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传记文学的主流是史传文学。从西汉后期开始，传记文学中又产生了脱离史书的杂传作品，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达到兴盛阶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杂传，是指史传以外的所有传记，既指单独成书的类传，如刘向的《列女传》、皇甫谧的《高士传》、慧皎的《高僧传》等，也包括单篇的散见于各种文集的传记以及别传、自传、碑传、行状等。这些杂传的产生，无不与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作家个性息息相关。如果从艺术渊源来看，无疑受到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影响。
明人吴纳曾指出：“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迨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则第相祖袭而已。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于世：此小传、家传、外传之例也。”明人徐师曾也有类似看法。本章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杂传的类别及其特征
（一）杂传类别
杂传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类型。《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杂传217部，1286卷，对杂传的源流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并且初步作了分类：
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
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隋志》著录的数字，虽有所遗漏（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汉隋之际杂传类书相当丰富，共有470部），但认为杂传大约产生于西汉后期，魏晋以后逐步繁荣，这确是事实。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史通·杂述篇》也认为，史传以外的杂述，“能与正史叁行，其所由来尚矣”，并将此期的杂传细分为十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从传记角度来看，刘知几把唐前史传以外的类传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对每一类的源流、特征进行了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个分类亦有不妥之处，如《杂记》类的《搜神记》、《幽明录》已属志怪小说，《都邑簿》类也缺少传记成分，如他所举的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等；而大量的行状、墓志铭，却没有列入杂传之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根据唐前杂传的人物类型，将其分为十三类：人物总录类、圣贤类、州郡人物类、高逸类、孝友类、忠良类、名士类、家传类、幼童类、妇女类、释氏传记类、神仙家传类、鬼神怪异类。大略如下：人物总录类：如《四海耆旧传》、《海内士品》等。
圣贤类：如《海内先贤传》、《先贤集》等。
州郡人物类：如《兖州先贤传》、《会稽耆旧传》等。
高逸类：如《高士传》、《逸士传》等。
孝友类：如《孝子传》、《孝友传》等。
忠良类：如《忠臣传》、良吏传》等。
名士类：如《海内名士传》、《竹林七贤论》等。
家传类：如《李氏家传》、《崔氏五门家传》等。
幼童类：如《童子传》、《优童传》等。
妇女类：如《列女传》、《美妇人传》等。
释氏传记类：如《高僧传》、《法显传》等。
神仙家传记类：如《神仙传》、《王乔传》等。
鬼神怪异类：如《述异记》、《宝验记》等。
这些形形色色的杂传，虽然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些还非常粗糙，但它们在史传之外，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其价值和作用也不应忽略。杂传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为正史提供资料。有些杂传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所写的人物、故事有根有据，就被后来的正式史书采纳。如《搜神记》记东汉范式与其同学张劭之间的友谊，后来被写进《后汉书》；《世说新语》的一些故事如王羲之、陆机、周处、谢安、嵇康等人的故事，也被采入《晋书》。《史通·采撰篇》评《晋书》时说道：“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从这个评论可以看出《晋史》作者对杂传的重视。另外如杂传中的自传，是作者写自身的经历、自身的心理世界，一般真实可靠，也往往被正史采纳。第二，补充正史，与正史相得益彰。正史一般记载人物的主要事迹，杂传则多选择生活小事，两者可以互相补充。如《三国志》，由于叙事简括，人物形象显的并不十分鲜明，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了大量的杂传，以补充正史的不足，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寿书铨序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由于裴注以补充事实为主，以至于后人读《三国志》时，不得不读裴注。
（二）杂传特征
唐前杂传，总的来看，具有以下特征：
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杂传作品虽不像正史那样反映社会的重大变化，但它们往往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历史，反映现实，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试举几类：
