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纸上印有“德文郡达特木王子城罗伊公国旅馆”字样，邮戳是一九○一年四月二日。
“我在这里，”他写道，“全英国最高的城市。罗宾森与我在我们福尔摩斯书中的旷原探险。我想这故事会很不错；事实上，我已经完成将近一半了。福尔摩斯处于他的巅峰，这是个十分戏剧性的主意——这点，我该感激罗宾森。”
这是《巴斯克村猎犬》的第一个声音。
可是这并不是第一次提到此书，或甚至书名。此书开始于同年三月，在诺福克一处名为克罗玛的小矿泉水疗养地。整个冬天柯南·道尔一直精神不振，疲惫不堪。肠热病的后遗症使他胃口不佳，而且还加上失眠。他希望在疗养地多待几天，助于他康复。他的身体的确因此好转；但是并不是如他当初与他的朋友费莱其·罗宾森来此打高尔夫度假预期的那样。
在皇家连锁旅馆，一个阴冷星期天的下午，北海吹来的风呼号着，他们起居室的壁炉燃着熊熊炉火，费莱其·罗宾森开始述说达特木的传奇，以及达特木的环境种种。他同伴的想象被一个灵异猎犬的传说激起。
柯南·道尔只在克罗玛待了四天。他得回伦敦去，在雅典女神剧院宴客，客人包括格雷佛少校、巴瑞、温斯顿·丘吉尔、《赛达的囚犯》的作者安东尼·霍伯（哈金斯），以及爱德默·古斯。可是那个寒风呼啸的星期天下午，在克罗玛漠，他已深深陷入这个传说中——并与罗宾森一起规划——打算写一个有关德文郡一个家族为幽灵猎犬所困，最后却证明是真实的血肉之躯作祟的奇情小说。
这样的规划有绝对的理由令他满意。不管他自己记不记得，他已经用了几
乎完全相同的想法，写成了一个长篇故事——《狐中之王》。
《狐中之王》在一八九八年首先在《温莎》杂志发表，正好与后来这部小说相反，它是个狩猎的故事，借由一个醉酒的年轻猎人之眼来叙述。年轻猎人的家庭医生想吓吓他，警告说他可能会产生幻觉。然后，年轻的丹比瑞与阿士柯布·杭特一起骑着马，经历一阵狂奔，穿过可怖的旷原去追一只没有其他人看过的狐。丹比瑞远远超前，一个人进入幽暗的枞树林中。现在，来听听猎犬进入林中被杀的全书高潮。
就在那一刻，一头驴子那么大的东西跳了起来。硕大的灰脑袋，露出狰狞发亮的獠牙，以及尖细如狐的下颚，由枝叶之间窜出；猎犬被抛到空中几呎高，狂吹着摔落到落叶之上。接着传来一声脆响，如同捕兽夹扣下的声音，犬吠声由尖叫转为狂号，然后戛然而止。
所谓的“狐”其实是只西伯利亚灰狼，体形硕大，是从巡回动物展溜出来的。真正攫住柯南·道尔想象力的是，说来并不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达特木旷原的某种气氛，当地某些居民对这些传说言之凿凿、深信不疑。柯南·道尔从来没去过达特木，不过罗宾森的叙述足够了。此刻他的心中已经充满幽邈灵异的想象：布满岩石的无人旷原，一直翻滚到黑色的天边，急速聚集的雾气，千顷的沼泽，以及监狱的花岗岩建筑。在他离开克罗玛之前，他写信给母亲，他想写本“小书”，书名是《巴斯克村猎犬》。
“一个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又附加一句。
罗宾森谢绝了两人联名合作的建议，不过志愿带他到旷原旅行一趟。月底，他们果真住进了王子城的罗伊公园旅馆。
在他们头顶，坐落着监狱的建筑。寒冽的春风几乎像秋风般呼啸。达特木监狱有一千名重刑犯，这些暴民恶棍常以锄锹袭击守卫，守卫则背着卡宾枪，配上刺刀，在墙外和采石场巡逻，每当雾气升起，便得格外留心。鞭笞犯人的九尾鞭稍能抑止一些叛乱。
诚如他告诉荷德·威廉斯那样，他在克罗玛构思这故事时，完全没想到用
福尔摩斯。可是，等他进一步开始处理细节时，便清楚的看出，这得有一个主角来主理一切。“因此我想，”他对荷顿·威廉斯说，“我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福尔摩斯，为什么要另外创造一个人物呢？”
由来往的信中，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在离开伦敦之前就动笔写这部小说，还是要到王子城的旅馆才开始。不过，在王子城时，他确实写得很认真，这其间，他与罗宾森头戴便帽，身着便装，每天在旷原上徒步十四哩，四处探看。
