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史传作家，由于受时代环境、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创造个性。这里以正史著作作家为例，探讨这一问题。一、环境与创造按照创造心理学的理论，每个人所进行的创造性工作，都与环境气候有很大关系。这里所说的环境，主要是指家庭、社会、个人经历三大方面。就创造的个性而言，应具有的特征是：勇敢、甘愿冒险、富有幽默感、独立性强、有恒心、一丝不苟等。创造性的成果体现着创造主体的个性特征，个性愈突出，创造性也就愈明显。
史传作家撰写历史著作，以“立言”的形式期望个人生命的不朽，无疑带有很大的创造性，因此，他们的著作体现着各自的创造个性。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曾说过：“史有三长：
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提出了史学家、史传作家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个性特征。后来，清代文史大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加一“德”字，因而，德、识、才、学就成为衡量历史学家的基本标准，历来受到人们的肯定。我们评价史传作家的创造个性，也应以此为出发点。总的来说，创造个性包含着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大方面。
环境对史传作家的创造个性及创造才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有：
（一）影响作家创作思想的形成
一部史传著作，不只是简单地排比资料，还要表达一定的思想，思想是整部著作的灵魂和统帅。而这个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西汉建国后，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达到鼎盛时期，整个大一统的时代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受这种精神的感染，史传文学也就具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史记》的创作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产生了。它不仅展现了古代的英雄豪杰，而且展现了汉代的积极有为的人物，整个传记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气势，一种阳刚之美。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司马迁对黄帝以来三千年历史的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系统总结，对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进行大胆的批判，使《史记》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从家庭环境来说，其父司马谈虽是道家思想的崇拜者，但对其他各家思想也有吸收，表现出综合各家思想的包容性特征。他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就是明证，司马迁将此文全文收入《自序》之中。从思想渊源来说，司马迁是受到了父亲思想的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接受的是道家思想中自然界变化的思想，并将此用到历史变化的阐述上来。他父亲的临终遗言，又使他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写第二部《春秋》。正是家庭的这些因素，使司马迁形成了综合各家思想的特点。而个人由于李陵之祸遭受腐刑，使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也使他对当朝统治者及其残酷刑罚有了新的认识，也使《史记》更具有思想性。《汉书》的创作思想在于“宣汉”。这是因为班固所处的东汉时代，也是汉帝国的兴盛时期，为了加强、巩固封建统治，需要歌颂汉家功德。为此，班固承担起这一重任。可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汉宣帝在石渠阁评定儒经，汉章帝又于白虎观论五经异同，皇家对学术思想的控制空前加强，这使得《汉书》难以突破儒家正统思想的樊篱。就家学渊源而言，班氏世代豪族，父亲班彪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正统派，其《王命论》宣扬汉家天命，直接影响班固《汉书》的“宣汉”思想。《高帝纪》赞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斩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就班固个人而言，开始继承父志编纂《汉书》，属私撰性质。后有人告发他篡改国史，被下狱治罪，获释后汉明帝命他在兰台继续撰写《汉书》，这已属官书性质。这场经历，无疑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尤其是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明帝召见班固等人，明确指出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不能算忠臣义士；而司马相如至死不忘为君上“欲述功德”，值得后人效法。这实际上是给班固敲了警钟：不能“贬损当世”。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汉书》的中心思想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轨道上来，表现出与《史记》不同的思想倾向。后来的几部官修著作，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突出。
（二）影响作家的选人标准和评论标准
一部史传作品，选择哪些人物进入传记以及用什么标准去评价人物，无疑要受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如司马迁，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人著述，选择人物的标准受皇家统治的影响较小，但由于政治命运的捉弄，使他个人身遭不幸，因而在传记中就特别注重选择悲剧人物和下层人物。有人作过统计，《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一百二十多人，是一道悲剧人物的画廊。而且司马迁对这些人物也予以热情的称赞。
