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
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
——夜不寐，读诗集联
！1986年5月10日，在北京革命博物馆宽敞的展览大厅里，展出了三百余幅我国著名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真迹。这是继1984年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为纪念于右任诞生105周年和逝世20周年之后又一次书法展览。这一次规模甚大，超过了历次举办的于右任书法展览。它是由全国政协文化组、民革中央宣传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政协陕西省委会、政协咸阳市委会、政协三原县委会和标准草书学社等八个单位联合主办的。其展品有许多是最近几年从于右任的故乡陕西，以及四川、甘肃、宁夏、上海等地，乃至于香港、南洋、美洲征集到的墨迹真品，包括于右任青年时代直至1964年在台湾病逝前的王体楷书、北魏体以及于草等书品，这些展品中有不少是珍品、精品。其内容多为题赠之作，或记时事，或抒胸臆，或作勖勉，或嘉其行，乃至座右铭、墓志铭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由于“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览”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在台湾去世的政治活动家的遗墨在祖国大陆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展出，表明了于右任的书法艺术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共同珍视的文化瑰宝。所以，开幕式非常隆重，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程子华、钱昌照、屈武、马文瑞，秘书长周绍铮等出席了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为开幕式剪了彩。著名书法家启功为展览会题写了门额；民革中央代主席、于右任先生的女婿屈武还为这次展览撰写了“前言”；八十高龄的篆刻家、于先生生前的书法篆刻友好钱君匋还当场挥毫助兴。
近几年来，大陆报刊登载研究于右任先生书法艺术的文章，愈来愈多，陕西、湖南等地的一些出版社还出版了《于右任书正气歌》、《于右任墨迹选》、《于右任书千字文》等一批书法遗墨字帖，供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欣赏和临摹。标准草书学社沿着于右任在1932年成立的标准草书社开拓的路径，继续研究整理字形，方便学者，发扬光大。解放前于右任在大陆留下了众多的题字刻石，无论是东海之滨奉化溪口城楼上的楼额“武岭”，抑或是锦城之西青城山腰丈人观后的亭额“雨亭”，以及西安碑林里1927年书写刻石的“正气歌”，乃至于于右任故乡斗口农场由长安刻石高手王尚玺刻的于先生的“遗嘱”，都整修描刷一新。它们旧貌换新颜，以崭新的姿态，欢迎着人们的瞻赏、凭吊或临摹。各地政府、政协和人民群众团体的这些工作，目的是使广大群众“得以亲炙先生的手泽，想见先生的为人”，这样做，“对于繁荣我国的书法艺术，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于右任的书法，植根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篆、隶、楷、草）之妙，博采众家之长，独具风格，自成一家，于跌宕中见俊逸，于疏放中见规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唐朝的书法家兼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公元687年撰写了一部《书谱》，其中有一段文字，现在拿来形容于右任的字，是最为恰当不过了。孙过庭说：“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于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谱于胸襟，自然潇洒流落，翰逸神飞。”
上述这段文字，是借古人的文章来形容于右任书法的魅力与艺术。现在台湾有位书法家形容他写的字，就更入木三分：“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轻妙如仙女，有的豪放如侠士，有的秀丽如美人，有的巍峨如泰山，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有的如春花迎风，有的如野鹤展翅，有的如高空流云，每一个字，莫不神化。”故无论初学书法的人或书法家，都十分喜爱“于草”。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于右任之所以能驰誉书坛数十年，力能扛鼎，卓然成家，获得“为五百年来所难得”的成就，得力于毕生精研苦练，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3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写不好，是什么原因？想来是不用心。”