他们看到称之为大格盘沼泽（有比这个更凶恶的名字吗？）的这片地方。巴斯克山庄，以及那道有脚尖印子的紫杉道，开始在雨中浮现成形。他们还去探看了史前人类的小石屋，在其中一个远离任何路径的幽暗小石屋中，他们听到有如鬼魅的足声向小屋接近。
那是另外一个旅游者，他们在屋子门口出现时，那人比他们还吃惊。
你该记得，华生医生也有相同的经验。我们能想象福尔摩斯本人又开始生龙活虎起来了吗？
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非常想写这故事。如果不把主角写成相同的风格，他就无法描绘出当时的气氛以及幽暗的光线和阴影。在开头几章之中，福尔摩斯显得十分冷静，但到结尾时候，他比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还狂热。偶尔，脱逃的囚犯跌死在岩石中，他的惨叫声远高过后面追逐他的异物声音；福尔摩斯像个疯子般在尸体（“那人还留有胡子呢！”）旁边又笑又眺，史丹普尔顿的雪茄烟头火光则由黑暗中慢慢靠接近。这一幕或许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幕，就如全书中所隐含的秋天凄凉意味一样，由火柴划出的短暂亮光中，可以看见他背着天际的孤独身影，以及盖过一切的猎犬吠声。
如果说《巴斯克村猎犬》不是最好的侦探小说，那对我个人而言，所谓最好的侦探小说显然遥遥无期，得像忍受酷刑般耐心等待它的出现。而这部《巴斯克村猎犬》仍是卓然而立的一部绝佳的犯罪小说。在所有福尔摩斯的故事中，不论长篇或短篇，这是唯一的一篇，由故事来主宰福尔摩斯，而不是由福尔摩斯主宰故事；其中攫住读者心灵的，不是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名探，而是其中诡谲幽深的情节。
柯南·道尔在回家的旅途上仍一路奋笔直书，当然，他也在雪尔本·贝丝
及雀坦罕稍微停留，打板球犒赏自己。乔治·纽因斯爵士听到这个新故事时，整个《史全德》杂志社简直是欢欣若狂。《巴斯克村猎犬》将在一九○一年八月至一九○二年四月于《史全德》杂志分八次刊出。
不错，乔治·纽因斯爵士在股东年会上告诉全体股东，那位侦探并未复活。关于福尔摩斯坠落悬崖一事，纽因斯尽可能婉转的用“可怕”与“不愉快”等字眼。他解释道，这部新小说，发生在福尔摩斯死亡之前。这也是唯一令上百万读者失望的事。
“你能让他复生吗？”人们不停的问作者。“《巴斯克村猎犬》是福尔摩斯的巅峰没错。但是，除非他又活生生回到他贝壳街的房中，否则我们是不会满意的。”
“他在雷清贝瀑布脚下，”柯南·道尔反驳道，“他将一直留在那儿。”
他能那么肯定吗？威廉·吉勒特在美国已演了四百五十次福尔摩斯，现在正准备起程前来英国，准备九月初在亚里士多德剧院的首映。他能那么肯定吗？
夏天时，他又参加了一场一流的板球赛。在上议院的第一场球赛他就破了纪录，他的投球与打击一样好。在与剑桥郡的对抗赛中，六十一次投球中，他让对方七个球员出局。可是，每一次进入上议院的球场，就让他想起一年前与康妮及威利·洪能的口角，此事至今仍未平息。
几个月来，母亲一直企图化解这件事，但是她儿子不肯作罢。最使他难过的是这件事对琴·李基的影响。
“琴因为此事十分沮丧，”在口角发生后他写信说道，“她给我的信中好像是她犯了大错。我没有比在那个时候更爱她了。”
他母亲所有的努力，欲弥补一边是儿子、另一边是女儿与女婿之间的裂痕，只做到了某种表面的姿态。“我写了一封信向康妮道歉，”他说，“不过，只在我们之间说说而已，我觉得那已超过她所该得到的了。而且，我一点也不因此觉得好过些，”他又带着讥讽说，“尤其一想到威利是半个蒙古人，半个斯拉夫人，或不管是什么样的混血。”
一九○一年，人们只见过一次匆匆露面的他，对于当时正埋首于新小说的他，此番露面倒是件令他朋友吃惊的事。那是在白厅的走廊上，他应邀参加皇
家协会的晚宴。他与一些朋友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当晚的主人威廉·库鲁克爵士——一位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三十年来一直相信心灵现象的真实存在——过来与走廊上所有人打招呼。
库鲁克在人群中招呼时，一位物理教授讲了一件上次聚会的趣事：某一间房间墙上，原来有一句话——“你做库鲁克，我做路克（注：光学的翠位）”，被人改成——“你做库鲁克，我做史布克（注：幽灵）”。这显示了人们十分不解，以库鲁克这样的学术成就，居然会相信鬼魂之事。
