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事实吧，别扯谎！写廉价小说才是你的专业。”
“看上帝分上，为屠杀集中营里一万二千个婴儿辩护，别扯上高尔夫球。
事实比现金或高尔夫更重要。”
“你使我想起一个人，爱尔兰作家雪利敦曾说，此人所收集的事实来自于他的想象，而他的想象则来自于记忆。”
这是他所收到的成堆得清理的信件中的三张明信片。一九○二年一月中，《南非战争：起因及应对》出版之后，信件便日复一日如雪片飞来。像这样的批评通常都是匿名的，大约只占总数的百分之零点零一，其他成堆的信件都写着：“感谢上帝，总算有人替我们这边说话了。”
《南非战争：起因及应对》卖六便士一本，在六个星期之中，共售出了三十万本。另有五万本送去美国及加拿大。可是，最重要的是外文译本的问题。有些人写感谢函时，附带寄了捐款作为翻译本的经费：从“一个忠心的英国人”寄了五百英镑，到半个银币或一先令的邮政汇票。
关于那位“一个忠心的英国人”，我们发现有一封来自首都暨郡银行“牛津街分行经理的来信解说”。（是的，这家首都暨郡银行的确存在，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福尔摩斯小说而假造出来的；那是柯南·道尔真实生活中自己来往的银行。）
“我恳切敬告你，”经理写道，“那五百英镑的款项是一位不愿出示姓名的陌生人在昨天买的汇票，指名捐入《南非战争》一书的基金账户。”
这给人带来了一幅愉悦的景象：一位神秘、戴着面具的知名之士，手指竖在唇上，由雾中的马车里溜下来，只在银行经理面前才肯拿下面具。这景象
会使《新天方夜谭》中的罗伯·路易士·史蒂文生极为高兴。事实上，这笔捐款的真正金主是英王爱德华七世，而由外交部代行。在史密斯·艾德勒长长的捐款名单中，仅有的大笔捐款是罗士柏瑞爵士和哈曼各五十镑；加上阿瑟·柯南·道尔捐出对等的数目。然而，不管大额或小额，总之基金不断的涌入。
因为《南非战争：起因及应对》并不是一本企图粉饰他们自己一方的书。
因此，它极具影响力。而且，它实在也不能算是一本小册子——虽然包括作者每一个人都这么叫它：它足足有六万字。任何有可能被曲解的事实，作者都陈述出来。虽然他同意在战争期间有必要让某些地方坚壁清野，但是他坚持，为此目的而烧毁的农舍应该重建，而且应付全额赔偿金给敌方。
可是那些凶残、掠夺及强奸的控诉却纯粹是谎言。他在书中很少辩解此点，而代之以一页接一页现场见证人的证词，这其中包括布尔公民、布尔妇人、布尔战地指挥官、布尔法官、布尔牧师、美国军事武官、法国军事武官、奥地利的胡伯纳将军，以及比勒陀利亚的荷兰重整教会的领导人。
“我们该相信谁？”他问，“现场的敌人，还是身在伦敦的记者？”
那么，有关那些集中营的事实呢？英国军方决定把妇女和小孩集中起来，以便于照顾，并供应食物，否则不知道该把他们怎么办才是。他们是在那里被扣押为人质，并遭到虐待吗？
“我以荣誉向你保证，”吉辛勒爵士在回答夏克·毕加的火暴抗议时写道，“所有目前在集中营的妇女和小孩，可以送交阁下照顾，我会很乐意知道阁下希望我们移交的地点。”
这项提议没被接受。布尔的民兵团无意接收这些妇女和孩童，他们很高兴可以不必负起这个责任。所谓集中营中“饥饿”的配给（支持布尔人一方公布的数字，不是英方的数字）包括每人每天半磅肉，四分之三磅面粉，半磅马铃薯，两盎司糖，两盎司咖啡；同时，每个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一瓶一夸脱的牛奶。
作者再次举出他的见证人。没有人能够否认那可怕的流行疾病，以及婴儿的高死亡率。可是那些疾病并不是卫生不良而导致的伤寒或白喉，那是麻疹、水痘和百日咳。当医生或护士要把病童隔离时，母亲们紧抱着她们的孩子，尖
叫着不肯放手，因此疾病就在营中流传开来。同样的证词不下几十份：
“许多妇女不肯打开帐篷，让新鲜空气流通，而且不肯用军方供应的适当的药品，而坚持用自己家里的偏方。母亲也不肯替病童洗澡……死亡率高的原因是，当麻疹的疹子一开始消退，妇女就让她们的孩子到外面乱跑。她们坚持给孩子肉和一些消化不良的食物，而不理会我们的禁止。”那些与史丹德一样叫嚷的人，并没有指出，由约翰内斯堡来的英国难民，从战争一开始时，就住在完全相同的英国集中营中。
