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拔乱反正的春风吹开了多年来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那颗被禁闭的心，唤醒了评论家们的批评主体意识，从此文化艺术事业迎来了繁荣的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因而郁达夫其人其作的研究随即出现了转机，并且很快就形成了空前的高潮。
1978年，以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和文洁若翻译的《关于郁达夫失踪的参考资料》（《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首开先河，随后便涌现了一批重在史料发掘的专论：如郁风的《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吴泰昌的《中国新文学史漫笔·郁达夫与太阳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辑）、王自立和陈子善的《郁达夫传略》（《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3辑）等等。特别是有关郁达夫流亡时期的一些史料的发表，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研究郁达夫提供了基础和有力的依据。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对郁达夫小说研究印象式批评和综合性评论居多（有重思想、轻艺术的弱点），那么新时期初，一批论者重新审视郁达夫的小说，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出现了大量的小说“专题研究”，数量太多，不便一一列举）。这段时间在他们的评论文章里，特别加重了对郁达夫小说艺术特点的剖析，这类研究文章有：邢铁华的《郁达夫论——他的小说和艺术》（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现代小说家论》，1979年）、朱靖华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辑）、温儒敏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5期）、董易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文学评论》，1980年第5、第6期）、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漫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等；对郁达夫小说浪漫主义特色进行探讨的文章有：赵园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十月》，1981年第2期）、任苏民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点》（《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等；论述郁达夫小说抒情风格的文章有：张国祯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辑）、朱信忠和田秉锷的《略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风格》（《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章渡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色》（《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等；对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系列形象进行论述的文章有：吴茂生的《浪漫主义英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谢炜如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袁凯声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对郁达夫小说中所谓“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进行论述的文章有：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与“色情”描写——郁达夫新论之四》（《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总第17辑）、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的再评价》（《贵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唐鸿棣的《〈沉沦〉是“世纪末病态表现”说置疑》（《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以上论著，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内容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了客观、中肯的结论。如朱文认为：“郁达夫绝不是一个颓废、厌世主义者，而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的，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而探索、追求、进步、胜利，才是他的本质。”对郁达夫小说中历来有争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张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们个人的苦闷“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即便是从个人的要求出发去抨击社会，也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尤其是许子东和李源的文章，用辩证的方法，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郁达夫小说“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产生的根源，并认为其小说中的“色情”描写“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评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偏颇看法。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论者除了围绕郁达夫小说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之外，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1982年～1985年），仅国内就连续出版了8本研究郁达夫的著作：有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曾华鹏和范伯群合写的《郁达夫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郁云的《郁达夫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欣赏》（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王自立和陈子善合编的两部大型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均分为上下两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日]小田岳夫和稻叶昭二的《郁达夫传记两种》（李平、阎正宁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在这些著作中，特别是曾、范合著的《郁达夫评传》，吸收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以郁达夫的文学活动为纲，对郁达夫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和创作成就，作了全面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立论公允，认识极有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纠正了以往郁达夫研究中的疏漏和舛误之处；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是一部崭新的有别于过去的郁达夫研究论著，作者把对象放在一个极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这种纵横捭合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更高的支点上和更为开阔的系统中，能够更加全面地去理解郁达夫的创作；郁云的《郁达夫传》，是另一种风格的传记，作为传主之子，作者不便揭示传主的某些生活细节，也不便对传主作出鲜明、激烈的评论，故而行文较为客观冷静，作者阅读了传主的全部著译，查阅了家谱、家信、日记等，并得到了传主生前至亲好友的帮助。全书资料丰富而翔实，“堪称信史”（1918）。