“库鲁克的信仰是真的一无是处，”柯南·道尔令人意外的说道，“这我不敢遽下断言。”
“噢，拜托！”
但他坚持自己曾花时间研究过库鲁克、洛吉和麦叶。“我相信，”他说，“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
“证明？”
“就算不能完全证明，至少值得人好好想想。”
说完之后，他就大步走进人群之中。他不再进一步对别人提示他心中所思所想；我们此刻也没有必要去追究。“柯南·道尔？”这是人们紧接着对他的感叹。“难道梭罗也算是先知吗？”
九月九日那天，在巨大的亚里士多德剧院——镀金的舞台、大红的地毯，威廉·吉勒特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为该剧搞了个副标题：“伟大侦探生涯中不为人知的故事，与《福克纳小姐奇案》的关联。”福尔摩斯懒懒的坐在贝克街房中，穿着绣花拖鞋和丝质花晨袍，（恶棍）麦吉·赖拉毕则穿着流行的长燕尾服，把舞台上的灰都扫了起来，头上戴一顶乳白绒帽，“上头绣了一只大白鸟”。
其实，这并不能真的算尚未发表的故事。就吉勒特来说，有六幕是演福尔摩斯翻着旧记录、回忆以前的案子，或面对装扮成皮克威克先生、轻声细语的莫拉提教授。演出过程中曾引起了一阵意外的骚动：剧院有一角听不到演员对白，遂有某些观众大声叫闹起来。一两个剧评人抱怨对话太过美国化：“用‘告知’这个字眼，使我大为吃惊。”不过此剧终究还是大为成功。
当晚，一些老演员也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剧院。老又病的亨利·欧文，一
直被厄运追击，准备交出剧院的主控权。那个夏天，在他既花成本又不成功的《卡洛蓝那斯》一剧之后，欧文曾多次到“林荫”拜访。他与柯南·道尔喝甜酒聊天到深夜，居然忘了马车夫在外面等着。现在亚里士多德剧院已远去，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也更遥远了。
去年一月，柯南·道尔也是看着老女王葬礼进行的众多英国人之一：那具娇小的遗体由炮架载着经过时，除了哭泣声外，群众一片静寂。
“而英国——英国会怎样呢？”他写道。那些生于长于老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老人的脸，使他和见到华丽制服中那具崇高的棺柩一样，深受感动。他不愿把这想成是一种“结束”，因此他以“黑暗的路”和“黑色的大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至于英国呢？当他们伟大的象征逝去后，英国将如何自处？很肯定的，外国的媒体，尤其是德国的报章，对英国南非战争的抨击，已到了使整个欧洲歇斯底里的地步。
南非，基督徒戴维特一边，吉辛勒爵士另一边，双方赤手空拳的持续恶斗。布尔人的首领，在他们的军队解甲归田后，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于是把铁路毁坏，电报线剪断。而吉辛勒则下令，所有战区将牲畜和粮草搬空，坚壁清野使突击队的民兵无法取得食物。只要有白色旗子的地方，铁道就被毁坏，只要有布尔人聚集或居住的地方，农舍就被烧毁。布尔男人被关起来成了战犯。被丈夫或父亲抛下的妇女、小孩，处境亦然。
这是事实：在不损及人命的情形下，制造出一些荒芜地区。总而言之，与战争初期唯一不同的画面是：凶狠的英国军官及残暴的英国士兵已撤回。而现在这些凶狠的英国军官及残暴的英国兵，睨视着欧陆，就像看着尼斯嘉年华会中充满各种想象的肥皂泡泡一般。
那些残暴的英国士兵，现在一切合法了，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把农舍烧毁；而且在他们上级的鼓励之下，四处烧杀抢夺；事实上，他们从战争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一直使用达姆弹，他们用刺刀刺婴儿，把小孩抛向燃烧中的房舍。而他们最爱的还是奸淫妇女，他们强奸每一个他们看到的布尔妇女。
“我曾经与非洲所有的野蛮土著打过仗，”出亡的库格总统高声呼吁，“但从来没有碰过像英国士兵这么残暴的。”
