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啦，他在南非的任务如今告一段落了。
将近五个月之后，七月的一个黄昏，柯南·道尔站在一个小石丘顶上，面对着落日。这段可怕的日子里，他常抽空跑到这里透透气。朝北望去，是散落在布方顿城里的红砖房子，这是奥兰治自由邦的前首都。在他脚下，朝布方顿的方向，则是蓝门医院，它的小帐篷和大帐幕占住了整个板球场，医院的主要病房就设在红砖的大板球建筑物里。
那个板球建筑物也曾经被使用为业余的剧院大厅。蓝门医院的员工到达此地时，见到建筑物一端的舞台上有镀金围栏，这是为《皇家领巾》一剧所设的布景，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这种感觉并没维持多久。
他们是在一九○○年四月二日抵达布方顿的。“东方号”在开普敦稍做停泊，接受指令后，继续前进到东伦敦港，把军队卸下，蓝门医院的员工也挤在其中。外科主任罗伯·欧卡立是个胖子，看起来颇像大仲马；他喜欢整日坐着不动。陆军部军官医生杜瑞少校，一口爱尔兰土腔，酒量惊人。医院的四十五名员工，乘坐军用火车，向北进发，行程整整四天。
他们所经的路途已经打通了。
罗伯兹爵士，在大举击溃克伦吉，达成计划的第一部后，继续挺进，进军奥兰治自由邦。他的部队有时一天得行军四十哩。而自从克里斯丁·戴维特截断了他们的后勤篷车后，他们每天只有一半的配给。三月中，他们进入布方顿前，只经历两次轻微的遭遇战。大约有三、四万的军队，气喘吁吁的在布方顿四周的大草原上，或在北方朝凯悦侧线的方向扎营。
蓝门医院抵达时，正是酷热且雷电交加的雨季。英国兵，或来自四方的加
拿大、澳洲、新西兰的军队，必须付布尔商店一先令，才能买到两支烟。城里则到处都是将官及新闻人员；一直保持写日记习惯的柯南·道尔，在餐会上与这批人话不投机。他对医院的新址倒是颇为满意，旁边的板球场还有浪形铁皮的围墙。
“该建筑物很大，”他写信给桃薏，“加上我们的大帐幕，我们希望能收容一百六十个病人，而不是原来的一百个。伤员不断的涌进城里来；今天早晨，我们把设备由火车上卸下。”
穿着粉红色的汗衫，脸晒得通红，遮阳帽挂在脑后，他领导大家卸下五十吨重的箱子。他们拼命赶工，以至于“等我们卸完后，我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口干得舌头都黏到嘴唇了”。史密斯-杜伦的骑兵队，不论正规或非正规，徒步或骑马，一个个穿过火车线前进。南非的士兵身上披披挂挂的，完全不是报章上美化的样子，纠结的胡子，口衔着烟斗，手膀上有伤口。与他们一起前行的还有戈登高地人。
“棒极了的老戈登！”穿着粉红汗衫、满身尘土的人大叫道，一面把捆扎的箱子由火车货厢堆到牛车上。城中，骑兵不停的来回走动。“我看见第十二团枪骑兵、德瑞古骑兵，以及第八团轻骑兵，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向东进发。”
山丘中的布尔人也没闲着。那个即将成为游击队领袖、戴着太阳眼镜的克里斯丁·戴维特已经在山娜击溃了一队英军，他还占领了布方顿东二十哩外的一处自来水厂。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任何三场战役像攻占自来水厂一役那样双方伤亡惨重。
“为什么，”事后不止一人怒言道，“我们不在事情一发生，就把那些布尔人赶跑？为什么？”
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有可能事发当时少数人的猜想是对的。显然，巴地堡的军队是喝了污染的水，接着肠热病便爆发了。
那些没有被强迫接种肠热病疫苗的士兵，像苍蝇般纷纷死去。说起苍蝇，大家除了苦笑，因为苍蝇总是挥之不去，总是活得兴高采烈，也总是一群群像乌云般嗡嗡作响。而肠热病则使人晕眩、高烧，溃疡小肠的肠壁，造成粪便恶
臭，而且传染性极强。罹患此病而死的人，过程苦不堪言。
蓝门医院挤满了军队抬担架的人员，情况与其他医院一样糟；其中有一间医院，挤进了一万七千个病人，而病床只够四分之一的人使用。蓝门缺乏消毒药水，缺乏床单，也缺医疗器材。不管如何抗议，新病人仍然被留下在拥挤的建筑物中，让他们躺在病床间死去。舞台上，为《皇家领巾》一剧而设的布景，那块有古怪镀金围栏的地方，变成了临时厕所。每样东西上面、玻璃杯口，都停满了吃得过饱、嗡嗡作响的一堆堆黑色苍蝇，有的甚至还拼命的往工作人员的嘴巴冲进去。