随着对郁达夫其人其作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也在不断举行。1985年是郁达夫遇难40周年，在北京、富阳两地举行了“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座谈会与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对郁达夫一生及其创作个性作了应有的评价，确认了郁达夫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作家”（序）的历史地位与文学地位。无疑，会议上所有的论文和发言，为恢复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并为新一轮的郁达夫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年出现的文学方法革新的浪潮，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突出文学本身特点、作家研究突出作家自身主体地位的发展，又给郁达夫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合文学本质、效用的理论视角契合点。之后，《郁达夫研究通讯》刊行，不仅为研究者交流了信息，而且为部分学者及后起之秀提供了“自己的园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郁达夫其人其作研究从此走上了新途，出现了新的研究格局、新的研究风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总括新时期以来尤其是郁达夫学术研讨会后，郁达夫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人研究论著的大量涌现
笔者粗略统计，除80年代初国内先后出版了8部研究郁达夫的著作外，1985年后，又出版了各类研究郁达夫的著作达20余部：有王观泉的《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修订再版时改名为《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辛宪锡的《郁达夫小说创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陈子善和王自立的《回忆郁达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蔡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郭文友的《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许凤才的《浪漫才子郁达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于听（郁天民）的《郁达夫风雨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桑逢康的《感伤的旅行——郁达夫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郁达夫·生非容易死非甘》（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郁达夫王映霞》（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谭桂林的《浪漫的情侣郁达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捷克]安娜·多勒扎洛娃的《郁达夫研究》（黄川、黄向晖译，乌鲁木齐：新疆美术出版社，1995）；[日]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刘炎生的《郁达夫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蒋增福的《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众说郁达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世纪回眸——郁达夫纵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袁庆丰的《挣扎于沉沦的感伤》（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毛信德的《郁达夫与劳伦斯比较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方忠的《郁达夫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刘久明的《郁达夫与外国文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在上述著作中，特别是王观泉的《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作者文笔汪洋恣肆，在不失史实的前提下，构画出了郁达夫的完整形象；陈子善和王自立编的《回忆郁达夫》，抢救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郁达夫资料；张恩和的《郁达夫研究综论》，作者不仅对郁达夫的创作思想、作品及历代研究进行了整体评价，同时也颇多自己的研究心得；刘久明的《郁达夫与外国文学》，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郁达夫与十余位外国作家（思想家）之间的事实联系，揭示了郁达夫创作中的外来影响及其所发生的变异；郭文友的《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全书凡135万言，收集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谱主生活和创作活动的全部传记性资料，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最为完备的郁达夫年谱。
另外，据笔者粗略统计，新时期至今，仅国内发表的研究郁达夫其人其作的学术论文已达一千余篇（数量太多，不宜列举）。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
纵览郁达夫一生的著述，作者所涉猎的体裁极广，有小说、散文（包括小品、游记）、诗词、杂文（包括政论、时评、随笔）、自传（包括日记、书信）、文艺理论以及译著等，几乎遍及文学的各个领域。早期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郁达夫的生平思想、创作经历及小说作品的研究上，总体看，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新时期后，随着郁达夫研究的逐步深入，则广泛涉及其他一些文艺领域：
散文论（包括小品、游记）有：朱信忠的《诗情画意记游程——读〈郁达夫游记〉》（《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读书》，1982年第3期）、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朱正红的《郁达夫游记的思想和艺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蒋静楠的《江湖之忧更潇洒——论郁达夫及其纪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4期）、刘崇奎的《郁达夫散文小品略论》（《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诗歌论有：吕洪年的《郁达夫的记游诗》（《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冠军的《论郁达夫的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黄清华的《郁达夫〈乱离杂诗〉评注》（《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詹亚园和张扬的《郁达夫诗出唐诗考》（《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刘茂海的《略论郁达夫旧体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文学素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许凤才的《毁家诗纪的多维诠释——写在郁达夫遇难60周年之际》（《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传记论（包括日记、书信）有：许子东的《郁达夫日记和自传的文学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吴建华的《至情至性的真实写照——论郁达夫的日记文学》（《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顾家干的《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西湖》，1982年2月号）、汪亚明，陈顺宣的《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贡献》（《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