地方性人物传记：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东汉帝国走向灭亡，社会急剧变化，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各自形成割据的政权。虽有晋代的暂时统一，但紧接着的是南北分裂。长期的分裂割据，人们生活在较为狭小的圈子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定的地方观念，因而反映地方历史、追念地方先贤的地方性传记就应运而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华阳国志》、《会稽耆旧传》等。僧人传记：佛教从西汉末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达到兴盛。这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给人民精神上带来极大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求解脱，而佛教所宣扬的普渡众生的信念给水深火热中的人们一线希望，而统治者也利用佛教来麻痹百姓，于是，佛教在中国的土壤上扎了根。上至君王，下到百姓，男男女女，热衷于佛的世界。西土的传教士不辞辛苦，翻山越岭，来中国传经送宝；中国的信教徒不远万里，不怕牺牲，到西天取经。中西结合，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活剧。《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对此都有记述。如《南史·郭祖深传》记，梁武帝晚年，“大弘释典，将以易俗”，郭祖深上书言道：京都“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如此兴盛的宗教活动，不能不产生反映这种活动的传记。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东晋法显的《法显传》、梁释宝唱的《比丘尼传》、梁释慧皎的《高僧传》等。
隐逸、超俗类传记：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老庄思想盛行一时。一些人崇尚隐逸的生活方式，以摆脱现实社会的困扰；一些人则蔑视礼法，不随流俗，一任性情之所至；一些人则谈玄说理，忘乎现实，等等。于是，《逸士传》、《高士传》、《海内名士传》等传记随之产生。皇甫谧《高士传序》曰：“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史班之载多所缺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又近取秦汉，不及远古。夫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称其德而赞其事哉！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始终，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此序言代表了这类传记的共同特点。神仙怪异类传记：如刘向的《列仙传》、葛洪的《神仙传》、干宝的《搜神记》等，此类传记反映了神学思想和道教之风的盛行。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大肆宣扬“天人感应”思想，到东汉时这种迷信思想愈来愈严重，乃至于发展为谶纬之学。另一方面，道教从汉代产生，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产生，本身又与巫术、鬼神、阴阳五行等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之社会的黑暗，人们在痛苦中寻求解脱，向往着长生不老，向往着进入仙界。大量的杂传就适应了这样的时代环境。
总之，魏晋以后所产生的各种杂传，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产物，每一种传记都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它们是一个万花筒，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彩缤纷的社会状态。
脱离史书，独立存在这是传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进展。史传作品，是历史著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从属于整部著作的需要，传主的选择、材料的处理等，都要为全书的创作目的服务，不可能独立存在。杂传不像史传那样属于某部历史著作的一部分，而是自成一体。如《隋书·经籍志》、《史通·杂述》所列举的大量类传，都是独立成书。又如魏晋以来的别传和散见于作家文集的单篇传记，也是独立的文章，不依附于历史著作。再如自传，原来属史书的一部分，未能独立，司马迁、班固的自传就是附在《史记》、《汉书》的最后；魏晋以后，自传逐渐脱离了史书，成为独立的一种文体，曹操、陶渊明等人的自传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又如碑传，它本身就是为死者撰写的刻在碑子上的文章，也无从依附于史书。行状主要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供朝廷议谥参考或撰写墓志、史传采择，也是独立的文体。唐宋以后，这种脱离史书的杂传得到了更大的发展。3·率尔而作，思想自由杂传不像史传那样正规，也不像史传那样依附于统治者。
它们大都是文人士子自己的创作，依照个人的思想情趣选择人物和材料，不受框框条条的限制。尤其是魏晋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蔑视礼教、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潮出现了。《荀粲别传》、《郭璞别传》等传记就体现了这种新变化。由于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因而解脱困扰、寻求自由的老庄思想在此时很有市场，谈玄说理的风气盛极一时。这种思潮影响到杂传中，就有一批不随流俗的狂介之士以新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世说新语》中大量的人物和故事就反映了这一思潮的变化。如殷仲堪所云：“一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何晏、王弼、慧远、支道林、殷渊源、殷仲堪等等，都是这样的人物。《文士传》、《高士传》以及《嵇康别传》等别传也就反映了这类人的复杂心态。
