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参天起箭杨，玉屏翡翠护农场。
余生誓墓知无日，白首依依去故乡。
——斗口农场
！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能当上监察院院长，除了他是国民党的元老，被认为适于做监察工作外，还因为蒋介石的倚重。蒋与于右任，原本渊源不深，蒋在1928年重新掌权后，其逐渐倚重于右任，是与于同蒋氏在辛亥革命时的顶头上司陈英士交谊颇深有关的。
清末，陈英士在上海甚为潦倒，于右任曾将陈介绍给家境富有的张静江，使陈有所依托，而张静江则看不起陈，责怪于右任所荐非人。后来，陈被于右任安排在《民立报》当特约记者。辛亥革命时，于又力助陈英士在上海举事，以致一蹴而为上海都督。1916年陈英士在上海遇刺身死，于右任曾写诗哀悼：“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故于与陈私交甚笃。而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陈英士，两人结为金兰之好。1907年陈介绍蒋加入同盟会，后来辛亥革命爆发，蒋应陈的电邀，回国参加上海光复之役，为陈的心腹，并循着陈的足迹加强了与新兴江浙财团的联系，为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由于有这一段因缘，蒋氏对于右任甚为尊重。此外，1930年蒋冯阎大战，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率部入陕，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冯军的瓦解，助蒋取得大战的胜利。加上当时各院院长多为南方籍，于右任为西北人望，且未自立派系，不会成为蒋的反对派，故蒋氏乐于支持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
监察院的设置，是孙中山“五权宪法”的产物。所谓“五权宪法”，简而言之，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这是孙中山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同中国古代的科举、弹劾形式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创作，虽是“中西合璧”，不尽妥善，但其间寄托着孙中山矫英美制度之弊，匡古代科考、监察之不逮的政治理想。蒋为标榜其忠实执行孙中山的遗教，于1928年在国民政府之下设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第一任监察院院长为蔡元培，蔡于1929年8月29日辞职，旋任命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为第二任监察院院长，但赵未到任。直到1930年11月18日经国民党中央第三届四中全会，始改推于右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到1931年2月2日于右任才宣誓就职。
于右任在任监察院院长之前，担任过两年多的审计院院长，主管财物审核工作。审计院的设置徒具形式，只有签字盖章之责，并无监督各方之权。所以，他在任的两年多，常到沪宁沿线名胜古迹漫游，还两次回陕参加救灾工作，其中一次在陕逗留几达半年之久。
1927年至1929年，三秦地区连续三年大旱，为三百年来所仅见，麦禾不长，人民无以为生，饿死者一日数百，有的地方甚至人相食。饥民以挖掘庐墓葬品换几文钱过活，于之伯母房太夫人之墓亦被挖掘，所以于右任在吊伯母的诗中有“发冢原情亦可怜”之句。7月，于右任的长子望德同胡仁源（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女儿胡瑛在上海一品香菜馆举行婚礼，于右任将各位亲友赠送的礼款充作救灾赈款。8月初，启程前往陕西救灾。
斯时，蒋与冯、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各方都在厉兵秣马，准备火并。而蒋则纵横捭阖，派人携带巨款，到处游说，挖对方的墙脚。故沪上盛传于右任负有蒋的特殊使命，前往西北游说某方。于临行前，曾对报界发表谈话：“予此次启程赴陕，其目的完全是办理西北赈务，与军事、党务、政治均无关系，外传云云，殊不足信。”
根据于的随员王陆一说，于右任返陕几达半年，其目的有三：“先生驰归负土，一也；吊问死难将士及诸位先烈之遗族，二也；存视父老人民，三也。”于先生此行作诗甚多，或哀灾黎，或吊旧战场，或扫墓，或记童年，皆为血泪之作，不忍卒读。
1930年11月，于右任又回陕一次，直至任命其为监察院院长前夕始返抵南京。是时，大灾之后，农业亟待恢复。为了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于右任毅然决定以自己的祖遗和于氏宗族之地三百亩，以及斗口村附近陆续购买的九百亩地（共计一千二百亩地），创办斗口农场，聘请农业专家辛泉逸和果树专家杨蕴章先后担任场长。农场分农艺和园艺两大部，一部分土地种植棉麦，一部分土地种植果树，最初几年的经费由于右任提供，以后逐步做到自营自养。
于右任唯恐他的部下或地主豪绅借口兴办农场，趁灾荒之机，以低价兼并农民的土地，特预立遗嘱，请长安高手王尚玺刻石两块，一竖于农场办公室前，一嵌于新盖的办公楼墙壁上，以为箴诫。碑文曰：
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
右任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
长安王尚玺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度驻扎泾阳安吴堡，刘伯承、贺龙同志都曾慕名去农场参观，对于右任生前刻石预立遗嘱的做法，深为赞赏。1981年，于右任的长孙于子乔由美国回来探亲讲学，看到了祖父的遗嘱，深有感触地说：“我已定居国外，不能回来自耕，没我的份了。”
大灾之后，创办斗口农场，只能起到倡导或示范的作用。要恢复农业，发展生产，真正解决农林问题，非兴办农学不可，他说：“若设农林学校培养人才，可藉学术机关与地方人士合作，以学校为造林及垦荒之中心，再求民族之出路，全国家之命脉，庶几可得。”由于于右任的大力倡导，在陕西省主席杨虎城等人的支持下，1933年3月，在武功县张家岗（今杨凌），创办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推于右任为校长。此时于右任已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政务繁忙，实难兼顾校务，后由其外甥周伯敏主持校务，贯彻于右任学习后稷、教民稼穑、兴办农学的方针和理念。
于右任宣誓就任监察院长后，主要精力用于遴选监察委员、划分各个监察区、制定监察制度，以及清理监察积案等工作，往往开会讨论到深夜。
