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找不到出路的不幸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并非是主人公大开大合的外在命运波折，而是他们内心的那种或紧或缓、反复无常，最终愈演愈烈，导致其精神崩溃的感觉，以及那种表现在人物心灵上的日趋“沉沦”。而这种剧烈动荡的心灵历程则基于主人公的浓重的“自卑情结”，这一特点为郁达夫同时代的很多作家所注意，但也因此而引起许多的非议和误解。郁达夫小说中的“自卑情结”具有厚重的社会历史渊源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它不仅规定和制约了小说主人公情感逻辑的发展，也决定了作家的艺术选择和艺术风格的实现，并因之而确立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人物的这种“自卑感”，就没有也不可能产生郁达夫小说的轰动效应。因此，只有认真地去探讨和研究郁达夫小说中的“自卑情结”，才能有助于更深刻和更客观地去理解郁达夫这一人物及其作品。
一、“自卑情结”在小说中的凸现
“自卑理论”是西方个体心理学的一大发现，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50）。换句话说，自卑感实质上就是活生生的个体面对实在的对象世界，一下子无法认识、把握和征服，无法肯定自己、表示自己和发挥自己，因而从心里产生的气馁和无可奈何，这是人面对外界事物无能为力的心灵投影，是一种隐秘深潜的痛苦心境。西方个体心理学的这一发现，应该说有其合理的成分。郁达夫在其小说创作中，就始终不倦地、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欲说不能、欲摆不脱的情感状态。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不管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或者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他”、“伊人”、“于质夫”、“文朴”、“王介成”，可以说基本上是作者的化身和投影。他们的生活、命运，大都取自作者的经历，在他们身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以及因之而引起的“孤独感”、“性变态”和“二重人格”，并且在不同的篇章中，都表现出了人物性格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一）孤独与感伤的情感状态
1921年，郁达夫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的出版，就以惊世骇俗的姿态成为孤独与感伤潮流中最高的一个浪头。《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位典型的年轻孤独者。在日本，他感觉到了某种威胁和侮辱，感觉到了现实生活与异质文化的巨大压力；他的内心活动极为丰富，但又无法与现实社会生活开展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多疑敏感、情绪多变，因而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在小说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主人公在紧迫、痛苦中越来越封闭了自我，割断了主体与周围的必须的契合与理解，被剥离了合理的伸张而不得不躲进个体心灵的一隅，独自承受着无形的重压。这是一种个体游离于整个世界的悲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沉沦》主人公对待****的自卑态度，青春期合理的人性冲动被自己的卑怯所压碎，使自身的情感无法升华和满足，因而只能以变态的、近于原生的方式代替，其结果无疑是饮鸩止渴，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杀身亡的道路。再如郁达夫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是一篇以道森为原型的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孤独者。这位孤独的年轻人，在东京的大街上徘徊，沉浸在“爱情和友情”双重失落的痛苦之中，为此，他在一天之中喝了许多酒。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死了，口袋里还放着一本道森的诗集。
《沉沦》、《银灰色的死》对人的自卑感的表现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仅仅是个开头，此后，作者创作的《南迁》、《怀乡病者》、《秋柳》、《胃病》、《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都共有着、发展着这种模式。似乎可以这样说，“自卑情结是郁氏笔下主人公与对象世界联结的特有中介，它滋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又反过来作用于它们……让主体紧张地匍匐在客体的脚下而造成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感”。从郁达夫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那种巨石压顶般的沉重、置身狭缝中的焦灼和熔岩欲喷般的压抑。应该说，这些孤独的人物和他们的自卑心理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的结合体，“是一种病态时代的病态反映。它一方面表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明不再是不合理社会的意识的工具和附庸，而是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体；同时，它也表明不合理社会对人的巨大压力，表明一个具有美好理想的人是不可能在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找到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的，人还在社会客体的制约下备受煎熬”。孤独感正是郁达夫小说人物试图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阶段的情感的折光，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切近地触摸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真正走投无路的小知识分子的泣血魂灵。