一位举世闻名的“草圣”还在为一件书品未写好而感到内疚、自责，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于右任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11岁开始，在毛班香私塾里从太夫子毛汉诗学草书，练习王羲之（303—361）的《鹅字帖》，是为习行书、草书之始。当时处在光绪中叶，科举取士尚未废除，读书人练习书法，主要求其端正，以符合写考卷的要求。当时的考官一般年纪较大，总喜欢字形工整平稳的楷书卷子，所以，少年时代的于右任，以习楷书为主，学草书仅属“客串”性质。毛班香是关中有名的塾师，他深谙楷书是学习各种书体的基础，他教的学生，习字都是从赵孟兆页（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的“千字文”学起。赵体形态平稳、工整，结构搭配匀称、端正，章法形式整齐、清朗，是理想的书法教材。数十年后，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将历代草圣千字汇集整理出版，供人摹写，自己又手书标准草书千字文，以为习草圣千字文的参考。凡此种种，皆由受少年时代习赵孟兆页的“千字文”的启发而来。
民国初年，于右任因创办图书公司，经常与一些学者名流相往还，潜心治学，对碑帖典籍亦有所涉猎。他从一些收藏家和书贾那儿，见到了名目繁多的“庙碑”、“造像记”、“诗刻”、“题刻”、“墓文”、“墓志”、“墓表”等北朝碑帖，被那种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体吸引住了。于是，他废寝忘食，不遗余力地研究北魏书法，进一步体会到北魏碑体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原因。康有为曾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这话是有道理的，虽然于、康两人的政治见解不同，但在研究北魏体的学术观点上，却是一致的。
从现存于右任民国初年的书品上，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从这一时期开始，他的书法风格为之一变，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兆页）四大家的墨迹中跨了出来，专崇北魏体。
北魏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的一个朝代，如果连后面的东魏、西魏也算进去，它从公元386年起，到公元556年为止，前后延续凡171年。当时北魏的统治者崇奉佛教，因而佛教盛行于北朝，佛教徒造像建塔，立寺修庙，以及大修各种功德，加上随葬时的墓志等，留下了大量的碑记石刻。而同一时期的南朝因禁碑甚严，故碑刻罕见。
北朝无刻碑的禁令，取石又方便，所以名山大川，刻石造像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如：中岳嵩山高灵庙碑，孝文帝吊比干墓文，止和寺尼道僧等造弥勒像记，云峰山摩崖题字，张黑女墓志等。传世最享盛誉的魏碑，有北魏龙门造像记二十种，即《龙门二十品》，以及王远所书、著名石匠武阿仁所凿的《石门铭》等。所以，于右任在《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诗中有：“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的诗句。
康有为对《石门铭》的评价很高。他说：“（王）远书石门铭，飞逸奇恣，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又说：“石门铭正则端严，斜则奇崛，笔含篆隶，作真如草，疏处不离，密处不犯，疏宕飘洒，率直自然。”他的评价与于右任对《石门铭》的看法真所谓书家所见略同。可见，政见上歧异的人，并不妨碍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一致，这也许是“殊途同归”罢！
于右任为了研究魏碑，保护古代的碑刻，曾呕心沥血，不惜代价，多方搜求魏墓志、造像记等。经过二十年的搜集，耗资十余万银元，陆续收购到汉熹平石经一块，北魏及各朝墓志三百余方。因其中有夫妇成双的墓志七对，所以他的居室名曰：“鸳鸯七志斋”，这些藏石名之曰：“鸳鸯七志斋藏石”。
他买魏碑，有些古董商索价过高，他身边的人认为应该还价。他说：“这些碑石，上海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收买。你如勒价过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那时他任监察院院长不久，随从人员建议他对盗卖者进行严办，他说：“政府并没有说不严办，可有什么用？你们不要为了爱惜钱而见小失大。要是对这些人摆出一副有权势的架子，也只能作一次买卖，以后他们就吓得不再来了。你们好好想想我的话吧！”
他花了无数心血和巨大代价购买的这些碑刻，对他研究魏碑起了极大的作用。凭着他的天赋，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加上勤学苦练，日渐成熟，自成一家。不但与自北魏以来第一个学北碑的赵之谦（1829—1884），以及后来以北碑名家著称的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等人不同，而且与他同时代的弘一法师、李瑞清、曾熙等人的风格相异。赵之谦书婉约劲挺，兼而有之；康有为凝练绵邈，炉火纯青；沈曾植古拙峻削，未曾得有；郑孝胥倜傥锋利，信笔拈之；弘一法师静穆闲逸，不食人间烟火；李瑞清盘曲滞涩，方正不阿；曾熙流丽典雅，潇洒过人。而于右任的魏书，将他们这些长处兼容并包，既有婉约劲挺，凝练绵邈，古拙峻削，倜傥锋利，静穆闲逸，盘曲滞涩，流丽典雅，又有他自己的龙腾虎跃，跌宕多姿，大气磅礴，雄健雅致，运笔纯任自然，不拘泥于绳墨间，体兼众美，已达化境。所以在学魏碑的诸家之中，脱颖而出。他独树一帜，雄视书坛，睥睨众家，形成“于体”。