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所定的监察院的职权，仅列举弹劾、审计两项，并无细则，究竟怎样行使这个职权？经过多次讨论，于3月1日拟定大纲：划分监察区，分派监察使进行视察；派员分赴各公署及其他公立机关调查案卷册籍；公布人民控诉手续细则；以及审计工作等。
在遴选监察委员这一工作上，他的确花过一番工夫，一方面要网罗学识、品德、才能俱佳的人才，另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各个地区的分布。当时他确立了一条原则：用人唯才。根据这一原则，有些人跟于右任渊源并不深，也被他罗致。如曾经长期担任监察院秘书长的杨亮功教授，在于先生逝世后回忆说：“右老为国家网罗人才时，都从国内的各大学中去物色。许多人与右老根本不相识，但右老往往因为看了他们的文章或听到了他们的才名而去找他们。右老找人才，从不接受推荐，纯以人才为主，譬如当时在浙江大学执教的张其昀（晓峰），就是右老慕名而选任监察委员的。”杨亮功还谈到他自己到监察院来的例子：“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一天下午，我在北大和吴俊升教授同看晚报，发现报载我被右老选任为监察委员，到第二天才接到右老的电报通知，但事前却一点也不知道。”
于右任物色的监察委员，其中不乏嫉恶如仇、直言敢谏之士。如辛亥革命前曾追随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办过报的老同盟会员刘成禺，性格耿直，刚正不阿。抗战时期，国民党公布宋美龄为中央委员，刘在监察院勃然大骂，秘书长程沧波用激将法将了他一军：“刘委员，你的牢骚只能在这里发泄。”刘即到上清寺励志社门前等候宋美龄。适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伴随着宋美龄乘车来到，刘先生左手提着布长袍的下摆，右手指着宋大骂：“你男人当了总裁你就成了中央委员，老子提头干革命的时候，你干吗去了？”骂得宋低头不语，急急忙忙走进门。于右任得知后说：“刘委员，你只能在我这里作个吃闲饭的监察委员，官虽不显，却没人敢惹。”
1931年3月17日，监察院正式发布公告：国民向监察院控诉，无任何限制，亦不需要商店担保等手续。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位姓高的委员主张：人民告状，一定要有铺保。而于右任则认为“主权在民”，要铺保就是不相信人民。由于他的坚持，监察院终于正式公布了人民有权上诉，没有任何限制的这一条规定。4月16日，监察院弹劾了四川綦江县县长吴国义违法滥刑、江苏灌云县县长胡剑锋违法吞款贪赃，并将他们交行政院撤职查办。
监察院弹劾了这两个县长，舆论界有褒有贬，毁誉参半。说它好的认为：于右任以党国元老之尊，出任中枢监察工作，“老”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弹劾了两名鱼肉人民的县长，这对于今后吏治之整饬，关系至大。认为它不好的，则说监察院不打老虎，只拍苍蝇，养虎贻患，后害无穷。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4月20日，于右任发表谈话说：“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他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于右任有既拍苍蝇又打老虎的宏愿，但纵观其三十三年零九个月又八天“监察院长”的生涯，虽确曾打过几次老虎，但每次都是碰壁，无功而还。1933年6月弹劾铁道部部长顾孟馀是如此。1957年在台湾要“行政院院长”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备询更是如此。前者遭到汪精卫的反对（汪时任行政院院长），后者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于右任气得几次提出辞职。
1931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组织法”亦随之修改。于右任和全体监察委员在修改“组织法”时曾提出：监察院应拥有惩戒官吏的权力，这样可以使弹劾能收到“坐言起行”之效。但这一意见没有被当道所接受，监察权与惩戒权一直隶属不同系统。“两权”分离的结果，那些违法失职官员的后台便可从中操纵，使他们或受到庇护，或逍遥法外。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出兵收复失地。9月28日，复旦大学学生请愿团冲破重重阻拦，乘车到达南京，汇合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学生，冲进外交部质问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何不对日提出强硬抗议？王言语支吾，始终不予回答。气愤的学生打了王正廷，王跳窗逃脱。三校学生旋到国民政府请愿。时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担心受到学生的指责，故避而不见，将于右任推出来应付学生。于右任先后创办了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素为青年学生所敬重，他出来接见，易为学生所接受。
但这个代蒋受过的差使也并不好当。此时此刻，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千里江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而国民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一味推诿，等待“国联”裁决。因而，学生们向于右任提出了几十个问题，要求他逐一回答。
于右任首先勉励了三校学生一番：“我们中国青年，有这种热忱，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证据。”接着，他作了如下的答复：
“关于外交方针”，政府早已确定，现在积极进行，以后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政府必以最大之决心，应付一切，并当以全国人民之意志为意志，以全国人民的力量为力量，以厉行革命外交。
“关于请求政府出兵”，吾人认为凡国之存亡，全靠自己，现在中国虽已得国联之同情，但政府迄未忽视最后一着的准备，现在可以答复各位者，为政府已下最大的决心，着手于最后的准备。至于如何准备，事关军事，请各位原谅，尚难宣布。
于右任讲到这里，下面一片议论声：“还准备什么？早就该把军队开上去抵抗了！”“什么军事机密，只要政府不跟日本签订秘密条约，不要瞒着老百姓！”……复旦同学回忆起，11个月前，复旦大学庆祝建校25周年时，学校还授予于右任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表彰他的革命功绩。当时于在复旦发表了勉励学生热情洋溢的讲话，言犹在耳。今天，听他这个讲话，实在言不由衷，言不及义，大家心里很恼火，于是，一齐转过身，用背对着他，既表示“人心向背”，又是有礼貌地提出抗议，警告他这些“官话”没人要听。