柯南·道尔还驳斥了许多其他的控诉，他仔细的收集所有的事实资料，这与他私下内心的愤怒恰好成对比。两万册《南非战争》被送往德国，两万册送去法国。它们传到荷兰、俄国、匈牙利、瑞典、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甚至在自己国内，有一万册特别翻译成威尔斯语。至于挪威版，有一部分是用日光反射信号，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传给出版商的；那是因为一场大风雪暴，到奥斯陆的路径完全不通。在国外的翻译者或出版商常遭到抨击或甚至羞辱，有时候必须放松检审；不过，几乎被置于死地的英国友人常伸手援助。
呃，他是在攻击假想出来的敌人吗？“我们不存幻想，”他事后写信给《泰晤士报》。“我们不期望做到完全的扭转。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这类信口开河的控诉方式不会再被人使用。”
如果说他确实攻击了敌人，那他是把他们击溃了。许多人——远比他想象中的要多——停止为库格总统碾麦，另外一些原本语气激昂的人也渐渐缓和下来。他们开始听信真正有为有守的新闻人员，如至今仍反对英国的“温勒·泰吉布雷特”、布鲁塞尔的“独立的贝尔吉”、柏林的“国家的柴统”。当关尼说柯南·道尔的贡献相当于一位成功将领所做的贡献，这话还是低估呢。张伯伦在一次晚宴、罗士柏瑞爵士在另一个晚宴都说过同样的话。大部分国内的媒体，正如写信给他的人一样，非常感激有人站起来说话。可是，还有一些人，一方面称赞他的爱国作为，一方面又怀疑他这样辩护会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尊严。
你不信吗？那就听听《乡村生活》中这种高傲的曲解吧：
仍然有许多英国人，他们十分愚蠢的轻视“那些外国人”，而丝毫不在乎他们想些什么。我了解这些人的感觉，也不愿意郑重发誓我完全不同情他们的孤芳自赏理论。可是在此同时，我心中还是一直有所怀疑。总而言之，如果外国人能公正一点对待我们，我们的情况不会像现在这么糟。
你看，说这话的人，“心中还是一直有所怀疑”，他并不觉得适意，他几乎想要从他高高在上的位置下来。这种态度就是柯南·道尔反对的，终他一生，他都在打击这种傲慢而自矜自喜的态度。而且，当我们列举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时，不要忘了是谁在四十七年前挺身出来讲话的。
一九○二年四月，译本全部完成了。再次，在无休无止的完成了工作之后，他决定出国度一个短假。他的倒数第二个妹妹艾达嫁给了纳尔森·费理，现在住在那不勒斯的盖娜岛。再次探访意大利，在地中海中游泳，然后花上二星期时间悠闲的坐驿马车回来；这个计划，对他来说，实在是最理想的休息了。他与洪能夫妇的不愉快，至少表面上已经弥补过来；康妮和威廉现在会到“林荫”拜访。他把《南非战争》一书献给琴·李基。
“我们之间的爱，是件崇高神圣的事。首先是《二重唱》，现在是这本小册子，它们都是直接由爱衍生出来的。它使我的灵魂与感情保持鲜活。”
然后是：
“非常感激你，母亲，给琴写了一封如此热忱的信，并把安奈特姑妈的手镯给了她。我总觉得安奈特姑妈会理解并同意我们之间的爱。我们常感受到她的灵魂守护着我们。”
最后这句话似乎有些感情用事。在我们与朋友来往的信中，我们允许这种情感存在；我们也不会以一夜之间匆匆写成的短笺来做任何判断，更不会以此做出任何论断，不过，以前他从没写过类似这样的东西。他自幼年就由不可知论一路摸索到虔敬的自然神论，有人把这样的信仰称之为慈悲与宽容，然而，对柯南·道尔而言，更重要的是跨出“虔敬”这一步。琴·李基
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难以置信的。可是她被他理想化了吗？呃，这是说来话长的另一回事了。
一九○二年四月十日，他搭乘皇家邮轮“南方号”出发去那不勒斯。琴陪他上船，与他道别。
“她在我的舱房把花放好，并吻了我枕头的正反两面。我最后看到她的脸躲到一个小棚子后面，因为她哭起来了。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母亲，是因为你有洞察力，而且你知道许多小事情对生命的影响。我们是与当时去南非的‘东方号’同一个码头出发的，那天下着雨，而你来此送行。”