于右任并没有以能写自具面目的魏书为满足，他不同于其他名家的伟大之处就是不固步自封，在一览北碑精华后，逐渐步入到写草书的时期。
草书有章草、今草和狂草之分。章草相传成于东汉章帝时期，故俗称“章草”。其书法古朴浑厚，朴不掩腴，拙不掩秀。其特点是每一字笔画之间，各有距离，毫不连绵。于右任说它有“三长”：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
今草俗称“连绵草”，相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变其父王羲之的草书写法而成。其特点是用笔滑利绵连，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于右任说它：“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者，最为得之。”因东晋以后悉用此体，故称今草。
狂草产生于唐代，其代表人物为张旭和怀素，于右任所说“张颠素狂”即指他们两人。相传张旭酒后作书，或以头濡墨而成，因其狂放奔纵，故名狂草。于右任说它是“草书中之美术品也”，并指出“其为法：重词联，师自然，以诡异鸣高，以博变为能”。其字不易辨认，狂放难书，故世不多传。
于右任初期草书，沿袭他写魏书的那种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他后期的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不求态而态美，不着意而意境横生，随意挥洒，心旷意远，信手拈来，皆成佳构。
于右任在书法上之所以能登上当代“草圣”的巅峰，并非仅仅依靠他的天赋，最主要的实为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这与他的老友制印大师吴昌硕所讲的治印心得完全一致。吴昌硕说：“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这些经验之谈都说明他们不辞劳苦，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各自的园地里才奇葩怒放，硕果累累。
于右任与一般书法家不同之处，就是他不以个人掌握了书法艺术的奥秘为满足，他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他感到汉字太难认难写，为了“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乃取百家草书之长，创立标准草书，其目的是“能以接受我国数千年的文化而使之发扬光大。并为子子孙孙每人每日优裕（节省）许多的时间，以增加其事业的程效”。他对各类字体有一妙喻，他说：楷书如步行，行书如乘轮船，草书如乘飞机。虽然“民国以来，国内学者多注意于文字之改革，有提倡注音字母者，有提倡简字者，且有提倡国语罗马字者，其用心良苦。盖皆以为处此大时代中，若没有优良简便之文字，以为人类文化进展的工具，便不能立足于大地之上”。所以他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就考虑要为国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实事，经过研究与思考，他于1932年发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欲将草书标准化，以恢复其文字功能。于是，在上海各报刊登征集草书的告白，以为研究之准备。
最初设想以章草为“母本”，因其“字字区别，万字皆同”。在登报征求草书碑帖墨迹的过程中，有人持一“太和馆本急就章”求售。于右任在审视中，见这册急就章首尾皆有宋宣和宝玺，从而认定是宣和书谱中吴皇象所书急就章当即此册，这是自清代以来研究急就章的文人学士包括大名鼎鼎的王国维在内都未提到过的一册珍本。“一览惊喜，遂留之。数百年来，海内仅见玉烟堂本与松江本，而皆不及此之美备也。”后来他把“急就章”彻底地考究了一番，发现其书写方法太落后了，许多字都是“死”字，而且草书的写法前后并不一致，不能作为“母本”。于是，改变计划，广为收集散见于各种丛帖和零章断缣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的草书，然后每一帖作一比较，择其善者而用之。其次的工作就是释文了。于右任和他的助手们先将各家的释文校其异同，择其最合者。若无释文的，斟酌意理，为之释文。
这一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实则极其艰难，有时一字一帖历久难以解决，只好依赖集体的力量讨论决断。此项任务费时数年，始克完成。
“二王”法帖完成后，广为征求意见，他自己又再三推敲，发现“二王”草书虽美，但在草书的组织结构上，有些字当时以及后来的书法家，都还有更进一步的写法。于右任提倡标准草书的目的，是贵在实用，其次才是艺美。若局限于“二王”，其结果将成为重艺美而忽略实用，本末倒置，实非初衷。于是，推翻了即将成书的“二王”法帖，总结了经验教训，制订了标准草书的四大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才真正进入到标准草书研究的新阶段。
于右任广为征集草书法帖，因缘际会，得以发现一位埋没穷山、后来被于右任誉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的章草书法奇才王世镗先生。