而且，佛教的传入，也给人们思想上带来新的观念，杂传中就有了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如《宣验记》、《冥祥记》等。
篇幅短小，形式灵活杂传在形式上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写法。从总的倾向看，以短小、简练、灵活、多样为其特征。或概述生平，或截取生活片断，或选取几件有意义的故事；或正式进入传记，或附见于正传人物之后。篇幅虽短，故事虽小，但写出的人物却具有个性化特征。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传文不到200字，却将作者超乎流俗的个性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杂传由于篇幅短小，也往往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刻画。一些作品，短到几十个字，只是简略的介绍，很难看出人物的个性。从内容上看，有些传记宣扬迷信、神仙、鬼怪等，糟粕不少。因此，杂传从内容到艺术，都赶不上史传。
二、史传对杂传体制的影响杂传虽脱离于史书，与史传风格不同，但它受史传（尤其是《史记》、《汉书》）的影响是无疑的，有些杂传本身就是从前代史传中选择一些人物故事，加以改编而成，如皇甫谧《高士传》中的渔父、庄周、四皓、黄石公、鲁二征士等都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他杂传也有类似情况，亦可见史传从题材方面对杂传的影响。就体制方面而言，史传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类传这是《史记》开创的体例，如《儒林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循吏列传》等，《汉书》因之。这种传记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同时代的或不同时代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可以相互比较，既可看出人物的共性，又可看出其个性。此例一出，不仅史传竞相采用，杂传亦纷纷学习。如刘向的《列女传》，选择历史上的妇女人物一百多人，为她们专门立传。每篇后还有“颂”，如同《史记》的“太史公曰”。他的《列仙传》也是这种体例。慧皎的《高僧传》所记高僧257人，附见余人，所收僧人传记起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于梁天监十八年（519），塑造了我国佛教早期众多的不同性格的高僧形象。像道安、慧远、鸠摩罗什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史传文学“类传”的进一步发展。其他如《良吏传》、《孝子传》等都采用了类传的形式。
（二）别传、单传
别传，大部分写一人事迹，体制上受《史记》、《汉书》单传的影响，由于它在形式上比较自由灵活，有别于正史，故称之为别传。朱东润先生认为，“正在《史记》写定的同时，传记文学在民间不断地出现。后代看到的《东方朔别传》残篇，是一个例子。褚先生在《史记·滑稽列传》篇后所说的《外家传语》就指这个。”今人对《东方朔别传》是否作于汉代还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但别传这种形式至迟在魏代产生，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后汉至魏的别传有二十余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用魏晋人物别传达八十多种。别传虽不同于正史，但在体制上以一人为主，这是《史记》、《汉书》单传的遗风。唐前杂传作品中，还有许多单篇的人物传记，即一人一传，单篇流行，大部分散见于作家的文集之中。这种形式的传记，直接标以“某某传”，也是受了史传中单传的影响，如萧统的《陶渊明传》等。
（三）自传
这种形式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开端。《自序》先搬出司马氏的家谱，由上古到现代，写了他的先祖，然后写司马迁自己，最后就《史记》的写作意图进行了说明。班固在《汉书》中给司马迁立传，就是以这篇自序作为基础的。而且，《汉书》承继了《史记》的传统，在最后也有一篇《叙传》，形式与《史记》相同。当时许多文人学士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自序，像王充的《论衡》等。这类自传，大都附于某部著作最后，先叙个人生平事迹，然后写到著作的篇目体例。自传一般真实可靠，所以往往被正史采纳。魏晋以后的自传，有些承继《史》、《汉》遗风，有些已在《史》《汉》基础上发展，不再是放在某书最后、介绍著作情况，而是自叙生平、志向，如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详细叙述了自己政治抱负的发展过程，个性鲜明，可以说是单独的自传作品的代表作。其中像“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样的个性语言，非曹操不能道出。此后，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等一大批自传相继出现，尤其是东晋时代的法显，自撰《法显传》，详细叙述了自己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的十五年的艰难历程，在自传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家传
