有那么做。”
这么多个月来，家畜晚间时遭残害，所以乔治·艾达吉被捕的消息传开来之后，人们愤怒至极。这个年轻的黑人有被私刑的危险。于是，警方用马车把他送到堪诺克的法官面前；一群人冲到街上攻击马车，把车门由铰钮上扯了下来。
“一堆精彩的理论。”一位伯明翰《快递星报》的记者说，“我在当地酒吧听到有人质问，为什么艾达吉要在夜间杀害家畜。最被大家接受的说法是，他以此作为某些古怪神祇的祭品。”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日，艾达吉被带上法庭。他是在一年开庭四次的法庭受审，主审的郡法官十分缺乏法律常识，于是请了一位律师做他的顾问。审讯时，检方改变了整个说辞。
警方在堪诺克法官面前本来的说辞是，艾达吉在晚上八点到九点半之间犯案，也就是他去鞋匠那里之后，到他回家吃晚饭之间闲逛的时间。可是这个说法有漏洞。有人看见他散步闲逛，而且，那匹小马是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的，当时它还在流血；一位外科兽医事后看了小马，证明那伤口不可能是在凌晨两点牛之前割的。
因此，这个说辞——在最后提到陪审团面前时——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它声称，艾达吉是在清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做案。他由牧师卧室偷溜到风雨
交加的户外，逃过警员的监视，走了约半哩路，穿过火车轨道边的围篱，杀害了小马之后，再绕道经过田野、树篱和深沟，走回家去。
呃，作案当天晚上，警察不是监视着牧师的住宅吗？
警方的回答，事实上，是这样没错。“是，也不是。”罗宾森警员宣称，之前一晚有六个人负责监视，可是出事的那晚，他们不能确定。他们并没有接到特别命令要监视牧师的住宅，只是所谓的一般巡逻。然后，“足印和现场情形”的证明（并未在法官面前提及）给了陪审团深刻的印象。
它是这样的：一个警员，拿艾达吉的靴子去和小马倒地现场的来回足迹比对。不错，现场的地面早已被矿工和旁观的人踩得乱七八糟（这时，福尔摩斯的作者发出了一声低咒），可是警员找到了一些相似的足印。他拿起艾达吉的靴子，在那些相似的足印旁边，也印下了一个足印——因此，不小心的，把那一只靴子上也弄上了红黄色的泥土，然后，他比较了两个足印，判定它们是相同的。
“足印有没有照相？”
“没有，先生。”
“有没有做模子？”
“没有，先生。”
“那么，证据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掘起一块土来，这样就能取得完整的足迹了？”
“呃，先生，那里有的地方太软，有的地方又太硬。”
“那你是用什么东西量它？”
“用树枝，先生，还有一根稻草。”
该是到了结束这个悲哀可笑的审讯的时候了。一位笔迹专家汤玛士·葛林先生走上证人席，他的结论是，艾达吉就是写那些威胁伤害家畜信函的狂人。
葛林先生就是那一八九六年因为他的证词而把一个无辜的人——阿道夫·毕克——送进监狱的人。在这种情形下，陪审团判定乔治·艾达吉有罪。那位外行的法官，坚决否决了将此案移送到不受偏见影响的伦敦法庭，判了艾达吉七年苦役。
“祈求上帝怜悯我们！”囚犯的母亲哭喊着。
那是一九○三年十月末的事。不错，在艾达吉被押等候审讯的这段期间，又发生了一桩马匹被残害的案子，可是检方的解释是，这仍是“大威理不良分子”所为，为的是要混淆艾达吉有罪的这项事实。十一月，又出现一封骚扰信，另一匹马被杀害了。艾达吉已被关进了监狱，先在路易士，后又被送到波特兰。有一件巧合的事是，他在路易士监狱服役时所做的工作是：制作挂在马首的马匹饲料袋。
一九○六年末，他已服了三年刑期，却发生了一件与当时他的案子同样莫名其妙的事——他被开释了。
他并没有被赦免，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会被释放。他就像刑满被释的犯人一样，仍受到警方监管。他的朋友们，以前布罕姆斯首席法官叶弗顿先生为首，从没停止攻击判他有罪的证据薄弱；在他被判刑时，一份请求重审的请愿书送到内政部，上面有一万个人的签名，包括几百名律师。请愿书没有起作用。最近，叶弗顿先生又再次行动，而且得到《真理》杂志的强力支持。然而，不论是什么理由，内政部就是不加以解释。波特兰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就这样。