班固的《汉书》，由于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在选择人物时，特别注意“忠”、“奸”两类人物。“对于人物评论的重点，已经不在豪侠尚义（像《史记》那样），而在忠君保皇。这也反映着这个历史时期的统治思想的影响。汉朝长期稳定的统治，忠于一姓一朝的正统观念已经形成。忠臣和奸臣两种类型，在史传文章中便开始成为重点立传的人物。”忠臣类的作品以《苏武传》为代表，奸臣类的以《王莽传》为代表。选择这样的人物，目的在于为后人树立忠于汉朝的榜样。就学术思想而言，由于儒学经学的兴盛，所以传记中注意选择儒生；由于“天人感应”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所以就有了记载五行家的传记。就评论人物而言，由于受正统思想的约束，对于思想独特的人物往往予以指责。如对于司马迁，班彪曾指出史公有三失：“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六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班固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它放入《司马迁传》中。《三国志》人物的选择与评论，更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
由于社会动荡分裂，众多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但此书的编定是在西晋一统天下之后，作者处在魏蜀吴三国的“夹缝”之中。由于晋承魏统，他不得不以魏为正统，对魏国的君主曹操、曹丕、曹睿等都列入本记，而蜀汉和吴国君主则立为传。
从学术思想方面而言，自汉末以后，清谈之风盛行，并形成了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到史传，也往往有品评人物的特点，史传作家借别人之口对传主进行评论。乔玄称曹操是命世之才，徐庶称诸葛亮是卧龙等。有时作者也直接品评人物，如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是奇才等。卷五十四孙权与陆逊论周瑜（公瑾）、鲁肃（子敬）、吕蒙（子明）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义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这段言辞，足以代表《三国志》品评人物的特点。《后汉书》的“精意深旨”凝聚在“正一代得失”上（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作者认为属于“得”一类的，则肯定，属于“失”一类的则否定。具体表现为，对敢于违抗东汉腐朽统治者的党人、隐士等予以正面颂扬，而对贪鄙奢侈、擅权专断的宦官、外戚、大官僚等予以反面指斥。正因此，在人物选择上，创立《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种类传，反映了东汉时代特有的历史现象。魏晋以后，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控制，许多著作难以有自己的选人标准和批评标准，只能依照统治者的意旨来编写历史了，因而思想上受到很大限制，再加之由于门阀制度的盛行，上层士族成为社会的核心人物，因而史传也就将选人目标转入上层社会。像《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大都成为豪门贵族的家谱。另外，魏晋以后，玄学、佛学兴盛，于是，传记中也就注意选择精通玄、释之人，如《南齐书》中的张融、周以及《高逸传》中的许多人物，这是时代环境对传记的又影响。（三）影响作家的历史认识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作家的生命体验不同，写作原因不同，因而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有了深浅之别。如司马迁的《史记》，是在逆境中以顽强毅力来完成的，对社会、人生有独到的体验，因而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中心，而是把个人对社会、对历史的看法融入著作之中，表现出独特的思想。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司马迁予以热情称赞，甚至与周孔汤武相提并论，并把他们放入《世家》体例中，表现了非凡的见识。而班固《汉书》对农民起义往往以“贼”称之。对于游侠，司马迁把那些豪暴之徒与布衣之侠区别开来，称赞布衣游侠那种“言必信，行必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而班固则斥游侠为“奸雄”，甚至说“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两位史学家对游侠的不同态度，正是时代环境、个人经历的一种折射。《后汉书》作者范晔写作后汉史不涉及当朝，对前代历史看得更清楚。具“后见之明”，用“倒果溯因”法，因而思想上也独具一格。如《宦者传论》叙述了宦官势力嚣张的始末，批判了他们的横暴、奢侈、贪婪，分析了他们对东汉政治的影响，指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再如《党锢传》，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38指出：“党锢传首总叙，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
可见范晔对后汉历史有独特的认识。刘知几在《史通·鉴识》篇中指出：“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强调史传作者和评论家要有“识”，无“识”就不能辨别事件的利害和人物的善恶。而“识”的形成与环境则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影响作家的知识结构和创造思维
要进行创造性的工程，知识结构是基础。一个史传家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史官者，必求博问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古往今来，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这即是刘知几所说的“学”，有了“学”，才会为创造奠定基础。这是因为史传著作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它不是一方面知识所能完成的。按照创造心理学原理，知识结构又与创造思维有密切联系。一般来说，知识越多，创造思维的成就就越高。但也不完全成正比。“知识本身有利于创造思维，这主要取决于个体知识结构的模式、性质以及运用的灵活程度如何，而不是知识本身如何。当个体的知识结构性能良好，则组合结构的知识有利于创造性思维，反之，组合结构的知识不合理则束缚创造性思维。”知识，既包括书面的材料，也包括实践体验。有些知识不是在书本上能学到的，而是在亲自实践中自己摸索出来的。
再进一步看，知识结构和创造思维又受环境影响。唐前史传作家，有的出身世代史家，如司马父子、班氏父子；有的受学于名家，有的出身世代史家，如陈寿，这种渊源关系影响着他们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模式。而且，当时的客观环境能否提供编纂史传所需要的资料以及良好的编纂条件，亦影响史传家的知识结构、创造思维。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也与时代的文化背景有关。西汉后期，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到南北各地，逐渐给人们思想上带来新的观念，以及新的思维方式。