于右任继续回答学生们的问题：“关于外交当局”，此次固有应负的责任，但也不仅外交当局，即整个政府，整个中央，都应当负责的，政府对诸位此项意见，完全接受，当俟报告中央政治会议后，一定有可使诸位满意的办法。——下面又是一阵议论声，有的学生高声叫喊道：“不要你去报告，叫蒋主席出来回答！”一阵附和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再也无法继续讲下去，只好草草收场。
三校学生仍不肯走，在国民政府门前席地而坐，蒋介石不出来，他们就不走。蒋介石无法，只得硬着头皮出来接见，被学生们一再质问，他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痛心疾首的样子，混过了这一关。不久，在全国人民一片愤怒谴责声中，只好宣布下野。
年底，国民党举行四届一中全会，因蒋介石已下野，国民政府主席之位已虚悬，这次会议主要为推举政府主席。当时选主席的标准是“年高德劭”，以便代表国家公布法令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事宜。那时于右任处于一种超然调和的地位，有一段时期还和蒋介石、胡汉民搞过“三驾马车”，不失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所以《大公报》在1931年12月28日头版头条新闻中，以大字标题作了报道：
新政局忽然展开！
主席大任已确定于右任
文学界新闻界产生第一位元首
孰料就在28日即将投票的时刻，事情突然变了卦，由于汪精卫一派人的坚决反对，临时改推林森。翌日《大公报》的报道说：“国府主席原定于右任，以某方坚主林森，俾与行政院长能深切合作，故临时改定林森。”当有人以此问起于右任时，于笑着朗诵了两句诗“父老休争看，元戎亦等闲”，并说“我早就无意于此”，表明自己的心迹。
1932年1月，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推于右任赴粤，劝促胡汉民等人来宁，共商国是。时值日军侵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战争，乃绕道于2月14日返回南京，而政府已于1月30日迁洛阳办公，于随即又赶赴洛阳。
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守设防。协定一公布，全国哗然，上海群众立即将国民政府所派对日交涉特派员郭泰祺痛殴一顿，监察院也以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同日方签约为由，提出弹劾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汪以辞职相要挟，于右任也只能一怒掼“乌纱帽”出走。后由于舆论界不断抨击汪，汪弄巧成拙，只得辞职，而于右任却被挽留。
1933年，铁道部部长顾孟馀在向外国采购铁道器材时，有丧失主权，贪污舞弊等情。监察院查明情况后，于6月提出弹劾，并将此案移送国民政府，还将全案公布于众。汪精卫对此大为恼火（汪辞职后，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随着蒋介石的重新掌权，又邀汪担任行政院院长）。于是，汪在中央政治会议第416次常委会上提出修订、补充弹劾办法，以限制监察院对重大案件的弹劾权。其修订的主要内容为：如遇重大案件，监察院应先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报告（汪当时还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监察院不得对重大案件自行发布消息，也不得将案情自行公布于众等。
对于汪的这些修改补充意见，于表示断不能接受，当面和汪顶撞起来。于认为独立行使监察权，已有明文规定，各院院长不得借口干涉，似此修改意见，绝不接受。当即提出辞职，拂袖而去，并径直回到陕西老家，以示辞意坚决。监察院的委员们闻讯后，向汪提出抗议，并向舆论界表示：“不愿在内忧外患严重局面下，惹起政潮，但决不忍使监察制度因此而牺牲，决本五权分立制度之精神，誓死力争。”7月16日，全体委员宣布辞职，表示与于右任同进退。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等人出面转圜。中央政治委员会虽未通过汪精卫的修改补充办法，但是，顾孟馀也未受惩戒。过了四个月，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钮永建宣布：顾孟馀无贪污受贿事，应不受惩戒。于右任只好仰头长叹：“为民鸣不平之难矣！”
此后，于右任着手建立监察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六个监察区，每一区派一监察使巡回视察，他们拥有三种权力：（一）到官署及公立机关的调查权；（二）对违法官员通知其上级紧急处置权；（三）接受人民检举官员违法失职的报告权。于极其钦慕我国古代的所谓“绣衣持斧之使者就道”的古风，想把监察使也变成既能了解各地情况、又能行使弹劾权的“钦差大臣”。从以后执行的情况看，在蒋介石独断专行的局面下，于右任所设想的“上稽历史之因革，旁征各国之异同”的这一套监察制度，只能是空想。
1936年，国民党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向人民许愿，说很快就要实行“宪政”。于右任对国民党的这种恩赐“宪政”颇不以为然，他在中央党部的大会上说：“想教国民进入宪政，当然要政府先入宪政，想教政府入宪政，当然党人先入宪政。”
6月14日，章太炎去世，于右任的唁电是“伏念先生应河山之运，学兼黄（梨洲）顾（亭林）之长，以明经作人伦师表，以治吏树民族精神，方期广厦宏开，宗风远扬，不意尼山一涕，有阰国哀。”对这位革命家和国学大师的一生，推崇备至。
11月23日，救国会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她于12月30日到苏州投案）因“救国有罪”被捕。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于右任与冯玉祥等人在南京发起了征集10万人的签名营救“七君子”，以此“表示民意所依归，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
