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大量表现性意识的是郁达夫。在他写的近50部中短篇小说中，不同程度涉及性意识的就有40部之多，其中近一半的篇章以“性苦”为作品的主题，而在描写人的性苦之中，又以性的变态为最多，如窥浴、狎妓、私通、手淫、乱伦、同性恋等等，给人们展示了一幅以“性苦”为中心的知识者，在旧中国呻吟、呼号、挣扎的艺术画面，这成了郁达夫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这种特异的小说主题，长期以来为世俗所非难，令评论家们众说纷纭。“随着岁月的流逝，欣赏水平的提高，作品内涵日益显露，人们才承认这是别具一格的佳作，虽然不一定很完美。这种现象，当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存在主义登上艺坛的时候，都曾出现过。”（477）1985年9月17日，在郁达夫故乡富阳县召开的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们就指出，过去对郁达夫的评价并不全面，他的作用与影响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这是事实。本节便从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切入，就其人文价值作如下思考与探索。
一、反对封建伦理道德
“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这一时期，受新思潮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民主、自由的观念，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窒息，因此，他们以反封建道德为己任，用口、用笔、用血，甚至用生命在呐喊、在抗争。这一时代潮流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就是性爱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郁达夫便是当时的主将。性爱作为人类的一种已经不再是纯自然性的行为，任何社会都要制定一定的规范，从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进行控制，形成一定的性禁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封建专制文化统治的历史时期，长期积淀下来的心理重压，造成了民族心理麻木的一个侧面：性的无知，礼教和文明的镣铐对情欲的严重禁锢，致使人们心理的深层结构中都留下了“性”、“爱”分裂的痕迹，这种性禁忌发展到极端，便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性爱压抑。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制定了许多法律来严惩“性”的违规者，在道德领域，则把性爱极端丑化，一切不是婚内的两性间的情爱被视为“淫”，“万恶淫为首”、“男女授受不清”、“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以性为耻的保守性道德观念被沉积到人们的无意识中，并代代相传。从此，中国人的性观念愈来愈被禁锢，愈来愈趋于病态，因而在正统的文化观念中，性爱仅仅被允许作为一种延续族类的生殖手段。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守节，许多人不惜自愿毁掉终身的幸福。
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在于更新了文学观念，拓展了道德领域和心理范畴的空间。1921年，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以率直、大胆的性爱描写，冲进了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一个最敏感的区域——性禁区。作者无视传统性道德，选择了“赤裸裸的自我袒露”，从性苦闷这一独特角度，把伪君子们认为必须深藏的隐私和丑恶，毫不讳忌地披露人前，达到了使人不敢正视的地步。凭着艺术家的敏感性，郁达夫发现了“中国的国民性，早已被三千年来的道德虚伪所腐化了”（《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他在总结近代生活内容时认为：“种种的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戏剧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从特定的角度，以特殊的题材，揭露了虚伪的、传统的性道德，抨击了“吃人”的腐朽名教。统观郁达夫的小说，从第一部《银灰色的死》（1921.7）起，到最后一部《出奔》（1935.11）止，在历时15年的小说创作中，性的氛围几乎弥漫了他的全部篇章，尽管作者也曾力图扩充作品的选材，但情欲的描写一直是小说的重要内容，肉感和眼泪始终熏染着作者的笔管，伴随他走完了毁誉悬殊的小说创作道路。
郁达夫认为：“把握自然，将自然再现出来，是艺术的本分”（《艺术与国家》）；又说：“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作品更大”（《文学赏鉴上之偏爱价值》）。这种对艺术“真”的理解，促使他加重甚至追求性苦闷和性冲动的自然主义的描写。
郁达夫的笔锋像一把奇异的解剖刀，他不直接去解剖罪恶的社会，而只把社会的恶果——病态环境中变态人的灵魂，赤裸裸地送到读者的面前：如《沉沦》、《南迁》中的狎妓、窥浴、偷听男女私淫之行为；《茫茫夜》和《秋柳》中，除狎妓外，还搞同性恋；《过去》中，故意受女性的玩弄，直到“被打得两颊绯红，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时候”，才能“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不仅与多人搞同性恋，还有和父亲乱伦等行为；《十一月初三》和《人妖》中，对不相识女子的追逐；《马缨花开的时候》中，对于牧母的思念；以及像《迟桂花》那样比较清新开朗的作品中，对年轻寡妇翁莲的倾心；等等，无不是作者对于性苦闷和性变态心理的描写。小说主人公们沉溺在肉欲中的苦海无边的绝境，他们由于绝望而麻醉自己，甚至不惜戕害自己，达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然而，这些细节描写显然不是孤立的，也绝不是为了追求猎奇的效果，而是与作者对于那个畸形的病态社会所发出的控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深了他们的“颓废”色彩，从而使这种控诉更为沉重、更为深沉，“给读者造成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211）。从郁达夫小说作品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和行为的描写中，使我们看到了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中，无论是儒家的礼教纲常为人们构建的心狱，还是道家以清静无为向人们显示的幻境，或者是中国封建观念体系凝滞的性心理意识，都极大地摧残与压抑了自我的自然欲求，使人的本性遭到扭曲，变得软弱、卑微、病态，最终形成变态的性心理行为。作品中的人物由于受到了社会的压迫，各方面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他们的“生命力”和“活动力”又处于旺盛时期，就很自然地从最脆弱的情欲方面突破，追求一时的官能刺激。这正是他们这些一时瞧不见生活出路，又无所适从，不能斗争的人所特有的表现，他们的性心理和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和性格中的重要部分。把这些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生活拿出来曝光，一方面，包含了作者挑战旧势力、叛逆旧道德的用意，用坦率的真去击败虚伪的、堂而皇之的“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再现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物生命的苦难和灵魂的自我暴露，并且也自觉地而且是勇敢地反映了当时关于人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思潮。