这股思潮也给史传产生影响，史传中有了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史传，无不具有这种色彩，如《宋书·王玄谟传》、《南齐书·高逸传论》等。道教在东汉时期形成，到魏晋南北朝时分上层与民间两条线索发展。影响到史传，也有宣扬神仙鬼怪思想，甚至有些用道教来为王权统治服务。如《魏书·崔浩传》中天师寇谦之就是一例。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使史传作家的知识结构中就有了新的材料。而从史传家个人来说，是否主动地进行实地调查、搜集资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私修与官修，也影响史传作家的创造思维。一般而言，个人修撰史学著作，受干扰较小，因而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而官修著作，受外在影响较大，个人的创造思维很难发挥。
（五）影响作家的人格精神
中国古代史传家有一个传统：秉笔直书，即忠于历史，忠于事实。高尚的人格精神，是史传成功的基础。刘知几《史通·直书》云：“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荣。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对南史氏、董狐、韦昭、崔浩秉书直笔予以肯定。
司马迁的《史记》，被班固评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范晔为人不肯媚事权贵，对当时现实有所不满，因而笔挟风雷，批判激烈，颇为后人称道。
由于环境的影响，有些史传作家的人格发生了扭曲，有些人唯唯是诺，甚至胆怯畏惧，不敢直面现实，以求荣、媚俗的态度去写历史。班固曾评司马迁：“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而《汉书》“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荣而贱直节”。可见班固的史家人格比司马迁已有逊色。有的史传家则受环境逼迫，不得不“虚美”、“隐恶”，即用曲笔，为尊者、亲者、贤者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举出许多例子以证《三国志》多曲笔。萧子显的《南齐书》为尊者、亲者讳的倾向更为明显。有的史传作家则以个人好恶写历史，如魏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
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着百有余人。”由于人格所制，《魏书》被人称为“秽史”。至于《文心雕龙·史传篇》说班固有“征贿鬻笔之愆”，《晋书·陈寿传》说陈寿“索米”作传，虽不一定实有其事，但说明一些史传家确有人格上的污点。
人格精神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意志。意志属非智力因素，在创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意志是一种心理活动，但对行动起支配、调节作用。有学者指出：“创造者的精神活动，便是一种把自己的内在本性（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的统一）实现出来的过程。因而它首先呈现为意志活动，通过意志活动，把自己的本性作为一种目的确定下来，并且同时面对现实，通过改造自然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创造思维最终是为意志服务的，它的方向、它的目的，都是由意志控制和确定的”。要进行创造性工作，没有顽强的意志是难以完成的。司马迁在这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
二、继承与创造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史传著作的创造也是如此。唐前史传作家，都具有一定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他们在前人已有成就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这里以唐前七部正史著作为例，看其继承与创造的关系。
（一）《史记》
《史记》由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完成。关于它所依据的资料，《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就汉代以前历史资料而言。汉代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档案、诏令、功令、奏疏等。《史记》全书资料，据今人张大可详细考证，认为司马迁所见书有102种，其中经部种，史部20部，子部52种，集部7种。当然，司马迁还亲自从实地考察中得到许多资料，充实了自己的著作。《史记》不只是继承，更重要的在于新的创造。作为第一部正史著作其创新之处颇多，张大可先生曾归纳十个方面。
（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历史起决定的作用；（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和叙述了战争内容；（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源流；（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统一的思想；（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10）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实录塑造成为典型形象。《史记》的创造个性十分突出，我们在下文将详述。
（二）《汉书》
班彪曾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可以说是《汉书》的草创。班固继承父志，编纂前汉一代历史，武帝以前的史料主要依据司马迁的《史记》，武帝以后主要是自己整理，总的来看，有汉人诗赋，群臣奏议，帝王诏令，天文历法等，还包括诸家补《史记》的材料。《汉书》虽以《史记》为榜样，但又不完全照搬，也是在继承中创新。从体例上看，它变通史为断代史，更适应大一统社会的需要。就武帝以前的历史而言，虽基本依据《史记》，但也进行了新的创造。如《廿二史札记》中所指出的“《汉书》增传”、“《汉书》增事迹”、增载“经世之文”等，使《汉书》的历史文献特征更为突出。尤其是“十志”，虽仿《史记》“八书”，但内容更为充实，像《艺文志》，是先秦文化的最集中的体现者，是很重要的文化史资料。这给后来的史传著作又树立了榜样。当然，其创造最突出的还是武帝以后事，叙事周详、细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至于后人将它与《史记》并称。刘知几称《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如《霍光传》，“叙废立事尤为出色，当是时也，以一弱龄女主端坐于上，众文武大臣罗列于旁，一昏庸废帝匍匐于下，挨次写来，摹绘如画矣。”班固继承了司马迁写人物的艺术方法，而又能以“详密”独树一帜。其个性特征在于：思想上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标准，依附于皇权，不像司马迁那样激烈的批判现实；人物传记中增加了许多经世之文，更具有文献资料的价值；语言上追求典雅庄重。明代凌约言对《史》、《汉》的不同特点区别为：“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作为班固个人而言，他虽也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但带给他的则是向统治者的思想靠拢，在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多了一份痛苦，不像司马迁那样是个体生命的一次升华。