在《史记》、《汉书》以前，《世本》谱牒之类的著作已经存在。但很少刻画人物形象。魏晋以后，门阀制度盛行，大家贵族的家谱愈来愈多。清人赵翼曾说：“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与此相联系，大量的家传也产生了。这些家传，“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坠，则其禄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尽管家传的内容以炫耀家世为主，但在体制上往往学习史传的传统。因为《史记》、《汉书》在描绘历史人物时，常常是先追叙先祖，再叙个人，最后涉及子孙，这在形式上无疑给魏晋南北朝时的家传以影响，尤其是《史记》“世家”这种体例，一般能写出一个家族的渊源、发展，更是给家传树立了写作的榜样。一些家传，如《王朗家传》、《荀氏家传》、《谢玄家传》等（这些家传大都见于《太平御览》、《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借鉴史传写法，不只是简单的列家族的谱系，还刻画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
（五）碑传
专门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树碑之风从东汉开始盛行，碑传文也随之兴起。这类作品，也带有人物传记的特点。记载人物事迹不乏夸饰之处。但作为传记的一种形式，从体制上看，仍然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它叙事时用散文，最后的铭用韵文，如同史传的“记”与“论赞”。而且，写碑传必须具有史学家的才能。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东汉时写碑传文最有名的人物是蔡邕。如他的《范丹碑》，以朴实的文字写出了一个“仕不为禄”、“谋不苟合”的正直知识分子形象。据《后汉书·郭泰传》记载，蔡邕曾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郭有道，名泰，字林宗，汉末高士，闭门教授弟子，拒绝出去当官。蔡邕写《郭有道碑铭》，能够实事求是，其他碑铭往往有不实之词，所以他问心有愧。东汉以来乃至于南北朝时期，碑传文不少，但大多数夸大其辞，华而不实，不断遭到人们的抨击，这是由于缺乏史德、史才所致。如裴松之曾上表建议对碑文严加限制：
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碑传文在唐宋以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数量、质量都超过了六朝。但也有一些作品，走向了形式主义道路。
三、史传对杂传写人艺术的影响
杂传作品有的记事，有的写人，形式多样，从写人艺术来看，史传对它的影响主要有：
（一）选择生活轶事
史传文学除选择重大事件展现人物生命历程外，还常常用生活轶事来表现人物个性。如《史记》中张良的“圯上进履”、韩信的“胯下之辱”、李斯的“观仓鼠”、张汤的“审鼠”、陈平的“社中分肉”等，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评说道：“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于增毫。”可见这种方法的好处。
司马迁的《管晏列传》全文用生活逸事，司马迁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由于管子、晏子的著作流传于世，所以司马迁只选取他们的生活逸事以表现其个性。这种方法，影响到杂传，在写人物时往往也注意选取生活轶事，以小见大。而且，由于体例所限，也适用这种方法来写人。如《三国志注》引《曹瞒传》，以许多生动的生活逸事来表现曹操的个性，与《三国志》的叙事方法颇有不同。试看《三国志·武帝纪》一段：“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十分概括。而裴注引《曹瞒传》却是这样的一件故事：“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将曹操少年时代狡诈的个性表现出来。再如《世说新语》注引《郑玄别传》云：“扶风马季长，以英儒著名，玄往从之，参考同异。
季长后戚于待士，玄不得见住左右自起精庐既因绍介得通。时涿郡卢子干为门人冠首，季长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干得三。季长谓子干曰：‘吾与汝皆弗如也。’季长临别执玄手曰：‘大道东矣，子勉之。’”“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郑玄是一代儒学大师，别传则写了他的一些生活小事，表现其性格特征。《后汉书·郑玄传》云：“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比较概括地介绍了郑玄的个性。而注引《郑玄别传》云：“玄年十一二，随母还家，正腊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玄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愿’。”别传用一件生活轶事，表现出郑玄的与众不同。又如《世说新语》注引《王弼别传》曰：“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吏部尚书何晏甚奇之，题之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以弼补台郎。弼事功雅非所长，益不留意，颇以所长笑人，故为时士所嫉。又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与融亦不终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疬疾，亡，时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晋景帝嗟叹之累日，曰：‘天丧予！’其为高识悼惜如此。”短短的文字，写了三件事情：
奇才为人赏识、为人不识物情、景帝叹息其亡故。由于杂传本身的特征在于补充史书之所不及，因而无论是独立成书的类传，还是单篇的别传、自传等，大都以写生活轶事为主，这是基本的写法。
（二）注意用人物自身言行
表现其个性史传文学为了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除了作者自己的叙述外，更重要的是用历史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他的个性。对此，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详述。这种写人方法也被杂传继承。杂传作品大都以写人为目的，因此，就特别注意用人物自身的言行展现人物风采，一句话、一个动作，体现出个性。