这一年的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寿辰，蒋以“避寿”为名，到洛阳调兵遣将，部署内战。12月4日蒋介石再度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进行“剿共”，张、杨两将军多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遭蒋的无理拒绝，张、杨忍无可忍，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时，于右任正从上海亲自护送其恩师马相伯移居南京，使这位年届97岁高龄的老人安度晚年。白头师生在京晤谈甚欢，突然传来西安发生“兵谏”，蒋介石被扣。
由于杨虎城将军是于右任的老部下，事件又发生在于的故乡，所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2月16日一开会，南京的军政要员们就不约而同地推举于右任赴陕谋求解救之道，组成“西北宣慰团”，于右任出任宣慰使。名曰“宣慰”，实则招安，在张、杨之间进行分化瓦解，以收一石二鸟、兵不血刃、远迩来服之效。
于右任受命之日，就知道这一使命肯定会失败。在靖国军时期，于与杨虎城相处甚得，十分了解他的为人，知道他刚毅坚强、宁折不屈。杨的伯父在清末从事革命活动，清政府屡捕未获，把杨做木匠的父亲抓去顶案，处以绞刑，杨虎城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竟去西安将父尸舁回蒲城。1922年初，几乎所有的靖国军属部均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唯有他誓不投降；1926年西安被围八个月，赖树皮草根果腹，他誓与西安城共存亡；1930年以后，他与蒋及陕甘地方军阀几经周旋，终于在陕西站住脚跟，蒋再三对其施加压力，命其“剿共”，到头来反为张、杨所拘，杨虎城的性格，实具秦人所谓“冷娃”精神。
但于既已受命，只得故作姿态给南京的衮衮诸公看。当日就向张、杨发出了电报：“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与子弟，情均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而西北甫有生机之人民，此时之情，当更可悯。”还说了一些“免于战祸”，保证蒋委员长之安全等话。张、杨当日即回电于右任，说明“兵谏”是为抗日救国，是要蒋同意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为功为罪，听候国人的处置。至于于右任的“宣慰团”来陕，则婉表拒绝。17日，于右任再去一电，措辞较昨日之电大为缓和，只说明“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详言也”。当日，于先生偕张钫、王陆一、武士敏等人动身去陕，这些人大都是靖国军时期的同事，曾与杨虎城共过患难。
当时，宋美龄等人正通过澳大利亚籍英国人端纳去西安活动，于右任一行故迟缓其行。到达潼关后，果然杨虎城派人向于右任表示：于先生执意要来西安也可以，但必须宣布取消“宣慰使”的名义，以个人身份前来。于右任考虑去也无益，只得在潼关一带作些表面文章给蒋及南京诸公看。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飞抵洛阳，于右任至机场迎接，蒋甫下飞机即对于说：“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出此，实出我之所料。”足证蒋介石对杨虎城之怨恨连带对于右任也不满。蒋后来之所以表面尊崇于右任而实对其虚与委蛇者，盖于右任为西北人望，起着其他几位北方籍国民党元老如张继（河北）、丁维汾（山东）、焦易堂（陕西）等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初，国民党即将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即：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改变工农政府和红军名称；在根据地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便尽快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不知道这事。杨虎城将军设法派马文彦（于右任去苏联时的翻译）通过于右任把这份“声明”在南京广为传播。马文彦到南京后，送给于右任一份“声明”，于看后认为这“四项保证”甚好。为了把它早些“捅”出去，他故意在这份“声明”的背后刷了些糨糊，贴在地上让它粘上些土屑，然后轻轻揭起晾干，请一些国民党元老到于公馆来看，佯称是一个陕西商人路过某地揭下来送给他的。这些元老们看过后，认为这个声明很好，应该让大家早些知道。翌日适逢星期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循例举行总理纪念周，张继自告奋勇在纪念周的大会上宣读了这份声明。张继是西山会议派，以反共著称，他读这个声明，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动机。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声明，很快在南京传播开了。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驻防北平西南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原冯玉祥将军所部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发动攻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抗战爆发后，于右任极力赞成团结各界人士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在9月20日所作的《民族抗战之精神》的讲演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在演说中还对蒋表示了不满。他说：“有不明事的军人，不知敌人之主旨所在，时受其愚弄，时被其软化，自己还洋洋得意，谓可得敌人之谅解。岂知此等动作，全堕敌人术中。一人智慧如何能当一强国的参谋部，故其结果，无一人幸免，其贻误戎机，对国家民族之损害，实为巨大，往车既覆，来者可鉴。”南京、太原失陷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将日方的条件送交蒋介石。蒋当时正处于动摇之中，故匿于某处一个一个召见国民党政要，就与日方妥协进行磋商。12月29日深夜，蒋介石派专车将于右任接至某处，于甫及进门，蒋便迫不及待地问：“于先生对抗战到底作何解释？”于右任斩钉截铁地说：“抗战到底者，就是能打要打，不能打也要打！只有打，才能胜利，也必能胜利！”蒋介石听了对于说：“我了解于先生的意思了！”随即派专车送于归家。
南京失守，于右任途经安徽、江西、湖南至汉口，沿途地方官员多大肆铺张地迎送和招待，于右任均严拒之，对他们说：“我沿途看到难民流离颠沛，你们以招待中央官员的经费，招待难民，以迎送中央官员的心情，迎送难民，则我对你们感谢不尽了！”