王世镗，字鲁生，晚号积铁老人，天津（章武）人，生于清同治末年，曾应科举，应试时因其于策问、条对、天算有过人之才，被主考官怀疑为新党，因而名落孙山。此后绝意科第，入关依在兴安（今陕西省安康）做官的大哥为生，闭门读书习字，过着隐居的生活。
王世镗少年时代即喜欢临摹龙门石刻，谓“有古拙博大之风”。到陕南后，游石门、剑阁，得见汉代摩崖刻石，更钩深探赜。他由文字学研究入手，追溯篆、隶、行、草书的发展源流，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他发愤订正前人所谓王右军《草诀歌》。1924年辑百衲本穴集帖而成雪熏兼收章、今草书，各为标注，名曰《稿诀》。1928年汉中道尹阮贞豫主持，将集字本《稿诀》并注释刻石嵌于汉中南郑县宝峰山寺观的墙壁间，遂有拓本流传于世。
当时有卓某者，得《稿诀》拓本，将王世镗名字抹去，托为明代人所书，印刷多册，高价出售。王世镗见后，拟提出诉讼，终因家贫无所依而未能如愿，还遭到许多“书法家”的讪笑和恶意中伤，诬他“掩毁名字，剽窃宝藏”，“抗颜反噬，盗憎主人”。王世镗背上黑锅，更加穷困潦倒，困居汉中，以鬻字糊口。
这时，于右任从坊间购得卓某在北平影印的石拓本《稿诀》，经过他仔细审阅辨认考证，觉其用笔朴厚真醇，不类宋书或明书，正持疑之际，于之外甥周伯敏适至于公馆，见其舅父所持影印本《稿诀》，乃其叔岳父王世镗所书，周以此相告，并谓曾刻石汉中。于惊问此人尚在否？周曰：现在汉中。于得知后大为骇诧，以为如此奇才，埋没穷乡僻壤，实国人之羞。遂致书驻防在陕西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说王世镗的章草是当今之世不可多得的佳作，并述及自己对王世镗的仰慕之意，请孙蔚如设法妥为安排，将老书法家速送南京朝夕晤会。孙蔚如得书后即转命驻汉中的旅长段象武完成此事。
时王世镗家住南郑莲花池，老屋十余间，以卖字养蜂为生，牢骚满腹，尝有“夫四十年看来不值半文钱，眼花手颤难胜贼，真是无如博弈贤”之叹。段象武亦素爱书法，奉命后亲临莲花池，赠予旅资及安家费用，王世镗挥毫作书赠段旅长，并函复于右任，由长子王霞五陪同前往南京。于右任觉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王世镗，并广为称誉，予王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在这样好的条件下，王意气风发，书法亦大进，复又书写《重定章草草诀歌》，并为于右任书《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有人劝王世镗讼卓某盗印一事，王笑曰：“此斯文之事，奈何对簿公庭，且如无此印本，我亦无缘得会于先生。”遂罢。
王世镗在南京仅两年即不幸逝世，于右任悲其客死金陵，赠墓地葬于南京牛首山，与清末民初大书法家李梅庵（别署清道人）之墓为邻，并题诗四首以为吊唁：
一
虞公臂痛兴犹酣，白首埋名亦自甘；
稿诀歌成前数定，汉南不死死江南。
二
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
流沙万简难全见，遗恨茫茫绝命词！
三
多君大度迈群伦，得毁翻欣赏鉴真；
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古薄今人。
四
牛首晴云掩上京，玉梅庵外万花迎；
青山又伴王章武，一代书家两主盟。
（《挽积铁子王鲁生先生四首》）
于右任不但酷爱人才，还非常重视文物，特别是在抢救我国古代碑刻方面，贡献至大。旷代瑰宝东汉《熹平石经》残石得以重见天日，即其一例。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抢救文物，于右任毅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1933年，趁杨虎城将军因公赴南京之际，捎运至宁，再运到上海于宅，并拓片影印，请专家学者考证真伪。后经关中著名汉学家张扶万先生确认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书，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
《熹平石经》刻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代只有简册，无书籍，博士传经，各依师家，口口相授，因而章句互有歧异。到东汉末年，去周已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附会，贻误后学，于是乃有正定文字、刻石太学之举。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133—192）写了《周易》、《尚书》、《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刻工以9年时间，刻石碑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及碑成，观瞻者、摹写者，每日车乘千余辆，街巷为之堵塞。
两汉书法艺术，到蔡邕写石经时，达到了最高境界。他精通音律，喜爱辞章，琴棋书画，各艺皆精，八分体尤其写得端凝浑朴，古气森然。他写石经，就经学而言，校正了“五经”文字，就书法艺术而言，石经书法是两汉书法艺术的典型代表。
于所得石经残石两面共存491字。其一面刻《周易·家人》迄《归妹》十八卦，存286字；另一面刻《文言》、《说卦》，存205字。均为800年前宋人辑录之《熹平石经》所无，故是一件无价之宝。