（三）《三国志》
陈寿撰《三国志》之前，关于曹魏史实，有王沈的《魏书》，这是官方著作。《史通·古今正史篇》云：“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曹魏时鱼豢著《魏略》八十九卷，属私人著作。此书虽散佚，但《三国志》裴注及《艺文类聚》等书都有征引，此书有纪、志、传，列传中有游说传、清介传、勇侠传、佞幸传等，可见其特色。
关于吴国方面，有韦昭的《吴书》，这是官修史书。
蜀史方面，没有现成的蓝本。
陈寿总览前史而独出心裁，《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徵，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四库提要》亦说“《三国志》简质有法。”《三国志》虽在体例、写人方面学习《史记》、《汉书》，材料上依据已有资料，但能够创出一条新路，超越同时的史传，得以与《史》、《汉》并驾齐驱。《晋书·陈寿传论》谓“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三国志》的个性特征在于：体例上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曹魏为正统，进入本纪，蜀、吴进入列传，使纷乱的三国历史有了一个系统。人物传记而言，擅长叙事，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基本都有记载，语言简练质朴，一反《汉书》的详密、典雅。但过于简朴，也往往影响人物形象的刻画。
（四）《后汉书》
东汉历史的编纂，起于《东观汉记》，这是官方著作，一百四十三卷，晋以前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后来散佚。三国时期关于东汉史的著作主要有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两晋时期有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张《后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在如此众多的著作中，司马彪、华峤、袁宏三人的著作最有特色。《晋书·司马彪传》：“（彪）以汉氏中兴，迄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颇杂。谯周虽已删除，虽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文。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
华峤的《后汉书》原九十七卷，后散佚。此书的许多内容被范晔吸收。《晋书》本传说此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刘勰说：“（诸家后汉书）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刘知几说当时后汉史“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可见其价值颇高。
袁宏《后汉纪》属编年体史书，他在《后汉纪·自序》中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东观）汉记、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此书三十卷，在诸家后汉书中号为精密，流传至今。《史通·古今正史》说“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范晔的《后汉书》，以《东观汉纪》为蓝本，又博采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超越前代，能够传世而列入正史，其他各家渐废。刘知几《史通·书事篇》：“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范晔的创新首先在于思想的独特，不以传统观念去看历史，而是高瞻远瞩，对历史上的人和事做出纵横捭阖的评论。再是体例方面发展了《史记》的类传，根据东汉特有的历史现象，创立新的类传。再是评论独树一帜，他对自己的论赞非常自负，认为是不减贾谊的《过秦论》。萧统的《文选》共收史论9篇，范晔就占了4篇。《南史·范晔传》说范晔“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可见《后汉书》中也寄寓着作者的深沉感慨，也融会着作者的生命体验。
（五）《宋书》
沈约《宋书》的编纂，亦有所据。《宋书·徐爰传》云：“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
（大明）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徐爰的《宋书》共65卷，参照了何承天的待定稿。但对于宋末的历史未能记载。
齐永明五年，朝廷又命沈约撰修新的《宋书》，他以徐爰《宋书》为蓝本，加以补充修订而成，共100卷。由于奉旨而作，因而创新的程度远不如“前四史”。但作为一代之史，还是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从文学角度看，《宋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礼乐志》中收录了大量的汉魏乐府民歌，对保存民间文学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显示出著者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再是叙述方法，在学习《史记》、《汉书》“互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带叙法”，给史传增添了新的叙事成就；再从语言发展角度看，《宋书》适应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变原来的单行散行的散文语言为对偶骈丽的语言。由于沈约是一位文学家，因而《宋书》的创新虽说在思想上无多大成绩，但在文史分家之后，以较高的文学手法描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倒有几分创造。
（六）《南齐书》
梁萧子显撰。齐史的编纂，在南齐时有江淹，梁《七录》载有《齐史》十三卷。《南史》本传曰：“与司徒左长史檀超共为条例，为王俭所驳，所传十三篇竟无次序。”后有沈约的《齐纪》二十卷。《宋书·自序》说“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可见沈约对齐史的编纂亦有一定贡献。萧子显的《南齐书》以江淹《齐史》和沈约《齐纪》为依据，进行新的改造。由于作者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其父在南齐前期曾煊赫一时，他由齐入梁，是齐梁的皇族，因而能看到更多的资料，也是以当朝人的身份编纂当朝历史，较真实地记载了南齐王朝的历史，尤其是南齐一代的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方面有较全面的反映。从人物传记来看，《南齐书》学《史记》、《汉书》，但在人物类型方面更注重上层人物。在叙事方法上最突出的是类叙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指出：“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传不多而人自备载。”