（二）变态的性爱描写
与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孤独与感伤”的情感状态密切相关的另一特征是“性变态”的描写。关于“性变态”，在精神病学方面称为性变态人格，指“性冲动的障碍和性对象的歪曲”，它包括同性恋、窥淫癖、恋物癖、受虐狂等性错乱现象。事实上，郁达夫小说中最不易被人接受，又使人惊诧不已的，正是作者大胆地暴露了这种性变态现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欲找到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路而不可得，处于“手中无钱、心头多恨”的境地。为了生存，他们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但又不愿意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于是，当主人公被严峻冷酷的现实和巨大的生的苦闷所压抑而感到十分孤独时，他们往往就需要宣泄和释放，因此，在现实中便通过“醇酒”、“妇人”式的放浪形骸来进行消解，借此来寻找最后的安慰。
从郁达夫的《沉沦》开始，以至到后来的《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作品中，作者不直接去解剖罪恶的社会，而是把社会的恶果——病态环境中变态人的灵魂，赤裸裸地送到读者的面前。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大量的、关于男女两性关系的畸形描写，看到郁达夫笔下人物精神颓废的一面：像《沉沦》中的窥淫症，《秋柳》、《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同性恋”，《过去》中的“受虐狂”，以及《茫茫夜》中的“恋物癖”等。在作者的笔下，不仅写出了青年人蒙的冲动、暧昧的欲望、微妙的心境以及男子在女性面前的慌乱失态，而且更擅长通过描写人物的变态心理，来揭示非人性的封建伦理纲常；不但揭示了主人公心灵的破碎，同时也展示了蒙、复杂的苦闷转移为变态性爱的过程，使得本来是正当的不满，用变态的、低下的形式表现出来。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作者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主人公变态****所产生的社会原因，同时，这也是人物形象在读者心灵深处激起强烈反响的重要原因。
更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小说关于变态性爱的描写实在是称得上大胆，他把他的主人公的一切往往是和盘托出，不留丝毫。这正是郁达夫小说之所以受到许多人指责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的作品一度被认为没有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根本所在，并“造成了后来郁达夫研究始终围绕病态争执的尴尬局面”。
（三）主人公的二重人格
与郁达夫小说“性变态”描写密切相关的又一特征是，善与恶、美与丑的二元对立的“二重人格”。“‘五四’时期，个性人格和自我价值成为文化思想界的聚焦点”，因而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人格，受到了作者的关注和青睐。作品中的许多截然相反的二重人格，如既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既激昂慷慨又软弱无能、既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既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既敏感多疑又麻木不仁、既有向善的焦躁也有贪恶的苦闷、既寻求感官刺激又有自我谴责等等，都盘根错节地统一在主人公的身上，使得人物性格的二重结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加深了主人公心理冲突的深度，“造成人物的苦斗和痛苦的情绪拼搏，构成‘生命自身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人物自身分裂”，同时也因之而强化了小说人物的艺术魅力。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人格的二重性“是新的美学原则的产物”，作者在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不是把人物与传统社会相和谐的性格特征作为描写的主要方面，而是把人物与传统不和谐的一面作为审美的选择，这样，他就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规范，创造出了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
在一般正常的状态下，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正常的，他们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都无可指责。但是，当现实生活突然带来巨大的压力时，这些人物的精神状态也随之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情绪变得急躁不安，心中似乎有无限的话要诉说，有莫名的情感要发泄……由于人物精神上的这种剧烈的角斗，使得人的行为、体验、语言等，都处于一种完全无序的状态之中。如《沉沦》中的年轻人，在苦闷之余朝妓院走去，但一接近妓院，忽然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害怕，连妓女娇滴滴的叫唤声都引起他心中的怒火。一方面，他不顾从小服膺的“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在被窝里犯罪”，一方面又因此而“恐惧心也一天一天地增加起来”。