二、人道主义的思想
郁达夫认为，艺术应该是弱者的同情者，曾一再表白“替穷人说话是我的素愿”。作为“五四”时期的优秀文学家，郁达夫关心的不是如何去反映客观世界的广阔性和多样性，而主要是表达主观世界的强烈性和集中性。当他看到多数的民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受着苦、受着压迫，并因此而发出悲怆的声音的时候，便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了。在他的性爱小说中，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被迫出卖皮肉的妓女的态度的描写，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格的尊严与平等这一“最合乎人情”的人道主义思想。
卖淫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是劳动者出卖自身的一种“特殊的获得生存的方式”。哲学家们曾为“界定卖淫理论而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即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成为‘男性的享用者’，‘被压迫者’，‘增强了妇女的自卑感’”。在《茫茫夜》、《秋柳》等作品中，作者之所以选择妓院这特殊的场所，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大千世界人物的种种情态，进而触及主人公的灵魂内核。她们的人性被剥夺，她们作为人的自身价值却由别人、由市场的价格所衡量，年轻貌美者，趋之若鹜，身价也就愈高。让人费解的是，《秋柳》中的于质夫却有着不同常人的觅妓的三个条件，在条件的支配下，他结交了其貌不扬、鲁钝忠厚而不善献媚的海棠。选中这个妓女是由于于质夫动了怜悯恻隐之心，完全出于这样一种可怜的、善良的愿望：“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况且于质夫出入青楼不是以狎妓为目的，没有将海棠当作商品去实现“快乐原则”，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有尊严的“人”来看待，只是想从异性的肉欲中，满足自己遏制不住的冲动，希望能和她作情感上的交流，寻求些微的慰藉和精神寄托。郁达夫在他的性爱小说中之所以写了那些变态的容易被人误解的东西，是自有他的原因和深刻意义的，请想一想于质夫和海棠的性过程，从那些勉强的、呆板的动作中，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性意味”，更没什么激情、快感可言。“如果把强奸定义为肉体攻击的一种形式，那么‘卖淫只是一种职业的和经济上的选择，与情欲和情感的需要毫不相干’，这是郁达夫所要告诉读者的‘性哲学’。他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了大胆的解剖和探索，而且将海棠这麻木了的神经置于高度兴奋的性交活动这一背景上映照出来，引起了人们对逼良为娼的旧社会的深恶痛绝……性已经成为文学展现人性深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两性关系从来都是社会问题，反映着某一社会的侧面。”郁达夫在他的小说中，热衷于以性爱为主题，进行变态的性爱刻画，并因此所作的反思与审视，是现代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来反映社会存在的问题。“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腐败使广大青年感到难以忍耐的压抑，由于现实的腐恶，理想爱情的不可得，一时又找不到出路，于是苦闷、彷徨、孤独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病。正是对孤独情感的体验及排除的要求，构成了人物孤独生存状态下性爱要求的心理背景。平心而论，郁达夫性爱小说“在其社会背景、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作品的‘氛围气’这几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以往人们对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沉沦》、《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篇目上，对其他小说作品则视而不见或者评价偏颇，这样的做法连郁达夫先生也自认为“不能满意”。为什么对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同一层次、反映相同社会问题的作品的评价，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这确实是令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爱国主义的精神
从郁达夫性爱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是来自于浓烈的民族情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意识、弱国子民的屈辱地位以及对时代、对社会、对国家的深深的忧患和焦虑，因此说，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又是与他的那颗热爱祖国、“眷恋祖国、迫切希望祖国繁荣强大的赤子之心”（473）紧密相连的，并且也是贯穿始终的。