肥胖而时髦的妇科医生欧卡立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死亡景象，他回家乡去了；杜瑞少校，则从一个有趣的伙伴变成了镇日醉眼惺忪的严厉军官。如果不是柯南·道尔指挥这一切，医院可能就此瓦解。可是两位年轻的医生，查理士·吉伯和史查李伯，则是可以找到最好的人手；还有圣约翰救护车队的士兵和其他四十五名工作人员亦不可多得。他们不断与这传染病奋战，直到他们其中十二位也病倒了，而疾病一直蔓延开来。
大部分的死者都不可能有墓穴，他们用卡其布的毯子包裹之后，就匆匆丢进浅浅的洞穴中。由四月到五月，总共有五千人死亡，整个布方顿臭气冲天，如果风向改变，六哩外都能闻得到。开始时，所有医院的医生，一直因为军方严格遵守军法上每一个字的限制，和军方争议不断。
医生的代表，其中包括蓝门医院的资深医生，请求军方准许他们使用布方顿城中和四周的空屋来安置肠热病患者。可是官员说，没有得到屋主的同意，绝对不可能这么做，而屋主则是敌军阵营中的布尔民兵。这逼得柯南·道尔的脑筋飞快转着，他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用我们的板球场，”他说，“球场四周有浪形铁皮大围栏。我们可以把这些铁皮剪开，改成一个个小舍，至少可以避雨。这样总行了吧？”
“抱歉，那也是私有财产。”
“可是，这些人快死了！”
“抱歉，这是命令。我们必须让这些荷兰人看到，他们可以信任我们。”
同样的法规也被用在英国兵身上，他们跋涉过一片满是肥羊、肥牛的土
地，却连一只肥鸭都不准他们碰。只有狙击手在插着投降白旗的农舍向他们射击时，英国兵才可以用头盔去捉鸡鸭，或用刺刀去刺猪只；如果他们碰任何私有财产，都有被枪决的危险。法兰西将军的麾下武官发誓，任何人，只要自认为还是人，对这样的规定都该反抗到底。
肠热病的消息还不准对媒体透露。四月中，当受害者无处可放，纷纷在街头死去时，一位杰出的画家马提莫·曼普士先生到了布方顿。他是《伦敦新闻画刊》派来画柯南·道尔医生在洁净光亮、完善的医院中工作的情形。
“看看这个人间地狱的景象！”当医生在建筑物的走廊上与曼普士碰面时，这是他脱口而出的欢迎词。然后他指着两位加入蓝门医院、穿着黑袍的修女。“她们是天使，”他说。“她们真是天使！”
新闻检查稍微松懈之后，马提莫·曼普士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
“柯南·道尔医生陷身于肠热病患之中，辛勤工作有如牛马，直到他必须拖着疲惫的身子到石丘上去透口气为止。他是那些使英格兰壮大的人之一。”
曼普士戴着他的战斗帽，一边帽沿上翻，在石丘上访问他。不可避免的，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福尔摩斯。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故事？”
“或许是蛇的那一篇吧，”烦恼的作者回答。“不过，打死我也不记得那名字了。你不介意我现在非得离去不可吧？”
曼普士跟着他穿过板球场上充满秽气的大帐幕，也穿过建筑物中的病房。
在那里，这位医生不停的工作，而曼普士则画了几幅素描。这些画都经过修饰，删去了不能见人之处，以符合大众的口味；不过，它们确实表现出，为什么这位资深医生的病人会这么崇敬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的存在和参与，他像一个大火炉般持续散发出光与热；他的不畏艰险，他的偶尔戏谑，不守陈规。
当病患昏迷而起幻觉发狂时，或奄奄一息喘着大气想说话时，他照顾他们，为他们说故事，替他们写信。热带的豪雨在屋顶上狂号；外面的泥泞足足有六吋厚。常常有杜瑞少校和某人吵架的声音传来，不过，这个少校发现另外还有一个爱尔兰人（一只不顺服的狗），更能让他的上级乖乖把嘴巴闭上，只
要这名爱尔兰人狠狠的瞪他一眼。
“有一个人，”柯南·道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我替他扇扇子时死去。我看着他眼中的光彩渐渐消失。没有任何东西能及得上这些英国士兵的勇气与耐心。”
然而，人性总是压抑不住的。
“我们有五个安静而勤劳的布尔人在病房中工作。其中一个观看一场葬礼时，一名英国兵用他的拐杖朝他的脸上掷去。这个布尔人默默的走了开去。这是件令人心痛的事，绝不能再次发生。”
这个如地狱般可怕的地方终于可以稍见曙光。他们接到命令，可以将五十名逐步康复中的病人转送到开普敦去。而且，又有一位医生来报到了。
四月二十四日，雨季末一个酷热的日子，柯南·道尔听说自来水厂将面临猛烈的攻击。