一边“窥浴”，“心里害怕得非常”；一边却“自家打自家的嘴巴”，“羞得非常，也喜欢得非常”；一边“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提心吊胆地把身子曲倒去窃听草丛里的男女媾情，一边骂自己：“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再如《秋柳》中的于质夫，由于对军阀镇压学潮的不满，“只觉得一种悲愤无处可发泄”，便去妓院找妓女海棠，当他发泄完之后，其心境又忽地一变，自责道：“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著衣冠的禽兽！”可以说，主人公每次“性”的满足，都伴随着道德感、屈辱感的无情鞭挞，产生了精神上的巨大变异，人的情绪完全是处于一种失常的和混乱的状态之中。一个正常、快乐的人，在社会的重压之下，其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性格变得扭曲，成了畸形，此时此刻的人物，往往使得正常的人感到吃惊和不可理喻。
郁达夫小说，无论是前期描写男女恋情的浪漫主义的作品，或者是后期的侧重于写实的作品，主人公都不时地会展露出性格的二重性。如在代表郁达夫后期创作最高艺术成就的《迟桂花》中，作者也写到了爱的欲求，但它不像《沉沦》那样，表现这种苦闷没有出路而变态。请看作品中主人公对翁莲的一段表白：“我刚才的一念邪心，几乎要使我犯下这个大罪了，幸亏是你的那颗纯洁的心，那颗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却救我出了这一个险。以后请你当我作你大哥一样那么的看待，你若有急有难，有不了的事情，我总情愿以死来代替着你。”撩人的“****冲动”，在对“一念邪心”的严正的批判下被克服了，这里的“我”的****的欲求，已升华为爱情（指广义的爱：表达了广泛的人类之爱），在表现二重人格的同时，也写出了自我意识的制约和外界因素的净化。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物心理升华过程，是双重苦闷和双重欲求不可得的动人的挣扎过程，也是经过净化和升华而达到全新的“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我们感受到处于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对高级精神生活的追求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使我们感到爱情的美，人性的高贵”。
二、“自卑”的成因
郁达夫曾经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人们一般也常说，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则是在勾画他自己的思想轨迹。由此，我们对郁达夫文学作品的考察，就更有必要连带着对作家本人个性形成的诸因素的考察。郁达夫自卑情结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个人经历、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混合在一起而造成的结果。
（一）不幸的童年经历
郁达夫出生在清光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苦难时代，父亲的早逝，家道的衰落，贫穷和受欺凌自不待说。郁达夫唯一的姐姐，因无力抚养，10岁时便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而幼小的郁达夫，他“所经历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悲剧的出生》），以及由饥饿而带来的恐惧。为生计所迫，母亲整日在外奔波劳碌，很少照顾到他，两个哥哥又都在外地上学，更无机会去亲近他，因此，除了自卑外，伴随郁达夫的便是孤独。可以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寂寞和孤独中度过的。因而郁达夫从小在心灵上便深深地积淀了“忧郁”，烙下了“自卑”的印迹。到了12岁那年，郁达夫在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因学习成绩优异，跳过了一级。第二年春天开学的时候，郁达夫向囊中羞涩的母亲提出了给他买一双皮鞋的奢求，当童年时的他看到母亲为他去鞋店赊购皮鞋而遭受到店主白眼时，他心中唯一的一点虚荣也被击碎了，以致在以后的生活中“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他“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书塾与学堂》）。贫穷困苦与孤独寂寞的童年经历，使郁达夫过早地就养成了性格的老成，过早地就去思考人生的痛苦。其后，郁达夫到杭、嘉等地求学，思乡之情和乡下人的自卑，使他与同学之间的障壁越筑越厚了。可以说，童年时代是郁达夫自卑心理的形成期。
（二）10年的留日生活
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郁华到日本留学，1914年，长兄先期回国，年仅18岁的郁达夫在离家万里的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更感到万分孤独。这10年来的留日生活，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中国积弱不振，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弱国子民的悲哀，感受到了内心的焦虑和难以言说的苦闷。面对着游子的怀乡之苦和不时受着“锦衣肉食的纨绔子弟”的挖苦和嘲笑（《孤独者》），郁达夫只能深深地掩埋了本来应该朝活泼开放性格发展的可能，再次走上了孤独的道路。在这段时期，郁达夫又正值青春期，生理上的发育和完善，使他产生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异性的渴慕，但日本少女的高傲和对中国人的歧视，使郁达夫所渴望的爱情又不可得，并在“故国的陆沉”中遭到了戏弄和摧残。正如他在《雪夜》一文中所说：“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从而增添了他的失望与压抑，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应该说，这段时间是郁达夫自卑性格的发展期。
（三）回国后谋职、求生的艰难经历
