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的史传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关于民间文学的内涵，有学者认为，至少应包括民间传说、大众诗歌、口头语言等方面，这是不错的。民间文学有其独特的地方，如集体性、口头性、传奇性、情感性、流动性等，与史传的书面性、真实性、正统性、固定性等有本质的区别。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郑振铎曾指出：“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在许多今日被目为正统文学的作品或文体里，其处有许多原是民间的东西，被升格了的，故我们说，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这话是并不过分的。”从文学角度看，史传属正统文学，但却具有民间文学的色彩；民间文学虽属大众的文学，但也吸收了史传的内容。因此，认真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认识唐前史传文学的特征，也有助于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
一、民间文学为史传提供濡养
从史传文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它与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传说）同出一源。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历史记载。有关人类的生产活动、氏族的由来及发展等情况，全凭口头传说乃至神话故事保存下来。这也就是最早的历史记载。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虽然仓颉造字之说不大可信，但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却是事实。同时，先民对历史的记忆和传播，也主要靠口耳相传的传说，因此，可以说最早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就是民间传说的承传者。
作为一个部落来说，为了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为了进一步生存的需要，也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了解本氏族的由来，一方面总结与自然做斗争的经验。而部落的历史就是那些口头传说。因此，在没有文字以前，历史、传说、神话是融为一体的。有了文字以后，历史与传说、神话开始逐渐分离。历史成为书面记载，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载体，但主要用于上层统治者，记载王室的大事，像商代的甲骨文就是如此。而传说则成为次一等的历史，大都在民间范围内以口头的形式流传。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历史记载中人物的范围逐渐扩大，尤其到了《史记》，各种各样的下层人物进入史书之中，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但正式的历史与民间的传说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民间传说为史传提供了丰富的濡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补远古历史之空白
按照学术界的公认看法，我国从殷商时代起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属传说时代。出于保存远古历史的需要，历史时代的史学家总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补记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所依据的也只能是民间的口头传说或神话故事。这些传说，虽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总是带有历史的影子，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赫胥黎指出的那样：“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是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像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现在被认作是对希腊人与小亚细亚人为争夺达达海峡统治权而进行的一系列真实战争的颂歌。就特洛伊战争而言，关于特洛伊的推理竟然使19世纪德国的一位冒险家亨利希·谢莱曼找到了特洛伊城的地址。”“历史的神话、准历史的神话或半历史的神话如果列出来，将是很长的一览表。”由于神话、传说本身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而后来的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都根据传说编织上古历史。如黄帝以前的历史，零星的材料有：《左传》、《国语》、《易传》、《庄子》、《韩非子》等；比较系统的材料有：《大戴礼记》、《汉书·律历志》末所载刘歆诸人的《世经》等。关于五帝的传说也比较多，如《左传》、《国语》、《尚书》、《吕氏春秋》，尤其是《史记》的《五帝本纪》，将有关上古的许多传说加以系统整理，自此，中华民族有了自己完整的民族谱系。《史记》以后的史传著作，还有不同程度的传说时代的历史记载。如《后汉书》中的《南蛮传》，记载了传说时代的高辛氏；《西南夷传》记载了夜郎国的一些传说，等等。尽管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之间的说法有不同之处，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上古历史发展的痕迹。今天的历史学家根据这些传说，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上古时代的历史轨迹，如吕振羽先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神话零散片断原因时，往往把神话历史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总是埋怨历史学家把许多神话、传说纳入历史的范围之内。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神话、传说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上古历史。
（二）充实史传内容