后于右任将这块《熹平石经》以及搜集到的约三百方墓志，全部捐赠给西安碑林，供人观瞻和临摹。
于右任还对发现和认定关中稀世珍品《广武将军碑》有过特殊的贡献，使这块在历史上两度湮没的石碑得以重见天日。
《广武将军碑》全称《前秦广武将军孙产碑》，系东晋时北朝的苻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所立。碑上的字体为八分书（类隶书而体势多波磔），碑额题“立界山石祠”五字，故亦称《立界山石祠碑》，碑文记述产仕历的功绩事。因碑文年久风化，碑主的姓氏无从辨认，清代张澍考证为张蚝之孙，后来即题为《张产碑》。清代乾隆时此碑出土，嘉庆初（公元1796年）又失其所在，但《关中金石记》却著录在陕西宜君县。清末吴大澂在陕西任提学使时，曾下教郡邑求访此碑，未有结果。1917年（民国六年）于右任返陕筹商策应西南共讨北洋军阀时，道经宜君县，蹀躞山中，继续求访，亦无所获。实则此碑在白水县史官村的仓颉庙中。近人首先发现此碑的为澄城县人雷召卿，后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谋李春堂得一拓本，但未珍视。1920年于右任因军务巡视高陵防地，当地军政要员置酒款待于右任一行，席间语及金石，李春堂因而取拓本呈于观览。于右任蓦见拓本有“部大酋大”字样，所谓“部大”、“酋大”，即前秦“部落长”、“酋长”等官秩名。文中还有“夫蒙”字样，实为羌人氏族，而今羌地尚有夫蒙城。
按此碑书体奇态横生，不可名状，极转折之妙，尽笔意之变化，其书法上承两汉，下启六朝，其胜处，居然与石门颂一脉，无怪乎为金石家所重视珍贵。加之苻秦碑刻极少，除《邓太尉祠碑》外，仅此碑留存于世，故极为世人珍重。于右任在1920年著有《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长诗一首，记叙此碑发现之始末，是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之后有关广武将军碑的又一重要之文献。
后来该碑移至西安碑林供人瞻摹。
经过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几年的努力，一本印刷精良的《标准草书》终于在1936年7月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出版发行了。于右任考虑到例解不甚完备，仅印五百册，以为征求意见之用。1937年第二次修订本甫告完成，因抗日战争爆发，未及印行。
1942年，《标准草书》第五次修订本在重庆出版，付印前，于右任将全文手临一过，以为读者示范。其手书《千字文》亦由说文社同时印行。
《标准草书》正式发行后，当时有人批评：古人好字甚多，书中所采用某人之字，并非是他写得最好的。其实，这是因为提意见的人不了解“标准”两字的含义。于右任研究标准草书的本意是为求实用、节省时间，他在自序中说：“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就时间论，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时乎时乎’，其为圣哲之宝贵也如此！乃知吾人今日之所当惜而尤当争者，以分寸计之，已为失算！故此后国家民族亿万世之基，皆应由一点一画一忽一秒计起；人与人，国与国之强弱成败，即决于其所获得时间之长短多寡。文字改良，虽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可见，于右任倡导标准草书的目的在于实用，并非纯为书艺。
《标准草书》收集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家的字为母体，共1027字，选用的书目达223种，遍及各朝的丛帖、单帖、零章、汇编及千字文等，其中选用最多者是东晋的王羲之，为223字，其次为唐朝的怀素和尚，为136字，其他被选用者尚有历朝书家：孙过庭（65字）、智永（25字）、王献之（21字）、曹植（19字）、贺知章（19字）、董其昌（17字）、文璧（16字）、皇象（14字）、米芾（13字）、索靖（12字）、祝允明（12字）、苏轼（10字）、史可法（9字）、陈淳（9字）、张芝（8字）、王宠（8字）、鐘繇（7字）、欧阳询（7字）、虞世南（7字）、朱学右（7字）、邢桐（6字）、宋曹（6字）、鲜于枢（6字）、李世民（5字）、颜真卿（5字）、文天祥（5字）、文彭（5字）、崔瑗（4字）、黄庭坚（4字）、康里夔（4字）、褚遂良（3字）、宋克（3字）、傅山（3字）、蔡襄（2字）、柳公权（2字）、岳飞（2字）、刘墉（1字）、张照（1字）、郑虔（1字）、张旭（1字）等人。
《标准草书》一书在于右任生前，共修订九次，在大陆先后印行六次，在台湾印行三次；第七次修订本由中国公学校友会发行，后二次均由“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于先生与该社有约，他不支稿费，但定价必须低廉，以求普及。第十次修订本未及完成，于先生溘然逝世，因而第九次本，遂为于先生最后之修订本。
于右任还自题《百字令·题标准草书》词一阙，冠于篇首。词云：“草书文学，是中华民族自强工具。甲骨而还增篆隶，各有悬针垂露。汉简流沙，唐经石窟，演进尤无数。章今狂在，沉埋千载谁顾？试问世界人民，寸阴能惜，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效率谁臻高度？符号神奇，髯翁发现秘诀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
《标准草书》对我国草书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