杂文论（包括政论、时评、随笔）有：艾以的《郁达夫在南洋》（《抗战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王自立和陈子善的《郁达夫晚年的爱国主义精神》（《郁达夫研究资料》，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宋红岭的《郁达夫南洋时期的政论时评》（《新闻知识》，2004年12月）、刘茂海的《从郁达夫抗战杂文看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吴新化的《长天渺渺一征鸿——从抗战政论杂文看郁达夫及其人格精神》（《语文学刊》，2005年第1期）……
文艺观及文艺理论有：李永寿的《郁达夫文艺观点琐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阎承尧的《略论郁达夫文艺观的形成与发展》（《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许清友的《论郁达夫的大众文艺观》（《富春江》创刊号，1986年10月）、张钧的《郁达夫在南洋的文艺评论》（《文艺报》，1989年9月）、罗永奕的《郁达夫的散文理论：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之四》（《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王晓春的《论郁达夫的现代戏剧思想》（《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谢昭新的《论郁达夫的小说理论批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译文论有：沈绍镛的《试谈郁达夫的翻译》（《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郭良的《郁达夫的美学思想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中国翻译》，1988年第4期）、李鹏的《鲁迅、郁达夫翻译观比较论》（《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胡婷婷，张德让的《内外皆宜两全其美——从三篇爱尔兰小说的翻译看郁达夫的翻译选材动机》（《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上述作品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郁达夫的创作，指出了各时期的风格、特征和成就，评价颇为中肯允当。至于对郁达夫其人的研究，“更是既有对生平事迹的考证，又涉及其思想精髓和人格魅力”，这就大大拓展了郁达夫研究的范围，“表明郁达夫研究在今天已进入了全方位的、多层面展开的时期”。以往对郁达夫旧体诗词的探索一直是个弱项，近年来也有了突破：一些论者不但详细地论述了“郁诗”的艺术及其风格，还指出了“郁诗”的渊本所出及作者旧体诗的造诣所在；郁达夫旧体诗研究中历来“最为棘手而困惑”的问题，是对《毁家诗纪》的读解与评析，长期以来，一些严肃的学者很少问津，一方面固然是诗中之旨扑朔迷离，难以尽悉，但究其根本是研究者不愿踏进这容易惹起是非的泥淖（因当事人还健在）。而许凤才的《毁家诗纪的多维诠释——写在郁达夫遇难60周年之际》一文的发表，开启了《毁家诗纪》研究的先河，解决了多年来郁达夫诗词研究中的这一难题。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历来就很注重研究“五四”时期的郁达夫，而很少去研究抗战时在南洋的郁达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郁达夫在海外7年发表的作品及其抗日救亡活动知者甚少，因而郁达夫研究者也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去进行研究和考证。1990年后，这个课题有了进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版了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据统计，到1985年为止，已发现郁达夫在南洋发表的论文有497篇，计一百多万字）和[日]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太平洋战争与中国作家》，这不仅为郁达夫的海外活动提供了较为完整翔实的资料与史料，而且也“为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佐证”。
三、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
从本文第一、二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以前对郁达夫的研究，方法和角度都比较单一（往往采用“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论者的论文显得机械、呆板，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新时期以后，不仅批评视野大为开阔，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丰富多样起来了。典型文章列举如下：
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来考察的有：夏晓鸣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留学日本及艺术个性之比较》（《学术研究》，1987年第3期）、朱正红的《郁达夫的坦诚率真和西方文化》（《语文辅导》，1988年第1期）、罗成琰的《郁达夫与中国文化传统》（《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冯奇的《郭沫若与郁达夫的浪漫世界之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李玉明的《郁达夫与中国古典文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从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有：翟大炳的《郁达夫以真为美的美学思想与小说创作》（《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刘智扬的《郁达夫游记美学特征管窥》（《名作欣赏》，1985年第6期）、漆丰的《郁达夫小说的诗化美初探》（《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刘骋和王慧青的《论郁达夫对唯美主义的选择》（《语文学刊》，2003年第1期）。