这一时期，为了全力投入抗战，于右任派监察委员和各区监察使视察伤兵与难民的安置情形，慰问战区民众，纠弹贪官污吏。如监察委员刘侯武视察汕头与梅县，发现汕头地方分院以下的法官，均未尽职，还发现梅县高等分院的首席监察官渎职，都依法纠弹，使他们受到应有的处分。监察院又推行集体巡查办法，组织战区巡察团和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战时行政工作考核团、中央兵役监督委员会等，视察伤兵的救济与伤兵医院，以缓解伤兵所遭受的痛苦。上述这些工作，于右任均亲自参加。1937年的中秋节他在湖北黄陂视察伤兵，写诗一首：
伤兵叹息复叹息，日之夕矣月复出。
转诟人间爱赏月，不知敌机乘月伤吾骨。
明月阑，吾骨酸；明月残，吾骨寒。
民族生命争一线，吾身幸参神圣战。
军前歌舞作中秋，独惜更番不得见。
今宵明月圆又圆，定是吾军破胡天；
破胡天，破胡天，吾躯甘愿为国捐！
《中秋薄暮，黄陂道中见伤兵》
于右任在视察中发现，许多官吏不廉洁奉公、滥用权力、养尊处优，因此，他在1938年10月2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提出寄望于官吏者：“要当深自惕励，及时奋勉，时时以清、慎、勤三字自守自励，而抱与天下共甘苦之精神。”
1939年4月，于右任的老师马相伯先生寿晋期颐（一百岁），时马先生滞留于越南谅山，于右任暨复旦大学在重庆师生为马先生遥祝百龄，称觞贺寿，国民政府亦因马先生毁家兴学，成就人材甚众，颁令嘉奖。蒋介石亦送一贺联，其辞曰：天下皆尊一老，文章独擅千秋。
当时中共中央贺电称：“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马先生身虽不适，亦强作联两副，赠送给他所敬佩的人。其一曰“我战则克，汝唯不矜”，送给坚决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将军；还有一副对联为“古之遗直也，中国有人焉”，赠送给为了抗战昼夜辛劳的弟子于右任。
1941年，于右任到西北甘肃、青海一带视察，所经之处，当地人民有不远百数十里，裹粮步行，在大风沙中鹄立终日一睹于先生者。到住宿地，求字者接踵而至，于右任毫不拒绝，常至深夜不能就寝，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后来有人向蒋告密：“西北只知有于右任，不知有蒋委员长。”
他还趁视察西北之便，与随行人员卫聚贤、高一涵、张庚由、曹汉章、张石轩、张公亮、王会文等人，到敦煌石窟看望正在那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张大千为了发掘我国敦煌艺术的宝藏，耗费巨资，一行数十人在那儿将莫高窟的壁画重新编号，率门人子侄每日按序逐洞对各个时期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精品进行临摹。于右任到达莫高窟后，张大千把他在敦煌发现的晋代索靖的《月仪》残帖和西夏草书给于右任观赏，于如获至宝，喜出望外。两位美髯公日日结伴逐洞观看壁画。那时于右任63岁，身子骨尚十分硬朗，张大千才44岁，自然是鼎盛春秋，为了能看清楚一幅壁画，有时两人扛着竹梯，爬上爬下。洞窟自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开始启凿，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以至于元代，所凿处延及一公里半，于右任目睹了冒险凿山、工程浩大的千年精美艺术，欣赏惊叹之余，对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大量盗窃敦煌的艺术珍品感到十分愤慨。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艺术遗产，于右任设想成立一所“敦煌艺术学院”，至于院长一职，自然非张大千莫属。
时恰逢中秋节，张大千设宴招待，酒酣耳热，于向张谈了成立一所“艺术学院”及请张担任院长的设想。张大千半生无拘无束惯了，连教书都不肯，岂愿亲任行政事务的重担？于是极力推辞，而于右任非要他答应不可，你推我让，仿佛学院马上就要成立似的。
陪同于右任一道来的高一涵监察使，在张的耳边悄悄地说：你们两人都是拗性子，如此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成立学院，目前只不过是个拟议罢了，并非马上就要实行，你一天不答应，右老就一天不会回去，你先答应了，又有什么关系？张大千想想他说的不无道理，于是，便点头答应了。
于右任12月14日返抵重庆后，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提案如下：
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岩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时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保存。经斯坦因、伯希和来诱骗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面，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似此东方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灭。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筹画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后来学院终于没有成立，教育部只答应成立一个“敦煌艺术研究所”。
由敦煌返回时，在剑阁至简阳途中，汽车翻落山岩，在空中转了一圈（三百六十度）仍四轮着地落到下面一条盘山公路上，车身若再偏外一尺许，便为深渊，就粉身碎骨了！后有卡车经过，送于右任至简阳，改乘汽车至成都，然后返抵重庆。经医院检查，仅肋骨微伤，真不幸中之大幸。
此行经过，于右任曾作《敦煌纪事诗》八首，《万佛峡纪行诗》四首等诗作二十余首，以记其行。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地破坏国共两党合作。这时有人在蒋介石面前告状，说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同共产党暗地勾结，并与苏联武官处进行非法联系，还说屈武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被简称为“小民革”）。故蒋对于很不满，表现出来是尊而不亲，蒋之所以不撤换他，不加害他，无非是要利用于右任这块“国民党元老”的招牌。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蒋介石为了以后能当总统，把主席这个职位也攥在手里不放，在国民党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选举”他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样，党政军的四个主要职务集于蒋介石一身（即：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于右任对于蒋的这种独裁作法，极为愤慨，原先答应去参加一个婚礼的证婚，临时也取消了。