他与阿基·蓝门，以及另二个记者，跟在骑兵团后面——没有掩护的骑马慢行——朝着水厂高耸的红砖烟囱前进。远方，散开的布尔骑兵隐约可见。偶尔，一两声尖锐的枪声远远传来。然而，这根本就没大肆攻击的必要，因为该处根本毫无抵抗之力。他们回去时，全面进攻的传言已传遍了整个布方顿。五月一日，罗伯兹爵士开始挥军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在三十哩长的前线，反光信号由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当戴着遮阳帽的中央军拥出布方顿时，军号乐队奏出了凯歌，为他们终于能离开这个疾病遍布的城市而松了一口气。勒住马缰的军团，配备着长剑与轻型卡宾枪，欢呼着穿过新绿的大草原。正由肠热病康复中的病人（还有三千人左右），憔悴的脸撑在窗台上，也一起加入欢呼。柯南·道尔，在黎明时分，被不列颠步兵的脚步声吵醒，他知道这是卫队出发前进，表示一切都是真实的了。稍后，阿基·蓝门兴冲冲的来找他。
“你已经起来了，”年轻的蓝门说，“这里的事情可以托少校照管一下。
让我们放自己两天假，跟在主力部队后头，也许可以亲历战火也说不定。”
他们去了。事后，这位资深医生立刻为《史全德》写了一篇《与军队同行的日子》。阿基骑着他的马“勇气”，柯南·道尔则骑着一匹懒洋洋的叫“傻
蛋”的马，他们在凯悦追上了主军。到了布兰堡外面、凡特河前面一片石丘突出的草原上，他听到了布尔人的炮声，这些炮弹落在八十四野战炮队四周，激起一阵阵尘土。接着，榴霰弹片尖锐的射向地面，像大雨落入水塘。他就坐在炮手后面，轻拍着不安的马匹，看着眼前的一切。
英国炮兵队，像往常一样，毫无掩蔽的架设起大炮，六座炮等距离分开。
他们远在巡哨兵之前；先向一间农舍射击，然后就盲目的发射。没有人见到布尔人的炮，也没有人看见任何一管布尔人的枪，大炮的方位完全用猜想决定。
他惊奇的发现，在炮火之下，他并不如预期的紧张。“我心里一直想着别的事情。我对遗失了干粮袋十分懊恼，还一度起身去寻找，完全忘了炮火方酣。”
八十四炮兵队，发现敌人的炮火已落到他们一码之内，于是立即快快向右转移大炮阵地，但是，又落入布尔人的望远镜之中，而被轰得七零八落。英军有两尊重型的海军大炮支持他们，每尊炮需要三十头牛来拖。这两尊临时改为陆战用的大炮，首先在朗巴丘陵战末期使用，是英国政府对布尔人唯一有力的答复。两尊海军大炮开火重击，身穿卡其制服的卫队跟着挺进；太阳的热力已消减；在每样东西的四周都围满了骑着马的卡非族黑人（不可思议的，他们较倾向于英国人，但并不帮任何一方）。
三天之后，阿基·蓝门与柯南·道尔回到了医院。在他的帐篷里，他发现有家中寄来的信、印度寄来的信，以及他的新短篇小说《绿色的旗帜》，是在四月初出版的。书中有十三个短篇，从《沙基船长》的海盗小说，到《狐中之王》这篇有名的妖魔小说。但此刻，他对短篇小说一点兴趣也没有。
在家乡，报上吵着要“重整军队”。他长久以来对重整军队有他自己的意见，现在亲眼观察后，更加清晰，而且在与许多人谈过之后，也积累了更多的想法。于是，他记下了一些笔记，准备为《康岗》杂志写一篇东西。可是，一直要等到该年六月，布尔战争已进入尾声，他才完成这篇文章。
库格总统带着政府文件，在罗伯兹爵士五月三十一日进攻约翰内斯堡的前一天逃走了。小而孤立的麦菲金终于解围了。特兰斯瓦尔的首府比勒陀利亚在六月上旬换上了英国国旗。远在伦敦，波迪特·考兹先生向国人“暴露”了一
些肠热病蔓延时的医院情形，媒体为之震怒；柯南·道尔在《英国医药期刊》
上反驳，指出一项单纯的事实，没有一个医院、军事机关或平民能比在布方顿时所做的更多。而且，完全不理会可能会违反最好的军事意见，或让俱乐部里的老绅士们气得面红耳赤——他写了一篇重整军队的文章，《一些战时的军事教训》。
下面，是他在一九○○年所提出令人震惊的重整建言：
首先，炮兵。英国的大炮，要像布尔人那样，必须有掩护，而且不能暴露成一条线，彼此距离如此接近，只消一颗炮弹，就能一次解决好几门大炮。侦察气球必须要能高过现在所能达到的几百英尺，因为敌人的大炮能经由空中侦察发现。可是这还不够。他宣称，未来的战争会用到更重型的大炮。不要把最重型的炮限制在堡垒与战舰上，为什么不也用在野战场上？在有良好公路、火车或船舰可用时，这些重炮可以被转运到战地，发挥致命的效用。
第二，骑兵。骑兵队不应该再配备剑与长矛，这些武器应该放进博物馆内。矛与剑与能瞄准两千呎外的毛瑟枪对抗，有什么用？骑兵队应该配备枪支。
（这点，使军事专家和传统老先生几乎气得中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步兵。他们必须学着挖战壕，现在这是工兵的工作。军官不应该穿容易辨认的军服，或者带剑，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枪靶。他们必须找寻掩护，即使随便什么大小洞穴都行。这场战争中，快速发射的长枪，在善射者手中，证明是极占优势的武器。训练你的步兵射击；而且，看老天爷分上，给他们一些弹药做实弹练习。