孔子曾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云：“夫礼失求之于野”；《后汉书》朱浮传云：“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可见民间确实存在着可以信赖的历史的资料。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对民间文学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就历史著作而言，即使在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时代，史官只注重上层统治者的活动，对民间活动知之甚少，记录的就更少。而要全面反映社会发展的历史，就必须把民间的有关历史传说采编进去。采编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瞽史的传颂，史官将传颂的内容记载下来。徐中舒先生曾指出：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颂为主，而以结绳刻木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还未能脱离这样原始方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史，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目蒙传颂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颂，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目蒙不失颂”，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如《春秋》之类，还要通过瞽目蒙以口头传颂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瞽史传颂，很大程度上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但无疑充实了史传的内容。唐前史传中的《左传》、《国语》，其中有许多内容就是通过瞽目蒙传颂的方式记载下来的。
二是史官亲自到民间采集。《汉书·艺文志》说到“古有采诗之官”，徐中玉先生认为，这“包括了一切民间的创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有韵的和无韵的，各种体裁和样式的。”史官采集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是关于先祖的传说，有的是关于各地的奇异人物、奇异之事。司马迁就是这样的史官。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所谓的“名山坏壁”、“旧俗风谣”，指的就是民间文学。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受父命漫游全国，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漫游路线如下：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屈原贾生列传》）。
浮于阮湘（《自序》）。窥九嶷（《自序》）。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君列传》）。
这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使他吸取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的营养，并以此来充实自己的著作。不只是《五帝本纪》，甚至夏、商、周乃至秦汉帝王的本纪，也都具有一定的传说色彩。而像楚汉战争时期的人物，许多资料也是来源于民间。如《项羽本纪赞》：“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淮阴侯列传赞》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赞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何）、曹（参）、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清人郭嵩焘在这段话上加按语说：“诸侯起微贱，一时遗闻轶迹，传闻必多，史公身历其地而知其遭际风云，未有异于人者也。史公于萧、曹、樊哙、滕公等传，盖得于民间传说为多，此所谓纪实也。”可见民间文学对于充实《史记》内容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歌谣谚语的魅力
歌谣谚语是民间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是社会生活的结晶。从内容上说，有的反映民众的爱憎感情，有的是对现实的讽刺批判，有的是处世经验，有的是生产经验的总结，有的是评论人物，等等，丰富多彩。从艺术上看，歌谣谚语简练而含意丰富，或委婉含蓄，或一针见血，或幽默风趣，风格多样，极富艺术魅力。不仅给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给唐前史传增添了诗的韵味。史传作家在写历史人物时常常引用民间歌谣谚语，《左传》、《战国策》及“前三史”中歌谣谚语最多。《左传》一书，据清人赵翼的统计，引用《诗经》（包括一部分逸诗）达271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谣谚，《古谣谚》收有《左传》引谚40则。宣公二年记宋国筑城的役夫唱歌谣讽刺打败仗的华元：“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对华元的外貌（连鬓胡子、腆着大肚皮）进行挖苦。襄公三十年，郑人对子产的评论也很突出。“（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表现出对子产改革的不同态度。襄公四年的《鲁人歌》、襄公十七年的《泽门之皙讴》、昭公十二年的《乡人饮酒歌》、定公四年的《野人歌》、哀公五年的《莱人歌》、哀公二十一年的《齐人歌》等，都是歌谣的精品。《左传》中的谚语如闵公元年引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襄公二十九年“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宣公十五年“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宣公七年“狼子野心”；昭公十九年“无过乱门”；定公十五年“民保于信”，等等。这些歌谣谚语，丰富了史传的内容，有的增添了讽刺性，有的增添了哲理性。《史记》中运用了大量的歌谣谚语，给《史记》增添了光彩。这些歌谣语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有对统治阶级及其酷吏的憎恨与讽刺。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这首歌谣出自于《淮南衡山列传》。淮南厉王刘长，自恃尊贵，起居“拟于天子”。汉文帝担心皇权旁落，采取手段逼刘长绝食而死。作者引歌谣来揭露最高统治者的无耻面目，非常深刻。
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汉武帝时，卫子夫专宠，她的哥哥卫青被封为大将军长平侯，卫青长子封侯世子，其他三子虽在襁褓之中，竟皆封列侯。子夫的外甥霍去病也拜为骠骑将军。卫氏一门权倾天下。《外戚世家》引这首歌谣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外戚的恃势称霸。
我们可以从中认识当时那种丑恶的社会现实。
这一类谣颜是很多的，《韩长孺列传》在描写汉家内部的倾轧时，引用了这样一条俗谚：
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
它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人们之间的畸形关系。