《世说新语》故事集就是这种写法。一般的别传、自传、散传等也是如此。如《三国志》的《先主传》写刘备联合孙吴在赤壁与曹操作战，只是作者的叙述，没有人物的言语，而裴注引《江表传》十分传神的描绘出刘备在当时的心理活动：
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傥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往见瑜，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等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具来，不过三两日到也。”
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两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通过刘备的语言、动作展现其复杂的心理世界：对曹军的恐惧，对周瑜的半信半疑。又如《三国志·吴质传》：“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十分概括，读者很难看出人物的个性。而裴松之的注引《吴质别传》却十分生动：
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
“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急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曰：“朱铄，敢坏坐！”
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这是一个生动的场面描写，通过人物各自的语言、行动，刻画了吴质、曹真、朱铄三人的不同个性。
（三）传奇
手法真实，这是史传文学的基本要求。唐前史传文学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加入一些传奇色彩，甚至有想象、虚构的成分，使史传文学具有了浪漫主义特征。传奇性特征主要有：
采用神话传说。《尚书》关于尧舜传说，《左传》关于三皇五帝以及各国先祖的传说，《史记》中《五帝本纪》以及夏商周乃至秦汉帝王本纪中，也大量采用神话传说。后来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在记载开国君主时程度不同地采用了一些民间的传说。
记载灾异、占梦、鬼怪。《左传》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这是由神到人转折时期史传的本来面目。《史记》在记载上古及春秋战国历史时，吸收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料，因而也有灾异鬼怪的记载。此后，由于神权思想的影响，史传中这类东西不少，尤其是南北朝时，鬼神思想十分盛行，因而，《宋书》、《南齐书》、《魏书》中时有鬼怪灾异出现，甚至在写开国皇帝时，常有奇梦应验，这乃是故意制造，为皇权服务。3·选择特异之人及特异之事。《左传》中特异之事如“石言于晋”、“内蛇外蛇斗于门中”、“龙斗于渊”、“结草报恩”等，特异之人如郑穆公、伯棼、养由基等，给《左传》增添了传奇色彩。《战国策》中如少年英雄甘罗、不辱使命的唐且、发愤读书的苏秦、吞炭漆身的豫让、仗义行刺的聂政、荆轲等，使《战国策》大放异彩。《史记》更是如此，前人评说司马迁有“爱奇”倾向，这种爱奇，就是对特异性人物的推崇与偏爱。后来《汉书》中的苏武、霍光等，无不具有特异性。
由于人物的特异性，所以，作者在写人物时就特别注意选择特异性事件，使作品具有了传奇色彩。
为了使故事曲折、生动，避免平铺直叙，作者用一些独特的手法，或在开头制造悬念；或结局出人意料；或夸张人物的特异之处，以显示与常人相异；或者用超现实的离奇的想象，等等。史传中还有一些虚构性特征。这种虚构不同于纯文学的虚构。其特点是：
拟言、代言。史传作家为了以生动的故事表现人物个性，常常替人物拟言、代言，包括进行心理描写。史传家就像一位高级的心理学家，深入到人物内心，根据人物处境及个性，为其设计语言。如《左传》闵公二十二年写晋太子与嬴氏密谈，宣公二年写刺杀赵盾前的内心独白。《战国策》中除替人物拟言外，还常常写其内心独白。《史记》、《汉书》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因而文学性更强。
这种合理性的想象，既超越了历史真实，同时又根植于历史真实。历史人物已成过去，他们说过什么话，一般人难以知道，可以说是“死无对证”。史传作家为了使历史人物“活”起来，就采用拟言代言形式，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给读者以形象之感。
合理夸张。夸张不同于虚构，但它往往也超越现实，夸大人的动作或作用，造成一种气势。《左传》已有这种情况，《战国策》更进一步，其中许多人、许多事都具有极度的夸张色彩。《史记》的夸张色彩也十分浓厚。如《项羽本纪》夸张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气等。史传中的夸张大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夸张过分的地方，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战国策》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渲染气氛。史传为了衬托人物性格，适当渲染环境气氛，也是虚构的一种表现。如《战国策》中写荆轲刺秦王前“易水送别”，写得悲壮慷慨：“士皆垂泪泣”，“士皆目，发尽上指”，烘托“壮士一去不复还”的画面。《史记》钜鹿之战，垓下之围，渲染气氛尤为突出，用“垓下歌”，完全是“补笔传神”。其他史传中还有很多。气氛的渲染，有助于表现特定环境中人物的个性，尤其是大的战争场面，更需要这种手法。唐前史传文学中具有传奇性、虚构性特征，从纯历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失”，但从文学角度看，却是一种“得”，有其积极意义。