论述抒情风格的有：张国桢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杨义的《郁达夫与抒情小说的发展》（《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总第17辑）、陈思国的《郁达夫小说抒情风格的演变》（《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黄大勇的《郁达夫：表现悲哀的歌人》（《重庆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探讨浪漫主义特征的有：赵园的《郁达夫“自我”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十月》，1981年第2期）、任苏民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点》（《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作品基调形成原因的有：杨剑龙和郑战兵的《郁达夫个性心理机制及其小说的感伤基调》（《上海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学术月刊》，1999年第7期）、阎建滨的《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袁庆丰的《父亲形象的缺失及其替代——郁达夫个性心理研究之一》（《上饶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赵焕祯的《自卑与拯救——郁达夫个性心理与文学创作》（《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从生命文学的视角来解析的有：耿传明的《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阎建滨的《郁达夫创作中的生命苦质现象及其悲剧价值》（《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8期）、周敬山的《痛苦的生命展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性爱意识》（《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侯运华的《论郁达夫的悲剧生命意识》（《殷都学刊》，1996年第3期）。
用文化学的眼光来观照的有：曾华鹏和范伯群的《郁达夫小说与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谭桂林的《郁达夫与佛教文化》（《东岳论坛》，1994年第2期）、阎建滨的《选择与焦虑：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现象》（《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夏德勇的《郁达夫的人生哲学与华夏文化》（《学术论坛》，1996年第4期）、杨晖的《试论郁达夫的成名与上海文化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唐小林的《超越性亏空：郁达夫出世心态的文化审理》（《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
从民族学角度进行探讨的有：林荣松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民族特色》（《福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和《民族传统文化视角中的郁达夫小说》（《宁德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郑万鹏的《郁达夫：民族意识的化身——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探讨作品结构艺术的有：侯丽华的《对郁达夫初期创作的叙事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孟显智的《浅论郁达夫小说的结构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7期）、贾开吉的《浅析〈迟桂花〉的结构艺术》（《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姚皓华的《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的区别》（《广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探讨语言特色的有：张梦阳的《从〈还乡记〉的修改看郁达夫散文的语言节奏》（《写作》，1983年第1期）、楼肇明的《郁达夫语言中对偶的运用》（《修辞学习》，1983年第1期）、孙春芳的《郁达夫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修辞学习》，1988年第2期）、葛邦祥的《鲁迅郁达夫文学语言之比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刘茂海的《郁达夫散文的语言艺术与审美效应》（《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从上述引例可以看出，新时期以后郁达夫研究的方法和视角真可谓丰富多彩，已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尽管许多论者在论文中的有些观点、结论还不够成熟，正确与否有待于进一步去验证，但毕竟已活跃了评论界，说明如今的郁达夫研究已出现了勃勃生机。
四、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新时期以后，郁达夫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从1996年召开的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的盛况上便可得知一二。这次纪念会是由浙江省和杭州市文联、浙江师大和杭州大学中文系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发起协办的（由富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富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郁达夫研究学会负责具体承办）。12月7日～10日，召开了“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继11年前富阳举行的“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的又一次聚会，出席这次纪念会的有千余人。从地域看，与会人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北至吉林，南达广州、香港，西及新疆，东到江、浙、沪，还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外国的嘉宾。这一现象突出地表明，郁达夫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和重视的作家，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关注的作家。再从队伍的知识层次、年龄结构和人员组成看：他们中既有许多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高职称的专家、学者（有一百多人，其中年轻的博士生、中年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也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后起之秀；既有从事多年郁达夫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也有业余研究者，如作家、书法家、教师等，基本上体现了目前国内外郁氏研究队伍的总体格局。在会上，中外学者、专家从多方面探讨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一代巨匠的郁达夫在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新文学艺术创作中所体现的独特的、崭新的和惊世骇俗的风格。可以说这次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对前十年成果的一次回顾、总结和检阅，同时又说明了郁达夫研究如今已风靡全国。
在第三阶段的郁达夫研究之所以能形成空前的高潮，出现如此可喜的局面，可以说完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促成的。新时期以后，由于政治气氛的宽松、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学术空气的活跃，批评家们才得以大开批评言路，各抒己见，多角度、多层次地对郁达夫及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而使得郁达夫研究能向纵深掘进，这不仅是郁达夫研究的新成果、新收获，同时又说明了中国的新文学批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道路后，终于借祖国改革开放的东风获得了独立的品格，迈上了成熟之路。
新世纪以来，随着对西方最新学科和理论的不断介绍和引进，新一代郁达夫研究者更是凭着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独立不羁的批评个性，纷纷依照新的理论和思路对郁达夫其人其作进行研究和解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郁达夫研究还会出现一些更有价值的新视角或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