“我现在，”犯人问道，“能做什么呢？”
前途茫茫。“我当然已被撤掉了律师身份。反正在警方监管之下，我也不可能从事我的职业。可是，我是无罪？还是有罪？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
“他们不讲？呃。”柯南·道尔说。
这就是他看完了乔治·艾达吉寄给他的剪报上诉书之后的情形。为了这件案子，他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从一九○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七年八月，完全没做自己的事，支付所有的费用，而且，附带的，找出了真正犯罪的人。他认为，之所以争辩这件案子，只是单纯的公正问题。
“不管这人有罪还是无罪。”他写道，“如果他是有罪，他应该服七年徒刑，一天都不能少；如果他无罪，那么我们必须道歉、赦免，并且给予赔偿。”
在他安排与乔治·艾达吉约谈之前，他收集了每一份取得的证据，与每一个能够提出证词的人通信。他为了研究这个案子，还吸掉不少烟草。一九○七
年一月初，他与这个年轻人在查林渡的大旅店大厅碰面。
“看到乔治·艾达吉先生的第一眼，”柯南·道尔在一个礼拜后一份爆炸性的揭发文字中写道，“看到乔治·艾达吉先生的第一眼，就足以让我深信他绝不可能有罪，也使我得知为什么他会被怀疑的一些理由。
“我和他先约好到我旅馆来，可是我迟到了，他看着报打发时间。我从他的黑皮肤认出了他，因此我站着打量了他一会。他把报纸举得十分接近眼睛，而且斜视，这点证明……”
在这时候，迟到的福尔摩斯作者一边仍然注视着乔治·艾达吉，一边穿过大厅，伸出手来。
“你是艾达吉先生吧？”他说道，同时介绍了自己。“你有近视散光吗？”
我们不知道，如此的打招呼方式，这位年轻的律师心中做何感想，但我们知道接下来双方的问答：
“因为我曾经念过眼外科。散光是显而易见的，我想你还有深度近视。你不戴眼镜吗？”
“我从没戴过，阿瑟爵士。我去看过两个眼科医生，他们无法替我配到对我有用的眼镜。他们说——”
“不过这点一定在审讯中提到过吧？”
“阿瑟爵士，”乔治·艾达吉以万分诚恳的态度回答，“我想找一位眼科医生做证人，你可以去查证此事。可是我的法律顾问说，所有对我不利的证据太荒谬了，根本犯不着这么麻烦。”
柯南·道尔表示，艾达吉在白天等于是半盲，黄昏时，对任何他不熟悉的环境必须摸索前进，而晚上，他则完全无助。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夜晚经常逗留在荒郊野外——不说案发那天晚上，大雨倾盆，艾达吉绕了一哩的路，而里里外外的衣服却没有湿透——这样的念头，他认为，简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艾达吉有可能是假装半盲吗？他不这么认为，不过每一步都得扎扎实实。
他把艾达吉送到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堪那斯·司各特那儿，他的报告是八曲折光度的深度近视，比这位侦探想的更糟。他已经与艾达吉的父亲通过信了，于是他亲自到大威理去，以便能到现场察看并与证人谈话。他现在手中已握有所
有的细节。
一九○七年一月十一日，第一篇一万八千字的《乔治·艾达吉先生一案》
在《每日电讯报》刊出。
首先他举出所有对艾达吉的不利证据，接着小心翼翼的一件件把它们驳倒。然后，就如同他憎恨种族或宗教歧视那样，他也憎恨肤色歧视，他把这点也解开了。他说，他可以很容易的原谅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乡下人，对艾达吉的怪异长相生出歧视，但他不能轻易原谅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那位警长——不但自一八九二年开始就对艾达吉怀着厌恶的心理，而且影响整个警察部门。
