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广泛传播。在中国，“社会主义”成为知识界最时髦的名词，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社会贫富不均的极大弊端，劳动者被资本家、官僚、军阀掠夺的严重后果。
多年来，孙中山向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传递友好愿望，无不被冷漠碰得粉碎。1924年1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吁请美国调解，以结束中国的内乱。舒尔曼在他递交的报告中说，孙中山给他的印象如同一名精神错乱者。
历史上，沙皇俄国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工数十万人，由于其一向不履行合同的风格，华工赴俄后不能从事合同规定的工作，生活和工资待遇恶劣，甚至有大批华工被送到前线当炮灰。据不完全统计，在前线被德国人袭击死亡的华工就有700人。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华工的反抗，在十月革命中仅参加红军的华工就多达五万人。
十月革命后，取代旧俄国的苏俄形象一新，宣称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苏联，希望其能给予实际的援助，开始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1923年1月，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越飞在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极力称赞吴佩孚部队的秩序和训练水平，认为军事上无疑吴佩孚更强。但经过接触，吴表示一定要派兵进驻外蒙，双方没有谈成。到1923年3月，苏俄中央政治局决定弃吴援孙，并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给国民革命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孙中山本人一方面渴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对实行苏联式社会政策犹豫不决，因为这样做必将失去一部分原来的坚定支持者。但此时陈炯明的军队试图杀回广州，广州处于最危险的关头，孙中山甚至准备再度出走，最终力排众议决定实行联俄。
苏联军事顾问在视察了支持孙中山的军队后认为，大部分部队训练不足，装备很差，只能算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只有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孙中山。国民党虽然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没有军火工厂，港英当局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口，武器弹药极其匮乏。因此苏联顾问建议国民党集中征税、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机构。
苏联政府决定拨出300万卢布援助孙中山，用于支付军饷、资助党报党刊和组建军校，并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其组建军队。黄埔军校就是苏联出钱组建的，由苏联军事专家掌控并完全按照苏军条令训练军官。不仅黄埔，苏联援建的军校还有滇军军校、湘军军校、警察学校、粤军第1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等，这些学校均派有苏联军事顾问。
作为中国历史上传奇性的将军摇篮，黄埔军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是苏联支付的，但日常费用还必须由财政拮据的广东省政府筹集。军校每月经常费3万元，仅由广州市政厅拨6000元，学生甚至有伙食接济不上，处于濒临断炊的困境。
军械方面，军校最初请求发给毛瑟枪300支，但兵工厂在军阀严密控制之下，只发给30支旧枪，用作站岗放哨还不够，更谈不上出操作战。直到1924年5月，第一期学生才实现每人一枪。商团事件中黄埔军校扣留了进口枪械，成立了教导团，国民党政权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军队才得以萌芽。
为了维持军校的运行，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经常到掌管财政的军阀烟榻上去要钱，这种滋味显然不好受。蒋介石为了经费问题先后两度提出辞职。一次他去找范石生，还不等把话说完，对方就冲着蒋介石发了一通火：“就凭你们那么几个人能干什么？当心哪天我派一批弟兄去把你们连锅端了！”说完就自顾自地进屋抽大烟去了，弄得蒋进退不得，十分尴尬。
后来还是廖仲恺出面才弄到了这笔钱，廖仲恺的经验是：“那些军阀老爷们要过大烟瘾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那时候去要钱，不光要不到，还准得挨一顿骂。要在他们过足了烟瘾，心情很好的时候才去开口，这才有可能把事情办成。”
商团事件刚结束的1924年10月，北方局势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等发动北京政变，迫使总统曹锟下野，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祺瑞等电请孙中山即赴北京，共商国是。
身材高大的冯玉祥出身行伍，靠自己的滚爬摔打和智谋，从一名底层士兵成长为一方豪强。从履历上来说，冯玉祥与直系渊源很深，但又常自行其是，不是直系核心成员。1920年直皖战争后，冯玉祥成为河南督军，而驻扎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以太上督军自居，不时索要款项。冯玉祥刚上任，吴就派人来索要80万元，并要求以后每月拨款20万。冯督军甚以为苦，想找个机会移驻北京南苑。
在北京官场，办事送礼已经成为风气，与此格格不入的冯玉祥屡屡碰钉子，对直系政府的感情也日益恶化。一次他去见曹锟的亲信李彦青，说军队在喝小米粥过日子，请求发给军饷5万元。这位搓澡工出身的李三爷摆足了架子就不答应，却当场叫进来个古董贩子，花20多万买了个花瓶，给冯玉祥的羞辱可想而知。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出兵塞外，指定拨给他的军械却总领不到手。有人告诉他非送大礼不行，他不得不忍痛凑了10万元现款送入总统府，才领到全部军械。此时秋尽冬来，塞外天气已是严寒，冯军的开拔费又被克扣，全军无食无衣上前线，无异去送死。冯玉祥暗中和奉系张作霖联系，表示愿意倒戈相向，但需要经费200万元。
起初，张作霖认为款额数字过大，而效果难以预料。万一给了钱而冯不倒戈，这钱岂不白花了？因此犹豫再三。但奉军在前线八次猛攻均未奏效，损失惨重，战事就此胶着下去对奉军不利，决定孤注一掷。冯玉祥得到此款后回师入京，囚禁总统曹锟，通电讨伐吴佩孚。直军阵脚大乱，一败涂地，吴佩孚转道逃往湖北。
孙中山对局势欢欣鼓舞，这是打多少仗都等不来的形势，决定立即北上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不幸的是，由于诸多原因，北方政府首脑段祺瑞没有和孙中山就宪政、议会和涉外条约等重要问题达成协议，而孙中山却因劳累过度，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段祺瑞也于一年后的“三一八惨案”后黯然下野，北方政局已呈真空状态。