于右任是“一代草圣”，同时也是当代书品为数最多的书法大师。从民国初年起，迄1964年在台湾逝世为止，半个多世纪里，其书品之多，数以万计。除于先生素为不耻的某些权贵外，从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外宾侨胞、后学僚属，乃至于平民百姓，“贩夫走卒”，不问其身份、地位若何，每有所求，几乎来者不拒。1941年，他视察甘肃、青海后路过西安时，一位青年军官在与于先生欢谈的气氛中，趁机代西安王曲军校的下级官兵提出请他写一百幅字屏的要求。于右任问明情况后说：“他们为国辛劳，应该写，应该写。我在西安不能写，等我到重庆写好了带来。”他回到重庆稍事休息后，即写好一百幅条屏，还自己掏钱裱装成轴送到西安。
于右任认为：写字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乐趣。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倦。他写字如同他简朴的生活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是绝对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著名学者罗家伦有首七绝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罗家伦注：先生作书常以纸烟罐贮墨。每罄一罐，辄大呼“取墨来”，此乃其兴到神来时也。）
于右任曾说：“我喜欢写字，我觉得写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我感到每个字都有他的神妙处，但是，这种神妙，只有在写草书时才有，若是写其他字体，便失去了那种豪迈、奔放的逸趣。”别人问他：写字的“要领”是什么？他回答是：“顺乎自然。”他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是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你看，窗外的花、鸟、虫、草，无一不是顺乎自然而生，而无一不美。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观的。”
有一次，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同他开玩笑，调侃于右任说：“于院长的字没有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先生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举座为之欢跃。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品，有人粗略估计，约一万件以上。由于写得太多，反而使有的人产生怀疑，认为他不可能写这么多，肯定有人代笔，有人甚至举出了代笔人：在大陆时期，有他的外甥周伯敏代笔，在台湾，有胡恒代笔。这一传说肯定是没有根据的，不管怎样忙或身体欠安，他都不要别人代笔，不论求字者为谁，一律亲自书写，以示尊重求字者。
于右任的书品之多，当代无双，有一个论点支持他勤于作书，这就是“写字也是读书”。怎么会写字也是读书呢？因为于右任的字，或被人悬之于客厅，或挂之于书室，或凿之于名山，或刻之于名胜古迹，既然要给许多人看，就要慎之又慎之。所以，未写之前，先要查书，写诗要选诗，写文要选文，写对联要查《楹联丛话》、《清溪集联》等书，还要斟酌字句，与主人的气质、身份和要求是否相宜？有的以赠诗句为好，有的以书格言为当，有的则引一成语略加发挥，有的则自撰数语期勉对方，要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凡此种种，都要查书、读书。
于右任写字，往往写好后，又把它撕掉，原因并不是字写得不好，而是发现所选的诗、文不好，或者思想内容失去了时代气息。所以，于右任说写字等于查书，等于温书，等于选书，也等于评书。他给人写的中堂、条屏、对联、斗方，乃至于扇面，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书法，而是为了鼓励别人爱国、爱事业、好学、进取。他写的书品，无论古人的，今人的，抑或是自撰的字句，都含有教育、勉励、启示、慰藉的成分。如果有人把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书法文字汇集成册，那将是一部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人生哲理的汇编。
在数以万计的于右任的翰墨中，如果你稍微留意地多看几幅，就会发现书家在各个时期所写书品的内容不尽相同。民国初年，多书忧国忧民、豪气干云之作，兼或写祈求福祉之辞（特别是在卖字糊口时）；靖国军时期，为巩固内部的团结，多以历代名贤名将及关中英豪彪炳千古的言行相勉励；大革命时期，多以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书赠内容，有时甚至同政治部的宣传干部一起书写大标语，曾亲手书写“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等对联，贴在五原镇上，西安城下。在款题名胜古迹时，亦赋予新意，如至开封龙亭，则题：“七代迹陈帝王梦破；中原天晓民众登坛。”大革命失败后，多发思古之幽情，如过留侯（张良）庙时，题联曰：“辞汉万户，送秦一椎。”为南京明孝陵题联：“与鐘山不朽；为民族争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在追悼百灵庙阵亡将士时，题“梦回东四省；血归大青山”。