柯南·道尔说，这是件类似“德雷福斯案”的卑劣案子，这两件案子都使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因着警方伪造的证据，毁了大好前程。在法国，德雷福斯上尉成为替罪羔羊，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在英国，艾达吉成了替罪羔羊，因为他是拜火教徒。当这种事情发生在法国的时候，自由之乡的英国发出难以置信的疾呼。那么，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时，我们又怎么说呢？
还有，内政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连着两任首长，在法律权威叶弗顿先生一再呼吁并提出艾达吉被冤枉的证据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显然，”他严厉的指出，“警方立场摇晃不定，只知妥协了事。”在三年之后，把受害人释放了，却没有赦免其罪。他们显然说的是：“放你自由，”一方面却又继续坚持：“你仍是有罪的。”可是，这件事不能就此算了。是谁做成这个不合法的决定？根据什么？他，柯南·道尔祈求大众一起愤怒呼叫：
“可是，我们四处碰壁。”他继续说，“现在我们要做个最终极的审判。
我们相信，当事实全部摊在眼前，就绝对不会出现错误的判决。而且，我们要问大英帝国的全体人民，这件事是否该继续。”
没有必要再多说一字“人心激动”。
一夜之间，乔治·艾达吉成了全国的话题。《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中挤满了争论的信件。另一位法律权威乔治·路易士爵士——犯罪学的学生会记得他的“暴徒毒杀案”及“海登花园钻石抢劫案”——对艾达吉的无罪甚为急切。
“是谁，”这位诘问者怒吼，“做出‘释放但有罪’的决定的？”
内政部对此没有解释，对什么都没有解释。内政部部长，已故的老首相之子，郝柏特·格莱斯顿先生基于礼貌的说，艾达吉的案子会有全面的调查。
但很不幸的，麻烦正在这里，目前没有刑事案上诉法庭存在。虽然自从阿道夫·毕克事件之后，一般就认为有设此法庭的必要，但是这些都还在考虑中。
因此，问题显然在于如何再重新打开此案。
“你是说，”酒店中的一个人坚持问道，“就因为没有法律机构能处理此事，艾达吉案的判决就必须维持原议？”
若说重审，是的。不过（内政部十分同意），这是十分特殊的情况。他们准备指派三名公正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秘密集会，审查所有提出的资料，然后建议官方应该采取的行动。
“好极了！”柯南·道尔说。他不在乎时间上的延迟，因为他相信他可以指出真凶是谁。手中有大批的信件，又私访了大威理附近的地方，他收集了所有的证据，准备呈到委员会面前。
“我握有争辩的十足理由，”他早在一月二十九日给母亲的信中说道，“非常有力。可是，我手边还有五条线索得查，希望这会使这件案子大获全胜。如果我能把真凶逮到，那才真叫太快人心呢！”
然后，他开始收到那个大威理区以残杀家畜为乐的狂人来信。它们像毒蛇般钻入他的信箱。
我由一位苏格兰场的侦探那里得知，如果你写信给格莱斯顿，说艾达吉还是有罪的，他们明年必会升你的爵位。做一个爵士不是比冒失去一个肾脏或肝脏的危险更好吗？想想那些恶心的谋杀，为什么你就有可能逃得掉呢？
毫无疑问的，这些信是来自那个狂人。且先不管笔迹，那里面有太多与当地密切关联之事，有太多地方显示出长久以来困扰并折磨此人的一致话题。譬如：
如果那头残酷的死猪（列出名字）继续担任华梭的校长，根本就无法在那里受教育。等长官们收到有关他的信后，他就死定了。哈，哈。
那小丑总是大叫着艾达吉、艾达吉，艾达吉写了所有这些荒谬的信。
我所要告诉你的证据，就在他出狱后写给报纸的信中。他应该跟他爸爸和所有的黑人，还有黄面孔的犹太人，一起关在监狱……没有人能模仿他的笔迹，你这个瞎眼的大笨蛋。
信中不只可以嗅出恶毒，柯南·道尔一直觉得这个人理应属于疯人院。不过，他急欲取得每一份潦草的笔迹，这样他就能跟从这整件事一开始时每一封信的笔迹比对。他说：
对于笔迹的证据，我有一个结论。我相信，从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间所收到的匿名信，是两个人的杰作：一个是受过不错教育的人，另外一个是满嘴脏话、受教育不多的小孩。我相信，一九○三年的匿名信，几乎全是那满嘴脏话的同一个小孩写的，这小孩现已长成二十多岁的成人。由更进一步的证据中，我相信，那个满嘴脏话的人，不仅写了那些信，而且也是下手残杀家畜的人。