原来，陆铿与杨怡珍于是日在重庆嘉陵宾馆结婚。头一日陆铿到山洞（地名）于公馆请老人为他证婚，于老对年轻的记者向极爱护，何况和陆铿很熟，便爽快地答应了陆的要求。第二天上午他参加了“选举”蒋的这个会议后，一时怒从中来，义形于色，也没有心思去参加这样的喜庆宴会了，便临时派一位代表拿了自己的印章在结婚证书上用印，并向新婚夫妇表示歉意。
1944年，于右任曾一怒拂袖去成都，事情的起因是：
一是安汉问题。安汉曾留法勤工俭学，30年代初，在实业部任科长，为人正直，思想进步，与于先生还沾点亲。抗战时期，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不愿当官，回到家乡陕西汉中办了个黎坪农场。农场的职工中不少人思想进步，其中还有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留下的伤病员。时祝绍周任鄂陕甘边区警备司令，对安汉的进步行为恨之入骨，欲置死地而后快，但说安是共产党又无证据，于是诬陷安在农场种植鸦片。社会上明知是陷害，组织了营救机构，四处奔走营救，于右任也函电交驰，出面救援，并嘱祝绍周将安汉解往重庆按司法程序审理，于还当面同蒋讲过，蒋口头也同意押解重庆审判。隔不几天，蒋即派军法总监部副总监秦德纯去汉中主审，就地枪决。这件事对于右任打击甚大。
二是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的问题。安汉被害不久，蒋突然任命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于右任事先一无所知。于为陕西耆宿，以往凡陕西军政人选的任命，或由他推荐，或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像30年代的杨虎城、邵力子和孙蔚如等都是。所以于右任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得知祝绍周的任命时，气得全身发抖，当场退席。蒋介石即致电祝绍周，既为祝杀害安汉撑腰，又嘱其要改善与陕籍士绅的关系：“兄……执法严峻，不稍宽假，为国负责，本应如斯。然陕中士绅务趋保守，辗转传述或不免怀过分戒惧之情。若上下情意稍有疏隔，即行政之效率难于贯通。下车伊始，务以切实和易之态度，与地方士绅多所接触，以改变其观念，而取得其协助。……中正手启。”
于右任在成都西门外高埂子寓所，一住二月余，心情极为苦闷，不觉思念起自髫年迄壮年时期已逝的友好故旧，因而援笔为他们作传，计泾阳7人，三原14人。于右任在序中说：“自髫年迄壮年，一时志同道合之学友，以学问事功相砥砺者，多有所表见于世；其抑郁而死墓有宿草者，亦不胜其悲！天定胜人欤？人定胜天欤？吾知之矣！环境之造成也以渐，而群生之感受也至酷；百余年来，吾国材智之士，力不能竟其业，学不能得其地，才不能致其用，穷苦困阨中道而仆者，乃社会之普遍现象，而北方尤甚。余之得友其人，及身闻见其行事者，特千万分之一耳！昔在北京吊茹怀西诗：‘九原莫道人情薄，老友吞声送纸钱。’今之濡毫作记，亦吞声纸钱之意也。”
过去，于右任在睡梦中，时常惊呼他们的名字，此时在成都写完这些已去世的好友故人小传后，仿佛还清了一笔欠债似的。他在“后记”中说，“文成而病已，多年来之郁积亦霍然，文中故人，仿佛如在左右。”“记曰：‘有一乡之善士，有一国之善士。’当中国晦明蜕变之时，如诸君子者，又岂仅一乡之善士而已哉？悲夫！”
于右任一怒拂袖去成都，掼了监察院院长这顶乌纱帽，弄得蒋介石也很被动。新政府刚刚成立，却不见监察院院长到任，在发表的五院院长名单中，于先生是资格最老的院长（其余是：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于右任不到任，无异给蒋介石这个新上任的国府主席浇了一头冷水。蒋介石只得忍下这口气，派张群到成都去促驾，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始回重庆。
由于蒋介石对于右任尊而不亲，加上监察院院长是个位尊而无实权的职务，想要做点澄清吏治收拾人心的工作，也难于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于右任的兴趣除了原来的书法、诗词以外，又转向地理学术方面。1941年2月9日他在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发表了《中南半岛之范围与命名问题》一文，主张将所谓“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命名为“中南半岛”。就地理单位及历史习俗等因素，反复论证，见解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学术界所接受，“中南半岛”遂成为地理学界所普遍采用的名词。1943年3月15日，于右任在重庆各报发表《太平海》一文，主张“取消日本海，正名太平海”，盖以“日本海”一辞，实肇日本之侵略野心也。这一论文旋与《中南半岛之范围与命名问题》合并译为英文“South China Peninsula and Taiping Sea”刊于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学报》第14卷第2期上，引起各方热烈研讨。是年7月，六个学术团体在重庆北碚开会，对于右任的见解，欣表赞同，故于右任此后亦自号太平老人，并请杨千里携刻“太平老人”印章一枚，在抗战末期及胜利后初期，于右任所书条幅，多钤此印。
在重庆的这七年，物质极端匮乏，孔、宋豪门用飞机往来空运大闸蟹、荔枝、香蕉等市面上绝迹的高档食品满足其饕餮之欲。而于右任当工作余暇，为了改善生活，常邀二三知友来山洞游龙山25号于公馆小酌，还亲自下厨烹饪，自煮羊肉尤为其拿手绝招。原来1926年他在苏联上乌金斯克滞留月余，得当地蒙古人亲授，学会制作“成吉思汗羊肉”、“高加索羊肉”等诸名肴。他也算是一位美食家，在东京品尝过日本“料理”，到苏联又吃过正宗的俄式西餐，在上海静安寺还亲炙法国大菜。但他以为“我国的烹饪远胜于西方治膳，我们有熏、蒸、炒、炖、焖、拌、炸、熘、炝若干种之多，而西方只有煎、烤、煮三种，有小巫大巫之别。”有些朋友和他开玩笑说：“你不如把监察院院长辞掉，改任烹饪院院长吧。”他含笑颔首，颇为自得。
有一次，于右任以羊肉和鱼同炖，约几位朋友来官邸品尝。这些朋友称赞这道菜不但味美，而且香气四溢，他们说：水里的鱼同陆地上的羊搭配烹饪，从未吃过，可算得上是烹调术的一个发明。于说：“这原是一种很古老的吃法，在一般书上都可以看到的，算不上是什么发明。”可是大家想了好一会儿，想不出在什么书上有这种鱼与羊一起烹调的记载，只好向于右任请教。于笑着说：“古人造的‘鲜’字，不就是鱼和羊合成的吗？”乐得朋友们开怀大笑一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于先生极为兴奋，连夜作《中吕·醉高歌》十首，付《中华乐府》发表。兹录其第一首与最末一首如下：
