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使得各国资源被有效利用起来，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就像任何事物都会有双面性一样，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也同样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往往影响到与它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甚至可以将自身的经济危机通过种种手段转嫁到其他国家。这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即便本国内的经济良好也很难独善其身。想要保持自己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除了本国要做好各种努力之外，还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往往需要不同国家的分工合作来完成，有的国家出资本，有的国家出土地，有的国家出劳动，每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不同。那些早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了一个比较舒服的角色。比如欧美，在几百年的重商主义的体系下，他们的商业文明高度发达，凭借几百年的资本积累，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在各地投资，研发最新的产品，主导着世界经济的方向，当然，也获得最为可观的利润。有的国家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发展港口运输就可以让整个国家无比富裕，比如新加坡。有的国家则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就已经富得流油，比如阿拉伯国家。当然，除了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业国家和有着先天资源优势的国家之外，更多的则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他们既没有资本和技术优势，也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只能靠廉价的劳动力奋起直追，凭借勤勉和好学，他们终于有所收获，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而中国，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使得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帝制结束后，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国家原本虚弱的积累，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斗争又将私人的资本积累统统据为国有，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压抑的政治环境也使得经济的发展非常滞后，除了经营电力、水、煤、盐等这些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的国有企业之外，民营企业少得可怜，就业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收入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购买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内需市场的中国经济几乎毫无前进的可能性，国际市场给了中国中小企业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
生活水平的低下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世界上有着不可比拟的竞争性，当外资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办厂时，人们疯狂地争取这个生存的机会，不管工资有多低廉，他们都欣然接受，因为与目前的生活水平相比，这已是极大的改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中国开始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成功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外贸企业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的社会就业问题。在商业发展极其滞后的建国之初，农业养活了中国90%以上的人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爆炸性增长却急剧加重了土地的负担，甚至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对外贸易的发展给了中国人一个就业的机会。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世界工厂”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光荣称号，这表示世界的发展十分依赖于中国。没错，18世纪，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代表着世界的发展方向。然而，到今天，经过了300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到了信息时代，创新才是最有价值的生产部分。在制造业这一产业链中，研发设计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一部分，而耗时耗力的加工制造环节已经成为最低端的产业，它往往是枯燥的重复性生产，工时长，利润低，污染大，发达国家几乎将它完全抛弃，并将工厂搬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辛勤地付出以健康为代价的高强度劳动，却有着最为低下的收入水平，以制造业大国自居，但毫不具备利润最为可观且代表企业生命力的研发能力，那么将来中国只会继续走在世界经济潮流的后面，被动地追赶发达国家的最新经济成果，从而大大降低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以外贸为主的经济模式似乎被理解为一个大国的象征，贸易顺差令政府很是高兴。在一般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国家富足的表现——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但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还能把剩余提供给其他国家，这表明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富裕许多，因为只有自己的国家富裕了，生产力水平高于自身需要，才有能力产生剩余，只有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富裕了，我们除了养活自己的国民外还可以养活其他国家的国民，比如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中国的发展状况确实十分特殊，贸易顺差并不是因为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后仍有剩余，而是自己的国民没有消费能力购买本国的产品，才不得不通过为其他国家打工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养活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出口，并不是因为我国的国民对这些产品完全消费后有了剩余，恰好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消费不起，所以只好卖给比我们更为富裕的国家。换句话来说，并不是我们不需要我们用于出口的产品，而是我们的消费能力负担不起这些产品。
于是，我们继续向发达国家输出我们的劳动（任何产品都是劳动的结果），但因为贸易顺差的缘故，使得我们无法购买贸易输出国等额的劳动量，这等于我们有一部分劳动是免费向这些国家输出的，即免费为他们打工。那么德国等贸易顺差国为什么也在追求贸易顺差而不认为自己是为别人打工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德国与自己的贸易输出国享有相同甚至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除了消费了与输出国等量的劳动量之外，还拥有可以购买更多输出国劳动量的货币，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通过购买的形式把贸易输出国的某些产品据为己有，即他们可以消费比贸易输出国更多的劳动量。而中国则不同，中国非但不能消费与贸易输出国等量的产品，若想使用贸易顺差积累的货币购买其产品，还不得不付出比本国更多的代价，因为这些国家的商品价格远远高于中国。