不过，这么说，等于是一开始就做了结论。让我们先回头，重新把大威理神秘案子所呈现给我们的事实仔细审查，看看能做出什么样的推论。
首先，有一点很明显，我怀疑是被疏忽了。那就是两组匿名信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很孩子气的威胁信，到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末就停止了，然后，有将近七年的时间，没有人收到任何荒谬的信。在我看来，这并不表示那恶棍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他的个性和习惯，然后，到一九○三年又回复原来的恶劣本性。它只表示此人不在；有人在那段时间离开了当地。
离开——到哪里？看看一九○三年事情发生时的第一封信。在那封信里，笔者不下三次洋洋得意的提到大海，他提及海上的学徒生涯；他心中想的全是那个。考虑到信件曾长时间中断，我们可以假设他出海讨生活，直到最近才回来吗？
同时，请注意看，一八九五年最后一个对艾达吉不利的伪造广告是刊登在黑泽的报纸上。这也许是巧合，任何人都可能到黑泽去度假；但那也是利物浦——一个海港——的度假胜地。
为了立论方便，我们这里先将这一长串的线索当成一个有效的假定，如此，我们该从哪里着手，好追查我们假设的这个人？当然是从华梭小学的记录里去找！
华梭小学，很清楚的，是两组信件的衔接关键。在第一组信中，一封恶毒的信被送到当时的校长那里；一把从华梭小学偷来的大钥匙，被留在艾达吉的大门台阶上。在第二组信中，伪造的署名的确是华梭小学的一个学生的名字。我自己本人，在一九○七年收到一封信，是揭发不利于该校十五年前的校长一些与此案无关的小事。
我查询的第一步是在华梭小学。我必须查出，在一八九○年代初期，该校是否有个学生（1）特别憎恨校长，（2）生性邪恶，以及（3）后来出海去了？我采取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步骤，然后立刻就找到我要找的人了。
这是他自己对内政部的解释；以上的推理，除掉最后一段外，后来在《每日电讯报》上刊载。
在此同时，从二月到四月，他的五条线索都收紧了，于是他能够提交给内政部委员会下面的案卷，并附有每个证人的证词：
从一八九○年到一八九二年，在华梭，有个叫彼得·赫森的男孩（当然，这只是由小说中两个海员的名字合成的。“彼得·赫森”真正的名字可以由柯南·道尔贴在题名为“艾达吉案，一九○七年”的剪贴簿中提交内政部卷案的副本中找到。此人现在可能还活着）。赫森在十三岁时被学校开除，因为没有
人对付得了他。即使早在那时，他的兴趣就很怪异。他伪造书信，但十分笨拙。他最大的嗜好是用刀，在上学的火车车厢中，他曾把椅子坐垫翻转割破，让中间的马毛露出。
有好多次，彼得·赫森的父亲必须付赔偿金，因为他儿子把火车上窗门的皮带割断。在华梭，彼得·赫森跟一个叫佛瑞德·布鲁克的小孩起了一次大争执；而这个孩子的家里，从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就一直受到匿名信的骚扰。在被逐出学校后，赫森到一个屠夫那里当学徒，因此学会了用刀切割家畜。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末，他被送出海去做学徒，他的船（船名和船长的名字都在此列出）由利物浦出海。一九○三年初他由海上回来，长期定居，在所有家畜遭受残害的这段期间，他都住在大威理附近。
更进一步，在一九○二年中，有十个月，他在一条家畜船上做事，他知道怎么对付动物。柯南·道尔指出，要熟练而敏捷的去宰杀动物，这点十分必要。“把这个人，”他写道，“跟笨拙而且半盲的艾达吉来比较一下。”还有，赫森在家畜船上做事的那段期间，显现出一连串的证据。
一九○三年七月，一个叫艾茉莉·史莫金太太的人到位于田野深处的彼得·赫森家看他。史莫金太太与她丈夫是赫森家的老友。当时，家畜被残害的事件正盛行，史莫金太太跟赫森提到这事，后者兴高采烈的向她吐露心事。他从橱里拿出一把很大的两刃家畜屠刀，高举手中。
“看，”他说。“这就是他们用来宰杀家畜的刀。”