“五四”以后的那个历史阶段，是一个苏醒的、解放的时代，“中国的国事，糟得同乱麻一样，中国人的心里，都不能不抱一种哀想”（《胃病》），“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茫茫夜》）郁达夫小说中的这些描写，实际“是当时许多中国人共同的心理。它反映了革命的暴风雨之前相当一部分人对黑暗现实十分厌恶，又对前途感到茫然的痛苦哀伤的情绪”。尤其是郁达夫小说中的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面对“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海上》），他们看不到出路何在，在失败中挣扎，在挣扎中苦苦求索；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像一秒钟也留不得了，他们厌恶这世界，也厌恶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抵不住冲动，则抖擞起来又跌倒下去；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对于留学国外的青年，还得身受异民族的歧视、欺侮，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委屈与自卑。“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沉沦》）。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和繁盛，但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了中国的最大威胁，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得不体味这种由自豪到自卑的巨大的情感落差。这一切对本身经历不幸、个性纤敏、气质忧郁而又年轻的郁达夫来说，他是多么需要同情、温暖和交流啊，“热爱生活却又不被人理解，才华横溢却又无所作为”（181），一种怀乡病的缠绕，如山如海的苦闷，终于被强大的现实挤压进他无意识的领域，时时在他躯体内涌动、激荡，以致每天都是郁郁的，“既不知道他自家是什么，又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怀乡病者》），看到的一切都不顺心，一切都是触动他愁绪的因子。在黑暗而冷酷得令人窒息的社会和现实中，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青年，此时此刻，没有比“爱”这种精神需要更令人渴望、令人陶醉的了。因此，作者因社会而产生的苦闷便被指归为性爱，这种情绪和心理状态，我们可以从《沉沦》主人公的日记中清晰地看到：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这段话语已交代得再明白不过了：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是出自于“他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心，以及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怒”（446），而唯一能使“他”排解忧愁、解脱痛苦，使“他”心满意足的，就是“异性的爱情”！并且在他心目中，这爱情大大高于知识、名誉和金钱。在作品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和时代的苦闷转移，明朗化为性苦闷的表现形式，这是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内驱力。如《南迁》中的伊人、《茫茫夜》到《风铃》各篇中的于质夫、《烟影》到《东梓关》各篇中的文朴、《过去》中的李白时、《迷羊》中的王介成、《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这是一种带有非理性倾向的宣泄，小说中那些客观冷静的描写，常常不得不让位于主人公内心情感的强烈骚动。在很大程度上，郁达夫小说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对失落精神价值的万分焦虑和不安，就犹如《沉沦》中的“他”一样，在现实的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精神状态变得无序和混乱起来，思想感情的冲突最终达到了高潮，他变得绝望了，他感到再继续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也正是这种绝望的心理，使他选择死亡作为自己最后的解脱，并听到了他临死前的那撕心裂肺的绝叫：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对“社会弃儿”的绝望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刻画是真实而感人的，“这是一个悲剧，是一个由于国家的衰弱而造成的悲剧”（17），它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和社会内容，这也正是郁达夫小说性爱主题的认识价值之所在。
四、与历史事件、革命运动紧密关联
郁达夫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几个历史阶段。尤其是从留学回国到抗战爆发这15年中，他目睹了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重大的事变，敏锐地感觉到了因反对社会黑暗、政治黑暗而爆发的一桩桩革命运动的夭折，他关心着社会，感触着时代的精神，“渴望着重新去寻找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29），他的思想也随着时代在发展。因此，郁达夫的性爱小说，如《茫茫夜》、《秋柳》、《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又往往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革命运动是联结在一起的。
在《茫茫夜》和《秋柳》中，归国留学生于质夫因为生计问题到A地的法政专门学校教书，碰巧学校发生了学潮，校长与军阀、进步学生与郁达夫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弃儿”，认为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无所作为，是社会上一个多余的人。
1923年，安徽省安庆市发生了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对封建军阀暴虐统治的争取民主的“六二”学生运动，有一千余名学生请愿，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被屠戳或受重伤者共40余人，这是“五四”运动在安徽的延续。
被军阀收买的学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茫茫夜》第三节开始，作者用了四五千字的篇幅，叙述了学潮的起因与经过，随着“学校内外浮荡着的暗云，一层一层的紧迫起来”开始，读者也好像感觉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过着“一夕数惊”的生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于质夫这个弱者形象，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在人们互相倾轧之中，连书也教不下去了，精神上走投无路，落到了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十之八九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小说主人公身为教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被军阀、官僚当作争权夺势的工具所利用，自己却毫无作为。由于内心的苦闷以及青春的躁动，只好用逛妓院以及变态的性爱来打发日子，表现了自己毫无生趣、毫无意义的生存。《秋柳》是《茫茫夜》的续篇，在文中有关学潮的记录相对是少了一些，但却点出了学潮的结局。尤其是陆校长的“最后一课”，颇有悲壮激昂的韵味，既为这时代悲剧增添了一点壮美，也为于质夫沉沦下去作了有力的注释。郁达夫的研究者们在论及《茫茫夜》和《秋柳》时，因小说“涉嫌色情”，往往被那“金钱巷”的妓院生活以及那些露骨的性变态描写所惊骇，而忽略了小说中那深刻的时代背景，以及那真实的、极为珍贵的学潮记录。