“这场战争的教训是，在我看来，”他说，“士兵素质愈精良的国家，会打得愈好，战费也愈便宜。”教他们射击，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校阅场演习上。
譬如，以敌人进犯来说，防卫一个帝国，不应该只是城堡中某部分勇士的责任，应该是全国每个人的责任。如果大不列颠每个健康能活动的年轻人和成年男子都被训练用枪，那些射击手，只要配以炮兵，便不需要那么多的正规军，就可以防御敌人对英国的侵犯。这是新的长弓。
就在他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柯南·道尔决定，就因为这个缘故，英国长
枪俱乐部应该成立；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他就自己来。可是，他心中深深烙着布方顿和大草原上的情景。他极不喜欢那些戴着单片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军官。他们是很勇敢没错；但是，勇敢是英国人从不缺乏的品质，他们需要的是头脑。于是：
“总而言之，”他以炽热的激情如此下结论，“让我们别管羽毛、金穗和所有的装饰来完成这些事！让我们不要矫饰；太多奢侈的习惯，没有必要的过度花费，都会使人难以有所作为！如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好结果的话，那就远远值得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了。”
换句话说，就如《每日新闻报》所说，使军队“民主化”。这是他所有建议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
就在他《一些战时的军事教训》于《高岗》杂志刊出不久后，蓝门医院的事务也接近尾声。它该得到荣誉奖章才是：工作人员中，除了十二位得了肠热病之外，有三人死了，另外有五个人，在华氏一百零三度的酷热天气中心脏衰竭。如果医院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那就没有必要硬撑。当时军医院已有一半以上空了；而且，除了清理战场外，战争似乎已然结束。
柯南·道尔六月二十三日出发去比勒陀利亚，并写信回家告知他大约七月里会离开南非。他的身体在这段时间遭到损害。他吃得很少；加上他在一次足球赛中摔了一大跤，跌断了几根肋骨，必须上石膏，更使他身体不易康复。
事实上，正如他告诉英尼斯的那样，他病得颇为厉害。尽管如此，在经过长途火车旅行、看到沿途被烧毁的电线杆之后，黎明时分比勒陀利亚的站牌出现在车窗外，使他精神为之一振。老库格的事似乎已很遥远了。他坐在库格总统的椅子上抽烟斗，算是这趟旅行的纪念，他又与瘦小、白胡子的罗伯兹爵士聊天，也与布尔人一起抽烟争论，“他们不是坏人，只是很没知识。”就在比勒陀利亚，他收到阿基·蓝门的信，通知他可在七月十一日到开普敦搭乘“布瑞登号”回国；整个蓝门医院将在两星期之内撤回英国；而他，一个不支薪的人，可以先乘邮轮离开。
于是，在七月六日傍晚深红的落日之下，他结束了工作，闲立在布方顿外头、这段黑暗的日子中常来透口气的小石丘上。第二天，在和阿基，以及
他忠诚的朋友吉伯与史查李伯，还有医院其他工作人员道别之后，他动身前往开普敦。
跨越这片曾被军队帐篷停驻过的平原，艳红的落霞已转为深紫。南非的冬天虽然还算暖和，但夜间仍然很冷。以后如果他再闻到布方顿那种致命疾病以及消毒药水的味道，他不仅心里不舒服而已，甚至还会反胃。他现在绝对不会写信对任何人说，他们“希望能再多收容一些病人”。然而：
“我南下时，”他在当天早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心中的感觉是，没有留下任何没完成的事。而且，感谢上帝，这次经验，使我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除非战争的结束被无理由的拖延下去，我这段历史记载只剩四章就可结束。不过，由于对早期的行动，现在又有更新、更完整的资料出来，因此，有一大部分需要重写。这个，再加上仔细的校稿，总共需要一个月到六周的时间，到那时，我必定已经到达，或至少非常接近伦敦了。”
伦敦！当他抵达开普敦，登上“布瑞登号”时，漂亮的伦敦已经包围他了。在用了几个月的蜡烛和石蜡油灯之后，船上的电灯使他眼花缭乱。他看到洁净的女士，穿着高领蓬袖的衣服，他一度还觉得自己系来自原始而没有文明生活的营帐之中。不过，这个感觉很快就随着开普敦港，以及那里头上包着布条、注视他们的卡非族人一样，消失在平静而薄雾朦胧的海上。“布瑞登号”