汉武帝时，贵族灌夫在颍川一带横行无忌，《魏其武安侯列传》在揭露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为权利，横于颍川”的罪行之后，引了当时流传于颍川的一首童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颍水不会长清，灌氏也不会永久横行！一旦颍水变浊之日，就是姓灌的灭族之时。这形象而又贴切、富有哲理的诅咒，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称霸一方的豪强势力的反抗情绪。另外如《项羽本纪》引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赵世家》中的“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等等，都有着强烈的战斗性与鲜明的阶级性。再如，《酷吏列传》的一首歌谣：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宁成是汉代有名的酷吏，本传说他“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对待人民是“如狼牧羊”般地凶恶残暴。这首歌谣就活画出了这个汉代统治者豢养的刽子手的狰狞面目。
有些歌谣是对生活经验和处世哲学的总结。如：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鲁仲连邹阳列传》
狡兔死，走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淮阴侯列传》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列传》
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吴起列传》
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范雎蔡泽列传》
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世家》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留侯世家》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三王世家》
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乐书》
这些歌谣谚语，是从社会生活中体验、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能给人以启发，也能给人以警戒，它们虽然简单，运用于某一篇之中，但实际上已具有普遍意义，即使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如《赵世家》中有：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世之变。《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有：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前者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随着时代的变化，制定政策也应变化，后者强调的是要成就一项大的事情，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必须有长期的积累。无疑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有些歌谣谚语对历史上的人物进行热情赞颂。
萧何与曹参，是汉代开国初的两位相国。他们属于地主阶级中较为开明的政治家；在人们刚刚结束暴秦虐政压迫的情况下，恰当地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农民作了某些让步，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生产。老百姓为二人作歌说：
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曹相国世家》
再如：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这是《季布栾布列传》中的一条谚语。赞扬季布言必信、行必果的品德。表现了人们对真诚的期待。又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是《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引用民谚对李广进行评价。
桃树李树虽然不会说话，但由于他们有丰硕的果实，所以引来许多人，树下自然而然走出一条路来。司马迁的意思在于：李将军虽然不善言辞，但他有才能，名传天下，因此得到众人的拥戴，表达了人们对李将军的敬仰之情，就像传中所记的那样：李广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足见人们的爱戴之情了，司马迁借用这一民谚，表现了自己对李将军的同情与敬仰之情。《史记》中还有些民谚歌谣反映了一定的人情事理，如：“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游侠列传》）“不知其人，视其友”（《张释之传》）等；还有一些表现经济状况的，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范雎蔡泽传》）等，内容十分丰富。
由于《史记》的记载，流传于民间歌谣谚语在文字上得以巩固，流传得更广泛和长远了，有许多至今活跃在群众的口语中。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秦始皇本纪》）。“养虎自遗患”（《项羽本纪》）“唇亡齿寒”（《晋世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王翦列传》）、“利令智昏”（《平原君虞卿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淮阴侯列传》）等等。这些富有哲理的通俗成语，即使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汉书》中的歌谣，大部分袭用了《史记》中的歌谣，另有一些不见于《史记》。有些是用于评价人物，如《酷吏传》中所记，伊赏杀人过虐，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表示对酷吏的强烈不满。《冯野王传》写汉成帝时冯野王兄弟为政有惠于民，引歌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有的是对事件的评论，如《沟洫志》引谣谚，对郑国渠、白渠的修建表示称赞：“田于所何，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