万家爆竹通宵，人类祥光乍晓；百壶且试开怀抱，镜里髯翁不老！
自由成长如何？大战方收战果。中华民族争相贺，王道干城是我。
在返回南京的飞机上，追忆数十年来的往事，作《双调·水仙子》：
一拳打碎黄鹤楼，二水中分白鹭洲。八年苦战今难受，望陵园，人白首。旧江山浑是新愁。念不尽神明大咒，说不清乾坤自由，听不完楚汉春秋。
在抗战期间，他年事尚不高（59—66岁），精力很好，每天记日记，有的日记还写得很长，但字写得很潦草，除了身边的人外，能看懂的人很少。日本投降的第二天，他命侍从人员李祥麟，把他在抗战中写的一大摞日记烧掉。随从人员认为太可惜，劝他不要烧，但他态度坚决，频频催促：“快点烧，这都是些是非，我不能因个人的喜恶，在历史上留下是非！”李祥麟只好当着他的面把8年中记的日记付之一炬。
1946年7月，因新疆政府改组，蒋派于右任代其前往新疆监誓。于先生为西北耆宿，作风又平易近人，故在新疆的十余日中，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维吾尔族同胞还特赠其维族衣帽一套，于右任欣喜之下，还赋诗一首：
群众欢迎志不忘，赠髯衣帽岂寻常？
携来万里同胞爱，留待平戎大战场。
1948年4月，蒋介石搞了一次总统“选举”，国民党中无人敢与蒋平起平坐进行竞选，最后“钦定”司法院院长居正作陪，借以装点门面。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选举中不受人重视的副总统，却成为这次竞选的大热门，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有六位之多，于右任是其中之一。于认为：副总统这一席应该给北方人，所以他参加了这次竞选。
当时，竞选副总统的各方有的有蒋支持，有的有地方实力作后盾，而于右任则两者皆不备，所以有位记者坦率地问他：您有什么作后盾？于右任诙谐作答：我有“条子！”这位记者吃了一惊，于院长恒无私产，哪儿来的金条？原来，于右任漏夜赶写了近千幅“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准备赠送给支持他竞选的人。
选举结果，于右任获493票，在6名副总统候选人中居第四位（前三名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因而落选。落选后，于右任仍驱车到支持他的各代表住处致谢，第二天继续来到会场，赢得全场的欢迎，说他有民主风度（有人落选后就不来了）。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1949年3月26日曾提出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但因其不能摆脱“正统”观念的因袭，所以在关键时刻不能跨出决定性的一步。结果在一片“挽留”声中，仍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对于右任说：“报告院长，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右任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军官坚持说：“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右任把衣服穿好，就强使他上车驰往机场。
到上海后住了三四天，白天在“丽都”会客，晚上住在武康路家中。有人为他在闵行物色到一所隐蔽的房子，他以安全为由没有采用（唯恐特务跟踪暗害）。他的次子一家等在上海，守候在他身边，要搭乘国民党为他准备的飞机南下，这也是他另择他途的一个牵累。最后他终于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
到达广州后，每日下午必驱车去黄花岗，徘徊瞻仰，为从者讲述烈士牺牲故事。在读烈士碑名时，粗约统计，以福建连江县人为最多，从者惊问何故？他回答：连江最穷，穷则思变。
是时，他的好友李根源从云南来电，邀他赴安宁县附近暂住，他复电准备去，但未成行。11月下旬，于右任从台湾赶到重庆，冀与妻女在渝会晤，但因交通不畅，妻女在山城等候数日，去了成都，于右任才赶到重庆，眼看无法会面，他只得于11月29日（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乘飞机到台北，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失去了留居大陆的机会，以致被迫去台。在台湾他又当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
到台湾后，作为国民党政权点缀品的“监察院”，虽说是“中央”一级的机关，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连个办公的固定地址也没有，初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数室办公，开会时另借济南路的小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则在中山北路某楼的一斗室，有时还借台湾省议会余屋一用，七零八落，于看了不由得触景生悲。1950年，蒋介石急于要复职，而李宗仁则在美国“遥领国事”，“监察院”按照蒋的旨意，对李宗仁提出弹劾，不久，蒋即复行“总统”事。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凡四十日。此次病后，行动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未获准。所以，他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说过这样几句话：“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这些话中可以想见他当“监察院长”的心绪。
于右任在台湾赓续担任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除了1957年弹劾俞鸿钧值得一提外，余皆不足论。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俞之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而受到蒋的器重。他上台后，蓄意为少数上层牟利，提出所谓“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的提案，为少数上层大幅度提薪，置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于不顾。根据1957年台湾当局公布的、已经做了手脚的数字，当可以看出少数上层与广大公教人员薪水差别之大：