弥补历史空缺。史传写作时，由于各种条件影响，很难收集到所有的历史资料。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适当采用一些传奇性材料，或根据事实进行合理想象，以此来弥补历史的某些空白，使历史故事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丰富人物个性。史传文学以写人为主。为了写出活生生的人物，就要让历史人物自己说话、做事，甚至于让人们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而每个人物总有自己最突出的特点，所以，适当渲染气氛、夸张个性，也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从这个角度看，史传中的传奇性、虚构性对于丰富人物个性起了重要作用。
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史传以“实录”为根本，这是历史的真实，而传奇性、虚构性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史传文学在不违背基本事实前提下，运用艺术真实的手段，使史传作品跨越了纯史学的门槛，进入文学领域，这也是一种积极的贡献。
史传文学的传奇性对杂传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杂传中记载怪异人、怪异事的作品不必说，就是那些别传、类传等作品，也受史传传奇手法的影响。常常选择一些特异之人、特异之事。如三国时代，风云变幻，出现了许多英雄传奇人物，《曹操别传》、《诸葛亮别传》、《赵云别传》等展现了这些奇人的风采。又如《华佗别传》写华佗的高超医术时，颇有传奇色彩。又如《孔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
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十岁，随父诣京师。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观其为人，遂造之。膺问：‘高明父祖尝与仆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众坐莫不叹息，咸曰：‘异童子也。’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同坐以告。韪曰：‘人小时了了者，长大未必能奇。’融应声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其实慧乎？’膺大笑，顾谓融曰：‘长大必为伟器。’”小小年龄，却有如此口才，真是一个奇人，不由人想起史传中的少年英雄甘罗。《庞娥亲传》写酒泉烈女庞娥亲为父报仇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又使人想起《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再如《高僧传》中《佛陀耶舍传》，写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姑臧写信邀请佛陀耶舍，而龟兹国不答应。后来，佛陀耶舍“语弟子云：‘吾欲寻罗什，可密装夜发，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复还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比旦，行数百里，问弟子曰：‘何所觉耶？’答曰：‘唯闻疾风之响，眼中泪出耳。’耶舍又与水洗足，住息。明旦，国人追之，已差数百里，不及。”当然，杂传传奇手法也受民间传说的影响。
（四）感情色彩
史传在描绘人物时，往往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或褒奖，或贬斥；或隐蔽，或明显。尤其是《史记》，司马迁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在历史人物身上，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杂传作品继承了这种传统。如《法显传》“无畏山僧伽蓝”一节：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顾影唯己，心常怀悲。
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见到祖国的一把扇子而伤心，可见作者的感情是多么丰富。大量的类传，实际上都表现了作者对这类人的称赞和褒扬。如《高士传》，记载大量的隐逸之士，这正是作者的一种理想和追求，因而传记中90多个高士，都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如郑国商人弦高，据《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在遇到偷袭郑国的秦军时，机智勇敢，使国家免于灾难。《高士传》选取这个故事后，又补充道：“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诈而得赏，则郑国之政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这显然已经加上了皇甫谧的思想感情。葛洪的《神仙传》，所记80多人，也是葛洪追求长生不老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仍有作者的情感寄寓。有些杂传的作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常常直接抒发感情。如《庞娥亲传》，皇甫谧在最后称赞道：“玄晏先生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当然，杂传中的碑传，由于形式所限，一般很少有作者的情感倾向。