史莫金太太觉得一阵恶心。“把它收起来！”她说。然后喘着气又说，“你不会要我认为你就是那个人吧？”
彼得·赫森把尖刀放回。柯南·道尔后来取得了那把尖刀。至于他是怎么弄到手的，我们最好别问；不过，下面是他给内政部卷案的其他部分：
“到八月十八日之前，所有事件中的伤口，”他写道，“都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特点。每个伤口都很浅；它割开了皮和肉，但没有深及内脏。如果用任何其他的凶器，一定会有一些刀尖或刀刃伤及内脏的情形。注意，割家畜的尖刀是这样的：
切割刃
钝面钝面
钝面
“刀非常利，但是绝不会深入超过表皮。我所提供的这把巨大屠刀，就是彼得·赫森从家畜船上取得的。只有这一种工具，可以犯下目前已知所有的罪行。”
一点一点的，他建立起这个案子，同时举证约翰·赫森——彼得的哥哥——帮忙写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的那些信；而且赫森两兄弟对艾达吉一家十分嫌恶。事实上，有一些他最强而有力的论点，我们在这里不能引用，因为那样会太容易让人辨识出这位“彼得·赫森”的真实身份来。可是，有关的人员看到了那些论点。
在等待证据检查委员会——包括阿瑟·威尔森爵士、艾弗德·戴鲁真爵士、约翰·华顿先生——的报告时，柯南·道尔的信心愈来愈强。正义会得到伸张的，他颇为肯定。除此之外，对他而言，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他达成愿望的一年：九月里，他将与琴·李基结婚。
“而且，”他写道，“我们将邀请艾达吉来参加婚礼。”
五月末，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内政部长的决定，终于公布了，一份政府的公开报告——“提交国王陛下所领导的两院”——公布了他们检审的结果。艾达吉的第一位辩护者叶弗顿先生看了惊愕万分。
委员会说，乔治·艾达吉被错误的裁定残害马匹罪，他们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但另一方面，有关艾达吉写了那些匿名信一事，他们认为没有理由需要怀疑翻案。“假设他是无辜的，他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导致他自身的麻烦。”因此，他的罪可被赦免，但三年的牢狱不应得到补偿，因为是他自己导致他的麻烦。
换句话说，他们又再度妥协了。
这太过分了。在下议院，对内政部长的质问有如飞镖般不断掷向他。法律学
会，代表法律界的意见，立刻重新核准艾达吉的律师身份，并得以执业。《每日电讯报》筹得了三百英镑的报费给他。而柯南·道尔，眼中充满了怒火，大步跨入内政部。
“你们仍然认为，”他坚持要他们作答，“乔治·艾达吉是个疯子吗？”
“并没有这样的认定。”
“有没有任何一点认为他疯了的意思？”
“不，没有。”
“那么你们强烈的认为他寄了七封恐吓信给我，要挟我的生命？”
“除了请你翻阅委员会的报告第六页外，我们无可奉告。‘这些信，’
他们说，‘对艾达吉在一九○三年是否公正的定罪，并无太大的影响。’很抱歉，这是最后的决定。”
但事情并未完结。柯南·道尔再次发起攻击，首先，他写了一篇《是谁写的信》，刊在《每日电讯报》，然后接着刊出他自己六月到八月间接到的信。
“我绝不让事情只完成一半！”他写道。他以他所知道的最好方法，取得了彼得·赫森和约翰·赫森的笔迹样本，他把这些连同匿名信一起，提交给欧洲最有名的笔迹专家林西·强森博士，此人曾被那波里大人召去为德雷福斯案出庭。借由内部的证据，加上林西·强森博士的认定，他举证彼得·赫森是那些匿名信的主要执笔人，而约翰·赫森为共犯。
就正式官方而言，这并无关紧要。官方一致平和的宣称，不论写信或残害家畜，彼得·赫森都与此案无关；也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查。有必要在此附带说明的是，在艾达吉早被人遗忘后，那个疯子在一九一三年仍偶尔在中部诸郡写寄一些疯狂的要挟信。