上载着不少客人，或说不少恶名昭彰的人，其中有一位是曾在布尔人军营中住过、爱大声嚷嚷的外国军官。这位知名人士声称，英国惯用杀伤力极强的达姆弹。柯南·道尔气愤填膺，面红耳赤的指责他是个大说谎家。这位军官——罗杰·李奥·杜佛少校，后来递上一封道歉函。
不过，这是唯一的骚扰事件。他悠闲的抽着他新的弯烟斗。弯烟斗是南非战争期间才进口到英国的新产品。他每天就在写作以及跟他的记者朋友那凡生和费莱其·罗宾森闲聊中度过。后者是《浮华世界》的编辑，来自德文郡，生在达特木旷原边缘的阿卜平。费莱其·罗宾森的脑袋中装满了他家乡的民俗故事——那些古怪荒原上躲洞穴中的妖魔鬼怪故事。
他们有太多有关战争的话题可谈，因此很少谈到别的。然而，相逢当是有
缘，这位又卸下医生身份的作家和他的新朋友相约哪一天一定要聚一次，一起打场高尔夫球。
柯南·道尔要母亲到他每次进城所住的全佛加广场的茉莉旅馆与他碰面。
母亲等在那儿，即使戴着眼镜，仍得努力眯起眼睛向外张望。但他首先必须面对一大群记者，不仅因为他经常写出好文章，而且因为那篇《军医院丑闻》所带来的骚动，已然到达了最高潮。最严重的是，医院的勤务兵因此受到攻击。
他们被控以渎职，甚至偷窃。柯南·道尔在回伦敦之前，已先在《英国医药期刊》刊登文章，为勤务兵辩护。
他轻蔑的写道：“当侦察兵、枪骑兵，以及其他的风云人物游行穿过伦敦街道时，我们也该想到面黄肌瘦的医院勤务兵，他们也为这个国家尽了全力。
他们不算高技术的人员——你在肠热病房中不会看见他们——但是他们辛勤的工作，默默的勇气，不该在整个英勇的军队中，独独打击他们。”
大部分的煽动是有政治动机。大选将在初秋举行。保守的自由联合党政府受到自由党的威胁，而自由党的前进派系被称之为激进派。自由党的主要论点是：（一）、这场战争处置不当；（二）、重整军队有其必要；（三）、约瑟夫·张伯伦能力甚至还及不上查理士·皮士和破膛手杰克。
柯南·道尔，一如他所愿，被要求为联合党进军国会。他警告每个人，他不是个保守的党员；他一直是联合党员。他这一生一直在政治上很活跃，就像一个保守的民主党人，对帝国有信心。他可以算是一个保守却有民主意识的人，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的帝国主义者。他唯一不采用的教条是社会主义。
甚至到他晚年，当他写到有关工党政权时，也没有责难，它是具有“某一段时期的执政”的重要资格。
一九○○年，他有一个超乎一切的重要信念，就是现在的政府必须受到支持。并非政治人物造成这场战事的紊乱，而是那些只讲求外表光鲜的军事团体。
“解决这场战争，绝不能交给一个许多人反对而且设法制造障碍的政党。”
不过，在考虑候选人问题的同时，他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打板球。八月，他在上议院打球，有一次琴·李基来看他打球。就是这次，威利·洪能碰到他
们，把事情给想歪了；而导致他与康妮和威利的激烈口角，这件事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令他非常生气。当自由联合党的秘书波芮斯顿先生（后来成为约翰爵士）来找他谈政治竞选之事时，他仍在为口角一事生气。
“你想竞选哪类的国会席次？”波芮斯顿问他。
这很容易回答。他想做反对党领袖，争取自由党领袖亨利·堪波-班纳曼爵士的位子。
“这才是极高荣誉之事。”他声称，并向母亲指出，去选一个容易的位子，实在是件没意思的事。
他被告知，那个位子已经答应给别人了。不过，如果他想要一个具挑战性的席次，敢不敢去试爱丁堡中央选区？
“太容易了，我要更好一点的。我就生在爱丁堡！”
“记住，那一区是激进派的根据地，主要是工商业界的选票，多年来一直没有对手；上一次有人挑战，激进派的候选人在六千张选票中，足足比对手多出二千张。你不会赢的；不过你有可能把差距拉近。”
不会赢？呃，他完全不相信。决定不显露出一丝紧张，他一头栽进一场远比他在美国时更令他头昏脑涨的旋涡之中。
爱丁堡坚硬而又烟雾弥漫的街道，既喧闹又粗暴，可以刺激出任何政治斗争。通过报纸的报道，我们可以得知，候选人每说一句话，就会引来一阵“欢呼”、“大声喝彩”、“大笑”、“嘘声”。一些诘难者急切的大喊大叫，试图盖过其他群众的吵杂声音。柯南·道尔只有九月二十五日到十月四日十天的竞选时间。
他的第一场演说是在活字铸造厂，工人们全围挤到他身边。在随之而来的激昂情绪中，他一天要做七到十场演说。“园边酿酒厂”那一场，他站在一个啤酒桶上演说。去赛马公司，他在“清洁部门”演说。每天傍晚，总是在挤满了人群的大厅或剧院结束他的一天。在那里，人们不停的提出问题，而且这些诘问者，坚持称他为福尔摩斯，让他不怎么开心。