另外，史传文学中肖像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评论人物的方法等，都对杂传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史传中常常借别人之口评价人物，杂传亦是如此。以《世说新语》为例：《德行篇》：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赏誉篇》：“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篇》：“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篇》：“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容止篇》：“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容止篇》：“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这种评论人物的方法，比起史传来说，更有生动性和形象性。四、杂传对史传文学的影响史传文学作为唐前传记文学的主流，对杂传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杂传的繁荣主要在魏晋时代，因此，唐前史传中的《史记》、《汉书》对它们影响最大。反过来看，魏晋以后的史传，不仅继承前代史传传统，而且受到了魏晋杂传的影响。
关于杂传的价值，我们在本章开头已有论述。这里，我们以《三国志》、《后汉书》为例，进一步探讨杂传文学对史传的影响问题。《后汉书》的编纂，除了借鉴众多同类的《后汉书》资料外，还吸收了晋代干宝《搜神记》、晋代皇甫谧《高士传》等杂体传记的内容。《左慈传》写左慈的神异之处，《范式传》写范式与张劭之间的友谊，均来自于《搜神记》。《逸民传》中有十一人与《高士传》关合：王霸、严光、梁鸿、高恢、台佟、韩康、矫慎、法真、向长、汉阴老父、庞公。其他列传与《高士传》关合者有十二篇：申屠蟠、徐、姜肱、郭象、夏馥、袁闳、任安、姜岐、闵贡、任棠、挚恂、郑玄。我们试比较两书的“梁鸿传”。《高士传》：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遭乱也，受业太学，博览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上林苑中。
归乡里，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丑。择对不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下请，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岂鸿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
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顷，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弹琴以自娱。《后汉书·梁鸿传》写道：
执（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
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
通过比较，明显看出范晔《后汉书》吸收《高士传》的内容，其他人物与《高士传》相同部分也大都如此，文字变化不大。《三国志》成书在前，《后汉书》成书在后，两书相距百余年。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有六个特点：“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由于《三国志》记事过于简略，所以裴松之的注大量引用杂传作品以补充原作。裴松之和范晔属同时代人，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以杂传入史传。《三国志》和《后汉书》有十六篇传记相同（东汉末年人物），如臧洪、荀、公孙赞、陶谦、袁诏、袁谭、袁术、华佗、吕布等。我们将两书重合部分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后汉书》比《三国志》篇幅增多约一倍，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数和裴注相同。这足以说明《后汉书》采用了杂传，试举公孙瓒、荀传两例：《三国志·公孙瓒传》写公孙瓒屯兵磐河欲报复袁绍。《后汉书》写此事时还全文引用了公孙瓒上疏陈述袁绍的十大罪状。《三国志》未录，裴注引用《典略》补充了这篇上疏。公孙瓒占有幽州后，在易地修建营垒，《后汉书》引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三国志》无载；而注引《英雄记》补此歌谣。后来公孙瓒派人给儿子送信，想里应外合消灭袁绍，《三国志》未载书信内容，而《后汉书》详载，《三国志》注引《典略》补充书信内容。公孙瓒自杀后，长史关靖叹曰：“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三国志》未载关靖此事，《后汉书》有之，《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补此事，与《后汉书》相同。《三国志·荀传》写建安十二年，曹操上表复增千户之事，十分简略。《后汉书》则全文收载表文及封千户后又欲表为三公之事。
曹操后来忌恨荀，南征孙权时，表请劳军于谯，并将其留下。此表文《三国志》未收，《后汉书》录之，亦当是根据其他杂传而来。荀最后之死，《三国志》只说“以忧薨”。《后汉书》载：“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与此相同。
从以上实例看出，《后汉书》人物传记，采用了大量的杂传作品，甚至是今人视为志怪小说一类的作品。由于杂传作品故事性强，生动活泼，人物形象较为鲜明，被史传采纳之后，增加了史传的文学性、形象性。《后汉书》在人物刻画方面比《三国志》生动，采纳杂传是其原因之一。
唐前杂传不仅影响唐前史传文学，而且影响到唐代的史传，如《晋书》的编纂就大量采用《世说新语》等杂传作品，增加了传记的生动性。明人胡应麟说：“自竹林而后，风流崇尚，芬溢齿牙。而此书备载话言履历。故清声雅致，往往有使人绝倒者。”唐前史传还吸收了杂传中碑传、家传等内容，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史传如《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因为这些史书从人物类型上说，大都倾向于上层贵族，甚至为贵族列家谱；而且，碑传、家传都属于歌功颂德的传记，这也迎合了朝廷编纂史书的需要。
总之，唐前史传与杂传是互为影响，而不是单向渗透。但从主流上看，史传对杂传的影响大于杂传对史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