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成功把我国经济拖入了泡沫经济的时代。尽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稳定的增长率健康发展，“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1%，其中投资拉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资本市场的繁荣只是账面的繁荣，它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只是转移社会财富——将普通百姓手中的可怜积蓄转移到少数人手中。银行通过向开发商贷款的方式将居民的储蓄转移到开发商手中；大投机家通过对房产的低价买入和高价卖出把普通百姓的积蓄吸附到自己手中。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以100万元购入一套房产，再以150万元的价格转手卖出，或者说以100万元购入一些股票，再以150万元的价格售出，于他个人而言，他增加了50万元的利润收入，但对国家而言，社会财富却没有丝毫增减。这种交易所带来的不过是资财的转移，从A君手中转到B君手中，或者是向银行举债，把未来的财富转移到今天来使用，以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是账面的增长，真正的生产性劳动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因资本市场吸收了用以维持实体经济的资金而受到极大的挫伤。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和投机交易的火爆致使房价水平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能够在工作的城市获得一套房产往往需要毕生的积蓄，而对上层社会来说，房产交易显然已经成为一项有稳定收益的投资品，富豪手中甚至有上百套待售或待租的房产，他们凭借先天优势依靠资本获取巨额利润，而依靠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普通百姓却越来越难以承担一套真正有实用价值的住房价格，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更可怕的是，楼市的快速发展与实体经济的缓慢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将原本用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吸引到不动产市场进行非生产性劳动投资，长此以往，这必将造成实体经济的凋敝，而楼市也因为其投机性远远超过它的实用性，其价格也将越来越背离市场需求规律，最终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完全脱节，而由于它在短期内受到市场的热捧并吸引了大量的热钱，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本泡沫，并造成社会的伪繁荣、经济的伪增长。而伴随着这个巨大资本泡沫的流动资金失衡将造成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就业问题就受到威胁，这必将彻底伤害中国经济的元气。
因为泡沫经济而使一个国家经济完全陷入灾难中的，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我国隔海相望的邻居日本至今都未走出始于20多年前的平成大萧条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日元的升值，日本出口产业遭遇重挫，这一行业的热钱被迅速吸引到股票市场和土地市场。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刺激消费，采取了低利率政策，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助长了投机行为。再加上银行逐渐缩减给制造业的贷款，更多地转向了不动产等产业的融资。所有这一切使得以交易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急剧增加，房地产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随着土地价格的上升不断增加，他们自豪地宣称，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楼市和股市还远远满足不了日本人的投资欲望和投资能力，当本国偏僻的小山村都被炒作成旅游胜地时，日本人开始了海外土地的购置，甚至炒作各种各样的收藏品等。
应该承认的是，土地市场的繁荣确实在短时间内带动了日本国内其他行业的增长，因土地获利的投机者的消费欲望空前增长，这大大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日本人购买法拉利、保时捷等豪华跑车的热潮也不断高涨。然而，不管房地产的繁荣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数据缺乏客观依据，土地的价格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是以虚拟的经济泡沫来粉饰经济增长数据，它在不断透支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它的负面作用也很快就显现出来，与上流社会日渐奢侈的生活相比，日本的工薪阶层却不得不花费比之前大得多的代价来购置一套房产，他们买房的用途却不是像其他人一样转手获利，而是作为实际的居住用途。这样，他们非但不能因这次土地热浪潮获利，反而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生活负担更加繁重。而需要租住房屋的底层百姓则需要支付更多的房租，或者被迫搬到偏远地方。由此，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增长，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价格的人也将越来越少，且利润也将越来越低，对它进行交易也将变得越加困难。当土地的价格上涨到最高水平，即没有人再能够负担得起更高的价格或者因恐惧难以转手而不愿意负担更高的价格的时候，最终的土地持有者便无法获取利润。