这也是合法的，布尔的妇女及孩童被送进集中营。（到目前为止都是真的，这个消息绝不新鲜。）他们被饿死，或残酷的对待。这些妇女在大草原上逃过了奸淫，却被送到集中营来，更方便的让英军强暴。更有可怕的疾病流传开来，儿童们死时已瘦成皮包骨，艺术家的素描使这些事更活生生的呈现出来。这些素描最典型的代表画面是：一个英国军官在烟硝残瓦间，露出他狰狞的牙齿，鼓动着卡非族土人掠夺。
这些攻击并不只在外国报章杂志出现。如果我们今天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闻自由，我们必须打开已然事过境迁的当年旧报章杂志，看看当时那些同情布尔人的英国新闻记者，是如何不受限制的描述在战场上他们国家的军队。
“每日每夜，”《评论中的评论》的史丹德怒吼道，“地狱般的景象席卷着整个欧洲。我们都知道，在日落之前，带着国王所赋与使命的英国军队，又会不停的为这已经如同鬼域一般的地区，增添更多恐怖的事情。那些残暴的行为，无止无休。”
红发红胡已渐被岁月染上灰霜的史丹德，仍活跃于新闻界。他绝对诚实，但他不免有些许怀疑，他自己所写的一切，换作在其他的国家，他一定会被下放到狱中的。
大张的报纸和宣传刊物，从《我该杀死我布尔的兄弟吗？》（一八九九年）到《野蛮主义的作为》（一九○○年），不断由他的《停战》杂志印行出来。就算史丹德不算唯一一个这么写的新闻记者，他至少也是最激进的一个。
外国报章很自然引用他的记述，说这些暴行是“英国政府所默许的”。
而在英国，没有人站出来否认这些。
政府不愿意降格做任何回复。他们耸耸肩，擦擦眼镜，私下对这一切颇瞧不起。大部分的人，至少外表看来，似乎都支持这个看法。
“干吗多此一举？”他们冷漠的咕哝。“我们知道那些控诉都不是真的。”
“干吗那么麻烦？”那批傲慢的人说，就是这批人使英国树敌。“我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难道不是吗？你管那些浑蛋外国人想什么？”
在此同时，支持布尔人的媒体回应着德国的舆论。史丹德先生不停指责焚烧农舍和集中营，但是他说得更多的是强奸妇女。“绝对不可能，”他在
《野蛮主义的作为》中写道，“无法准确估计出究竟有多少妇女遭到我们军队的蹂躏。”
柯南·道尔整个秋天一直读着这些报道，他不能判定对英国军队的哪一项控诉最令他暴怒。他在战场上看到英国兵如何打仗，他也参与了泥泞中的行军、肠热病的侵袭，以及枪林弹雨的场面。他看到军队中的军官竭尽可能的公平，并以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纪律要求自己的军队。他也无法心平气和的看着一个红发的新闻人员，跷着脚坐在他伦敦的书桌后头，居然相信每一封寄给他的匿名信。
至于德国媒体……
大部分英国人并不了解德国的状况。事实上，自从拿破仑时代，普鲁士人就被视为是一个同盟。英国人一向同情他们，而且自从维多利亚女王与萨克斯哥亚公国的艾伯特亲王结婚之后，由于血缘关系，对德国的这份同情似乎更加增强。现在的德国皇帝热爱运动，又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德国的皇帝不是不到一年前才来英国悼念他祖母的去世，而且还授予罗伯兹爵士黑鹰勋章吗？
一般来说，柯南·道尔对德国一直保持冷漠和礼貌，但并不喜爱，这是由于他母亲对他从小的教导，就如同他承传他母亲的喜爱法国一样。他并不比他的国人更了解，究竟什么原因促成德国现在的态度，但他知道是谁促成舆论的责难。
“德国人是很能自制的人，”他快快的写道，“他们对英国的憎恨不会到如此疯狂的地步，除非有某些官方的鼓励。”
这场骚动的结果使国际情势变得险恶万分。十月二十五日，在爱丁堡，约瑟夫·张伯伦做了一场演说，这场演说的内容译成德文传至德国，只因为张伯伦对普法战争中德人的作为颇为轻忽。特兰斯瓦尔公使——李兹医生，在柏林诉说着阴惨的故事。六百八十名德国教士联名签署请愿，反对英国的暴行。
这是使舍瑞郡的这位爱尔兰人发作的最后导火线。
一九○一年十一月中的一个早晨，他在赴伦敦的火车上读到《泰晤士报》
上这篇请愿书。终于，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回行李架上。