“这个称呼，”《格拉斯哥晚报》的记者观察报道道，“这位医生谦和的接受。”
他演说时，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微笑，左手插裤子口袋中，右手规律的摆动着。“虽然他说话很快，但字字清晰；而且，虽然并不激动狂热，但总能引发出听众如雷的掌声。”一开始，他就摒弃目前的政治议题——地租税、地方买卖权、妇女投票权——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只有一个问题，”他一遍又一遍的重申，“盖过所有其他的问题，它重要到应该使选举以此为主题。那就是南非战争。”（欢呼）“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一个人若把选票投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就如同一个人在房子着火时，还要去打扫他的客厅一样。”（欢呼）
爱丁堡的《苏格兰报》起先还对一个文人候选人有所质疑，但是，两场演说下来，不得不跟着被卷入狂热之中。令报界迷惑的是，这个新手与诘问者应对时，出乎意料的有技巧。
“福尔摩斯先生！你对地方买卖权怎么说？”
“我同意，对酒馆应该有所管制。可是，如果你把酒馆全数关闭，那对酒馆的所有人应该有所补偿。”
一个苏格兰声音疑惑的问道，“补偿？”
“一点不错！酒馆所有人也要过活的。”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支持‘禁酒’吗？”
“禁酒是好事，不错，但诚实更好！”
在雷劳的铜器制造厂，他碰到了对手，一位有钱但无趣的出版人乔治·麦肯锡·布朗先生，他来自纳尔逊父子公司。“我无法像我对手那样说笑话。”
布朗先生抱怨道。阿瑟与这位出版人握手，他们两人都对工人做了长篇演说；然后，柯南·道尔被（他能力十足的竞选主任——罗伯·克兰斯顿）急急拉走，到一个消防人员会议上演说。他的影响力遍及爱丁堡的其他选区：苏格兰的其他选区，甚至苏格兰以外的地区，都得到回响。东费福的艾士基斯先生在一场演说中对他攻击，他正面回应这项询问——“谁来支付这场战争？”他说，可以由金矿税、铁路税，以及对布尔人课税来支付；这激起了北英格兰的愤怒。
“柯南·道尔医生显然并不知道，我们已经以一英镑课一先令的税金
来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而且，对茶叶、烟草、啤酒及酒都因同一目的而加了税。”
然而，使激进派不安的是，这个闯入者的选票正节节上升。
还不只这样。“你会得到我们全部的支持。”不止一个工人团体如此大声呼出。他们喜欢他，就是这样；更重要的，他们相信他是诚实的，他们觉得可以信赖他。选举日愈来愈近，选举热也愈来愈激烈。在老威福利旅馆，他匆匆写了封信给母亲，一群支持者每晚跟着他回家；王子街被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位声音已经疲哑的候选人向他们道晚安之前，他们怎么也不肯离去。
他早先对选举结果的怀疑（“拼命向前，可是真怀疑我是否能争得一席之地。”）现在已转变成万分肯定。“我会赢。”他告诉听他演说的人，而且他真心这么认为。他取得了考盖特的爱尔兰区，可是他仍拒绝赞成地方自治。在他最后几场演说中的某一场，地点是文学院，讲台上，白发的约瑟夫·贝尔医生出现了，他向人群保证，他这位昔日的学生，只要做到他在爱丁堡皇家医院所做的一半，就已是国会中最优秀的一员了。
大选的前一夜，他几乎无法成眠。经过冷静的评估，他自觉一定可以超过半数。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又有不同的感觉。
经过一夜，政治的老手腕发挥了作用。中央选区的三个投票所四周，贴了三百张醒目黑字的公告，由“唐分兰新教防御组织”署名。
这些布告宣称，阿瑟·柯南·道尔医生出马竞选，这是一个天主教徒的阴谋，一个耶稣会的奸计，以及新教徒信仰的颠覆行动。他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这他能否认吗？他受耶稣会的教育，这他又能否认吗？如果不能否认这些，那么，支持苏格兰长老会联盟的苏格兰新教徒该怎么看他这个人？他们还需要多少证明？
“在爱丁堡中区，”《每日电讯报》很客气的低调报道，“有一些颇为刺激之事。”
报纸的报道略过了投票当天令人困惑的光景：一车车的投票者喧闹的冲往投票所；助选员你挤我撞个不休；一名主张妇女有参政权的妇人坚持要投票，企图强行进入投票所；而两位候选人——布朗先生和柯南·道尔医生在市场街