然而，也是他生命中第一次，他与母亲有了严重的冲突。
南非战争已近尾声，布尔人的领袖到普里多利亚寻求和平。除了敌人的咬牙切齿和厌恶咒诅之外，没有任何事能损毁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只要柯南·道尔愿意接受爵位，他就会在加冕礼的受勋名单上，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他当然知道此事，他已经见过英王爱德华了。乔治·麦芮迪士很久以前对他说过：“当王子笑时，他是从胡子到秃头顶、到脖子前后左右都在笑。”爱德华国王是个矮壮、头发花白、六十岁的老人，他曾邀请柯南·道尔参加过他的一个小型宴会，要这位《南非战争：起因及应对》的作者坐到他旁边。
“他是个能干、头脑清楚而积极的人，”这位客人写道，“喜欢热闹，非常警觉而有精力。他不会是个愚蠢的国王。我说他会活到七十岁。”
问题是柯南·道尔并不愿接受爵位，他已决定拒绝。这事完全不合民主原则，而且正好相反：这是家族遗传下来的骄傲。如果说他为英国做了些什么，那是因为他憎恶英国的敌人。他不愿被人施恩，或是别人从餐桌上丢些面包屑给他。
“当然，”他写信给母亲，“你不会认为我该接受爵位吧：一个粗俗的市长徽章？”
“世人心里有数，伟人——除了外交和军事那类专业的徽章外——不会对这种事降格相从。虽然我并不是个伟人，但我内心嫌恶这种念头。想想，罗德士或土卜龄或金伯林都如此做！那么为什么我的标准要比他们低？只有
艾佛德·奥斯丁和霍尔·凯因那类人才会接受奖赏。如果我接受了所谓的‘奖赏’，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玷辱了。这也许是骄傲，也许是愚蠢，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还有：
“我最重视的头衔是‘医生’，那是经由你自己的牺牲与决心而换得的。
我不愿拿下这个头衔而换取别的。”
母亲深深相信，爵位的激励意义与五个世纪以前是完全一样的，她对他的想法简直不敢相信，而且吓坏了。她无法了解，她认为她儿子一定疯了，她不停寄信远到意大利去轰击他。而在艾达·福里位于岛上的家中顶楼，俯瞰着那不勒斯海湾，他沉浸于让轻骑兵杰拉德重现于拿破仑时代的新系列小说计划之中。到这时候，母亲对他的怒火也到达临界点了。
“我从来不赞成那类头衔，”他反驳道，“而且我一直这么说。我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他长久而成功的事业之后，接受贵族头衔，作为一个标记，就如同丁尼生那样；但是一个年轻人，冠上爵位——一个耻辱的头衔，”——这是他所嫌恶的——“让我告诉你，连想都不要想。我们别再谈这个话题吧。”
可是这个话题不能不谈。五月底他回到英国时，他母亲已等在那里。
“林荫”的每个人都已习惯，每次他们两人碰面时，总会为了某些事情争得不肯罢休。他们可以看到“那个较聪明的”不断摇着白帽子，而做儿子的则在她头顶上，不停的挥舞着手臂；孩子们都跑去躲起来了。可是，这次可严重多了。若说母亲这辈子没赢过什么，那她决定这回一定要达成她的目的，她不再愤怒，而以冷静的理智对付。她了解她儿子，她太清楚她是怎么把他给教养大的。
“难道你没有想到，”她问道，“拒绝受爵，对国王是一种侮辱？”
这使楼梯上的他哈哈笑了。
就像他强调的那样，他的常识告诉他，国王除了批准爵位外，与这事毫无关系：谨防纪律严格的爱德华国王所不同意的那些推荐。母亲没再说什么，她只是古怪的笑了笑，然后望向远方，把烦恼留给他。他愈烦恼就愈怀疑。远离所有争论是一件事情，不恭敬的行为又是另一件事。
“我告诉你，母亲，我不能做！这是原则问题！”
“如果你为了符合自己的原则而侮辱国王，这很显然是不允许的。”
这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受勋名单中的经过。加冕典礼原本定在六月二十六日。很久以后，他写下了《三名同姓之人探案》这篇小说，小说中，福尔摩斯就在这一天拒绝了受爵。可是，就在加冕典礼前两天，英王爱德华病倒了，必须立即动手术，是一种叫盲肠炎的新疾病。在国王迅速康复之后，盲肠炎的手术变得十分流行，以至于全国的外科医生收入登时大增。八月九日，加冕礼的钟声响起，柯南·道尔与另一位一起受爵的奥立佛·劳吉教授，被簇拥进白金汉宫的一个小围栏中。在彩羽和丝质华丽场面之中，这两人不停的辩论着超自然现象，几乎忘了来此的真正目的；当他再出现在阳光下时，仍有些抗拒的成为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我感觉，”他在给英尼斯的信中抱怨道，“像是一个新嫁娘一样，不能确定自己的姓氏。他们也授予我舍瑞郡副执行长官的头衔——不管这头衔到底是个什么鬼。”