而在这一时期，泡沫经济也将达到它的顶峰，各项经济数据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由于土地价格的上升无法得到实体经济的支持，人们的购买力远远跟不上它上涨的节奏，那么不动产市场的接力棒便不能再继续下去，投资者已不能从这一市场获得利润，他们便丧失了投资的欲望，土地价格以及其他被炒作起来的股票价格、收藏品价格等将下降。顶点买屋的投资人手中握有大量房产却不能出售，而随着土地市场价格的回落，他们的账面财产已经发生严重亏损。而他们的投资往往动用了所有的积蓄甚至是向银行贷款，为了使亏损降至最低，他们迫切地想要出售手中的房产，而短时间内房产的大量抛售将加重市场的恐慌情绪，恐慌又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抛售，由于投资需求造成的房屋的建设远远多于它的实际需求，那些因账面亏损而不能还清银行贷款的投资人将被银行收回自己抵押的房产，银行的不良资产也被暴露无遗。此前由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支持起来的泡沫经济已经破裂，土地的价格将迅速回落到泡沫兴起之前的水平，甚至更低。这导致大量的企业和个人破产，之后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仅损害了泡沫成分，也极大地伤害了实体经济。直到今天，日本仍未走出泡沫经济的阴影。
中国今天的情形与当年的日本是多么相似。
我国经济泡沫化的伤害作用也日渐暴露出来。房价的居高不下不但加重了大多数百姓的生活负担，它还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土地出让收入，政府开始了各种名义上的征地。无数世代居住的宅基地被政府出让给了开发商，人们的房屋被强拆，田地被掠夺，神州大地到处上演着家破人亡的悲剧，由此引发的暴力流血事件不间断地登上各大媒体的头条。而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又是混乱得一塌糊涂。自1949年以来，国家就通过不断修正法律来使人民的土地国有化，我们甚至很难从法律上判断拆迁户的宅基地到底谁有处置权，但如果说我们对自己世代居住的房屋下的土地不享有使用权（所有权早已被国家没收），那么中国13亿人口又该到何处安置？但如果百姓拒绝征地，国家又会以妨碍公务的名义来处置他们，且他们被掠夺土地后的安置问题也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政府通常会补偿他们一套住房，或通过现金进行赔偿，但之后他们的就业该如何解决确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合法与非法，在强拆事件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定夺的标准。因政府与人民的土地纠纷造成的上访案件年年增多，且成了大部分上访案的缘由。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历代农民起义几乎皆因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今天，政府在对待被征地的农民时，从未想过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当他们要求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补偿时，却时常遭到政府粗鲁地拒绝。只有当他们反复抗争，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对他们稍微作出一点补偿，而补偿的标准却是随意的，毫无公平可言，也无法律可依，更谈不上透明操作，对于这些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政府唯一想到的方式就是暴力镇压，毫不理会他们的损失，更不会关心他们受伤的情绪，甚至粗鲁地将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作出的抗争定性为妨碍公务罪。此后他们的安置问题更是无人问津。现代商业的发展使得他们可以在城市中谋得一个生存的机会，这使得问题的严重性减小了许多，不然，如果他们的唯一生存手段被政府强行剥夺，那么找不到生存机会的失地农民很可能将会像古代社会一样，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当然，即便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在城市中争取到一个立足的机会，失去财产的痛苦和自己的权益得不到合法保障的愤怒也有可能迫使他们做出一些有害社会稳定的事情，因为自己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很容易会将个人的损失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如果这样的失地农民不断增多，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会骤然增多，有序的生产将会遭到破坏，国家也将变得失去控制。
不幸的是，失地农民确实在不断增多，政府的“合法侵权”行为也越来越多，后果的严重性也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还在不断升级。
经过20多年的疯狂卖地，大城市中可供继续征用以房产开发的土地已十分有限，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也因为经济不发达未能给失地农民足够的赔偿而使得征地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的支出却在不断扩大，中央下达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未曾明显放松，政府只能采取更大规模和更频繁的征地才能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这无疑会激起的更大更深民愤，大大折损政府的威信。
无论在什么时候，政府走到人民的对立面都会将自身陷入困境，房价的居高不下造成的沉重生活负担已使政府越来越失去人们的支持，那么政府为何愿意冒着罪人民的风险也要维持高房价呢？房地产的繁荣除了能够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外，它还是GDP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房地产更是扮演起了经济救兵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