这种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繁”与“简”的矛盾，所以，篇目虽少而人物众多，使读者对南齐一代历史有较全面的认识。
（七）《魏书》
《北齐书·魏收传》：“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
其后崔浩典史，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宣武时，命邢峦追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乃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司空司马辛元植专总斟酌，以定《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由此看来，魏收的《魏书》主要参考的是政府积累的魏史资料，包括他本人参与撰修的国史资料及征集到的百家谱状。《魏书》在学习《史记》、《汉书》，综合各家魏史基础上，根据魏代的特殊历史状况，创立《官氏志》，特别叙述了鲜卑拓跋部本身及与其他各族关系，对拓跋部的社会发展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和道教在当时的发展情况，尤其是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等，为研究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魏书》在艺术上的创新不多，大部分传记是排比贵族的家谱资料，不像前代史传那样生动活泼。当然个别篇章如《崔浩传》、《奚康生传》等，颇有文学色彩。
综上所述，唐前正史作家的创造，都是有一定的资料作为基础。他们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所以使著作能够各具特色，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方面做出了贡献。现将唐前正史作家著作依据资料列表如下：
（1）汉以前主要依据《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尚书》、《秦记》及百家语；（2）汉代历史，一方面依据朝廷档案、诏令等，一方面是自己亲自采集所得。今本《史记》有褚少孙补作。
班固汉书（1）武帝前，主要依据《史记》；（2）武帝后，依据父亲班彪与他自己搜集整理朝廷文献等。今本《汉书》有班昭、马续补作《八表》及《天文志》。
陈寿三国志（1）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2）蜀史资料依谯周的著述和自己的调查、整理。
范晔后汉书（1）《东观汉纪》及谢承、华峤、谢沈、袁宏等人的著作；（2）个人搜集整理。今本《后汉书》有三十卷志，为晋司马彪所著。
沈约宋书（1）何承天、徐爰《宋书》；（2）个人搜集整理。
萧子显南齐书（1）江淹《齐史》、沈约《齐纪》；（2）个人搜集整理。
魏收魏书（1）邓彦海《代记》、崔浩等人的《魏史》；（2）个人参与的国史资料及征集的百家谱状等。今本《魏书》中有隋代魏澹《后魏书》补入。
三、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
唐前史传作家中，司马迁的创造个性最为突出，因此，我们应予以特别关注。
司马迁是具有强烈创造意识的世界文化名人，一部《史记》，就是他用毕生心血铸成的历史长城。《史记》之所以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非智力因素在创造中起了重要作用。创作主体——司马迁因李陵之案而受腐刑，使《史记》的创作遇到极大挫折。但司马迁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情绪，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以不屈的精神超越自己，以顽强的毅力战胜挫折，终于在奋进中创造了新的自我，创造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于是，挫折便成为许多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并发展为一门学科——挫折心理学。本世纪初，英国著名策动心理学创始人麦独孤提出挫折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在活动中遭受挫折而产生的情绪，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挫折行为反应，都是本能冲动的结果。
此后，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阿德勒、荣格等也较多地涉及了挫折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年代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阿姆塞尔等人把挫折心理理论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尽管这些理论学说有其不全面之处，但对于我们认识挫折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以此分析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也会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情绪的调整
在挫折心理理论中，“挫折的理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它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在本世纪50年代创立“合理情绪疗法”时提出的。其中指诱发性事件，即挫折本身；指受挫折者对挫折产生的认识和信念，即受挫折者对于诱发性事件的想法、解释和评价；指在特定情景中个体的情绪反应及行为的结果。通常人们认为情绪反应是直接由诱发性事件引起，即引起，但理论认为，只是引起的间接原因，才是引起的更直接原因，的性质及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一理论强调了人的主观认知在挫折时对行为反应的制约作用，强调了受挫折者对挫折应持的正确态度。按照这一理论来分析司马迁，我们认为，司马迁因李陵案而受腐刑（诱发性事件）后，之所以能够忍辱负重、完成《史记》（情绪反应及行为结果），关键在于他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对挫折有清醒的认识（受挫折者对诱发性事件的认识），使创造活动没有中断。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整自己情绪的：
时代使命。汉武帝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辉煌的时代给史学家提出了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总结前代历史经验，表彰当代明君贤臣。这样的时代也给完成这个课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父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觉地肩负起了时代重任。就司马迁而言，他生活在充满活力的时代，也多次随武帝出巡，感受到时代的恢宏气势，作为太史公，“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这将是莫大的罪过。他要创造一部通史，包揽前代，歌颂大一统。