公教人员每月人均收入：616元（台币）
公营事业机关每月人均收入：1174元（台币）
经安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333元（台币）
美援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547元（台币）
至于高级官吏，更其穷奢极侈，仅以俞鸿钧为例，他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总裁”公馆，公馆里的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无甚业务，还雇用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其用人则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如派其弟俞鸿润为中央印刷厂协理，委派其婿缪启威、李福泰担任“中央银行”要职及派驻国外等。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后，为广大公教人员鸣不平，向俞提出了质问，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置之不理；“监察院”展期再约俞来，俞仍拒绝；“监察院”再推迟限期约俞来院备询，俞仍不予理睬。俞不肯到“监察院”来备询，“监察院”即派人到“中央银行”和“行政院”查账，但又被拒之门外。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感到极其愤慨，乃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来院主持会议，“监察委员”们也认为俞欺人太甚，群情激昂，终于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并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一时间，舆论界对俞也多所指责，俞处境颇为狼狈。
这时，陶希圣以“宪法”专家权威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谈话指责“监察院”，认为“总统”有权，内阁有责，“行政院”并不对“监察院”负责，也就不应到“监察院”去答复质询。
接着，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1958年1月16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开会。蒋在这个会议上，把“监察委员”和于右任当面痛骂一顿，蒋说：俞院长是卓有功绩的，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基础？所以，俞院长是有大功绩的。蒋说到这里，板起面孔，瞥了于右任一眼，提高嗓门说道：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是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来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的，你们大可向我作此请求。蒋厉声问道：为何不走这条途径？现在造成弹劾案，使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在不对。至于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至于列席备询的问题，你们“监察委员”执行调查询问职权——蒋说到这里，横扫了坐在台下的“监察委员”一眼，继续说：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
这时，坐在蒋身边的俞鸿钧，喜形于色，蒋说一句，他点一下头，而坐在主席台上的于右任，眼睛看着台下的“监察委员”们，大家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就这样，原来赋予“监察院”的七权：同意、纠举、弹劾、审计、调查、纠正、质询等，现在审计、调查、质询三权已被“行政院”所阻，弹劾权也被《中央日报》所扼，其余三权，又被“总统”的讲话所否决，“监察院”完全无事可做了。
这次事件，对老人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寄情于诗词、书法，日读《四朝学案》，既不打老虎，也不拍苍蝇，每日到“监察院”去的例行公事是批阅文件，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签名用“右任”二字，共计三个字。如批“是”、“行”、“商”、“阅”、“可”、“缓”、“酌”、“准”、“存”、“发”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的批文。这既表示老人有高度的概括能力，更表明他因环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如此而已。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字，是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榻上写的。当时，“监察院”要对黄亮、王昌华两位“法官”的任命表示“同意”，于右任用颤抖不已的手在一件公文上例行公事地批了一个“行”字。在他逝世前，“监察院”虽然也有过几次弹劾案，但全是他的属下提出的，与他无关。
蒋介石所要求的“监察院”，既要它打击异己，又要它勿冲撞亲信，如果谁敢越雷池一步，便视为大逆不道。因此，以于右任先生之才德，赓续“监察院院长”一职三十三年余，对于整顿吏治之事，也无能为力，徒唤奈何，而且还被逼得说了许多违心的话。
在他逝世后的“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众委员一致感叹：“监察委员”难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民间又有烦言：不打老虎，只拍苍蝇。一位“监察委员”眼看院内每况愈下的情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而作词二首，是揶揄？还是规劝？是振衰起弊？还是冷眼旁观？笔者录下原文，各位读者可以自己去评判：
一
外有重重干扰，里面频添苦恼，职权行使效难宏，情绪减低多少。还好，还好，热血丹心不老。
二
会场人数凋零，冗长报告谁听，收拾皮包明天见，一去无踪无影。不成，不成，检讨大家有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