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有的是对现实的讽刺批判，如《五行志》所收成帝时童谣、成帝时歌谣。尤为可贵的是，《艺文志》中的诗赋略，著录歌诗28家，314篇，有许多属民歌。“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为研究汉代乐府诗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汉书》中也引用大量的谚语评论人物，如：“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喉舌。”（《楼护传》）“间何阔，逢诸葛。”（《诸葛丰传》）“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匡鼎传》）“前有赵张，后有三王。”（《赵尹韩张两王传赞》）“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韦贤传》）《后汉书》中的许多歌谣也是用来评价人物的。如以“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来赞扬朱震，以“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来讽刺胡广。“语事不休贾长头”（贾逵）、“殿中无双丁孝公”（丁鸿）、“解经不穷戴侍中”（戴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吕布）、“说经铿铿杨子行”（杨政）、“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等等。对于一些良吏，也往往借用民歌谣颜来赞扬，如杜诗任南阳太守，政绩突出，当地为之语曰：“前有召文（西汉时召信臣曾任南阳太守），后有杜母”；张堪任渔阳太守，百姓歌之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朱晖任临淮太守，吏人歌之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这些歌谣，表达了人们的爱憎感情。今本《后汉书》中的《五行志》，是司马彪所补，其中收集了许多民谣，如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揭露当时社会是非颠倒、正直之士遭迫害打击的黑暗现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书·乐志》收录了汉魏时期的大量乐府民歌，这是正史中最集中保存民间诗歌的突出一例，为民歌的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民间文学的精神力量
民间文学，由于长期在民间广泛流传，因而体现了民间的一种精神力量。首先是它的批判精神。民间文学不像史传那样从属于统治者，而是民众自己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往往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次是强烈的爱憎感情。民间文学对历史、对人物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情感愿望；再次是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不仅崇拜英雄、赞美英雄，而且自身积极入世，表现出无畏的进取精神。唐前史传文学中，《左传》和《史记》的民间精神表现得最为浓厚。
这是因为，《左传》产生的战国时代，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不受君权思想的限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此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正经历着由神到人的转变过程，虽说脱离了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但传说的历史并没有从观念中消除，仍保存在历史著作之中；再加之民本思想的潮流，使民间文学得以兴盛。《史记》作者司马迁，由于自身经历，对民间文学十分重视，表现了大胆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些情感接近民间下层。后来的史传则很少这种民间色彩。
（五）传奇色彩的渗透
民间文学，尤其是传说，属集体创作、口头文学，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布。之所以能“传”，关键在于“奇”，无奇不传。那些异乎寻常的人物和事件，最受民众欢迎，也最能传得广泛。民间传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经过长期的流传，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总要根据自己的好恶，给传说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因而在原来真人真事基础上，将某些地方合理夸张，甚至用想象的方法补充原来的事实，使其更生动，更传神。传奇色彩向史传文学渗透，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大量的民间传说直接进入史传文学，使史传文学具有传奇色彩；二是史传作家在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也借鉴民间传说的传奇手法，使事件戏剧化，使人物形象化、生动化。如《左传》中的“结草报恩”，《史记》中的“火牛阵”等。
二、史传对民间文学的影响
民间文学从多方面给史传文学提供了濡养，反过来看，民间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受史传文学的影响。主要有：
（一）保存民间文学精品
民间文学大都具有口头性，流动性，如果不及时加以记载、整理，很容易失传。史传作家对民间文学采取积极的容纳态度，使民间文学能够搭上史传之“车”，变成书面的、固定的形式长期流传。因此，史传在保存民间文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民间文学进入史传作品，也要被史传作家加以修饰、润色，在保持原貌的情况下又具有了文人作品的特点。
但是，不是所有史传作家都对民间文学采取积极的容纳态度。一些优秀的民间作品往往被正统史家以“俗”、“野”拒之史传门外，更有一些批判性强的民间文学也不能进入史传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肯定有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埋没。
（二）为民间文学提供素材、树立人物形
象民间文学除了在自己的土壤中产生发展之外，也吸收史传文学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内容。史传文学为民间文学提供了多方面的素材，像改朝换代、宫廷争夺、忠奸斗争、才子佳人等等。这些素材进入民间文学后，往往注入了新的感情、新的色彩。民众按照自己的思想、意愿、情感、审美特点，重新塑造历史，使史传中原有的素材更生动，也更符合民众的口味。如《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故事，给后来的“三国戏”、“三国小说”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素材。
史传文学也给民间文学树立了历史人物形象，许多人物形象长期活在民间。尽管有些人物带上了民间的色彩，但原型仍是史传人物，像项羽、刘邦、张良、诸葛亮、曹操，等等。
（三）丰富了民间语言
史传著作最初作为“国史”，主要记载上层人物的活动，因而流传的范围也主要局限在上层。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尤其是春秋以后，“士”的阶层活跃起来，史传著作在民间也得以广泛流传。史传中的许多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故事往往就浓缩为一句话，一个成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尚书》中的“星火燎原”，《左传》中的“一鼓作气”、“包藏祸心”，《战国策》中的“门庭若市”、“士为知己者死”，《史记》中的毛遂自荐、指鹿为马、负荆请罪、卧薪尝胆等，大大丰富了民间文学的语言。总之，史传文学与民间文学“互助互利”。史传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以充实自己，民间文学通过史传的载体，广泛流传，并反过来扩大史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