尽管司马迁身遭腐刑，但他并不以己私而放弃修史的使命。可以说，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炽热的爱国之情，促使他在逆境中站立起来。而他的不幸遭遇，使他更看清了社会各方面存在的弊病与矛盾，促使他向当朝统治者敲响警钟，这也是一种责任感。“尊汉”与“讥汉”，都是为当朝服务，两者看似矛盾实乃和谐统一。
父亲遗愿。元封元年，太史公司马谈临终前将完成《史记》的重任交给了司马迁，“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接受父命，是要尽自己的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因此，虽然自己身处逆境，但父亲的高大形象始终闪现在自己的眼前，父亲临终前的言语犹如洪钟一般在他耳边响起。如果不完成《史记》，连起码的孝道都不能做到，拿什么让地下的父亲安息呢？所谓的“扬父母”就更无从谈起了。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之下，司马迁更坚定了完成《史记》的信念。
修史目的。司马迁修史，是要继孔子作《春秋》、借《史记》表达自己的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五百年出一圣人的循环观点，现在也该自己站出来继承孔子修第二部《春秋》，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他现在的目标是要探求从黄帝以来的三千年历史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人在社会发展变化中处于什么位置，有什么作用。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能够独立地、正确地回答出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也算是对人类文化做出了一点有益的贡献。这个目标是崇高的，远大的。司马迁不愿意放弃这个目标，宁肯受辱，也要为此而奋斗。而且，身遭腐刑使他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代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评价，促使他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引起世人的注目。这种修史目的是司马迁调整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在遇到挫折时，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作精神支柱，那么，他是很难坚持前进的。
成就功名。司马迁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他要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来成就自己的功名。他认为：“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把立名作为自己行为的崇高目标。他在《与挚峻书》中也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有自己的功名追求。不幸的是，司马迁遭腐刑后，立德、立功之路已经无法走通，他没有悲观，而是以“立言”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如果“草创未就”便因受辱而放弃修史，岂不成了无用之辈了吗？作为大丈夫，无论受什么挫折，总要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来。商鞅变法，“强霸孝公”，乐毅“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韩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卫青、霍去病“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像这样的人物真是太多了。
司马迁从他们身上也感受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促使自己完成《史记》，建立功名。
个人雪耻。“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身遭不幸，深感这是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身受腐刑给司马迁造成的精神折磨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他也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但他又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史记》，即使一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自己受辱没有完成《史记》而死，就等于再加一等耻辱，只有发愤图强，与现实抗争，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才能“偿前辱之责”。因此，他决定弃死就生，艰难地活下去。
当然，这样做不易为世俗之人所理解。“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为了义理可以去死，就连奴隶婢妾，受辱后都能够决然而死，自己并不是怕死，而是要雪耻。“司马迁就是这样放弃了死而选择了生，肉体上的摧残就是这样促进了思想上的升华，这位天才思想家就是这样用自己生命的热力温暖了自己业已冷却的心”，继续进行他的艰难而伟大的事业。
前代历史。作为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前代历史太熟悉了，有多少英雄豪杰在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又有多少志士仁人身处逆境而发愤努力，成就功名。“西伯，伯也，拘于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这些身为王侯将相的人物尚且有此遭遇，而自己的身份职位，“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区区史臣，有此厄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样一想，司马迁的心理得到了安慰。再看历史上的“倜傥非常之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都是身处逆境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又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自己以顽强毅力完成《史记》。现实与历史太相似了！