另一个对外贸的错误认知是，我国出口产品利润低下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的压迫，这其实是毫无根据和道理的。如果外贸企业的利润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低于内贸企业的利润，那么根据资本的逐利性原则，原本用以维持外贸的资本必定会转到内贸行业中来，那么这必定造成外贸行业资本的不足而导致企业因失去竞争而抬高产品利润。不久，内贸企业的利润就会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下降到与外贸相同的利润水平。但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在于外贸行业的利润并非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而是由内需市场决定的，内贸行业的利润已经到了不可再降的地步。事实上，最初外贸的利润甚至远远高于内贸的利润。正是因为国人的消费水平及其有限，内需市场的萎靡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利润，内贸企业的利润几乎低到最低限度，如果外贸的利润高于内贸，那么必定会将原本用于内贸的资本吸引到外贸行业中来，不久外贸行业就会因为竞争的增多使利润下降至跟内贸同等的水平。所以，只要内贸的利润保持在一个低水平，外贸就不可能处于一个比它更高的水平。正是因为内贸始终维持低利润水平，所以外贸的利润才提高不上去。
而在外贸中，因为远距离的付款方式，买方赖账的可能性要比国内市场更高，出口企业往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大家如果能够从事内贸，必定不会从事外贸，而中国的内贸市场已经饱和，企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愿意从事外贸，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自己在国际分工中加工者的角色。
正是外贸给了许多中国人生存、工作的机会，但它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尤其是在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外贸主导型的中国经济模式更加显示出了自己的脆弱性。
2007年，随着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开始从美国波及全世界，它如同海啸一般，所到之处对当地经济造成致命性打击，中国也未能幸免于难。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中小企业开始出现了普遍的资金断裂，并开始大规模倒闭，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这一时期的失业率（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总是与老百姓的真实感受相差甚远，且不同机构会有不同的结果，差异之大也让人莫衷一是），但从随处可见的待业人口和大量的返乡农民工中我们大约可以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东莞等城市一片萧条，中国制造业陷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寒冬”。
但之后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制造业在短时间内以令人不可想象的速度死而复生，在全球不动产市场普遍震荡的情况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短时间的微跌后迅速回升，一路高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也未能阻止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奇迹。国内媒体甚至自豪地报道：中国的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一切仿佛就像一个神话。内需不振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外贸市场，当外贸因全球金融危机受到重创，中国经济应该脆弱得不堪一击才是，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像想象中一样迅速下滑，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它奇迹般地复苏了，那么政府到底采用了怎样的魔法手段得到了这样好的效果，尤其是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远远不如西方国家的情况下？
就像上面我说过的那样，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目标，地方政府开始了疯狂的卖地行为。2008年之后，房地产更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国家普遍陷入了经济衰退，消费水平明显下降。这使得高度依赖国外市场的我国企业大规模倒闭，这些外贸企业的倒闭使我国的失业率陡升，已经破产的企业主和失业人口变得不敢消费，这又使得我国的内贸企业因市场低迷陷入危机，脆弱的内需市场使得消费和出口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脆弱得不堪一击。
既然出口和内需都遭到了重创，他们不但不能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下滑，那么唯一能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只剩下投资。
2008年下半年之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状况都大相径庭。受债务危机的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大量破产，房价一路走低，中国的楼市虽然有过轻微的震荡，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上海的房价有至少1%的跌幅，但这种趋势很快就被遏制住，中国的楼市迅速摆脱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路上扬，并带领中国经济走上了稳定增长的神话之路。
2008年之后，中国的商品房供应共面积虽然没有显著增多，但楼市的换手率却明显高于往年，一套房产在一年之间甚至经历了2～3次的转手，而每次的成交价格都比以前大大提高。也正是从这时期，买房成了街头百姓最热议的话题——尽管它离大多数普通百姓的购买力越来越远——这也成就了无数人一夜暴富的梦想，甚至在温州等金融发达地区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炒房集团，这种推波助澜更加刺激了房价的飙涨。
楼市的繁荣让大批炒房客因此获利，并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内需市场从因炒房获利的投机者的消费欲望增长中得以平衡因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的高失业下的消费不振，甚至可以因此获得更大的增长动力，这也是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但没有下滑反而持续增长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奢侈品的增长才是社会消费量零售总额增长的原因。而外贸企业也因为在房产中的获利继续维持自己的企业周转自己，这使得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得以喘息，如果没有投资的拉动作用，在内需和出口都遭到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动力能够拉动的中国经济只有死路一条。
房价的虚高支撑起来的经济增长数据显然让政府很满意，但这种模式就像给经济体注射了一剂兴奋剂，虽然在短时间内带动了经济体的增长，但它最终却会伤害实体经济。一个普通百姓几十年的资本积累被一套房子消耗殆尽，还要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在未来几十年都要做房奴，这无疑是一种透支未来财富的行为。近些年来，中国的收藏品也开始成为资本获利的主要炒作对象。甚至连大蒜、绿豆、猪肉、蔬菜这些人们最基本的必需品也清楚地闪现着资本运作的影子。投机集团垄断货源，囤积货物，抬高价格，于是中国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农民因为批发商低廉的收购价格而情愿大量的蔬菜烂在地里，零售商的价格又因为太高而使零售变得阻力重重，中间的巨额利润被投机商人卷走，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却要为这一切买单。到今天，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对实体经济的伤害作用远远超过对它的帮助。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另一剂强心剂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扩大——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