人性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抱怨都指向这个副执行长官的任命，尤其是它的制服；那件制服的确十分精美华丽，有金色肩章和船形帽。他从来不烦恼任何东西的费用，却对此项费用怨气冲天，而且说它把他弄得像只竹竿上的猴子。
然而，若说他不为此感到高兴，也不尽合于人性，而最令他骄傲的是雪片般飞来的恭贺信函中的话语。
“我认为，”威尔斯写道，“祝贺应该给予那些有荣幸加尊于你的人。”
甚至有一封信是来自他数年未见且病重的韩利。还有一封来信，好整以暇的地说着对他工作的景仰，这信来自严厉的老绞刑法官布兰姆顿爵士，此人在他任职期间，对马和狗的喜爱远超过人类。
“我寄此信给你，”这位老法官写道，“更加深了我对那次我们在克利福登树林中愉快的散步的鲜明记忆，”——他们当时讨论着谋杀案——“就是在艾斯特家作客的那一次。”就像柯南·道尔曾经在贺电盈尺的房中写福尔摩斯小说那样，这次情况亦然。
说老实话，这个该死的福尔摩斯，使他愉悦的心情蒙上了阴影。现在流传的笑话是，柯南·道尔的封爵显然是欠这王八蛋一份情，而这人又在《巴斯克村猎犬》中重现江湖，而且这部小说又在《史全德》成功的刊载。你会发现这个笑话一再被媒体提到，其中有一两次更变本加厉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有一次收到一个衬衫包裹，写明寄给“福尔摩斯爵士”时，他当场光火起来，直到错误澄清之前，他一直气个半死。
除此之外，这终究是个灿烂的夏天和秋天，洛蒂和英尼斯曾短暂来访，和后者上次见面是在南非打仗时。他又以他原有的格调和更高的写作技巧，重新回到拿破仑时代，写他第二系列的轻骑兵小说，以《杰拉德历险记》的书名出现。其中三个故事年底前在《史全德》刊出，另外五个故事——把滑铁卢那段情节算成两个故事——在一九○三年春天刊出。同样在一九○三年春天，六匹带鞍的马在“林荫”的马厩中，因为听到新的噪声而不安的嘶叫起来。那是第一辆汽车所发出的轧轧声。
汽车是新玩意儿、新刺激。他在伯明翰买了一辆十匹马力的乌士力车，深蓝色，红轮子、有五个座位，挤一挤可以坐进七个人。他宣称，“它可以带给我一种全新的生活乐趣。”他的马车夫何顿，被送到伯明翰接受三周的驾驶训练。不过，他准备大部分的时间自己驾驶。
“一切准备妥当后，”他向英尼斯解释，后者不断恳求他千万小心，“一切妥当之后，我打算到那里去，自己把车开回来。这可以算是一项运动表演，不是吗？第一次上路就开一百五十哩路。”
是的，他就这么做了。当他快抵达的消息传到新夏时，人们开始聚集起来。他们看着他戴着护目镜，高高坐在垂直的驾驶杆前，那辆红轮蓝身的车子由路中轧轧驶来，狗儿不断对着它吠叫，车子快速驶进了“林荫”的大门。这是爱德华时代的象征，是汽车、装饰性窗帘的时代，是房子置以棕榈和铜床的时代，这些如今正盛行。
四十三岁的年纪，虽然还没有达到他权力的高峰，他已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人了，或许也是最受欢迎的作者。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以他在一九○三那年春天所收到的报酬来评断，这个报酬是美国方面提出的：
如果他能使福尔摩斯复生，以某种方法解释雷清贝瀑布所发生的事，他们打算付他五千块钱一个短篇，写六个短篇或更多，只要他愿意。这还只是美国的版权部分。乔治·纽因斯即使不能付相等的酬劳，至少会付超过半数的价钱买英国的版权。
在一张明信片上，他只写了三个字给他的代理人：“非常好。”
他现在的态度完全是个犬儒主义者，这种态度后来也再没改变过。如果这是读者希望的，那么他就给他们一个完整精湛的作品，然后接受那些头脑有些错乱的编辑所愿付出的报酬。他甚至还有几分乐意这么做。不过不久之后，也许一年左右，他打算再写另一部中世纪小说，与《白色同伴》配对，以事实证明这些人的脑袋不清。