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还为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武汉）题写了报头。为了团结各界人士抗战，他应工、商、学界人士的要求，多书写市招和校名牌，在重庆的闹市都邮街、夫子池、小十字、邹容路和民生路一带，于右任所写的市招，一眼望去，比比皆是。学校请他题写校名牌的，也数以百计。他到医院去慰劳伤兵时，伤兵凡有索字者，他都予以满足，最忙时一个晚上要写几十幅，他的秘书见他过于劳累，愿为其代笔，于先生说：“他们为了抗战，身负重伤，有的还终身残废，我写几个字，又算得了什么？”婉言拒绝了。在游灌县青城山的黄帝祠时，他题写的楹联是：“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问龙乔何道，是五千年文化，翊卫神州。”抗战胜利后，写得最多的条幅，是“为万世开太平”六个字，约一二千幅。去台湾后，为故旧新交的题作，内容多为思恋故土、劝人向善、相互慰勉之作，如“清平天下望；博大圣人心”、“出为天下利；入读圣人书”、“吃尽苦中苦；不为人上人”、“与人乐其乐；为世平不平”、“无私乃天道；不役是人伦”、“天留余地开新运；人以无私致大同”、“心积和平气；手成天地功”、“云龙风虎新时代；民物乾坤旧座铭”、“风云未展康时略；天地能知许国心”等。比较了解的人，则特为撰句，如给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他在大陆时任过四川大学校长）。有一次，他特地去拜访于右任，请他书赠数语：“怎样才能搞好教育？”作为座右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相赠。南京夫子庙大集成菜馆的女招待雅云，以酒量闻名于秦淮河畔。某次，于右任应友好之邀赴宴，菜馆主人将她领到于的饭桌，向客人们展示她的海量。巨觥饮讫，雅云求右老为她题写几个字，于右任并不因她的职业低微而婉拒，立即为她写了“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使她喜之不尽。
他题字时，还考虑到对方接受的程度，如一位南洋某地的侨胞到台湾，前往拜会于先生，并要求为当地侨胞们供奉的关帝（关羽）庙题写一副楹联。于先生考虑到该地侨胞已移民数代，绝大多数人不谙古汉语，特别破例为他们写了一副白话对联：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
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侨胞因远离祖国和亲人，平时有赖互助互济，因对桃园三结义的关羽，颇为尊崇，视为“关帝”，礼拜甚勤。而关帝庙中的关羽塑像，正手持《春秋》夜读。于先生撰这副对联，古为今用，赋予新意，得到当地侨胞的好评。
20年代，论书法者常以“北于南郑”并称，北于者于右任，南郑者郑孝胥。“九一八”事变后，郑充任伪满洲国“内阁总理”，奴颜婢膝觍颜事贼，其字遂不复为人所贵，极之不过如北宋末蔡京一流人之帖耳，使人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而于右任，继承我国书法家的优秀传统：写字讲书品，做人讲人品，不以书艺媚权贵，保持气节效古贤。所以，他的字如其人，老而弥劲，有长者风骨，朴实古茂，达笔随神驰之境界。不似某些老年人作书，每伤衰飒，抛筋露骨，难得天真。他作书的神态，用苏东坡的“细看落墨皆松瘦，想见掀髯正鹤孤”两句诗来形容，真是刻画入微，恰到好处。
随着于先生年岁之增，其书艺愈精，而下笔愈慎。1929年，他曾为南京灵谷寺题写一联：“胜地开灵谷；高僧有志公。”铁画银钩，龙飞凤舞，很有气派。后来有一游客评头品足议论此联，于先生得知后，恐有破败之笔遗留后人，立即令人前往寺中将此联取下，重新书写一尺五见方的擘窠大字，并将联语改动数字，以示对偶工整：“古寺名灵谷；高僧有志公。”那位游客再次看到此联时，为之折服，并被于髯翁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所感动。
于先生的草书冠绝当代，驰誉海内外，外国人求字的也纷至沓来，他不因为他们是洋人就马虎，搪塞。1946年，于右任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题写的“世界春秋”四字，一连写了三幅，从中挑选一幅最好的托人带到纽约，交给新闻学院院长阿克曼，阿克曼对中国元老记者精心书写的条幅，表示深深的谢意。
1931年，于右任就任监察院长后，其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民政府在主席之下，实行五院制，五院同属一级），其书品被人视若拱璧，求书者极多。某次，于右任在家中宴客，酒后作书分赠来宾。有位客人已求得了一幅，还要再求一幅，也许是于右任感到此人贪得无厌，也许是醉后信笔而书，结果一挥而就，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弄得此公啼笑皆非，受之无用，却之不恭。当时，监察院的王陆一秘书长在旁，王被誉为“三原才子”，人极聪敏，文笔又佳，见到客人的窘态，立即为客人解围。他把客人拉到一边，给对方出主意：可以把这六个字拆开来装裱，就可变成一幅佳作。后来这位客人按照王陆一的意见割裱之后，成为一句格言：“小处不可随便。”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连于右任见了也拍案叫绝，一时传为书坛佳话。