投票所不期而遇，他们“似乎很愉快的谈了几分钟”。
“似乎”一词非常正确。几小时后发现，那些布告是一个叫普里尼墨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杰作，而背后由某人出钱支持。布朗先生不停的发出电文，声明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不过，他所属政党的印刷机可不那么无辜，然而事情没办法证实，除了接受他的说辞也别无他法。在这同时，若一名苏格兰工人看到布告愤怒的诅咒时，这位联合党的候选人又能怎么办呢？
公告上所说的生来就是天主教徒，以及早年接受耶稣会的教育，这些都是事实。他并不能硬抓住每个投票人，对他们说：“听着，因为我不能接受天主教理论而与我的家族关系不谐，”尤其更不能呼喊：“我根本就脱离天主教信仰了！”背着广告板的人游行街头，带着新堡的蓝姆顿上尉（一位战争英雄）对布朗先生的赞语。天色黑暗下来之后，大批投票者涌进，助选员在黯淡的街灯下已无法分辨敌我；打斗发生了：那些布告的的确确发挥了作用。
“医生，”克兰斯顿说，“我们输了。”他们确实如此。
一群他的支持者在奥德斐勒厅等结果。统计的结果是：布朗（自由党），三千零二十八票，阿瑟·柯南·道尔（自由联合党），二千四百五十九票。自由党胜了五百六十九票。落败的候选人微笑的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说，至少他们把差距拉近了将近一千五百票。但他没有提到布告一事，直到群众鼓噪要求评论。他还是只简单的说，他相信他对手本人对此事并不知情，然后便大步走回他的旅馆。
“就如惯常那样，”报纸评论，“出版人把作家打倒了。”
可是，私下，在一段时间之后，当他能以戏谑的心情面对选举的闹剧时，他知道，没有那些布告，他会赢的；但他不愿这么想。
当然，当时他对政治仍然所知不多。他没有警觉到，没有任何支持是能永久不变的。他无法得知，如果选民的轻信或疏忽被利用，他们所做的就不只是把一个人打倒、永远进不了国会而已：他们可以把一个最好的政治家，从更高的位置逐出去，即使此人是他们危险时寻求保护的人。十月二十五日，柯南·道尔回到伦敦之后，他到潘尔广场俱乐部去听一位刚被选入国会、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演讲。这个年轻人曾以特派员的身份进入战火交织的布尔战
争。此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不过，有太多的事，包括文学上和家庭中的，使这位爱丁堡的候选人不再去想选举的事。联合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勉强获胜，继续执政。桃薏已由尼泊尔回来，将“林荫”整理妥当。孩子们都在那儿。虽然布尔人还没有正式宣布投降，史密斯·艾德勒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历史记载，书名为《大布尔战争》，以别于一八八一年较小的那场战事。此书的第一版是以九月占领东特兰斯瓦尔、库格总统乘坐一艘荷兰战舰逃往欧陆作为结尾。
“我想，迟早会有风暴冲着我来，”柯南·道尔写道，“你可以看到，我毫无顾忌的议论我们的一些要员。我欢迎这些风暴。”
《大布尔战争》，没想到，敌我双方都甚为满意。理由何在呢？他研究过麦考莱的历史写作形式，这点有绝对的影响。像麦考莱一样，他把事情写得一清二楚，这样，读者绝不会像读结构不良、内容凌乱的作品时一样，弄不清楚谁是谁，或者谁做什么。这个清晰的架构，使这本书公正合理。
对任何有争论的问题，他也一定提出相对一边的证据，然后再陈述这一边的证据。他十分支持布尔人，以至于布尔人对此书称赞不已。至于战争初期的紊乱，他很审慎的把某些指挥军官的对错都做了衡量，因此在乍看之下，往往无法分辨隐藏底下的警言。
他在《康岗》的文章——《一些战时的军事教训》，被他拿来作为最后一章。这篇文章比书早一个月登载；而它的确掀起了一阵风暴。
不错，几乎所有他在一九○○年预见的军队重整——炮兵、骑兵、步兵——在二十年后都成了绝对的必要。不错，他得到了大部分舆论和少数军方人士的支持：包括罗伯兹爵士。可是，传统保守的人士如毛弟中校却对他又恼怒又深表同情。
“这样的结论确实太过草率了，”毛弟中校写道，“因为这场战役，当地的地形状况不允许骑兵真正冲锋，因此剑矛的日子似乎已成过去……用剑或矛的骑兵战术的好处是，一旦你重创了敌人，那人立即倒下。而一个人若受到严重枪伤，还有可能再战上几个钟头。”
（那时候的人大概都是巨人吧。）