但是，教堂的钟声响起，风琴奏出快乐的乐章，人们兴奋的谈论，总算使这个丑恶的故事落幕了。一九○七年九月十八日，一如大都会旅馆的红地毯喜气洋洋，报纸刊出了如此头条：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之婚礼（伦敦早报）。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迎娶琴·李基小姐（纽约先锋报）。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之婚礼（曼彻斯特监护报）。还有，当我们翻开他两本剪报收集簿时，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远方的反
应：神探与他的新娘（柏林禅东报）。福尔摩斯不声不响的结婚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标准报）。女士侦探（布鲁塞尔记事报）。最后这个头条似乎有点让人困惑，但是，直到我们把它翻译后，才发现这位比利时记者令人吃惊的解释。
“创造性格温和的名探福尔摩斯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最近新婚。一位法国记者告诉我们，那位年轻的女士为这位侦探之王的不寻常经历所迷，而同意结婚。”
他们的婚礼在西敏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为了避免群众聚集观看——柯南·道尔对此十分厌恶——因此教堂的名字事先没有公布。只有近亲和一两位极亲密的友人被邀观礼。当寺院边，圣玛格丽特教堂外面的条纹遮日帐篷在慵懒的日尘下架起时，只有少数过路的人停下脚步来观望。
新郎首先抵达，迈着大步，身穿传统的长礼服外衣、白色短背心，胸前纽扣洞中插了一朵白色大栀子花，据一位记者说，他神情“愉快万分”。陪在旁边的是比他还紧张的伴郎英尼斯，跟在后面的是宾客，由白灰发、织锦衣裳的母亲领头。两点整，琴·李基扶着她父亲的手臂，步下四轮马车，她身着西班牙蕾丝花的丝质礼服，上面缀着银线珍珠，身后是一其奇长曳地的拖纱。
主持婚礼的牧师是新郎的妹夫西瑞·安吉。西瑞与“豆豆”的五岁儿子，穿着花童的服装，为琴牵纱。琴的伴娘是莉丽·劳德西蒙和奈丝丽·罗斯。教堂中清凉且充满花香，洋溢着激动与兴奋。一位见证者说，新郎高声说出他的回答，“清晰而充满热情，但是新娘的回答则轻细不可闻”。
如果说婚礼十分庄严，唱诗班的声音在几乎全空的教堂中回响，那么事后在大都会旅馆白厅的婚宴就大不相同了。他把琴抱上铺着红地毯的台阶，免得她被拖纱绊住。在那里面，高棕榈与更多白色的花朵之中，整整二百五十位的宾客等着他们出现。
他向海尔医生和太太打招呼，二十五年前他曾是海尔医生的学徒。还有南海区时代的包罗士先生，巴瑞也在那儿，还有杰姆、布然·史道克及罗伯·巴尔。后者灌起香槟来，仍然像只大熊。另外还有别的朋友：吉伯特·派克爵士、马克斯·潘柏顿、法兰克·毕能、约翰·蓝门爵士，更别提阿基·蓝门，使他回忆起布尔战争的日子；还有罗伯特·克兰斯顿——他爱丁堡选举中的总
干事。在管弦乐队的乐声中，他们一一打开三大篮的贺电，对柯南·道尔来说，这就像往事一幕幕重现眼前。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人人欢迎的宾客。那就是乔治·艾达吉。艾达吉送了一整套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丁尼生作品集作为贺礼，他结结巴巴的道谢并致贺。五点钟，新郎新娘即将离去，前往欧洲大陆并远至君士坦丁堡度蜜月时，艾达吉再度道谢并致贺。可是，新郎认为，他该接受的只是对他婚礼的祝贺。
“我很幸运，我很快乐。愿上帝保佑你。”
就在那一年，主要由于阿道夫·毕克案和乔治·艾达吉案，刑事罪案上诉法庭成立了。这件事与其他一连串令人惊异的新奇事情同时发生：马可尼先生发明了越洋无线电报，法门先生的双翼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将近一小时。
可是，当我们回头再看柯南·道尔在乔治·艾达吉案中所做的侦探工作，我们可以问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谁是福尔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