为什么英国这么慢吞吞的不肯自卫呢？没有任何控诉可用沉默来回应，沉默只等于默认。如果你个人的荣誉遭到麻烦，你会毫不犹疑把事实塞入敌方的喉咙。如果是国家的荣誉，难道不是也一样吗？甚至应该更重视、更急切不是吗？这种自矜自尊的政策也许冷漠，也许傲慢，但绝对愚蠢。光谈自尊何以对抗恶魔！把那些谎言打回去啊，狠狠的打回去啊！
如果外国人只听一面之词，怎么能期望他们了解问题的另一面呢？英国媒体的报告，他们打心底认为毫无价值。英国的蓝皮书只谈如何粉碎鸦片，谁也没兴趣看它。为什么没有清楚这件事的人站出来陈述事实，不只是反驳，而是一字一句好好讲清楚，让人人都愿意读？
好吧，那为什么你自己不来做这件事呢？
他实在是该做这件事的人。他已经收集了许多有关这场战争整个历史的背景资料，他曾有一回感叹的对出版人瑞琴娜·史密斯说，在他死前，人们还会看到他重新改写、重新订正。
他该再写一本小书，就六万字长短吧，平装，只卖六便士一册。这本书——不渲染，只陈述事实——对所有懂英文的人好好揭示另一面的真相。
然后，用卖书的钱，或订购此书的钱，或如有必要，再加上自掏腰包，募集到足够的款项，把这本书译成每一种语言。而且这些翻译本要尽可能多发行，传遍文明世界的每一个销售商。
这能办到吗？他能只手抗敌吗？
当晚，在亨利·汤普生爵士的晚宴上，他向外交部的艾瑞克·巴林顿爵士提出他的计划。“每一个外国的新闻人员，”他发誓，“都应该拿到一本揭示事实的书！欧洲的每一位老师、每一名牧师、每一个政治家，以及爱尔兰的每一位教士，每人也都应该有一本！”外交部（虽然他从来不了解它）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找到了个好东西，因为这并不“只是另一个作者”，这个人的书，那些痛恨英国或对英国毫无了解的人乐意阅读。这人是福尔摩斯的创造者。
陆军部的情报部门，准许他随时调阅任何记录，并不经审核随他使用。外交部则答应提供经费。十一月二十日，他把整个计划写下来交给他的朋友——史密斯·艾德勒出版公司的瑞琴娜·史密斯，瑞琴娜·史密斯立刻同意免费印
行此书，而且，以不取一分利润——或不打算取得任何利润的条件合作。
然后，就在他投入此事半途，收到了使他心情愉快的史丹德来信。
这里并不是说反话讥讽，而史丹德的来信也没有讥刺之意：此信的喋喋细语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却出自至诚。
“亲爱的柯南·道尔医生，”这位狂言疾呼的王子写道，“我真高兴收到今天寄来的启事，知道你准备对英国军队在南非行为的控诉做仔细的反驳，有人出来做这件工作正是时候。我们的军队不断由他们写回家的家书之中，亲自见证了这些控诉的罪行，使这桩道歉的工作变得极端困难。
“我相信你已有所有我们发行的刊物，包括《战争的素描》。如果你没有，我很乐意寄上一份。同时，我也寄给你一份年刊，其中所谈论的话题，我希望我们会有比对南非战争更一致的观点。”
读者也许还记得，也许已不记得，在大约十二年前，柯南·道尔为史丹德写了一篇有关考区医生治愈肺病的文章。在见过《评论中的评论》的这位编辑之后，他知道史丹德没有任何幽默感。
“我想不出有任何人比我看过更多士兵的家书，”他反驳道。“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始终坚定为他们说话的人。我相信你的说法并不真实；而且我对你散播出去的大部分东西都不苟同。”
在事过境迁之后，心平气和的回想这件事情，他感觉到，在他一生中，很少这么迫切的整个人投入一件工作，而把所有其他事情抛诸脑后。可是他并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冷却下来，他厌恶德国人，他恨不得宰掉史丹德。“出版者报道了七个很明显的诽谤，”书初稿完成时他写道，“因此我必须拿出笔来把它们全清除掉。”然而最后一稿完成时，同样的愤恨之感却让他完全冷静下来。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他写道，“其中一方完全是对的，也没有一场战役未受到公开批评。我并不假设这场战事会不一样。但我绝不认为，一个怀有偏见的人，在不了解英国政府竭力避免战争发生、英国军队在发动攻击时尽可能符合人道的情况下，有机会看到真正的事实。”
于是，他准备好去改变整个世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