郁达夫的中篇性爱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为我们展现了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历史背景，主要反映了1927年3月上海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上溯到“五四”，而结束于1932年淞沪的“一二八”战争。小说通过情节的发展、人物的遭遇，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新旧军阀的横行，而且还及时地揭露和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奸淫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作者在1932年5月写的《沪战中的生活》一文中，曾谈到他写这部作品的意图：“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作者否定了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女性李文卿，批判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郑秀岳，而肯定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敢于走上革命道路的、领导纱厂女工进行斗争的女性形象冯世芬，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其政治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作品出版之后，立刻受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干涉，小说被禁止发行，出版此书的湖风书店也因此被查封了。如同《茫茫夜》和《秋柳》等小说一样，因为小说中那些露骨的色情描写，过分的病态心理刻画，往往分散了读者及评论家们对小说主旨的注意力，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光芒。
《出奔》是郁达夫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创作的，小说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浙江兰溪县为背景，描绘了激烈的社会变迁和风起云涌的斗争。作者怀着十分憎恶的心情，刻画了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揭露其贪婪、刻薄、阴险、残忍的阶级本性，暴露其丑恶灵魂。同时，也刻画了另一个重要人物——革命干部钱时英的形象：他为人坦诚、率真，工作沉稳、干练，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深受同志们的敬畏。这一形象代表了一大批在社会激烈动荡时期的进步的革命青年，他们以青春的热情憧憬革命、参与革命，可是，在中国革命尚处于探索阶段时，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有时又难免带有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钱时英的婚姻也正是源于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他并不爱董婉珍，是由于一个25岁的男子对于异性的渴望，出于一时的冲动，以及革命者济世救人的浪漫理想，才导致了他们的结合。他想改造她，使她成为“一个能为社会服务致用的斗士”，但婚后，他的理想落空了，最后终于觉醒了，小说以放火出奔、焚烧董婉珍全家而告终。虽然小说的结尾处理得比较简单，不很完美，但从作者对艺术的可贵探索上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思想已有了飞跃，开始趋向严肃而清醒的现实主义。
综上，有些作家的杰作，在他生前之所以不能完全被人理解，就是因为读者无法知道这些费解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因此，探究郁达夫“性爱”小说，是打开郁达夫作品秘库及其个人思想情感的一把钥匙。郁达夫性爱小说在表现形式上，运用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赤裸裸的自我暴露”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手法，并以其广阔的视野，把对社会的愤慨、对国家与民族的忧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的激烈冲突，倾注于艺术形象之中，由于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体现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带着深厚道德意识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一方面渴望爱情，采取种种方式强烈地发泄着性的苦闷；另一方面又处处受着传统道德的约束，想从现实的欲海中挣脱，并且不断地在自责自己、咒骂自己。西方文学中那种为表现自我的完全的肉欲的满足，在郁达夫的笔下，更带有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他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摆脱了以往传统文学中的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体现出艺术形象内心的复杂性和含蓄性。郁达夫小说能够唤起人们巨大共鸣的，“正是那种‘与人生连带’的‘苦闷’——无论是所谓‘性的苦闷’，还是更广泛的‘生的苦闷’（主要指‘经济的苦闷’）”。作品中那跌宕多姿的情节，人物内心的隐隐藏藏、遮遮掩掩的心态，夫妻之间或爱、或悔、或怜、或悲、或怨那相互纠结的情态，形成了小说独特的魅力。虽然主人公由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很少表现出一种走向黎明的青春身影，更多的是找不到出路的忧郁、苦闷，并由此而生成的感伤和孤独，但这绝不是面对压迫的一种消沉和喟叹，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智慧内省和清醒的自我确认”（155）。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性爱小说能够高于同时期的其他性爱文学作家的作品，并享有一定的盛名。小说问世后，产生了惊世骇俗的反响。
毋庸讳言，郁达夫性爱小说在反映社会黑暗、控诉时代不公时，确实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存在着“感伤”与“颓废”的情调，对此，我们不能抱有偏见，更不应夸大其词地去横加指责。因为“他的小说的性描写大多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来的，是黑暗社会的畸形人生的印象……是主人公备受压抑、精神苦闷、寻求宣泄或刺激的表现”，“是病态的社会才造成和引起人物的心理与人格结构的变异”（13）。因此，只有用历史的、时代的眼光去看待它，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其为人、其实质、其主流”，从而“对一个重要作家，作出公正无误的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