这个神奇的“福尔摩斯木偶”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而他这个控制绳索、设计对白的人难道永远不了解：事情不就那么明显吗？他不就是福尔摩斯本人吗？
最讽刺的是，那些叫他这个名字的人——报纸、诘问者、朋友及国人——是完全正确的。很明显的，他在小说中放了很多线索显示福尔摩斯就是他本人。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个事实，但迟早他总会又在小说中放进一个更明显的线索，让人想看不出来都不可能。在这同时，他必须想办法把福尔摩斯弄出那瀑布下的深涧。至于母亲那边，他在这新系列小说完成头一篇时才跟她提起此事，而他显然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了。
“我并没有感觉力气消失，”他锐利的反驳道，“我有七八年没有写福尔摩斯的故事了，”——事实上，到这个月是十年了——“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不应该再继续写。”
“我还要说，”他继续说，“我已经完成了第一篇了，小说的名字是《空屋探案》。顺便一提，这个故事的情节是琴提供给我的；它少有的好。你会发现福尔摩斯根本没死，他现在还好端端活着。”
他写的前四个故事——《空屋探案》，《营造南探案》，《小舞人探案》
及《独行女骑者探案》——他认为十分重要，它们会显示出他是否真正进入情况；他因此而显得颇为焦躁。《小舞人探案》的构想来自有一次开车到诺福克
郡海皮斯堡的坡顶旅馆，从一个叫邱比德的家族那里得来的。旅馆主人的小儿子有个习惯，就是以画小舞人代替签名。柯南·道尔在俯瞰一片绿茵的“绿室”写这篇小说，结果房间一地都是小舞人的图画。
如果我们想清楚了解那个夏天他的种种——事实上，从一八九七年开始，他似乎每个夏天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他孩子的眼中了解。玛莉有张圆脸，留着长发，现在已经十四岁了。金士力，健壮而聪明，不过没有他姊姊那样的艺术天分，他还不到十一岁。他们住在“林荫”的这段日子里，对父亲的印象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怕他怕极了。
他们的母亲还是一样。桃薏自玛莉有记忆起就是一头灰发，有着一种不可侵犯的慈蔼。她总是微笑着，除了静静坐着像个活布景之外，不能参与任何活动。玛莉还隐约记得那个嬉闹的父亲，圣诞节扮成圣诞老人，设法想出新鲜花样喧闹的父亲。可是这个人，就算以前存在过，现在早就变成了一个她不了解的陌生人。
有一件事是，他很少跟他们一起，可是却又总是隐隐约约存在他们背后。
有一次，玛莉忘了转达一个留言就去睡了，他突然出现在黑暗卧室外的明亮门廊下，轻手轻脚，但暴怒不已。他写作时，他们不能在屋中发出任何声音，否则他会穿着他那件铜锈色旧晨袍冲出书房，狠狠处罚他们。
当然，他那遥不可及的身影也有慈蔼的时刻，他会要他们在星期天替他背高尔夫球袋，虽然他们该去上教堂。他们也有许多父母比较古板的小孩所羡慕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乡间自由活动，或自己去度假。他们都是射击好手（玛莉很骄傲她曾与俱乐部的人一起合照），他们也是板球健将，而且在暑假的头一天，家里允许他们光着脚丫子活动。
然而，虽然他在大人的聚会中笑语连连，但是，这位父亲令他们敬畏，而且高深莫测。就算他不开口，脸上也永远挂着某种表情。有一次，玛莉和父亲同在一间房看《泰晤士报》，玛莉兴奋的讲着兔子如何多产。由报纸一角，一只眼睛露了出来，就是这样，没任何其他举动；玛莉马上吓得停嘴，嘴巴张着，只觉得做了什么天大错事，却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表情，当然，也在远比孩子们年纪大的人身上发生影响。那个
一八九二年完成《福尔摩斯办案记》，让玛莉爬到书桌上，镁光灯不停闪着，却可以不受打扰继续写作的人，与在一九○三年写《福尔摩斯归来记》的人，显然有了很大改变。