毛弟中校解释，事实上，没有任何配备连发枪支的步兵团，能够挡得住用剑的骑兵进攻。你也许能把一个骑兵打得浑身是洞，可是他仍能骑着马挥剑飞驰过来。就算骑在马上的人摔下来了，你仍不能阻止马冲过来。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达姆弹虽然现在还未使用，却已被发明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步兵被所遭遇的第一个欧洲骑兵团像杀猪那样宰杀，我们就必须回头使用它们。”
在这里并不是要说这位英勇的中校是个疯狂的蠢蛋，他只是个军事专家。
事实上，就像他所指出的，你可以说他还颇现代化，同意许多柯南·道尔的观点。但对现代的说法，认为炮兵必须有掩护，他却完全反对。他认为演习是最重要的，演习教会步兵前进，在他们达到能射击的范围内之前，不发一枪一弹。没有演习，他们根本不知怎么前进。
柯南·道尔的回应并没有被记载在他的稿件中。但无疑的，尽管他低估了演习的重要性，但他如何回应可想而知。
圣诞节前夕，他成立了“林荫长枪俱乐部”。虽然军事专家不认为平民枪手在敌人进犯时会有什么价值，加入俱乐部的人却蜂拥而至。他们戴着宽边帽，一边翻上，钉着俱乐部名称的缩写字母，对着立在六百码外的标靶练习射击。在书房中，柯南·道尔可以间歇听到子弹金属的嗒嗒响声。他现在有个秘书协助他，虽然节省了他不少劳力，但感觉上却是个奇怪的变迁。
变迁！这不稳定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迁！
由秋天开始，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女王的健康日渐恶化。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即使是老人，没有女王的世界简直无法想象。似乎就像一条庄严的长廊上，蜡烛一支一支的被吹熄，在雕刻的图案间，留下一道道的黑暗。可是报纸一再保证：女王在圣诞节，如往常一般，到莱特岛的欧斯本领地过节。
如果说还有其他令人不安的坏事，显然就是南非的战争并没有结束。戴维特·包沙和戴拉瑞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回来；吉辛勒爵士再次召集了三万人平乱。正把《二重唱》剧本特别装订给琴·李基的柯南·道尔，怀疑要如何才能在这片广大的理想游击战区把游击队歼灭。
他的身边放满了令他回忆的东西。他书房的一张书桌上，放着一个罗伯兹
爵士的马上英姿铸像，是全银的，约翰·蓝门为了他在肠热病流行时的贡献特别送给他的。那些他曾救助过的病人来信，带给他更深的回忆。最令他伤心难过的是一位他无力救活的加拿大年轻人父亲的来信。士兵布莱特在肠热病肆虐最烈时死去，但他父亲了解当时的情形。
“愿上帝祝福并保护你，因为你为我们的孩子做了高贵无比的服务。我实在无法以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激。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把我的所有全给了女王和我的国家，唯一遗憾的是，我身体很坏，无法代他前去。”
柯南·道尔认为，这里有着是他个人的赞美，但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大英帝国的耿耿忠心。然而德国媒体对此却报以讪笑。这一年接近尾声时，他静下心来写了一个短篇，其中的预言颇令人吃惊。篇名是《英美两国重新联合》，内容包括了一项希望两国之间彼此更增进了解的呼吁，呼吁之外，他更提出了警言：除非这个重要的关系能和谐达成，否则，未来将不得不对来自苏俄的威胁被迫做某种自我保护措施。
变迁！他妹妹洛蒂，本来只打算到印度几个月，却在那里认识了李斯利·欧登上尉，结了婚。皇家工程师欧登上尉第一封给他准大舅子结结巴巴的信件，是他所收到的最受欢迎的讯息。兴奋的洛蒂在给母亲的信中一再强调绝对不能对阿瑟提到钱的问题；可是，不管怎样，还是收到了一张空白支票。至于他自己本人，在爱丁堡的选举热潮冷却下来之后，写信给在苏格兰的朋友，说他不是耶稣会的密使或任何信仰的颠覆者。他的观点是尊崇有神论，即使他仍然不能接受圣经的感召，他还是可以感觉到上帝超人能力的存在。
变迁！日历已换成一九○一年一月了。德国威廉二世皇帝，每天早上六点钟，骑着马由波茨坦到柏林，一天操练他的军队达六小时。在华盛顿，麦金利总统为解决古巴事件奔忙。而在莱特岛的欧斯本，年老的女王，非常平静的将她的手放到胸前，追随艾伯特王子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