历史使司马迁看清了现实，也增强了与现实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而司马迁又立足现实，描绘历史，使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经过以上多方面冷静的思考，司马迁焕然觉悟，情绪稳定，“就极刑而无愠色”。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
用“挫折的理论”来说，由于司马迁对挫折本身有一定的认识、评价，因此，能使自己保持良好的情绪，战胜挫折，出现了与动机、目的一致的行为结果，并对动机、目的起了积极的强化作用。
（二）创造的特征
如上所说，人们对挫折产生的认识和信念，对情绪反应及行为结果有重要作用。当一个人长期处于不良情绪状态时，最终会导致情绪障碍的发生，引起行为的倒退，甚至出现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幼稚行为。挫折反应也会干扰正在进行的行为，或导致动机的变化，而使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妨碍，无法进行，挫折心理理论称之为“挫折——倒退”；相反，能正确认识挫折，可以出现努力奋进的情况，挫折心理理论称之为“挫折——奋进”。
司马迁在遇到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从而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最大限度地减少挫折通过人的不合理认识所产生的不良反应，解除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司马迁不仅在理性上战胜了挫折，而且在实践中也要战胜挫折。
司马迁在逆境中奋进，战胜挫折，积极从事创造性工作，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艰巨性。48岁，本来这正是创造力旺盛的时期，可司马迁身遭不幸，《史记》创造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但此职一般是由宦官担任，对于重名节的司马迁来说仍是一种耻辱。因此，他表面上看是“尊宠任职”，实际上是忍辱供职。这期间，他的一个朋友任安写信劝他在任职时“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以为司马迁在皇帝身边，可以直接向皇帝进言，岂不知司马迁心里是多么痛苦。如果说朋友不理解自己，司马迁对此尚且能够忍受的话，那么，从古到今人们歧视宦官的做法，则使他痛心疾首：“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此的环境气氛，如此的个人不幸，向谁去诉说呢？又有谁能理解呢？屈辱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增加了他的精神负担，也增加了《史记》创作的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意志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创造性活动就是复杂的意志活动，有了顽强拼搏的精神，就能排除干扰，迎难而上。司马迁以惊人的毅力解脱了精神枷锁，把全部心血用在《史记》的创作上，保证了创造活动的继续进行。
如果说，解脱精神枷锁是自己战胜自己的话，那么，《史记》创作还面临着另一个无形的枷锁——皇权意志和传统思想。这又增加了《史记》创作的艰巨性。司马迁要战胜当朝皇帝，不以皇帝思想为指挥棒，而要以自己的“一家之言”为指导；他要战胜旧的传统思想，要重新审察历史，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要战胜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要探索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如此等等，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司马迁以勇士的精神克服了这些障碍，不虚美，不隐恶，表现出卓越的胆识和才能（详下文“超常性”），使自己的著作大放异彩。
艰巨性还来自于这部巨著本身。司马迁要创造一部前无先例的通史，要包罗上下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等，工程十分艰巨。“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作为一部世界性著作，尽管已有老父亲在前面领路，但要真正完成却非易事，而且随着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变化，司马迁对这部巨著又有了新的认识。经过艰苦努力，司马迁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这五种体例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社会历史立体化、网络化。司马迁的这种创造，成为后代史学著作的光辉典范。
超常性。创造就是突破，就是超常。司马迁在创造《史记》过程中表现出超常的毅力。他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在艰苦的环境中奋进、创造。可以说，这种创造要比一般人的创造付出得更多、更沉重。如果没有忍辱负重的毅力和精神，就不会有光辉灿烂的《史记》篇章。
超常性更表现在他的胆识上。作为一个史学家，一个创造者，司马迁“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能超越官方哲学的框架，超越其他封建史学家，自辟蹊径，大胆创新。超常在于：敢于向“从来高难问”的天道提出怀疑乃至大胆批判；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丑恶行径，剔除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贱微的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等表示极大同情，并且赞扬他们的一些优良品德；敢于向儒家罕言之“利”挑战，强调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表现出卓越的经济思想；敢于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做汤武孔子；敢于摆脱“详远略近”传统的束缚，突出当代史；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把四夷纳入统一的帝国版图之内，开创了民族史传；敢于对秦代历史做出公允的评价，当别人对秦采取“举而笑之”的态度时，司马迁却能对秦的得与失进行冷静的分析评价，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如此等等。所以，司马迁在当时就遭到非难。班氏父子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献帝时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三国时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这些评论从反面告诉我们：《史记》具有明显的超常性，强烈的战斗性。这种超常性，就是司马迁在痛苦的人生体验中对历史的总结，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他对当代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也是他与时代进行的坚决的斗争。