不过，福尔摩斯的四个新故事，在用他所谓的新态度完成之后，颇令他自己满意。“其中三个正中靶心，一个歪了一点，”他这么认为，因为他对《独行女骑者探案》并非完全满意。“你并不能帮我写，母亲。写是不难，真正让我伤透脑筋的是情节的构思；我必须跟别人谈一谈故事情节。他们会接受福尔摩斯吗？”
但《空屋探案》一九○三年十月于《史全德》刊出时，人们接受他的状况和程度，可以算是历史纪录。
“火车站书摊的情景，”一位清楚记得当时情形的女士写道，“比我所看过的任何大减价更可怕。我丈夫喝醉之后，会朗读《二重唱》中的几页给我听；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但福尔摩斯可不同。”
“就像我们怀疑的那样，”《西敏公报》愤怒的吼道，“掉落悬崖并没有杀死福尔摩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摔下去。他从悬崖的另一边爬上来，以避开他的敌人，而且很不够意思的留下不知情的可怜华生。我们称之为卑劣。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抱怨又有何用？”
“呸！”“科学及文学学会”在柯南·道尔作品集由史密斯·艾德勒出版之后的同时嘲笑道，“没有人真正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创造出一个狡猾的骗子！一个埃及神庙的神奇人物！我们的子孙很可能会争论福尔摩斯是个太阳神神话。给我们《白色同伴》，给我们《罗德·史东》！他已经太伟大了，不适合写其他东西。”
（“先生，”此文的作者问道，“可否容我诚挚的感激你们的关切？”）可是这两则反应是少数。纽因斯来不及印书；南罕普街上的长龙令任何一家餐馆或戏院的长龙都黯然失色。黑暗的屋中有砰砰的气枪声；玻璃被震得喀喀作响；塞浦斯丁·莫伦上校已经把朗诺·艾德尔爵士给杀了，正想挣扎逃出警察的缉捕；当福尔摩斯回到街对面的二二一号B座时，一个新的纪元开启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传奇——读者发现福尔摩斯的魔力略略下滑——并不
是由现代的评论文章或作者的信件证实的，也不是任何人凭着一己的感觉就能在今天加以证实的。我们必须对这类结论谨慎行事。记住，即使是最有力的手也不见得总是稳定的。譬如，如果《空屋探案》能达到《歪嘴的人》的高度，那它便能和《单身贵族探案》一起开展出一条新路。在《福尔摩斯回忆记》中，还没变成木乃伊的人都该惊叹于他的《银斑驹》或《墨氏家族的成人礼》；可是，得是真正狂热的福尔摩斯迷，才会喜欢《荣苏号》或《黄色脸孔》。
身为这些故事的作者，他不会去辩解。只要知道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稳定性，他就能颇为满意的回身去料理其他事情。
经由他自己及瑞琴娜·史密斯的努力——没有一个出版者比后者更公正不阿，他们销售《南非战争：起因及应对》累积了超过二千五百英镑的盈余。所有这些钱都捐给了慈善组织，从一千五百英镑的南非学生在爱丁堡大学的奖学金，到英吉利海峡的炮术比赛。奖学金的第一位得主令他们意外，但却不能否认评审的公正性。
“我是个纯种的祖鲁人。”获选人坚定的指出。
纳尔森也曾出了一本柯南·道尔的《大布尔战争》——而他却有能力在收到他们第一本装订本时，强迫他们整个改变版本重印。
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在他们先寄给他的这本书中，发现他们拿他的照片作为封面内页的插图。
“这本书，”他在封面上写道，“应该与众不同。当我恐怖的发现，他们居然把我的照片放在上面，我说我宁可把整个书版毁掉，也不愿让它通过。于是他们把照片换成罗伯兹爵士，这才恰当。”
一个人在这么小的地方都如此谦恭，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给予任何评语了。
这就是他这段时期生命的总结。在他眼中，对他最大的酬劳是一个大银碗，那是对他在布尔战争和战后为国人辩白所做贡献的奖赏。它被放上他书桌，闪闪发光，上面刻着一排他一直珍视的文字：
致赠 阿瑟·柯南·道尔
为他在一项大危机中，以文字与行动对他的国家所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