1921年，郁达夫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本打算在上海靠文学谋生，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玫瑰色的文学之梦。在上海，他四处奔波，但结果却竟然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固定职业。迫于生计，他只得辗转流徙于北京、武昌、广州、安庆等地谋求工作，但仍然是处处遭受到排挤和倾轧。长时间的颠沛流离，屡屡失败的经历，以及捉襟见肘的生活，使郁达夫整日抑郁不安，有凛凛自危的感觉。他曾说：“一生使我没有安逸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逐得了的。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沧州日记》）他感到自己无能，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感到在这世界上立足和生存的困难，再加上他对社会的日益不满、个人抱负的无法施展、理想的难以实现以及身体的孱弱多病和不断加剧的心理上的孤独感等，凡此种种都是郁达夫自卑心理的重要成因。可以说这期间是郁达夫自卑心理的顶峰期。
三、“自卑”形式的时代意义
1947年，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认为：“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以为是文坛三绝。”尽管这并非出于一味地推崇，但也不失为对他们的发自内心的推举。“三绝”的语符内涵中呈现出程度不等的差异来，而这一差异“则反映出郭沫若对鲁迅、闻一多、郁达夫三人不同的把握程度和描述形态。‘三绝’无疑可视为此三人的个体主体性的时代凝聚”。郁达夫的“自卑”，作为创作主体心理机制的深层结构，不仅规定和制约了他的小说主人公情感的逻辑发展，也决定了作家的艺术选择和风格的实现，同时也因此而确立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既然郁达夫是以“卑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特异人格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分析这一艺术形式的历史意义。
首先，在“五四”小说中，郁达夫小说可以说是与《狂人日记》相提并论的最早的心理分析作品。作者以他那饱含情感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以至潜意识层次，对一系列的“零余者”、“畸形人”的病态心理进行了剖析，他为我们开拓了心理分析小说的领域。“自卑情结”控制和导演了郁达夫小说主人公心理发展的模式：内省多于外展，气质纤细敏感，神经常处于亢奋状态。他们时而狂热、时而痛苦、时而激动、时而不安……可谓瞬息万变。作品中，人物虽然经历了众多的选择、努力或者逃避，但都未能最终摆脱自卑感的压迫，而是拖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在痛苦中挣扎、呻吟、宣泄……作品中由于作者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精细、准确地把握，以及那酣畅流利的情感抒发，形成了小说独特的审美意境，也正因如此，使得郁达夫小说能够高于同时期的其他性爱文学作家的作品。
其次，郁达夫的“自卑情结”，对其小说创作中感伤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并以此鲜明地表达了人的觉醒的“五四”时代精神。如前所述，由于生活、奋斗、追求上的苦闷、痛苦，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感伤性，构成了郁达夫倾诉悲哀的感情基础。情感的过于纤细、柔弱，使主人公在生活面前时时感到悲观失望，就连外界的风吹草动、琐事杂谈也会引起强烈的情感波动和内心冲突，这是感伤基调形成的心理基础，再加上情感的另一方面——“敏感”，这是导致感伤风格形成的直接因素。当鲁迅以狂人的“呐喊”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匕首、投枪同现实展开韧性的格斗时，当郭沫若以横扫一切的狂飙突进的气势与精神赞扬民主与科学、高歌呼唤全新的时代的时候，郁达夫却以一个病态青年的呻吟宣泄了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罪恶。这种“感伤的基调”实际上是时代重压下变腔的“呐喊”，是时代情绪的曲折反射，这一变态的、畸形的反抗方式，曾经激动过千千万万中国青年人的心灵，反映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不甘沉沦的生活实际。不过，人们往往容易被郁达夫小说中的“感伤”以及“颓废”的描述所震惊，而未能从时代、文化与艺术的角度来考察郁达夫作品，因而也就很难看到它的独特价值。对此，郭沫若曾慨叹地说：“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是的，就在这世俗不解、不容的社会环境里，郁达夫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以自身独异的哀切声音，以痛苦、柔弱的生命，向时代、向社会进行了控诉。历史已证实：郁达夫通过“自牧”已超越了“自卑”，最终走出了自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自我塑造。
另外，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自卑情结”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突出地表现了“自卑”这种人类的带有普遍和永恒性的情感。并且，郁达夫小说中所凸现的主人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标志着一种普遍永恒的历史独特性——在新旧历史阶段的交替期，常常出现众多带着刚从长夜中醒来尚未适应眼前现实的苦痛灵魂，他们虽没及时站在历史的最前沿，但最具可塑性，最有希望超越苦难而成为宏大的改革力量”。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郁达夫也必有其祖代、父代和后代，它对于今天仍有着普遍性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