如果没有身遭腐刑的不幸，司马迁的思想就不会有这么的超常。因此，“受宫刑是他精神上的升华与认识上的飞跃，他由此看清了封建专制的残暴，从而用他的《史记》为武器，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历程，开始了一个天才思想家在那个万家墨面的时代能够进行的伟大的斗争。”·持久性。在挫折中前进已属不易，而能在挫折中持之以恒、奋斗不息，更是不易。作为创造性活动，要完成一项艰巨任务，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司马迁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来进行自己的伟大事业。从天汉二年受宫刑到征和二年《报任安书》时，《史记》基本完成，这期间整整八年时间。创造活动不仅需要智力因素，而且需要非智力因素。即使在正常环境下坚持数年，也需要有恒心和毅力，何况司马迁身处逆境，要坚持八年，是多么的不容易！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进行这项持久性的创造活动，就在于他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有明确的创造动机与目的。动机是行为的直接动力，按照心理学的原理，它有三种功能：一是始发机能，即它是行为的本源；二是选择机能，即决定行为的方向；三是强化机能，对行为起控制作用，或正强化，或负强化。如果说司马迁的前期创造是动机的第一个功能起主要作用的话，那么，现在创造进入关键时期，能否继续下去，就要靠动机的第二、第三功能了。这两个功能保证了司马迁稳定性的情绪，使他沿着自己既定的目标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因此，明确的创作动机对创造活动起了正强化作用，促使司马迁忍辱负重持续了八年多的时间。
总之，艰巨性、超常性、持久性，是司马迁在创造中表现出的总特点，他在挫折中奋进，在挫折中战胜自己，战胜一切，终于取得了创造性成果，其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三）创造性成果
司马迁不仅具有强烈的“挫折——奋进”意识，而且把这种意识渗透在创作客体——历史人物身上，使自己的创造成果也具有强烈的奋进精神。《史记》的创作，是要“传畸人于千秋”。
那些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司马迁与这类人有相似之处，因此，往往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在这些人物身上。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司马迁叹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意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越王句践卧薪尝胆，“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于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季布摧刚作柔，“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这些人在逆境中磨炼，在逆境中奋发，坚忍不拔，顽强斗争，终于有所作为。尤其对孔子、屈原，司马迁倍加推崇。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处碰壁，身干七十余君而终不得遇，“累累若丧家之狗”，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篇整个的《孔子世家》，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之光荣的失败的记录。”但他晚年发愤著书，垂六艺于后世，司马迁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自己对孔子的崇敬心情。屈原一生基本上也是在漫漫长夜中度过的，他有理想，有追求，但理想破灭，追求失败，他受打击，受迫害，被赶出朝廷，被流放江湖。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屈原发愤抒情，创作了千古名篇《离骚》，其高洁的人格可与日月争光，司马迁读其作而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是第一个给屈原立传的人，也是千古第一真正知骚者，两人遭遇相似，作品的精神实质相通，《史记》就是“无韵之离骚”。由于司马迁发愤著书，因此，整部《史记》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清人袁文典对此有一段精彩论述：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而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而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自序也。
所谓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司马迁在逆境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进行伟大的创造活动。按照创造心理学的标准，只有具备新颖性和价值性的成果才称得上是创造性成果。所谓新颖性，是指创造成果是前所未有的；所谓价值性，是指创造成果有社会意义。以此来衡量《史记》，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史记》就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成果，创造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权威挑战，向传统挑战，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而且，作为一部百科全书性的巨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愈显示出它的不朽价值。千百年来，人们喜爱它，研究它，就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
由司马迁在挫折中奋进的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看出挫折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其一，挫折会给创造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形成情绪障碍。如果能正确认识挫折，就会变压力为动力，促进创造活动的进行，反之就会阻碍创造活动的进行；其二，挫折可以毁灭人的肉体，但也可以玉成人的事业，使创造成果更具有价值性，关键在于受挫折者是否有明确的创造动机与目的，能否调整自己的情绪以适应新的环境；其三，在创造过程中，创造者必须具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坚定信念，坚持斗争，这样才能战胜挫折，取得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