于右任写了如此众多的书品，除民国初年因“二次革命”失败，经济窘迫，曾卖字糊口外，几乎从不收取润笔之资。特别是在担任监察院长后，身为监察首长，肩负弹劾之权，如写字收费，难免有瓜田李下，受贿之嫌，所以一律不收。但一些求墨宝者每每觉得过意不去，有些海外侨胞，总趁机送些侨居国的珍奇土产给他，于右任感到拒之未免矫情，但收后或与来宾共享，或转手分赠僚属，从不稍吝。
到台湾后，形格势禁，于右任日常工作的主要课题是写字、接待来访者。老人素来平易近人，待人接物，以诚以礼，故他的办公室和官邸（于公馆向不设门卫），能做到下至贩夫走卒，上自达官贵人均可自由出入。所以，台湾民众对于先生，可以说是老者怀之，壮者慕之，少者敬之，咸以藏其书品为荣。但于右任年事已高，心境往往也不佳，写字数量较之在大陆时大为减少，于是假冒于先生墨迹的赝品遂应时而生。
有一次，老人路过台北和平东路，看见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先生认出了那字不是他本人写的，于是，就到那家广告公司去，告诉店主人：“那招牌的字是人家假冒我的名写的，你取下来，我替你写个真的。”店老板当然喜之不尽。不久，老人题了店牌派人送去，店主人一定要给钱，于公馆的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人和顾客闻言，皆嗟叹不已。
不久，于老的副官又发现，有人假刻于老的图章，模写于老的字，每幅售价五百元（台币）。副官们经过调查，打听清楚了是何人作伪，于是，把这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告诉了于老。
在台湾，有的文化人道德沉沦，公然剽窃别人的成果，纠纷时起，每每对簿于公庭，剽窃者抗颜反噬，盗憎主人。若干年前，一位姓曾的画家（曾国藩的后人）根据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的格调，也画了一幅《夜宴图》，费时经年，始克完成。后被某一大宾馆购去，高悬在宴会厅里。由于这位曾先生在画风、画意、设色、布局，乃至于题款钤印等方面，刻意追求顾闳中的古风，因而受到中外宾客的啧啧称赞。不料十余年后，突然冒出一个“画家”，自称这幅巨画是他画的，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揭露此画被曾先生“掠美”的经过，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信。一时间，沸沸扬扬，这桩“画案”，成了台湾新闻界的抢手新闻。这时，曾先生已定居美国，得知这一消息，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万里迢迢，耗费近万，从美国赶回台湾，与那个自称是该画的作者对簿公堂。但两家各执一词，真假难辨，还是聪明的读者投书报社，出了个好主意：规定一定时间，限两人各在一处重绘该画，然后请画家来评判真伪，这样才使那个假冒者露了馅，只得灰溜溜地躲了起来，再也不敢招摇撞骗。
于先生对于假冒其字者，考虑到他们流落台湾，为生活所迫，假借他的大名卖字，换几文钱养家活口，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是落魄的读书人浪迹江湖的悲剧。所以，于老关照副官们：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可把那人叫来一谈。那人到了于公馆，忐忑不安，于先生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的字写得很像我的字，何不盖上你自己的图章？于老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对他说：如果你一直假冒别人的名，你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出名，于人于己都不利。那人听了既羞愧又感动，说了声谢谢于院长，低着头走了。那一天，正好《联合报》的记者于衡在场，准备把这件事写条新闻发表，老人摇摇头表示反对，说：他知道错了就好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且相信他今后不会再写冒名的字出售了。你如果一报道，叫他今后怎么做人？
于右任先生逝世后，于衡在追悼文章中回忆起这件事，对于先生的高尚美德、与人为善的精神，敬佩不已！
2005年，是于右任协助他的老师马相伯创办复旦100周年。复旦大学准备热烈、隆重地庆祝百年大庆，于右任在海外的亲属倡议：趁此良机，将他们收藏和商借的某些于右任的书法珍品，举办一次书法展，让书法爱好者观摩和欣赏。此项建议，受到复旦校董（新华集团董事长）蔡冠深先生的大力支持，他慨捐巨资在1925年修建的复旦实验中学校舍原址上（原300号楼），重建一座美奂美轮的人文馆，供展览、集会之用。并在二楼大厅（近500平方米）专辟为于右任书法陈列厅。台湾复旦校友会捐资100万元人民币装修展馆内部，使其能常年开放。
经过积极筹备，于右任书法展于复旦大学百年盛典的前夕（2005年9月23日下午2时），在蔡冠深人文馆开幕，王生洪校长致开幕词，专程前来参加开馆仪式的，有于右任的女儿于念慈、孙子于建中、外孙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台湾复旦校友会理事长王绍堉，以及台湾中国时报副董事长余范英女士（她的父母曾在于右任手下工作过）、以及马相伯的孙女马玉章等，纷纷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由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和陈列馆负责人陪同近两百位来宾，参观了难得一见的于右任书法精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